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后，孝文帝才真正做了皇帝。他亲政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年，却完成了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汉化、改革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巨的历史任务。可以这样说，日后隋、唐光荣赫赫的大一统国家，孝文帝拓跋宏是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

虽然文明冯太后生前“威福兼作，严明猜忍”，有过棒罚孝文帝的举动，甚至一度曾想废黜这位孙皇帝，但孝文帝至孝天性，“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汉族大儒们往往假装在父母墓前作庐守墓，常常出现偷偷与妾侍生子的丑闻。孝文帝鲜卑君主，自小受着无比正统的儒家教育，孝行严谨，真正做到了德行如一。在他短短的九年执政期间，多次到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谒，思念祖母的抚养慈恩，着实令人感动。反观前后汉族政权，母后临朝后，一俟幼君长成，坐稳帝座，总是逐渐显示出对“牝鸡司晨”的愤慨、怨毒之念，在太后死后一般都是宣泄无遗，不念一丝嫡母护育之恩。

长图远略迁都洛阳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经过深思熟虑，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史书上所讲的原因太过简单：“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寥寥数语，给人以孝文帝迁都好像只是因为平城气候所致。其实大谬！从道武帝拓跋硅以平城为都城，就不断四处迁移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围，计口授田，采取汉人制度，从事农业生产。六镇兵民之粮，率多取于平城供应。后来，京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慢慢凸显出来。明元帝时期，每逢欠收荒年，北魏大臣们最重要的朝议就是商量是否迁都。因为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用牲畜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极其高昂。而洛阳处于北魏王朝的相对中心地带，可以“通运四方”，加之平原地区交通便捷，民以食为天，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蛮族柔然。道武帝、太武帝时代，胡血勃勃，战士凶悍勇武，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不敢轻易窥视。随着北魏日益南扩，王朝的军事实力和将士素质却不升反降，打南朝没问题，对付凶悍又多良马的北方柔然仍有吃力之感。平城邻塞，稍不留神，柔然铁骑就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平城包围起来，国都如果有了闪失，北魏王朝就有可能会轰然中坍。明朝之亡，其实就是亡于定都北京，使得满洲铁骑入关后可以飞速而至扑杀。明成祖朱棣雄豪，当时的明朝军将都是和蒙古人打过仗并取胜过的爷们，无论体力和心理都有优胜感，因此在北京定都可以安然无恙。明朝末期，即使用克隆技术制造一个百分百保真的明成祖重为皇帝，军非昔日军，将非昔日将，战士们更是体格孱弱，安于享乐，清兵打来照样玩完。因此，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不仅可以避开北来柔然的危险，又可以借机南扩，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混一南北，成为中华正统帝王。

当然，当时迁都的选择，有洛阳和邺城两处地点。洛阳位于黄河南岸，邺城处于黄河北岸。文成帝时代，大臣们的迁都之址多倾向于邺城。因为冀、定二州的粮食、布帛是北魏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一直受正统儒学熏陶的孝文帝以华夏正朔自居，自然要定都传统的京都洛阳。邺城之地，曹操曾据之遥控汉朝，羯族石勒和前燕慕容氏也曾经营过，总让人感觉定位不正。因此，孝文帝的洛阳之选，实可谓是费尽心思。

孝文帝决计迁洛，又恐群臣不从，便以讨伐南朝齐国为由，派人当朝卜卦。太常卿呈上卦象——“遇革”。

孝文帝作欣然状，“汤武革命，应于天而顺于人！”“群臣莫敢言”，大家不知这位锐气正盛的帝王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都不敢接茬儿。

孝文帝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出班，谨慎而又坚决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南伐不合时宜。

散朝后，孝文帝把拓跋澄唤入内宫，对叔父讲出实言，“当时就卦论卦，我怕众议纷纷，阻我大计，因此朕声色俱厉，以威吓文武群臣。我大魏兴自北方，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为文治之都。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以南伐为名迁都中原，卿以为何如？”

皇帝讲出实话，任城王拓跋澄也只能附和：“陛下欲依凭中原以经略四海，正是周、汉兴隆的气象啊！”

孝文帝不放心，又问：“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犹疑，怎么办呢？”

拓跋澄此时回答果断，“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圣机独断，那些人又能怎样？”

孝文帝大悦，连说：“任城王，你真是我的张良啊！”

虽然有数位大臣上书谏阻，孝文帝心意已决，拜辞文明太后永固陵后，率三十万大军，遍从文武，以南伐为名，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十月，大军到洛阳后，“霖雨不止。”孝文帝先下诏令“诸军前发”，然后，他自己戎服乘马，做出执鞭御驾亲征的模样。

文武大臣见状，忽喇喇跪倒一片，纷纷拦阻。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演员”李冲作反对状，高言道：“陛下南伐，天下人所不愿，只有陛下您一人想这样做。为臣等敢以死谏阻，请陛下勿行！”

孝文帝也作大怒状：“朕正欲经营天下，一统南北，卿辈儒生，屡屡阻我大计，再欲拦阻，刀斧无情！”说着话，孝文帝策马，挥鞭欲去。

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没经过“排演”，见状大惊，一拥而上，抓马笼头的抓马笼头，拖后腿的拖后腿，声泪俱下，阻止孝文帝亲征。

