饿着肚子闹革命

安庆有家客栈，坐北朝南，大门遥对着姚家口十字街上的斜坡。

你在饭点走进去，看见人头涌涌，客来客往。但没人搭理你，你敲敲桌子：“伙计！点菜！”老半天才有个人远远地说：“客人若是住店，自己去后面看看有没有空房。吃饭请到外面街上，本店不开伙好些时了。”可不是？满店的客商，没有一个吃饭的，只管走来走去，大声小声谈话。

这家客栈，名唤萍萃楼。大家知道武昌黄土坡的同兴酒馆，是共进会的据点，专门吸收新军弟兄入会，才造成了武昌事变。萍萃楼的资格，却比同兴酒馆老得多。

八月十九武昌事变之后，本来就十分兴旺的萍萃楼更加热闹非凡，门庭若市，说着安徽各地方言的客人在这里进进出出，有些人进来就关起门来开会。

别家客栈的老板、掌柜，通常是坐在柜台里，一边算帐，一边瞄着店面，伙计有没有偷懒，客人有没有伺候不周。萍萃楼的老板毕少斋，日里也坐在柜台里，但无所事事，除去与相熟人客打打招呼，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只有看到有些人进来，他才不免用寿县话低声抱怨几声：“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再不动，我这家店要关张了！”

不明就里的人未免奇怪：这么好的生意头，哪能关张？不过听话的人当然知道底细，总是笑笑：毕老板莫急，快了！快了！

它从宣统元年开市，大约办了两年多，一二十个房间，既设住宿，又包三餐，只要两角钱。从开张那日起，就称得上客似云来，但月月都在蚀本。为只为有太多的老主顾，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占着房间，每日吃喝，偶有新来的伙计不晓事，提起要帐的话头，他们总是点点头：“挂帐！”伙计回头看柜台里的东家，东家也在点头，那还有什么话说？

白住白吃就算了，走的时候，或者还会走到柜台前，将手一拱，东家居然就乖乖地从钱匣里摸出两串三串铜钱递上。这样豪燥的开店法，便有金山银山也禁不住消耗哩。

到得宣统三年的夏末秋初，店里连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奇怪的是，萍萃楼并未关张，每日大门敞开，也照样客似云来。毕老板照旧坐在柜台里，无事可管，无帐可记。老主顾们依然每日回来住店，每日出去办事，有时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只是少了吃饭这一项要务，店堂里不免烟冷灶凉。但人气依然很旺，老板饿着肚子开店，主顾们饿着肚子住店，伙计也几乎不用，大家自己拾掇铺盖，倒也爽利。

好容易等着了九月九日，萍萃楼早早便砰砰地上了门板。店堂里坐满了人，有新军六十一标、六十二标马、炮、工程各营、陆军小学、陆军测绘学堂各处的代表。主持的是个合肥人，叫吴春阳。身边站着个江苏口音的黑脸小个子，许多人认得他是在安庆办读书会的韩衍。

清末安庆造反经验，为诸省之冠。1907年徐锡麟起事，1908年熊成基举义，那炮声枪声厮杀声，还回响在一班市民的耳边。唯是如此，清廷防备安庆极严，而前两场起义，皖中军事精英损折亦巨。吴春阳与韩衍也知道光靠新军的力量不济事，武昌事变后，便多方联络安徽巡抚朱家宝倚畀备至的巡防营与抚署卫队，希望里应外合。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场起义还是失败了——可惜了毕老板枵腹开店的一番苦心。原因大略是：领导人不得力，病的病，怕的怕；有人告密；巡抚向南京请求的五营江防军已经抵达。

不过局势变化很快，几日后传来了上海、江苏先后光复的消息，紧接着长江上游的九江也宣告独立。而省内，皖北的寿县，皖南的芜湖，都已经自行成立军政府，“安徽巡抚之政令，此时已不能出安庆城门一步”。

摆在巡抚朱家宝面前的路，无非是学湖北瑞澂那样逃亡，或像江苏程德全那样独立，再不，就是山西陆钟琦的下场，死。

借兵

面对革命党人、谘议局议长、绅士代表的联合逼宫，朱家宝表现得很顽固，说了一些“食清之禄，忠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硬话，而且放言要“严厉搜捕党人”。这时绅士代表童挹芳说，搜捕党人会导致“全城俱碎”。

