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

但如果说崇祯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年～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

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

一

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

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

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

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

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

关键是：怎么救？

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

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

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

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

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

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

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

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

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

二

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

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

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

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

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

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

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

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

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

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

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

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

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

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

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

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

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

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

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

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

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

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

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

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

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

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

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

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

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

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

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

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

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

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

必须要尽快解决！

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

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

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

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

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

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

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

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

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

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相当多的都是无用功。

第三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

三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这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

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

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

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只有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竿子打不着的。

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

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还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

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

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

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

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的必要工作。

但为什么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还有人祸。

人祸，就是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所以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

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用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地挖淤清淤，也解决不了问题。

但这群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

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

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法办。

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

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

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就会少很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做了另一个件事：挖河。

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如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

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得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

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却是一块厚重的基石，沉默地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

3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

朱祐樘在位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不仅仅因为抗灾救灾的胜利，更因为他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几乎改变明王朝命运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离不开一个人——邱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