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在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那篇名为《数星星的孩子》的课文就令这位勤奋的少年形象永远长留在我们心中，但是我想，为他重新写一篇评传，或许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中，他代表了一种极其完美的品质——科学与文化素养的统一，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的统一。中国古代科技往往被看做一种脱离理论，唯有技术的行当，然而在张衡的身上，却可以清楚地倒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家最优秀的品质——文化思维与科技实践的结合。

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和民间故事里，曾不止一次记录过这位科学家感人的故事，但事实上，我们对他的了解总是在一个肤浅的表层，张衡的故事往往成为教育孩童成长的教科书读物。当西方人把欧几里德和亚里士多德定为文化的圣贤时，张衡——这位缔造了古代人类最伟大发明的东方人，他的发明与科学理论，在他的同胞眼中却只是小儿科的把戏。我们想到阿基米德，总会想起“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的至理名言，但是想到张衡，我们的眼中却仅仅浮现出一位星光下数星星的孩童形象。西方文明之所以在17世纪以后取得了迅猛发展，原因在于西方人正确地解读了他们的科技大师，而于东方来说，我们缺少对这些本民族先贤圣人的最基本的尊重，不要认为年代的久远会使历史变成宇宙的尘埃，古希腊的思想文明成就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心灵，那么作为东方人的我们呢？

写下如上文字的时候，我的眼前多次浮现出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那个数星星的孩子的形象。尽管在读中学甚至读大学，直到大学毕业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在无数的画册和照片上不止一次地见到了成年张衡的形象，那个如此清瘦又如此忧郁的中年人，但是于我的心中，张衡始终是一个心灵如孩童一般透明的人。在鱼目混杂的宦海生涯中，他始终以一颗纯真的心灵去履行他的人生信念，敲开了自然科学奥秘的大门。教科书上是如此介绍张衡的：中国古代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他做过河间国的相国，曾经不畏强暴为民请命，他曾经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给他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却在几百年以后被唐太宗引为了圣贤至理。他人生里大多数时光是在太史令的任上，终日与各类的天文仪器相伴，也兑现了童年时那“窥探宇宙奥秘”的誓言。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小学课文《数星星的孩子》里开篇的几句话：“晚上，满天的星星像无数珍珠撒在碧玉盘里。一个孩子坐在院子里，靠着奶奶，仰着头，指着天空数星星。一颗，两颗，一直数到了几百颗。”我无法查阅那篇简单的文字是出自何人之手，但是这位作者无疑是值得钦佩的，短短只语片言，却包容了这位科学家一生的命运轨道。张衡的一生都在数星星，从南阳到河间，从河间到洛阳，他以莫大的勇气向天空和大地的奥秘宣战，当古代世界的人类迷信鬼神，对宇宙和天体的奥秘处于蒙昧状态时，他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成为了点燃宇宙科学圣火的普罗米修斯。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思想观念里，“天道”始终是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话题，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地与神秘无边的天空，给人类带来了多少惶恐和敬畏。罗马教会烧死了布鲁诺，但是地球依然在转动，这是蒙昧时期的西方世界特有的笑话。而在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野蛮的杀戮与迫害，但是世俗的流言与压力依然成为文明前进的阻力。这也注定了张衡的人生将在打击和嘲笑中度过。儒生们称他为“妖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曾把他作为“奇人”。其实人类从没有妖，所谓的妖人只因为他们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眼光和发现精神。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过程里，在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前，我们也一样可以发现如张衡一样流光溢彩的姓名。在古代的世界，作为一个科学家，生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公元2世纪的东汉，古罗马的老爷们正在斗兽场上无所事事，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是野蛮人的天下，德国人和英国人还是一些茹毛饮血的游牧部族。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东方，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全文明的封建制国家，驿路四通八达，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足够养活数家欧洲人口，高度统一的集权制国家，人口近百万的大型城市。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如天堂一样的生活，在中国已经成为事实。那同样是一个群星闪烁的时代，《九章算术》开启了人类走向数学大门的钥匙，勾股定理的问世影响了未来生活从天文到建筑的各个方面。纺织机的广泛推广使丝绸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物品，并成为西方人眼里上帝的杰作。当今天的人们批判着儒家的保守与偏执的时候，我们恰恰忽略了，儒家最基本的精神是它的包容性，可以允许批判，可以允许争论，但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会造成思想的杀戮，中国古代科学正是成长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里的。而这对于张衡也是莫大的幸运，如果他生在古希腊，会像苏格拉底一样走上审判台，如果他生在古罗马，会如布鲁诺一样走向火刑架，自由科学的氛围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缔造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是中华文明长久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公元78年，张衡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里，其祖父张堪曾是抵抗匈奴的名将，也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可以如世家子弟一样，终日以饮酒和歌舞为乐，到规定的年龄去承袭一份闲散的官职。他也可以做一位云游山水的诗人，就像他青年时代一样，《二京赋》《南都赋》等作品在今天依然脍炙人口。如果当初他选择的是文学而非科学，也许今天他在国人中的名气会大很多，至少他会像司马相如一样，其故事会被无数的民间戏曲改编，今天也会被无数的影视作品戏说，他的形象会被一干当红小生们反复的扮演，从而捧红无数的影视新人。在中国，做才子往往要比做学者轻松得多，名声也大得多。他也试图这样做过，从16岁开始，他离开了生养他的故乡，踏上了求学的路途。当与他同年龄的世家子弟正沉溺在女人的温柔乡中，他独自走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这或许与他的家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提到古代的名门望族，总会想到大宅门里的纨绔子弟，或者是青楼下一掷千金的浪荡公子，而在张衡的家庭里，刻苦和严谨是祖传的家训，当东汉的开国功臣们在天下承平的光景中渐渐走向腐化时，张衡的祖父张堪依然保持着贫苦出身的朴素本质。我记得《数星星的孩子》里那位为张衡讲述宇宙奥秘的爷爷的形象，我宁可相信这不是文学的杜撰，因为一个人最初的品格和修养都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张衡就这样自主地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16岁，当今天的孩子们正坐在明媚的教室学习，或许正沉迷于网络游戏和QQ聊天的时候，张衡已经走遍了万水千山。著名的《二京赋》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那华丽的词汇，那超人的想象以及那热血燃烧的情怀，让人很难想象该作出自一位未及弱冠的少年之手。然而生活并不是按照想象顺延下去的，生活充满了种种的意外。在洛阳的太学里，张衡结识了著名天文学家崔瑗，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对于天文和历法的研究，这是他人生里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任何一部史书都没有做过交代，但是我想，这或许正与他童年时数星星的梦想有关，童年的蒙昧从这一刻起终于有了确定的答案，他注定要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一门崭新的学问，命运的轨迹在经过了多年的轮转以后，终于又回到童年的起点，从少年时代仰望星空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将注定为探索宇宙奥秘而燃烧。