理由呢？一是党人都“怀挟猛烈炸弹”，这种传言吓吓老百姓和边远地方官员也许可以，安徽巡抚倘若怕这个，九月九日的起义又何至被镇压？重点还是在另一句：“党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

朱家宝是云南华宁人。帝国不允许本省人当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绅共治”的格局。纵然是被同僚评为“坚忍伉直”的朱家宝，诸事亦须看当地士绅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兴以来，安徽出的高官显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个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过于孙毓筠1906年策划在皖举事，以配合萍浏醴起义。这可是谋逆造反啊，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惊动了两江总督端方，他抓到孙毓筠，也无可如何——孙某的叔祖父孙家鼐，咸丰年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任帝师，此时正是武英殿大学士，充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即将成立的“资政院”，据说也是这位八十老翁将出任总裁。这种“皖人子弟”如何动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将孙毓筠判了五年监禁，关他在两江总督衙门里“读书悔过”了事。

抓捕党人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宝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布独立。他的顾虑跟程德全迟迟不让苏州光复的担忧是一样的，南京的清兵离安庆太近了！

一封密电替朱家宝解了围。密电发自河南彰德，发电人正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袁世凯劝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各省独立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党人或士绅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们自家人守时待变——当然，这话只能私下讲。朱家宝心领神会，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独立。

对于这个结果，安徽的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他们九月九日的起义，可不是为朱抚台劝进的。然而，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经被朱家宝动用江防营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离了安庆。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与革命党走得很近，但他无有兵权，也扳不动朱家宝。

于是有了吴春阳的“借兵”。

借兵这事儿，从古就很危险。试想哪个手握兵权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儿请了他来，他岂有帮你打跑对手，就皆大欢喜、班师回朝的道理？大清的天下，还不是靠着吴三桂所谓“借兵”得来的？所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说清室“得国太巧”，早晚会有报应。

按吴春阳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给“一混成协军火”——安徽有人，但军火不足，故受制于江防营。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结万名以上的新淮军，取道颍州、亳州，直扑河南的信阳州，令冯国璋的北洋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仅可以稳住安徽，武昌之围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实在无力援皖。从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钱，就是要军火。黎菩萨自身难保，只好派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与吴春阳一道，去找江西的“浔军”借兵。

浔军都督马毓宝倒很痛快，当即派出一个叫黄焕章的旅长，率二千浔军入皖。吴春阳先走一步，到了安庆，芜湖急电，要他去主持起义。吴春阳认为安庆有王天培主持，浔军相助，当可无事，芜湖为进攻南京必由之地，要尽快光复方好，就丢下安庆赶往芜湖。

芜湖事并不难办，但芜湖方下，吴春阳就收到安庆急电：黄焕章围都督府，劫军械所，焚藩署，洗劫藩库，全城糜烂。

浔军到来确有效力，张勋的江防五营即撤回浦口，未曾交火。但正应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俗谚，黄焕章不肯驻在安庆城外，强占安庆师范学堂，并向谘议局索饷一万元。议长说，一时间凑不齐这笔钱，先发二千五百元，再行筹饷。黄焕章部不同意，立即哗变，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主要由“洪江会匪”组成的浔军哗变，不仅赶跑了都督朱家宝，黄焕章自称总司令，而且两天之内，“城内殷实富户，悉被搜劫，无一幸免，公私损失三百万”。

待得吴春阳11月18日赶回安庆，城中已是一片乱象，市衢狼藉，人心惶惧，不亚于当年长毛入城。合肥人吴春阳“愤极”，因为是他出面请来的这帮畜生！他直接去黄焕章的司令部，要面责黄焕章，身边的人都拉他，说黄焕章狼子野心，岂可轻入虎穴？吴春阳愤然回答：“黄焕章假借民军，行同盗贼，践我土地，虐我人民，安徽素称多志士，今事至此，就没有一个人仗义执言吗？”

吴春阳返回安庆时，芜湖军政分府表示愿意派兵相从，但吴认为两军交战，更增人民苦难，决意只身面斥黄焕章。黄焕章也确实被吴春阳拿言语拘住了，又顾忌吴会向江西马毓宝控诉，当面答应退还军械、库银和商民财产。吴春阳满意而退。但小人反复无常，吴次日再往，迎接他的是七颗子弹。

