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一生的大功业不少，整人多，干工程多，打仗多，外交多，里里外外的多，都离不开一个字：花钱多。毁誉参半的汉武帝时代经济大改革，至今依然是史学界议论的话题，公认的事实是：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大改革，虽然整合了国家财政，提高了经济效益，充实了国库，强化了中央威权，但有些急功近利，其中的许多经济政策，更像是兴奋剂，虽然可以暂时起到缓解财政困难的作用，后患却无穷，他晚年时期的国家疲敝，正是因此而肇始。

但是这些“消极问题”，千百年来也一直有人为他辩护，比如明朝时期的著名大儒李贽，在谈到这个问题是就曾反问“若非如此，汝将奈何”？意思是，即使是别人，放到汉武帝当时所处的环境上，除了采取这样酷烈的经济政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千百年来，这一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引领这场大改革的桑弘羊，也一直被看做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汉帝国，完全有可能走上另一条路，因为就在汉武帝在位的时期，有一个同样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但看出了当时汉朝经济改革面临的隐患，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人虽然没有桑弘羊名气大，但是他的眼光却同样睿智——卜式。

一

卜式，洛阳人，和桑弘羊类似的是，他也是商人出身，比起桑弘羊的“富二代”身份来，卜式是个白手起家的励志人物。他的家庭，原本经营畜牧业的小康之家，但小时候父亲去世，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有弟弟，也就有了财产纠纷，家里闹分家，弟弟总想多分点，母亲疼爱小儿子，也向着弟弟，身为长子的卜式不计较，他干脆大手一挥，把父亲名下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弟弟和母亲，自己仅带着100多只羊分家另过。当时邻居朋友都笑话卜式傻，但分家没几年，卜式就迅速发家，成了当地的畜牧业大户，他名下的牛羊财产，多达上千头，而且还买了大宅子，成为河南当地有名的富户。

卜式是怎么发家的？当时的正史中并没有记载，只有河南当地的记录中，有一些说法，一是卜式在牛羊的饲养上很有学问，特别是对草料的配比和饲养时机的把握，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的牛羊比其他商户长得快，也更膘肥体壮，因此求购者云集。另外一条，就是卜式的经营方式很有意思，当时的牛羊交易，一般都是现款现付，一手交钱，一手交羊，卜式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买卖的时候，首创了“后付费”政策，即前来求购的商户，如果手中的钱不够，可以先行支付一部分，余下的部分，可以在之后补足，但附带的条件就是，按照滞后支付的日期，需要再额外加付相应的利息。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自耕农家庭，卜式更推出了“白给”政策，即前来求购的普通农户，可以不支付一分钱就带走牛羊，然后在年尾偿还欠款并交付利息。如此一来，虽然卜式的牛羊价格比其他人要高得多，但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客户自然比其他人多，发展的速度也极其快。到了公元前122年左右，卜式的畜牧产业，已经是河南当地最大，俨然一方富豪。

卜式不但能挣，更能花。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慷慨的人，当年分家的时候不计较，后来做买卖的时候也不计较付费问题，有了钱，更不计较花钱问题。公元前122年，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国家花钱甚多。特别是在这一年，汉帝国大规模的开发新夺取的河套地区，移民几十万人并且修筑城防，移民恢复生产要钱，驻军吃饭也要钱，打仗更要钱。这时期的西汉富商们，喜欢趁火打劫，当时连年战争，国家花销巨大，各类生活用品紧缺，富商们往往用囤积居奇的手段谋取暴利，西汉帝国在这一年，仅大米的价格就比汉景帝时期上涨了一倍，可谓是“通胀经济”。卜式经营的畜牧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因为当时对于战马牛羊的需求，从国家到老百姓都非常大，只要学着其他商人的样子继续搞囤积，貌似发国难财不是什么难事。

卜式不但不发国难财，偏偏毁家纾难。在公元前122年，卜式上书汉廷，表示愿意捐赠自己一半的家产，帮助朝廷抗击匈奴。这份奏章把汉武帝本人雷晕了。当时的汉武帝，正为富商们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的事情大伤脑筋，像卜式这样不但不趁火打劫，反而给国家送钱表忠心的，这是之前从没见过的，按照汉武帝的想法，这人要么脑袋进了水，要么另有目的。此时的丞相公孙弘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这个人还有一个毛病——贪。当时公孙弘曾经让富商们对他“孝敬”，唯独卜式不买账，这下眼看卜式表忠心，自然要趁机下药，他说卜式此举恐怕“非人情，不轨之臣”，也就是说卜式这么做是别有用心的。因他的下药，卜式满怀忠诚的奏疏不了了之。对卜式的行为，汉武帝本人也深感疑惑，他曾派使者去见卜式，问卜式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卜式的回答掷地有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但生性多疑的汉武帝，到底不相信卜式有这么高的觉悟，因此还是没搭理他。