从公元100年张衡接受邀请，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开始，到公元115年，张衡出任太史令职务，这15年时间是张衡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期，或许也可以被看作他一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日间清茶一杯，促膝论道，夜间红烛一盏，苦读《太玄经》，苦行僧一般的修行磨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前人深刻的学问也赋予了他求索的勇气。那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里，年轻的张衡会再一次仰望天空的繁星么？“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虔诚的诗歌今天依然唱响在我们的心中，张衡用这般华丽的文字书写了心路的历程，他的人生轨迹永远都好似一个大大的圆，从数星星的孩子到诗人，再到一位天文学家，从洛阳到河间，再到故乡南阳美丽的村庄，终点回到起点的轮回里，脚步走过万水千山，心中的感悟又有几多？侧身南望涕沾襟，他是为无穷尽的探索道路而流泪，还是为莫测的前程而彷徨？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张衡也同样重复了这样的过程。永初二年，37岁的张衡收拾行装，踏上了去都城洛阳的路途，是汉王朝在等待张衡的到来，还是张衡在等待汉王朝的召唤？无论怎样，当他走进宫闱大门的那一刻起，他也就永远卷入了洪流一般的是非里。他性格刚直，不畏强暴，清廉爱民，这是祖父遗留给他的品格，也是中国清流阶层固有的精神信条。我们今天提到清流，总会想到满清末年，那些拒绝变法和进步的保守大臣的形象，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里，清流意味着一种高洁的信念，而非死读教条书的酸腐，清流更代表了做人做事严谨认真的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里关于治学求解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时代，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封建的礼教和典章尚未完全成型，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尚且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进取精神，一如近代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潮与民主精神。先进的士大夫分子们对于民贵君轻思想的坚持，一如1800多年后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坚守一样。倔强的张衡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信念走进洛阳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他成为了宦官攻击的靶标。在今天人的眼里，学者永远只是学者，政客永远只是政客，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投身政治洪流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方面必然无法有很高的建树。而事实上，所谓政治，只是被人类人为地赋予了种种黑暗的内容，政治并非全是肮脏，而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张衡在洛阳的多年里，始终是各类政治活动的主角，也是当时清流阶层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在朝堂之上力陈宦官的罪恶，也曾经严词拒绝当权人物对他的收买。而这一切，与他同时成功研究出了水运浑天仪不相矛盾，与他写出了著名的天文论著《灵宪》不相矛盾，知识如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那知识永远只是一纸空文，任何先进的科学思想都需要有先进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否则美好的理想只能在现实里扭曲变形。无论是身为一个政客，还是身为一个学者，张衡都延续了他一贯的品格：对原则的坚持和对操守的坚持。他不迷信权威的学说与学者，也同样不畏惧当朝权贵的淫威。做学问的态度与做人的态度一脉相承，这正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典范。

