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千年显赫大梁城

关于苏轼的才华,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神话。他的名字,都被称为“坡仙”。当然,那是在他叫苏东坡之后的事了。

东坡,这两个字一点都不美妙,这是他个人的一次惨痛记忆。不过也正是自那以后,他的文采、书画才超凡入圣,达到了有宋一代,才子第一的程度。

至于他的才华是怎么来的,每个时代的教育家都会强调,跟李白一样,“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不管人家李白是不是愿意,就下这样的定义。苏轼就很坦诚,他成年之后曾经交过一次底。说“书到今生读己迟。”

做事要有天赋,他的学问是从前生带来的。

传说他的妈妈,程氏夫人生他的时候,曾经梦到了一个俊俏的和尚,向她顽皮地眨着眼微笑。妈妈,我做你的儿子好吗?苏轼由此而诞生,这也是他后来一生中都喜欢与和尚为伍的一大原因吧。稍微长大,他的父亲把他和弟弟苏辙送进了眉山当地的一座道观里,跟道士张易简读书,主要学的是声律。

这是个关键点,是苏轼的造化,更是中国人的幸运。就是声律学的重要。它对苏家人的影响,可以说,成也声律,败也声律。

声律,就是作诗赋词的技术。一个读书人,怎么能不会作诗呢?但就是这样的尴尬,老苏就倒在了这上面。他什么都强,就是不会作诗。每次科考都是勉勉强强地凑数交上去,其结果自然是被考官扔进废纸篓。苏轼就不同,他的声律功力睥睨千古,傲视当代,让宋词只要流传一天,就永远会有人记得眉山苏氏。

这就从苏洵有自知之明,把儿子送给别人来启蒙有关。不然苏轼和苏辙就又是两位大儒,而不是坡仙与宰相了。不过不管是什么,他们都得先跟着同学们一起迈进贡院的大门,吃几天考生饭再说。

要说科考,在大家的印象里,估计就是在一座像省级监狱的高墙之内,排列着像一排排进口猪舍一样的低矮小房间,没有窗户,没有大门,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唯一的出口就是标准的铁栅栏,走进来就上锁,每天只会递进来些吃的喝的。

除此之外,严防烟火,因为就算有火灾地震了,这道铁门都得到交卷时才能开!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在宋代比较特殊的就是时间和一些制度。

比如说主考官欧阳修就得在贡院里至少呆上50天之久。至于为什么,请看他的工作量。他得出题,还要阅卷。每届至少一两千名的考生,每个考生都有声律、墨义等各种答卷,都得由专人抄写,让字迹不可辨认,光这一项工作,得多少个工时才能完成?

所以说考试嘛,不仅是考学生,更是折腾老师。而折腾,就更是宋代科考的一大特色。

印象里考生们不许走动,只能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直憋着写字,直到交卷。宋代不这样,比如某考生在答卷时有疑问,不光是对题目的疑问,就算自己的学识哪处叫不准了,都可以去请教主考官。这叫做“扣帘”。

欧阳修在这一届里就被扣了,扣得他瞠目结舌,终身难忘。

那时是黄昏,欧阳修己是半百的人了,一介书生,既是近视眼,更有糖尿病(史书记载),累得实在懒得动弹,可一考生“扣”过来了。

――学生打算在文章中引用尧舜的典故,但不知尧舜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请先生指教。

轰的一声周围彻底笑场,欧阳修目瞪口呆。这就是宋朝这一届科考之前,通过乡试的学子们的功夫!更绝的是都这样了,那个考生还在帘外毕恭毕敬地等着。

欧阳修想了想,很正经地回答――这个……嗯,是有点难度,我看你还是别用了吧。

到了阅卷的时候,乐子就更多。比如说某位考生的大作里就有这样的词句――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几分,可是有必要在说事论理的文章里玩这样的词句游戏吗?欧阳修这次存心寻这人的开心,给了6个字的评语。

――秀才刺,试官刷。

然后用大红朱笔从头到尾像刷墙似的抹了个全红,有个名目叫“红勒帛”,再批上“大纰缪”三个字,贴到外面的大墙示众,以儆效尤。

以此类推,欧阳修砍掉了绝大多数的“优秀”考生,也把人都得罪了。三年才有一次科考,大家都是按照老规矩,老要求来复习的,你凭什么这样难为人啊?!