仅仅过了一年，汉武帝不想搭理的卜式，就变成不得不搭理了。这一年的汉帝国，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招抚了匈奴贵族浑邪王和休屠王，人家既然投降了，就要花钱安置，更要好好封赏，鼓励更多的匈奴人来投降，要封赏，就得花钱。偏偏这时候汉帝国屋漏又逢连夜雨，黄河连发水灾，数十万灾民生机全无，要防止灾民闹事，稳定内部，也同样要花钱。当时的山东水灾，情况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史载“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同时汉帝国的财政储备却已经空空如也，当时的局面是“无以尽瞻”，也就是穷得叮当响了。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南省，卜式得知后，主动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安置灾民。此事被汉武帝知道后，他终于开始相信卜式的耿耿忠心，为了表彰卜式的功劳，他封赏了卜式12万钱，刚刚“出血”的卜式不但分文不受，反而把这些钱又捐给了政府。然后卜式利用自己在商业界的影响力，不辞劳苦走访各家商贾，苦口婆心劝说他们出钱资助朝廷，一番奔走之下，竟然又给汉帝国募到了100多万钱的赈灾款，可称是当时绝对的“爱心模范”。这样的模范人物，汉武帝自然大为欣赏，当年对卜式的疑惑也烟消云散，他立刻任命卜式为中郎将，赐10顷田地，并且把他的事迹昭告天下，让全国百姓学习，如此一来，卜式一下子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心模范”，声名如日中天。

事实证明卜式的觉悟不但高，而是特别的高，汉武帝赐予的土地，他推辞不要，汉武帝给予的官职，他更是推脱不受，捐完钱后，还是安心在河南养羊，而且他对汉武帝的使者推脱说，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就会养羊，所以当不了官。汉武帝知道后，回答也干脆，我找你当官，就是让你给我养羊的。我的上林苑有很多羊，足够你养的。这样，卜式再也没有借口推脱了，他爽快地接受了汉武帝的中郎将官职，去汉武帝的上林苑干他的老本行——养羊。

当了官的卜式，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根本不像个官。当中郎将的时候，他每天穿着破衣麻服，亲临工作第一线，为汉武帝兢兢业业地养羊，他养的羊膘肥体壮，很快让汉武帝刮目相看。如此朴素，又有觉悟，而且还肯放血的好干部，在当时就是宝贝，是宝贝就要抓紧用，卜式的官因此节节高升了，先做偃师县令，又做齐王的太傅，到后来高升为齐国的国相，主持起了汉帝国最富庶的地区——齐地的行政权力。这段时间他对西汉影响最大的，是他和汉武帝的一段对话，因为这段对话，卜式也可称得上是西汉时期足够与桑弘羊比肩的经济学家。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汉武帝看到卜式养羊养得好，心里很高兴，便请教卜式用什么办法来养羊，卜式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是要按时照料羊的起居，第二是要实行淘汰政策，把那些劣等的羊淘汰出去，留下优等的，也就是说要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汉武帝听着和听天书一样，但卜式下面的一句话却让他醍醐灌顶：“养羊如此，治民更如此！”汉武帝一下子对卜式刮目相看：这个外表朴实憨厚，自称除了养羊什么都不会的牧羊人，很有可能是一位治民的大贤。所以，才有了卜式官位的节节高升，一跃成为当时西汉少有的“直升机干部”，从牧羊人直做到封疆大吏。

汉武帝还是严重低估卜式了，卜式不仅仅是一个治民的贤才，他的这番话里，还透露着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养羊理论。

二

卜式的养羊理论，看着很陌生，但针对汉帝国当时的实际，却是很实用的。

卜式认为，养羊就像管理老百姓一样，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羊是要养的，老百姓也是要养的，羊要养得好，就要给予羊充分的照料，更要给予羊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老百姓要想富足，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老百姓足够的发展空间，更要给老百姓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其实他在经营畜牧业的时候，道理就是如此，之所以要搞赊账，搞后付款，就是因为客户的购买力，也是需要去培养的，只有客户有了钱，才能买你更多的羊，生意才能好，而国家的生意要想好，关键因素，还是老百姓要有钱。这就是他的“养羊如养民”的理论。这条理论在西方也出现过，比如西方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克斯的“市场培育理论”，认为如果想在市场中赚钱，就必须要培育购买力。西方现代国家的福利政策，也正是因此而展开，卜式的政策，比他们早了近两千年。