公元117年，即汉顺帝永初四年，是中国天文历史，同样也是世界天文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张衡研制成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水运浑天仪。对于浑天仪，我们今天只能在故宫的遗迹中找到一个模糊的概念，这种古老的仪器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先进成果，而对于浑天仪的真正原理和用途，大多数人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浑天仪得名于中国古代古老的天文学说——浑天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说，从秦汉开始一直存在着盖天说和浑天说两种争议，盖天说是商周时期萌芽诞生的天文学说，其理论为“天圆如地盖，地方如棋局”，即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代表了人类在蒙昧阶段对于宇宙的朦胧认识。与之相对应的是秦汉时期出现的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天是一个圆形的壳，天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位于天壳的内部，日月星辰随着天壳而转动。张衡的浑天仪正是以浑天学说为基础制造的，它是一种演示天体运动情况的仪器。浑天仪也并非是张衡的独立发明，而是由西汉科学家落下闳、耿寿晶所创，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运作更为精密的水运浑天仪，它分做内外几层，每层都可以转动，中间有个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轴和球体的接触有两个交点，即天球上的北极和南极。球的一半隐没在地平圈的下面，另一半显露在地平圈上面。在球的表面排列有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球面上还有黄道圈和赤道圈，二者成24度夹角，分列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古代以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把圆分成365度，每度又细分成四个小格。球体外面有两个圆圈，一个是地平圈，一个是子午圈，外圈圆周长为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和地平斜交成36度，就是说北极高出地平36度。这是洛阳地区的北极仰角，也是洛阳地区的地理纬度。这架仪器的构造，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张衡巧妙设计了齿轮转动系统把浑天仪和漏壶联系起来，借助漏壶的水流力量推动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这一年，张衡的浑天仪成功演示了洛阳地区星空的运动实况，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让所有质疑他的人暂时闭上了嘴巴。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种伟大的科技成就，今天的某些学者都采取了低调记录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里，自然科学发明的地位是要落在人文科学之后的。文革时期，浑天仪更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污蔑为“封建迷信的产物”。前人的蒙昧尚可以理解，后人的无知却令人可悲。张衡的浑天仪，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情况看，很多内容无疑是超越了时代的。一项科技发明若超越了时代，也势必很难在短期内为时代所接受。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行为不也曾遭到煤气灯公司的抵制吗？在东汉的生产力状况下，许多天文学成就无法在当时体现出作用，但势必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欧洲人处死了培根，可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鼓舞了无数欧洲近代科学家向蒙昧的宗教宣战。浑天仪以及浑天学说所带来的科技成果，不仅在当时引发了轰动，在日后的岁月里，它的作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扩展，在奠定了中国天文学研究基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天文观测的方式以及天文学说成果的变革。