考生们想不通,发榜之日在大街上就把欧阳修给拦住了,那情形就像农民工找黑心工头要债一样,污言秽语,推搡叫骂,要不是当天遇上了巡街的禁军,大才子欧阳修就得进医院。就这样,他回家后,院子里还被扔进了一大堆一大堆的问候纸条。

这时候苏氏兄弟已经在繁华的东京街头游玩闲走了。他们是幸运的,比他们的父亲幸运太多了。苏洵之所以总是落榜,除了声律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文章的底蕴和之前科考的标准严重不合拍。而作为他教出来的两个儿子,如果还是遇上之前的考官们,想想结果是怎样的?

父子三人把家还,六行长泪落涟涟,一个字,惨;两个字,很惨;三个字,非常惨!

这就是这届科考的重要性和幸运点了。没有欧阳修,就没有三苏名扬天下;而三苏不来,欧阳修也没法妆点起文学盛世的门面,他要改变天下学子的文风,就更是一句笑谈了。简单地讲,公元1057年的正月,是三苏的幸运月,苏轼、苏辙都顺利通过了礼部试,就等着殿试时大显身手了。闲来无事,初到帝都,想想人世间最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在房门的外面,能想像20出头的青年会闷在房里,一动不动吗?

苏洵与苏辙很可能一静到底,苏轼却一定会悄悄地溜出去,把开封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走遍,看清这举世无双的繁华盛景。

首先是回忆,他从西南方的四川来,正好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都城的精华。即东京城外城13个城门(包括水门)中的正南方“南薰门”到内城,即皇城的“宣德门”这条御街。

进城之前,他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宽约120尺,植满垂柳的护城河,以及那条蜿蜒曲折,像一条游龙一样凹凸不平,不规则地建在护城河岸边的外城城墙。这道城墙很怪,让人看着高深莫测,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不够平整漂亮。

包括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他把这道城墙给拆了,重新砌了一道整齐的方矩型城墙。可惜在女真人的石炮打击下,很快它就塌了。只有到了那时,人们才会想起原先这道老墙的设计师――宋太祖赵匡胤。这道老墙在军事上有特殊效果,它的不规则,能缓冲猛烈的攻击力!

这道城墙的里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封城,人口超过盛唐时长安城近10倍的人间天堂。

千年显赫大梁城,苏轼走过周长48里232步,也就是22436米的外城,进入周长20里,也就是9200余米的内城。在他眼前展现的是一条无与伦比的,古今罕见的长街。

这条街笔直宽阔,长约七八里,宽约200余步,也就是307米,直抵皇城的南面八口宣德门。惊人的宽阔,被分成了5条通道。最中央的一条,给皇帝专用。两边的水路,都用巨大的条石砌成渠岸,岸边种满了桃、李、梨、杏等果树,沟里是成片的莲花。

每年花信风吹过,五彩缤纷的花儿就都开了,这条长街就变成了花的河流,一路芬芳伴随着百万居民。

岸边是一排红漆栏杆,它既是水路的屏界,更是一道标志,它划出了左右两条人行车马道,名叫御廊。这条御廊就是北宋繁华的象征,它布满了店铺、民居、官署,还有很多杂七杂八,说不上高雅的去处。它们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中国历代王朝中独一无二的北宋风格。

苏轼随着人流慢慢地走,眼前先出现的是内城朱雀门前的龙津桥。这是御街三段景的头一段,这里的商家很多,但货物的档次不算太高,算是平民消费区,主要经营时鲜果品、笔墨纸张。这很对苏轼的胃口,他会选些果子吃,再挤进人堆里看看字画条幅的功力,然后撇撇嘴再挤出来走路。

四川最不缺的就是水果,苏轼最强的就是书画笔墨,这些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的兴趣很快就被一座亭子,两座道观所吸引。

亭子名叫“看街亭”,说来这真是仁宗皇帝的悲哀。据记载,宋朝的皇帝除了应付外敌御驾亲征之外,就只有赵恒当年去四处烧香拜神了,其他的都没走出开封城周围100里。他们贵为人间最富有、最强大的皇帝,所活动的空间只有周长5里,也就是2300余米的皇城。除此之外,就只有坐上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就一直在用的那辆玉辂,一路吱吱呀呀地在御街上转两圈。