看看火候差不多，孝文帝故作沉吟状，似乎被群臣打动的样子，便说：“这次兴军动静甚大，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原。如果你们不让朕南伐也行，我们就迁都在洛阳，诸位以为如何？”

预先安排好的“群众演员”南安王拓跋桢见机发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陛下停止南伐，迁都洛邑，此乃臣等之愿，万民之幸也！”

群臣皆呼“万岁”。随众之心，万口一词。

其实，大臣中诸多的鲜卑人都不想迁都洛阳，但又都“惮于南伐”，两害相权取其轻，就都退而求其次，不再竭力反对迁都。

如此大事，一举而定，孝文帝自然欢喜。十一月，他留尚书李冲和将作大匠董尔等人留据洛阳营造新都城，自己途经邺城，暂还旧都平城。

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国家的迁都更是事关国体关键中的关键。虽然歌谣中有：“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但不少中老年鲜卑贵族仍旧留恋“老家”的生活风俗和习惯，洛阳一带的气候，于他们而言还是太湿热了些。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彻底汉化，填平鲜卑和汉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后施行的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鲜卑高门，也同时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的地位，使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西晋末、东晋十六国时期胡人国家成立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当然，北魏最终又灭亡于六镇起义的阶级矛盾。）。

太和十八年（494）春，孝文帝回到旧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说服了不愿迁都的鲜卑旧臣。年末，由于得知齐明帝弑少帝自立，以维持正统自封的北魏孝文帝准备亲自统兵伐齐。出发前，他下诏严禁国内士民穿着胡服，“国人多不悦”，鲜卑族臣民对此诏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此次出兵仓猝，加上天气湿热，士卒疲劳，北魏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果而言，久攻数城不下。而且，洛阳又处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鲜卑贵族反对，孝文帝不得不撤军。

统一语言变姓改制

公元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又亲下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统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三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当作降黜。”不久，又下切诏：“不得语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很快，北魏又依据《汉志》改革度量衡。年底，孝文帝又废除了北魏长久以来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并诏令公私使用。

建成金墉宫后，孝文帝又在洛阳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小学。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他颁布诏书，以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拓跋氏改姓元氏。”

不仅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对于鲜卑贵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诏改姓：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记”。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并下诏“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品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与汉族四大姓相仿的鲜卑大姓。

当然，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咸阳王元禧娶隶户女为妻，孝文帝“下诏切责”，并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好好的鲜卑贵族女孩，一下子因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正妻。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孝文帝与大臣廷议，有人诏议薛氏为河东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岂可入郡姓！”正巧，当时担任宫廷执勤任务的羽林监薛宗起正在殿门，听孝文帝如此说，便气呼呼地从殿门处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之后，复归河东，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今事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就是虏姓了吗？”言毕，年少气盛的将军把手中的铁戟摔在当庭，不顾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说：“爱卿你说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罢了，奈何又挤兑朕为胡虏呢？”于是宣布薛姓为河东郡姓，还鼓励说：“爱卿名宗起，实为起宗啊。”可见，孝文帝不乏大度、幽默和宽容，少了汉族皇帝的忌刻和阴毒。

太武帝时，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鲜卑权贵，并最终导致他数族被诛。如今，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能一举成功。

当然，孝文帝的“门阀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汉族重臣李冲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纷纷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士人立场上抵制门阀主义矫枉过正的形式化。但是，中华之事，有时要达至成功，往往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阶层除有武功外，再无寸进之阶。因此，武人阶层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逐渐丧失了“国人”崇高的地位，见摒于“清流”之外，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重击。

孝文帝迁都、改姓等等举措，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却“以身作则”，首先有惊人之举。太子元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赏赐他堂皇汉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时穿穿装样子，一回东宫就又换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悦为东宫官属，常常苦谏，劝他别惹父亲不高兴，这位十四岁的大胖孩子不仅不领情，内心十分仇恨跟前这位唠唠叨叨的大儒。其实，所有这些表现，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罢，但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就是天大的事情。

公元4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率众想逃离洛阳，夜奔平城。临行，他竟手刃高道悦，亲自刺死了苦口婆心的属官。

察见宫内乱起，同为宗室的禁军首领元俨立刻守住皇宫及洛阳各个城门，元恂毕竟羽翼未丰，东窜西窜，跑到半夜也没能跑出去。尚书陆琇得知消息，连夜疾驰，奔告孝文帝。

孝文帝“大骇”，又不敢声张，仍旧继续按既定行程，到达目的地后才不紧不慢地还宫。回洛阳后，孝文帝立刻把元恂逮至御前，亲手用大棒教训他。气急之下，他又令其弟咸阳王元禧代自己猛揍这个忤逆之子，“扶曳而出，不起者月余”。喘定后，孝文帝马上于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