浑天仪绝不仅仅是今天故宫博物院里一尊华丽的摆设，也并非是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奇技淫巧，而是一种精密的观测天象的机器设备。在人类漫长的天文研究历史上，浑天仪为人类捅开了探索天体奥秘的一层窗户纸，按照现代科学观念来看，浑天仪包括制造浑天仪理论的浑天说，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精确度，都与真实的情况有着不小的距离，但是谁又能离开自己身处的时代去看待客观的事物呢，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牛顿的自由落体运动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同样存在着有待后人去完善和补充的漏洞，他们并没有因为错误，而由伟大变得渺小，相反更加深受我们的尊重。张衡也一样，中国现代的科普读物里，对于浑天仪的记录和叙述，只占据很小的一个篇幅，但是就人类天文学的历史而言，能够正确的演示星空运行的状况并以此推算天体运行的规律，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天文学发展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天文学本身的研究角度看，浑天仪为人类演示了天体运行的基本轮廓和结构，也就为后人点亮了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一盏明灯，对于天文学的演变和发展无疑具有启蒙运动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历法和潮汐的推算，都缘自古代天文学家对天象的观测和研究，包括节气的演变和春夏秋冬的交替，以及农令农时的变更，这一切也同样要以天文学的进步为基础。古代中国的文明之所以领先于世界，首要一点是因为封建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在靠天吃饭的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下，对于天象的观测和农时的把握，则成为决定生产成果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用怎样的赞美词汇去评价这一伟大的成果，都是不过分的。另外需要重要说明的一点是，水运浑天仪的成功，并非仅仅是张衡一个人的智慧。在洛阳平昌门南，有一个叫灵台的地方，那里是张衡担任太史令期间观测天象的地点。所谓的灵台，自然不仅仅是一个高台这样简单，它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研究体系，根据《后汉书》的记录，灵台就是当时的天文台。这里的总管是灵台丞，属太史令管辖，上面有候气的、候风的、候日的、候星的等40多人，机构庞大，分工细密。这样完善的科学研究机制，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世界只为中国所独有，因此这样的成功并不能只被看做某位科学家灵感的昙花一现，而是应当被看做中国封建时代科技制度的成功，完备的管理和研究制度为科学家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也使水运浑天仪的诞生成为一种必然。即使张衡在16岁那年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水运浑天仪也必然会诞生在同时代一个叫李衡或者王衡的人之手。当有些中国人在感叹瓦特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恰恰忽略了重要的一个事情。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家都需要和一个优秀的科学制度相适应，与瓦特同时代的清朝连一个火器发明家戴梓都难以容下，就足够证明近代中国的落后，绝非仅仅是民族智慧缺失的缘故。

在水运浑天仪制作成功的第二年，张衡写下了他一生里最伟大的一部天文巨著《灵宪》，从研究《太玄经》到制作浑天仪，再到巨著《灵宪》的问世，从学习前人的理论到实践，再到丰富和完善新理论，张衡经历了一个科学家正常的研究过程，也更加明白地证明了中国古代科技的理论性。《灵宪》是中国天文浑天理论的集大成者，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前人的天文思想，而且对于天体的演化过程和宇宙的概念，以及行星的运动速度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特别重要的是，张衡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宇宙”这一新的概念，并将宇宙和天地区分开来。他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的无限性，这一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天文研究，更在中国思想史上引发了一场剧烈的地震，后世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者将张衡的宇宙无限论应用于思想领域，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唯物主义思想。

《灵宪》的成就不仅仅于此，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灵宪》涉及了宇宙运动的方方面面，在天体的演化过程里，张衡提出了“星云”学说，即天体是由各种气组成，在气的分化中形成了天地。欧洲直到1700多年后，才由康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行星运动的速度上，张衡探讨了行星运行的速度规律，指出行星运行的速度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灵宪》同样揭开了月食的产生和运动之谜，即“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他提出了月亮本身不发光，是靠太阳发光的正确理论。在星相和流星等问题上，《灵宪》也做出了非常系统的论述。在公元2世纪的世界，《灵宪》可被看做天文学的百科全书，而这部书与浑天仪一样，也不仅仅代表着张衡一个人的科技成就与智慧思想，《灵宪》里的许多观点，在之前的一些关于浑天说的前人论著里都有所涉及，张衡将其深化并加以系统地证明，这部书实际上是秦朝初期至东汉时代浑天学说的集大成者。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浑天说成为了统治中国天文近两千年的学说，后世的天文学家都以其为天文理论的研究基础。