吴春阳也料到了这种结局。他头天晚上写信通知安庆城内各同志，要他们撤出城去，以免被一网打尽，又构思了一首绝命诗，一时心乱，也没有终篇。第二天就遇难了，同死的还有一位自愿护送的侠士毕大怀。

吴春阳之死震动全皖，散落在各处的新军士兵自发集结起来，要回安庆为吴春阳报仇。同时安庆士绅的请愿信也递往九江。此事不仅让皖赣两省势同水火，还间接伤了湖北黎元洪的面子，马毓宝也不敢大意，派参谋长李烈钧来安庆收拾残局。李烈钧跑来当了几天临时的安徽都督，将黄焕章部送回江西后，自己也声称要去武昌助战，弃位而去。

都督虚位，安庆党人与士绅自发地组织了“临时省参事会”，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票选孙毓筠为皖军都督，同时上海中国革命同盟会本部，也选任孙毓筠为皖军都督，还有寿县的淮上军、庐州军政分府、芜湖军政分府，也一致拥护。孙毓筠何以受此拥戴？他革命是老资格，又出身安徽世族，各方面都能接受。

孙毓筠此时刚刚被光复南京的江浙联军，从两江总督衙门里放出来，到了上海。安徽迎接的专使一到，他就启程回皖，途中不免有些险阻，但末了还是来到安庆履任。从上海出发前，他写信给一位杭州的好友，请他务必回安徽来帮忙，因为孙毓筠自己，就是1905年被此人引入革命之路的。

收信人是陆军小学堂的陈仲甫，那时还没有人叫他陈独秀。

“皖人治皖”

陈独秀到了安庆后，据说是担任了都督府秘书长，但民国政府的备案中，他只是“秘书”。都督府秘书科上书大总统孙文，要求保护刘光汉（刘师培），陈独秀的签名“陈仲”列于第五位，不太像是掌事权的人。

陈独秀在孙毓筠手下的时间也不长。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据当时安徽都督府掌管文书及收发的科长张啸岑回忆，陈独秀“性情过于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革好，常常为了改革而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个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孙毓筠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从”。这样的秘书不好用，用不好，是很自然的。

更关键的问题是：1905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岳王会”的柏文蔚，要与孙毓筠争做都督。陈独秀会站在谁的一边？论关系交情，自然是柏文蔚更深，否则柏当上都督后也不会请陈独秀正式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但陈独秀是孙毓筠请回安庆，背之亦为不义。陈独秀没在都督府呆多久，就辞职去办安徽高等学校，我怀疑跟他在孙柏之争中难以自处有关。

柏文蔚也有难言的苦衷。岳王会解散后，他去南京入伍，曾做到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武昌事变后，柏文蔚从奉天南下，策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起义，攻打南京，立下大功，被任为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他本不必回安徽与孙毓筠争这个都督。

怎奈南北议和，终于告成。北伐梦想成为泡影，柏文蔚驻军浦口，位置十分尴尬。盖因此时张謇等人，实在难以容忍江苏境内驻扎着安徽浙江等多省部队，提出“苏人治苏”的地方自治口号，客军难于存身。正好此时黄兴命柏文蔚率军护送孙毓筠回皖，清除地方势力。柏文蔚自觉论革命资历，论掌握实力，他都远在孙毓筠之上，动动都督的心思，很正常。

柏文蔚自己的回忆录里，将这一场争夺写得十分堂皇：孙毓筠不断请柏入皖，甚至说出“病在垂危，二子托孤”之语，柏文蔚推却不过，来到安庆，发现孙在骗他。柏文蔚说，孙毓筠的用意，是想请他代理安徽都督，孙自己可以乘机入京，与袁世凯接洽，“另谋其他之出路”。孙毓筠是如此渴望进京，以致不等柏文蔚同意，便致电北京，请袁世凯任柏文蔚为代理皖督，进一步更“运动皖省商民纷来浦口请求回皖主持皖事，代理都督”，于是柏“不得已从之”，后来柏文蔚还几次辞职，要把都督还给孙毓筠。（《烈武先生革命谈话》）

柏文蔚进行这段回忆谈话时，洪宪复辟早已结束，孙毓筠作为“筹安会六君子”早已臭名昭著，所以柏文蔚怎么说孙与袁世凯勾结也没关系。试想袁世凯能给孙毓筠什么样的“出路”，比做本省的都督更有吸引力？筹安会成员中的老革命党，如胡瑛，如李燮和，哪个不是被本地同志排挤得无处容身，才去北京投靠老袁的？