卜式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偃师做县令的时候，卜式就继续了他的首创，当时的偃师因为长年的灾荒，生产破坏极其严重，春耕的时候，老百姓连谷种都非常缺乏，得知这个情况的卜式，做出了一个当时差点让他被杀头的决定，他打开官仓，将官仓里库存的粮食分发给老百姓做种子，让所有领粮食的老百姓俱结画押，承诺在秋收之后，除了缴纳赋税之外，更要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所借粮食。在当时，卜式的行为可谓大逆不道，也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弹劾，但是汉武帝此时正信任卜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年尾，偃师县获得了大丰收，政府不但收回了大量粮食，更给国家缴纳了大批赋税。同时卜式不但像养羊理论一样，给予老百姓照料，更给老百姓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他在当地裁汰官员中的腐败分子，整治地方恶霸豪强，建树颇多。因他治理偃师的卓越成就，汉武帝又把他调任成皋，负责当地的漕运。当时汉朝的漕运，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主要就是因为讨伐匈奴，大量军队调到前线去，负责漕运的军队非常稀缺，卜式在当地采取了出钱招募的办法，由政府出钱，招募老百姓做民夫，既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又保证了漕运的畅通。值得一提的是，卜式在成皋督办漕运的时候，正是公元前119年，那一年汉帝国正在与匈奴展开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之战，后方的物资供应极其重要，卜式在成皋的政绩，保证了汉帝国物资供应的通畅，漠北之战歼灭匈奴十几万的辉煌战绩里，有卜式的一份功劳。

公元前118年，在两任地方上政绩卓越的卜式，得到了他一生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命：齐国相。齐国是当时西汉最富庶的地区，生产发达，但是长年以来，因为持续的对外战争，齐国也出现了民力疲敝，田地荒芜的局面，特别是大批自耕农为了逃避赋税，宁愿附身在当地大户家中为奴，也不愿意为国家完粮纳税。作为当时西汉帝国的“钱包”，齐国已经破了个大窟窿，卜式的任务，就是补上这个窟窿。在卜式之前，历任齐国地方官，大多采取严刑峻法，搜捕逃亡百姓，并几次激起民变。卜式到任后改变了这种做法，他改过去的“掠民”为“养民”。首先是发布通告，勾销早年齐国百姓拖欠国家的所有赋税，并且宣布凡是愿意归家的百姓，朝廷不但既往不咎，更给予种子和农具上的资助。只这一项政策，齐地百姓就开始“归之如流水”，田地迅速开始复耕，国家赋税收入直线增长。与此同时卜式对当时已经成规模的土地兼并展开遏制，但是他不像酷吏们那样以高压为主，相反还是在税收政策上进行调整，他规定凡是土地超过一定限额的，政府将征收重税，相反，凡是愿意把土地退还给无地农民的，政府不但给予奖励，更给予减税政策。这一项政策使得齐国当地的自耕农数量就迅速增加，国家的赋税也得到了保证。与此同时，卜式继续进行了“裁汰”政策。他在齐地施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精简机构，各级官衙裁撤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冗员。对被裁撤的官员，卜式也不是裁完了就算，而是给政策，给出路，凡是被裁撤者，政府都给予土地补偿，并且发放安置费，如此一来，国家节约了大量开支，在经过多年战争劳役之后，齐地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

正当卜式在齐地干得带劲的时候，公元前112年，一场变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卜式的命运：这一年是汉帝国的多事之秋，先是南越王吕嘉发动叛乱，20万汉军南下作战，与此同时，汉帝国刚刚平定的国土——河西走廊地区，发生了当地羌族部落的反叛事件，汉帝国不得不两线用兵作战。心忧天下的卜式，再次主动请缨，这次他不但捐献出了大批家产充作军费，更自己出钱，招募了齐地大批精壮士兵。卜式的行为再次打动了汉武帝，他再次昭告天下，宣传卜式的忠义，并希望各地的商户效仿卜式，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但是诏书发出后，各地应者寥寥，毕竟像卜式这样高觉悟的人太少了。这样的事实也让汉武帝恼火不已，为了表明态度，他一面将卜式封为“关内侯”，抬高了卜式的地位，另一面展开了大清洗，就在这一年的十月，趁各地诸侯觐见的时机，他借口各地诸侯进献的黄金成色不足，一举斥退了106个诸侯的爵位，将其财产全部抄没。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三国枭雄刘备的祖先——中山靖王刘胜。说起来，这场政治风暴的导火线，却还是因为卜式的主动请缨。

卜式因为这次行为，再次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又兼他在齐国为官多年，政绩卓著，这样的好干部，当然也就要提拔到中央里来。就在这场“大清洗”运动后不久，卜式被提拔为御史大夫，成为此时汉帝国的高官之一。汉武帝又特意“明告天下，使明知之”，此时的卜式，已经成为汉帝国出名的“爱国标兵”。