公元132年，即汉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完成了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后一件大事——发明地动仪，这也是他几十年宦海沉浮生涯里最光辉的一刻。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张衡的这台机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地动仪又称为候风地动仪，由青铜制成，形像一只圈足的酒尊，直径有8尺；尊上有个隆起的合盖；尊外附有8条龙，龙首朝着8个方向；龙口中含有一粒铜丸；地面上有8只昂首张口的蟾蜍，准备承接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尊中有一根高而细的铜柱，张衡称之为都柱，都柱在接受到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后就向波源方向倾倒。在都柱周围构架了8条通道，使倾倒的都柱只能往一道中滑倒，倒到尽头，都柱敲动一个像弩机装置似的牙机，利用扛杆传动，使龙首张开口，铜丸跌入蟾蜍口中，砰的一声，人们闻声检丸，就可知道该方向发生了地震。地动仪诞生的初期，朝野上下普遍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机器预测地震的发生，即使到了科技革命时代，也是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才完成的课题。据说地动仪问世的时候，清流们曾批判张衡“制妖物以媚主上”，宦官们也曾污蔑张衡“行异术以惑人心”。科学，特别是在自然科学诞生的初期，都注定是要与一切传统的势力进行战斗。公元138年秋的陇西大地震，为张衡的地动仪彻底正名，从最后上报的地震实际发生时间到张衡地动仪观测的确切时间看，其误差不超过一个时辰。当然，地动仪对于地震的预测还处于一种极其原始的状态，它只可以大体的感知地震发生的方位，无法定位地震发生的准确地点，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的确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发明，对比西方的科技成就，地动仪领先世界约1800年。

另一个事实也足够说明地动仪的科技成就，清朝以后，地动仪的制作方式和运作原理几近失传。新中国成立后，地动仪的复原问题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才由王振铎最终完成了地动仪从外形到内部运作原理的全部复原。我们从这个侧面足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机械制造和科技思想的成就。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在没有自动机械化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科学家把人力机械化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也使封建时代的中国受益千年，如果在近代，这种研究方式能够继续下去，谁说工业革命不会发生在中国呢？

汉顺帝阳嘉二年，即公元133年，55岁的张衡不得不暂时告别他所钟爱的天文研究工作，黯然地踏上了赴河间国担任相国的路途。这一次的任命自然与宦官的陷害有关，汉顺帝时期，士大夫清流阶层与宦官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作为一个科学家，张衡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开山人物，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过是官场内部纷争的一颗小小的棋子。包括浑天仪的制作，在当时的背景下也绝不仅仅是科技原因，更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作为清流阶层的一员，驱逐宦官专政建立一个清明的政治世界，始终是张衡不二的理想。汉顺帝时期，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政变不断发生，作为官员的张衡自然走不出这样的迷局，汉顺帝曾问张衡，什么样的人是百姓痛恨的人。张衡直言回答说：“是那些互争权势，谋乱天下的人。”也正是这句话为他埋下了祸根。他忠直而勇敢，一如他勇敢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一样，他也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探索治国救民的真理。张衡的离开不是个别的，与他调任相关联的，是同时期东汉一批清流士大夫阶层的外逐，这是一场宦官阶层对于士大夫阶级大规模的驱逐运动，这是集权的封建专制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悲剧命运——遭谗言，放逐，再放逐。文人的理想与帝王的专制总是发生激烈的碰撞，这样的经历又给了张衡一种新的生活道路选择。从这一刻开始，他暂时放下了一个学者的身份，以一个清官的名义在遥远的河间重新实现自己的理想。