因此另一种说法可能更靠谱：柏文蔚一面放出风声，扬言孙毓筠吸食鸦片，白天不办公，不见客，一面又秘密求黄兴转请孙大总统派他为安徽都督。孙文回答说，柏文蔚、孙毓筠都是革命同志，又是安徽同乡，让他们自己商量。

于是柏文蔚仿张謇故智，提出一个口号叫“皖人治皖”——奇怪，孙毓筠也是安徽人，还是望族，他当都督难道不是皖人治皖？这里有个说道。柏文蔚对人说，孙毓筠只是刘阿斗，真正的诸葛亮是韩衍，都督府实权握于韩衍之手，这个人是江苏人，怎么能够治理安徽？孙毓筠任用外人，因此不配做安徽都督。

一时间，安庆城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江苏人身上。

奇士韩衍

韩衍光复前在安庆城中便颇有名气，他四十多岁，以乞丐身份出现，“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褴褛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这付尊容在安庆丐帮中倒不算特殊，不过他带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老婆林红叶，不免引得旁人侧目。

光复前，这对夫妇就在萍萃楼摆书摊，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自办一份《安徽通俗公报》。光复后，他们搬到同安岑街，韩衍此时开始张扬起来，红漆了大门，自题门额为“红叶诗馆”，两旁的对联写着“盘古第二，乞丐无双”。

于是韩衍夫妇的秘闻渐渐被传播出来。韩衍是江苏丹徒人，自幼家贫，立志向上，考入江南高等学堂，因为闹学潮被开除。那时南通张謇正在江苏，颇为赏识，收入门下，后来又介绍韩衍入北洋幕府，任督练处文案。此时大约韩已经是同盟会员。

关于他为何脱离北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韩衍在保路运动中，反对袁世凯派兵南下弹压沪杭甬铁路风潮，上书朝廷，攻讦袁“植势力于东南，居心叵测”。韩衍知道此举定会触怒老袁，上书后立即出走，经过直隶总督杨士骧转荐，到安徽巡抚冯煦幕中，继续当文案。

另一种说法则刺激得多。据说韩衍的文采，袁世凯也很赏识，令其教公馆里的使女识字，韩衍乘机拉拢了一名使女，要她注意偷听袁世凯的日常机密，尤其与革命党相关者。后来孙毓筠在南京密谋革命被捕，案子里涉及到韩衍，两江总督端方密电袁世凯询问。韩衍与使女知道事败，便学那李靖红拂故事，结伴逃往日本。韩衍给使女起名红叶，两人结缡。这年韩衍四十二岁，红叶廿四岁。

韩衍在光复前，以舆论家著称，主持《安徽通俗公报》，继陈独秀《安徽俗话报》之后，一面宣传革命，开启民智，一面揭发政治黑幕，批判官吏弄权，尤其是反对出卖铜官山矿权给洋人，颇遭人忌，居然导致韩衍遇刺，身中五刀，却没有死。

他的政治才干表现在浔军之乱后，彼时朱家宝已出走，吴春阳死难，李烈钧也不肯接这个乱局，安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韩衍挺身而出，发起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由前军政府的军政、民政、财政三部合成，韩衍出任秘书长，成为事实上的安徽都督。韩衍在机构发起文中说：“一线共和，萌芽于此，至以吾皖三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为个人都督的代价，同人等不忍为也。虚此一席，以待完全会议成立，再行推举贤能，适合共和性质，如渝此盟及其他之丝毫图利者，我四万万人共诛殛之。”

待得孙毓筠就任，仍然很信重韩衍。陈独秀虽是孙毓筠旧友，恐怕在都督府中还没有韩衍得势。这时韩衍又发起创办了一张《安徽船日报》，有人说韩自任社长，陈独秀是总编辑，如是实情，两人关系当还不错。然而也有人，如张啸岑，说陈独秀眼光很高，瞧不起韩衍。

当时安庆说韩衍坏话的大有人在，说他说话杂乱无章，骂人不讲分寸，说他操纵都督，揽权自为，“说好可称他为‘革命志士’，说不好则是‘文化流氓’”。这种处境难免让人心中悲凉，韩衍创办的《安徽船》今日已无存，我们只知道他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赠报社同志的诗：“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茅一篙，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