转时也很烦,基本上只能看到马屁股。这时仁宗就会叫停,他登上这座看街亭,俯览皇城外的市井生活,民间百态,算是一次难得的放松。

不知那时,他是自豪,还是羡慕……

看见道观,让苏轼有点犹豫,我喜欢和尚耶,不过好奇心战胜了犹豫,他还是走了过去。准确地说,是走向了街东头。

西边是延真观,接待四方道民,是个宗教大旅店,实在没什么看头。东边的五岳观,那就真是非同小可了。五岳,中国人都知道是五座名山,名山里都住着神仙,比如东岳泰山就是管全人类转世投胎这项超级重要的工作的。

权力超大,道教的狂热鼓吹者宋真宗赵恒就想出了个好办法。为何不把五岳尊神都请进京城呢?就在御街上安家落户,朝夕与他作邻居。于是这座五岳庙就成了北宋“最为雄壮”的道观。苏轼边走边看,摇头叹息,真是不来东京,不知天下之大,不看这座道观,不知皇帝能作出啥!

接着走,他就看到了竞争对手扎堆处,宋朝的国立大学——太学。这个所在目前来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到20年之后,才能扩大为生员3000人的巨大学府。当然,那是神宗陛下和王相公的作为。这时苏轼看着这衙门,嘴撇得更歪了。一群手下败将,礼部试第二名在此,你们哪个不服气?

以前学的都作废了,以后就跟着欧阳老师和我走,自然少不了你们的功名富贵……呵呵。再往前走,最精彩的地段到了。查年纪,苏轼这时只是个21岁的青年,真是犹豫,到底该不该在街上小拐个弯呢?

只要从太学的旁边拐进去,就是一团胭脂粉香,莺声燕语的旖旎风光。烟花柳巷到了,宋朝的学子们很香艳,他们每天读书时就能听到道士们的吟唱声,和妓女们的打情骂俏声。阿弥佗佛,罪过罪过,还是快点走过去吧。

第一段终于走过去了,它是御街最长的部分,共有5里。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让人最神往的州桥段落。

州桥,还记得《清明上河图》里那道弯弯的、狭窄的虹桥吗?下面河水滔滔,桥上面车水马龙,居然还有作生意搭起来的大伞篾棚,生意做到了见缝插针。但这和州桥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比较的不入流。

州桥,又叫天汉桥,意喻它就像天上银河的桥梁,又宽又大,请想像它是连接307米宽的超级长街的桥!苏轼向下看,滔滔的汴河水从桥下流过,不过没有船只通行。因为它是石柱支撑型的桥梁,不像虹桥那样横跨两岸,二来再向前就是皇城和各个衙门了,船只的流动性太大,对安全有威胁。

再向四周张望,能看到它正处于子城的中心点,御街和东西御道的交叉点上,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

这时苏轼应该有些懊恼,他还是初到京城,不知道州桥之美是在夜色阑珊时,他来早了。入夜之后,这里才会真正的活起来。那时,桥面上灯火明亮,挤满傩床,会变成苏轼这个中国最著名的贪吃鬼的天堂!

所有你能想到的美味小吃这里都有,你想不到的宋朝人也会做出来。

从华灯初上,到半夜三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这里应有尽有。煎炒、熬炖、蒸煮、凉拌,鸡皮、腰肾、鸡碎、旋煎羊、白肠、鲊脯、烧冻鱼片、獾儿、野狐、盘兔、旋炙野猪肉、野鸭……等等等等,吃腻了荤腥,州桥上的时鲜果品更是上乘货色。

如果您身份高贵,不屑于挤身民间,州桥附近更是酒家连片,以桥南端与曲院街接口拐角上的遇仙楼正店为最,号称“台上”,是东京城首屈……那个三指的地方。因为如果要去酒家,东京城最好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樊楼”和“任店”。

去樊楼,要先向东转,它在皇城的东华门外。事实上它比皇城还要醒目,查资料可以显示,己故的柏杨老先生很可能说错了,他在《中国人史纲》里嘲讽中国封建年代时,说全国的建筑物都非常低矮,不许超过皇宫的高度。

可北宋仁宗年间不这样。樊楼是一座“三层相高,五楼相向”的庞大建筑,考虑到当时是砖木传统结构,说三层,实际上是指楼梯上的三层,也就是说,它是座四层楼高的酒店!皇宫的规格虽高,但就以举行大典的天安殿为例,也高不过它。

五座四层高的楼体彼此连通,层层都有飞桥栏杆,栋与栋之间明暗相连,苏轼站在夜色中,仰头望去,会看到每间阁子的窗口都挂着珠帘绣幕,透出温暖的灯光,每个屋檐的瓦栊上也都挂着一盏灯,远远望去樊楼就是梦幻般的一团光雾。

在苏轼的眼里,是一片激动、羡慕、欲望又懊丧的光雾……格老子的,俺是刚从剑门走出来的川娃儿,腰里实在没几贯铜钱,这么上档次的地方,让俺怎么进去耍嘛!