东汉中期是一个孕育着腐败和黑暗的时代，在这里用“孕育”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帝国内部的危机已经暗流汹涌，另一方面，光武中兴留下的丰厚家产，仍然使国家维持着天下承平的虚假繁荣景象。在汉顺帝的时代，国家的人口和生产力水平都已经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最高水准，北方的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也早已臣服在帝国的脚下，但是，西汉末年农民战争遗留下的地方豪强势力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东汉帝国的皇帝多是短命的婴儿，国家的政权由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严酷的现实与以张衡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群体和科研成就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反比。这种微妙的大环境不能不使张衡深受影响，从根本上说，张衡首先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传统知识分子中的忠君信念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是其人生信条里的首要观念。他曾上书顺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从上下，事依礼制”。他的所有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为他政治的抱负增添筹码，但是科学毕竟是科学，政治毕竟是政治，任何先进的科技成果在黑暗的政治时代里，总是会失去它应有的效用。浑天仪对于农业生产和时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实的社会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真正的受益者却是张衡最痛恨的豪强势力，地动仪的发明是为了国家可以更快地做出应对地震等灾难的措施，减少受灾地区民众的苦难，但是在那个贪墨横行，上行下效的政治环境下，地动仪的科技成果却是为宦官阶层的贪污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这真是对历史发展的莫大讽刺。科技的应用往往是不以发明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诺贝尔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曾使他痛苦无比。张衡的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发明，也无疑印证了这个悲剧，生在古中国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运，但是生在一个政治黑暗的中国，却是一个有济世救民理想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幸。《无间道》上曾说，“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却改变不了事情”。张衡就是抱着要改变一些事情的雄心开始了他最后的悲情路程。他所赴任的河间国是东汉治下一个充满黑暗的王国，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河间王横行不法，百姓民不聊生。张衡用大无畏的勇气向这一切宣战，他接连惩治了23家勾结官府的地方豪强势力，他的足迹遍布河间国每一片山山水水，为苦难里的百姓平冤做主。这个时期的张衡，俨然是中国传统话本里的清官形象。然而清官毕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我相信在河间的那些年里，一定有许多父老乡亲拜伏在他的脚下，眼含热泪，口称青天，可是这对走下坡路的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张衡是幸运的，与几十年以后东汉党锢之祸的那些清流相比，他无疑幸福得多。虽然屡次遭受谗言，虽然屡次直言上书，但是汉顺帝相比之下还是宽仁的。可是对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说，莫大的官位和荣耀都不是最终的追求目标，壮志得酬和青史留名才是毕生的愿望，后一个愿望张衡做到了，前一个却与现实差距很远。

在河间的3年里，张衡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汉赋的创作，虽然当时的东汉帝国远没有战国时楚国那样糟糕的境地，但是后人总是习惯将张衡的作品《四愁诗》与前代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而这两个人物无论是性格还是命运，都在冥冥中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一样的君主昏庸，一样的放逐，一样的壮志难酬。不同的是，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张衡比屈原更懂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也更加的具有实干的精神，至少他给治下的百姓带来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这是张衡发自内心的声音，他比屈原多了一份胆怯和务实，他的命运也成为诸多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缩影。身为一个知识阶层，传统的道德理念总与严酷的现实发生冲突，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计较手段，为了最终的道德追求可以暂时的牺牲信仰。这是许多封建社会实干家的悲剧。“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美丽的诗句里道出了多少心酸与无奈。太多的梦想像晚秋的菊花一般随风而落，遇水而流，杜鹃声声的悲凉里，年迈的他纵有翱翔九天的壮志，却依然不得不面对退潮一样的悲情。

皇帝始终没有忘却这位夺天地造化的智者，纵然他已离开洛阳老远。顺帝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一场意外事故促成了张衡的回归，候风地动仪成功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地震，这使皇帝重新思念起了这位智者的种种光辉。而此时的张衡却已垂垂老也，与《两京赋》中青春飞扬的豪情相比，他的《归田赋》更多的透露着消极与无奈。在皇帝招他归京不久，皇帝就颁发了诏书，允许宦官收养养子，所谓对张衡的重新起用，只不过是对士大夫阶层做的一次政治平衡而已。张衡终于明白，所谓政治的理想，治世为公的抱负，是比探索宇宙奥秘更为困难的事情，他可以掌握星空的旋转规律，预测地震的发生，但是政治的地震与皇帝喜怒的晴雨表，是他永远无法琢磨的。“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这是张衡经历了几十年宦海浮沉后发出的肺腑之语。归京一年后，在尚书职务上的张衡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他再也不必数星星了。同年四月初八，洛阳城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这是上苍对这位智者特殊的纪念吗？

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郭沫若曾赞颂他为“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我想这是对张衡最为精辟的评价了。这样的评价只能归中国人所独有，是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永远都无法读解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也是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体系的一种另类体现。中国古代科学是一种以儒家为主的包容性学说。张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家。东汉时代，中国儒家思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八股等蒙昧的观念并未成为文化的主流。诗词歌赋与自然科学也并非完全的抵触和矛盾，相反是一个不断吸纳的过程。我们总说中国古代科学只有技术没有理论，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都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儒学的造诣，大多数的科学家也同样没有把科学作为终生的追求，却在无意之中成就了科学家的命运。所谓的死读书，读死书，是封建时代发展到清朝时期特有的产物，并非是儒家本身的观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并非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是存在于许多中国古代科学家身上的精神本质，更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想本质。自由和创新的精神曾与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一样，深刻的化入我们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