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孩子被这突然的惨景惊得目瞪口呆，哆嗦成一团。但凶手向他们逼近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和刽子手厮打起来，然而，小小年纪，哪里是这些四肢发达、训练有素的杀手的对手，瞬间，两个孩子就丧身在屠刀之下。

刽子手行凶后，刀上的血迹尚未凝固，就下山喝酒吃肉去了，那里，早有白公馆伙夫给他们准备好了酒肉，他们在那里猜拳行令，哪管山上的冤魂。不仅如此，他们还瓜分杨虎城随身携带的钱物。伙夫因辛苦，他们把杨将军女儿的一块银牌给了他。这块银牌正面刻着“长命富贵”四个字，背面刻“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张止戈”十四字。这是将军女儿满双月时，息烽特务团长送作纪念的，不幸今天又落入魔掌。

毛人凤对这次屠杀成功，大加赞扬，对各刽子手一一赏赐，他沾沾自喜地说：“老头子对这件事情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十分满意。”

对于这次暗杀，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B类144卷记载的周养浩1955年的交待中这样写道：

“9月10日，周养浩进城见毛匪（人凤），毛说发点赏金给你们，因我说不要，毛说你亦辛苦了，应该发一点，你同去同来的有多少人说给我听听。周说去时带副官、两个司机、一个技工、一个助手。回来时张鹄本人及带6个队员，毛即拔出钢笔在洋信纸上写出：发赏金800百元（这个数目印象模糊，不能很肯定），署名‘以炎’。随交周说到特区拿钱，不要说何事，由你酌量分发，不必取收据。周领到钱回乡下即约张鹄面商分发数字：周养浩200元，张鹄150元，队员6人各50元，郑文松50元，司机三人，技工一人，助手一人，共100元。周当时曾问毛：几个行动员怎样？毛说他们的我已发了，你可不管。周问每人若干，毛说每人200元。”

杨虎城父子被暗杀后，他们的遗体被特务们埋在附近的花坛里，并种上花草。宋绮云等四人遗体则埋在了警卫室内，打上三合土，企图掩盖罪证，他们以为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可几天后，由于对将军遗物分赃不均，发生内讧，密杀之事，便在特务中传开。另外，白公馆伙夫身上拯贵的双月纪念银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推测杨虎城可能被害。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党和政府迅速组织人力，查找杨将军遗体下落。后根据杨钦典和李育生（曾因抢军统物资被关进白公馆，获释后在白公馆作杂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将军遗体所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A类105卷保存了杨虎城旧部胡三高对发掘杨将军遗体的详细记载：

我和我旧日同事安志坚于1949年12月11日早晨乘被难烈士专车到达蒋匪杀人魔窟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我们这一小组共是三人，除我和安志坚外，另一位是杨将军蒲城小同乡秦一民，由李育生引导，另外有十几个工人和一些参观人员，同时有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记者陈琦震先生。新民报记者周德华先生等数人则另乘一吉普车先行。

我们汽车进入魔窟特区时，即感到非常异样，因为今天细雨绵绵，好像为杨将军志哀，更增加了阴森气氛。我们汽车开到一个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车，即怵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装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杨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椁，很是讲究。由那里上山，一路都是烈士尸棺。最后到一盖得很讲究的所在，下边是个院坝，上边有好些房子，那是所谓戴公祠了。戴公祠之右，又是一连几间房子，据说是魔鬼会客之所。就在这房子左边，有一块靠外边是石砌、面上是泥土，左右长约两丈、宽约五尺的地方，靠左这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页。此处即系匪徒们将杨将军忠骸埋弃之所，这消息是一个当时担任警戒的卫兵传出来的。将近下午1点钟，李育生指示工人们挖土，由于惟恐将尸体毁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再次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是很大，然后全身都看见了，并且在脚头发现一尺宽、一尺多长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是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双手背绑，双足也用绳索绑着，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绑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抬出面向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善，额已见骨，鼻尖已塌毁。李育生和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希望我及安、秦详细鉴别，有无错误。工人们则继续挖，挖出一头朝左方的青年人尸体，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经我们细细看过，认为确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是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须发长度和那位卫兵所讲相同）；二是骨骼甚大，胸部发达；三是杨夫人谢葆贞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其脚头掘出之骨灰一箱当系杨夫人无疑；四是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拿面部肌肉及衣服腐蚀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我相信此一珍贵照片，将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爱惜和永远的纪念，并毫无掩饰地暴露了蒋匪凶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