三

官升御史大夫，标志着卜式获得的荣宠，已经到了极点，但是他和汉武帝的关系，也从此开始恶化了。

卜式和汉武帝之间的交恶，主要在对经济改革的不同态度上。

前面说过，当时汉武帝的经济大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包括盐铁官营，向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币制等政策，都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比如西汉掌握财政的大司农颜异，就是因为反对钱币改革，竟然被加了“腹诽”的罪名杀害。虽然酷烈如此，但是反对经济改革的“暗流”仍在，汉武帝几次要求商人们出钱捐助国家，都应者寥寥，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整个商人阶层对汉帝国财政政策的抵触。所以，提拔卜式为御史大夫，是因为汉武帝认为卜式是经济改革政策的支持者，足够压制反对派。但事与愿违，卜式偏偏是经济改革政策的反对者。

其实卜式对经济改革的反对，也是有限度的，他并不反对当时汉帝国实行的调整税收，增加商业税的各项政策，这确实是增加国家税收的重要手段，卜式反对的，是经济改革中的暴利政策——盐铁官营。盐铁官营的实施，在当时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虽然商人们反对连连，但是国家从中收取了大量金钱，并且支持了国用，因此主流的士大夫们，对此还是积极赞扬的，真正看出其中潜藏问题的，还是卜式。卜式做御史大夫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奏直斥盐铁官营的隐忧，他认为国家对盐铁业管得过死，一切的经营权利都由朝廷掌控垄断，带来的结果，就是铁器质量的下降，而且因为国家将制铁业收归国有之后，同时也把盐铁的定价权收回了国有，带来的结果，就是铁器的价格过高，导致老百姓根本无力购买，而政府又强令老百姓购买，这样就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长此以往，甚至会激起民变。针对当时汉帝国难以遏制的物价上涨问题，卜式认为，问题的症结，也在于当时政府大张旗鼓实行的船税政策，征收船税原本没错，但税率过高，增加了商人的负担，为了弥补损失，商人们也只有提高商品的价格。卜式还认为，如果商品价格的上涨，超过了老百姓的个人购买能力，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

应该说卜式的这些观点，从后面发生的事实看，都是准的离谱的。盐铁官营的实行，确实挫伤了钢铁业的生产积极性，导致铁器质量下降，不但民间铁器质量下降得厉害，就连前线军队用的武器，质量也下降得惊人。而且铁器的摊派购买，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汉武帝统治的后期，老百姓之所以扔下土地，纷纷逃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具的价格远远超过了种地的收益。而汉帝国在这一点上，采取的是强制摊派的做法，每家每户每年买多少铁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就算用不上也要买，钱是必须要交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汉帝国老百姓的负担越发沉重，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

卜式的这些看法，自然得罪了当时朝中的改革派，尤其是这场改革的倡导者桑弘羊，当时在朝堂上，桑弘羊曾经几次和卜式发生争论，桑弘羊洋洋自得地声称自己“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卜式却斥责他“只追小利，不识大体”。可桑弘羊这时候是汉武帝的宠臣，得罪了桑弘羊，也就等于得罪了汉武帝。与此同时，卜式还向汉武帝提出了“还富于民”的主张，即在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应该适当地把国家的税收，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尤其是要补偿各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些主张无非是在挑战汉武帝的忍耐底线，但念在卜式几次毁家纾难的义举，汉武帝并没有对卜式进行太多惩罚，只是在公元前111年，把卜式从御史大夫改成了太子太傅，这个任免决定可以说是明升暗降，表面上卜式的地位上升，其实被剥夺了实权。

但卜式还在继续得罪汉武帝，特别是在他担任太子刘据的老师期间。卜式多次向刘据灌输养民的思想，得到了刘据的认同，刘据在做太子的后期，多次提议汉武帝减少战争，发展生产，引得父子交恶，源头就在于此。在做太子太傅期间，卜式做的另一件“雷人”的事情，是在公元前110年。因为连年干旱，卜式趁机上奏，请求汉武帝杀掉此时炙手可热的宠臣桑弘羊，他认为正是桑弘羊惹得天怒人怨，对卜式的这个奏疏，汉武帝自然不接受，但是也没有处罚卜式。卜式就这样在太子太傅位置上得到了善终，关于他去世的年份，历史上的记录很混乱，大多是说在长安动乱之前，所以说他还是很幸运的，如果他活到了太子刘据叛乱时，很可能会被汉武帝灭族。

卜式的人生虽然简单，但是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即“养民”思路，在他一生的各种奏章中，他疾呼最多的，就是国家要“还富”“藏富”于民，即用国家的经济储备，给予老百姓充足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收入的增加。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是不被汉武帝所接受的，终其一生，汉武帝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爱国的楷模。但是在他的身后，特别是两汉之后，他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统治者所采纳，比如北宋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就是脱胎于此，而明朝的“优老之礼”等福利政策，也与卜式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说过，从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打败匈奴后，战祸连年的汉帝国，其实面临着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在桑弘羊和卜式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面前，志在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却选择了前者。如果他可以重新再选择一次的话，汉朝最后平灭匈奴的进程，也许会顺利的多，历史，恐怕也就是另一个写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