实际上,他进去也看不到樊楼在中国商业进步意义上的独特位置。第一,他身在局中,跳不到历史的大天空里去俯览;第二,食客是注意不到那些细枝末节的,比如樊楼的后厨房,那才是它在历史上留名的价值所在。

谁都知道,古时候都是些手工业者的小作坊式生产,就好比从前的农民,一家子不分工,从播种、插秧、锄草、收割等等农活儿谁都要做,映射到餐饮行业,就是现在都有的夫妻店。

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的大酒店,那里边分工明确,每个人各自负责一摊。这就是划时代的象征,只有酒店开到了一定规模,社会的消费力也达到了一个高度,才能出现这种分工。

樊楼在一千多年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它的经营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每层楼各有一个主管,由他主持本层业务,樊楼5栋4层,至少要近30个人;第二个是后厨房。一共20层的食客,都得照顾到,要知道那个时代没有煤、气、水、电!

第三点,就是樊楼的特权了。它之所以这样强盛,是因为它有着国家所特许的酿酒权。每年官府配给樊楼5万斤酒曲,平均每天用曲137斤,可以酿酒5500斤以上!这些酒它可以自产自销,也有权散卖给别的酒店。

有这些内在的支撑,才有苏轼在楼下看到的那团光雾。

夜幕下的开封城光怪陆离,它就像个突然出现在历史天空下的奇迹。宋之前没有过,宋之后也再没有呈现,甚至仁宗朝之后,它就有些失色了。这时有个问题要提出来。

在以前的叙述里,仁宗朝给我们的印象是对外战事失利,不断妥协。对内墨守成规,得过且过。尤其是仁宗本人太宽容,太软弱了,他纵容得自己的臣子都敢当面无礼。这样的皇帝当得实在太失败!

可为什么开封城变得这样繁华茂盛了呢?这是怎么搞的。

其中的道理,可以参照历史上和宋仁宗截然相反的著名皇帝,如汉武帝。这是位真正的大人物了,对内对外一律铁腕政策,不管是国内的豪强,还是塞外的匈奴,只要惹了他,没有不倒霉的。让千年之后的汉人都为之自豪。

了不起的皇帝,纯爷们!

稍等,去看当时的民间生活,以及国家成色。这里首先要澄清,没人说他北伐匈奴不对,我本人更没有受虐趋向,说必须与异族百年好合,象宋朝这样用钱买和平才怎样先进和谐。要说的是连年战争,威加天下,他本人强如天神之后,汉朝百姓们的生活。

不用我说,看他自己的《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是条无可奈何的真理,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管战争是打胜了还是输惨了,对国力、民生的消耗都是惊人的。就算以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攒下来的家底,也承受不住没完没了的征伐。还有,这道《罪己诏》不仅是对战争的总结,更是对内政的忏悔。

他以强权统治国内,用各种办法把民间的钱收归国有,支持他去做那些千秋伟业。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除了匈奴被他赶得远远的之外,汉朝人已经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彻底贫穷了。

在这种对照下,看着开封城里的繁华,才能映射出宋仁宗的智慧。相对于汉武之强硬,来体验宋仁的“柔弱”,他是怎样在外族欺侮、内臣无礼的境地下,把国家治理得这样文明昌盛的呢?

这是个大课题,可以写出一篇历史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可惜资料实在太少,就算是大师级的人物,也只能是分析和猜想。宋仁宗一直默默地隐藏在幕后,他的臣子们不管是怎样的性格,都可以畅所欲言,没有生命危险的为国家作事。

狄青除外,他的死,一部分也是他心理承受力差些。

请问这种施政的手法,是不是很高妙呢?而他的臣子们,也都对他百分之百的忠心,从来没人想过背叛他。你说奇不奇怪?他本是最理想的被篡位者啊!

抛开这些都不讲,只说他的仁慈和这一城的繁盛,就是对他的子民们的最好恩赐。那么下边就可以看一下,他的臣子们是怎样回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