而韩衍最天才，也是最为人忌的事业，不是办报，而是组织青年军。

韩衍身历安徽光复全过程，目睹同志吴春阳的惨死，他当然看出问题的症结何在：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从武昌到上海，从滦州到通州，革命党人一直在尝试“运动”新军起事，或收编会党，但这些军队没有精神上的指引，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很容易溃败，很容易离散，也很容易腐化。

张謇与袁世凯对韩衍的赏识，并不是对一个诗才甚好的文学青年的赏识，他们都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大时代的奇才。他果然是。

韩衍以陆军小学、测绘学堂与尚志学堂学生为中心，成立了青年军。他不要新军，也不要会党，更不要专意吃粮的兵油子，这一点他倒是与对手柏文蔚心意相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青年军初创时有七八百人，分为三个大队，每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军监一人。三大队之上，设总队长和总军监各一人。

军监是什么？听上去很像古代的监军，其实军监“掌理军中政令和文化教育事宜”，也就是后来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委员那个角色。

韩衍自任总军监，三个大队的军监，都是为时论所重的文化人，如易白沙。

青年军的军旗，既不是铁血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红底上缀一大大的黄色“人”字，以示军队奉行人道主义。

韩衍每星期向全体队员讲话两次，并著有《青年军讲义》十四讲，每人一册。每个学员入伍时要填志愿书，要求服从纪律，立志献身革命。

韩衍对青年军的训话里，反复说到“志士未尝不用钱，但是志士的钱要大家用，志士未尝不吃饭，但是志士的饭要大家吃”，青年军中从上到下，每人每月八块大洋的津贴，“吃饭是上下一样，并且要轮流挑水、买菜，有时还要集体劳动，做一些打柴、修路工作”。

韩衍还专门为青年军办了一份刊物叫《血报》，发刊词说：“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则以血溅是非。”

可以说，韩衍打造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队。袁世凯小站练兵，北洋军装备不可谓不精良，但说到理念推行，不外是“效忠皇上，报效大帅”的旧伦理。对于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现代士兵，这种价值观远不足让他效命沙场，进而实现人生意义。

这支青年军直接隶属都督孙毓筠。可惜，韩衍没能看到及锋而试的一天。

民国元年二月，孙柏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柏文蔚既然高调提出“皖人治皖”，那好吧，由高语罕等人牵头，一群名流“联名邀请韩衍加入安徽太和县籍”，并在安庆北门醒民戏院召开“欢迎韩衍入籍大会”。

成了安徽人的韩衍，在《安徽船》上连续撰文，大骂柏文蔚不思推翻清室，反而抢夺地盘，一心升官发财。柏文蔚也不示弱，吩咐手下文案大发电报，与韩衍互相攻击。（我猜柏文蔚麾下那些笔杆子，定然骂不过韩衍。）几天下来，韩衍将来往电稿，编成《五日交涉记》，印成小册子向外散发。这带有法国大革命色彩的手段彻底激怒了柏文蔚。他认识到自己虽有兵权，但孙毓筠有韩衍，韩衍有《安徽船》与青年军，争夺都督将成画饼。

柏文蔚派出了自己的本家侄子柏若浩，在“红叶诗馆”附近刺杀了韩衍。果然，孙毓筠失去韩衍，再无力与柏文蔚一争雄长，只好让出都督位置，跑到北京去坐冷板凳。

柏文蔚上台后，立即停办《安徽船》，解散青年军，还当众焚毁了“人字旗”。然而，最后几期的《安徽船》上，刊出了《呈报韩君事迹并请旌恤文》，中云：“韩君以乞丐生涯，尽国民义务……其停辛伫苦，牺牲国事之劳，实不在熊成基、范传甲诸烈士之下。”此文的执笔者，有人说便是将任都督府秘书长、据说不太瞧得起韩衍的陈独秀。

非常时代，死人很寻常，纵然是韩衍这样有过大影响的人物。二次革命一起，袁世凯任用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攻占安庆，谁还记得这个破衣烂裳满面胡须的小个子江苏人？或许被解散的青年军学员手里，还遗留着他亲撰的《青年军讲义》，上面写着“彼以一死赴将军之命令，我以一死争世界之是非……且自家一身于身外，即世界主义之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