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都是太子名义上的保傅，“并免冠稽首而谢，”表示自己有训导无方的责任。孝文帝并未迁怒于人，表示：“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元恂违反背尊，欲跨据恒朔谋逆。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于是，废元恂为庶人，拘于洛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这位太子身陷囹圄，颇知咎悔，常常一卷佛经在手，很是归心向善。但是，生于天家，有些过错绝对犯不得。一年后，孝文帝巡视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说太子又与左右谋逆。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不问真伪，派兄弟元禧携诏书毒酒，于河阳监所赐死元恂，时年十五，“以粗棺常服”，随便找个地方在当地埋掉。更可惜的是，他母亲白死了，儿子并没有当成皇帝。

除此以外，鲜卑勋贵穆秦、陆睿等人也不喜南伐迁都汉化之举，想拥立宗室阳平王元颐，最终都为孝文帝镇压，并未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动荡。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还有不少细微之处，诸如改定官制，一洗昔日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非常系统地统一了内外文武官员的职号；又改定律令，废除残忍的NFDAC首、腰斩等酷刑，除去了从前北魏族诛连坐甚众的酷法，显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实是在文明冯太后掌权时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即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北魏颁布均田法。法律规定：男子十五岁以上，国家授给露田（不栽树木的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此外，还授男子桑田二十亩，需对每家课种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亩，女子五亩。均田法还规定，桑田可留给农民作“世业”，死后可以不归还国家，其余土地，身死时要还给国家。因此，这些举措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保障了北魏的租调来源。均田制制定得严密，充分照顾到田地的肥瘦、远近、宽窄等诸多因素，同时，又辅以“三长制”，强化了地方组织，搜括荫户，最终使北魏均田制的实施顺利而到位，“课有常准，赋而恒分”，不仅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逐渐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鲜卑王朝脱离奴隶制的过程。

一生事业万古流芳

回溯中华历史，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北魏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最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正是从他开始，汉人渐渐消除了对“胡”族统治者的恶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远流长。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鲜卑种族的勃勃生机，注入至汉文明衣冠礼仪之中，精粹相揉，惠及海内，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孝文帝改革顺利进行，便又想彰显武功，发兵二十万，直向南朝杀来。但天下事无完满，孝文帝南伐没有多大成功，在宛城还被南朝南阳太守房伯玉埋伏的虎纹衣士兵差点暗杀掉，受惊匪浅。左兜右转，魏军也没有占得什么大便宜。太和二十二年秋末，南朝齐明帝崩殂，笃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而还。

回军途中，孝文帝因为年长日久的四处征伐劳累，忽患重疾，便赴邺城养病。

太和二十三年春，孝文帝还洛阳。不顾自己病躯未愈，一入城，孝文帝就召任城王元澄入见，问：“朕离京以来，风俗有改变吗？”

元澄谨答：“圣化日新。”

孝文帝说：“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穿小袄，依旧北鲜卑的装束，如此又怎谓‘日新’？”

元澄回言：“穿鲜卑旧服的人少，不穿的很多。”

孝文帝语重心长：“任城王，此话怎讲？如果放任自流，满城妇人肯定都会穿回鲜卑旧服！”

元澄及留守诸官，闻言皆伏地叩首，免冠谢罪。

不久，孝文帝又处理了冯皇后与太监高菩萨通奸案，幽闭冯后。

四月间，感觉自己身体有所恢复，孝文帝又御驾亲征，想完成他统一中华的梦想。行至梁城，病势加重。不久，孝文帝疾笃，只能北还。行至谷塘原，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孝文帝安排身后大事，先赐冯后自尽，以防她日后垂帘称尊，淫乱国家；接着，又亲写手诏给太子元恪，嘱咐他亲任叔父元勰等人，并遗诏元澄等六人为辅政大臣。

公元499年阴历丙午，元宏崩逝于谷塘原，年仅33岁，谥孝文皇帝，庙号高祖。其子元恪即位，是为世宗宣武帝。

孝文帝一生，除了他迁都、改制的宏伟大业之外，个人品德方面也良善多多，史不胜书：

“（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

文明太后掌权后，眼见孝文帝日渐聪明，忧其日后不利于冯氏家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由于大臣李冲等人苦谏，冯太后才又回心转意。对此，孝文帝从未对祖母记恨于心，只是深念李冲等人救护的恩德。

友爱诸弟，始终无亏。

宫中太监进食，惶恐间把热羹浇在孝文帝手上，又曾发现饭中有死虫等物，孝文帝“笑而恕之”。

冯太后执政，太后身边有太监说孝文帝坏话，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也不追思旧怨，对讲坏话的太监打击报复。

南征北战之前，有司上奏要修砌皇帝专用的驰道，孝文帝均诫令：“粗修桥梁，通舆马便止，不须去草铲为平地”。

出征南朝，进至淮南齐境，“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值，民稻粟无所伤践”，最早施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北魏国民和敌国人民待遇如一。

本性素俭，常服浣洗旧衣。御骑马鞍不施金玉，周勒铁木而已。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思百姓，恒思所以济益。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也亲为兄弟……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

史官美言，绝非虚誉！

当然，后世少数学者，尤其以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为代表，从中华“正统”出发，认为孝文帝拓跋宏一切行为皆归于“伪”，其立国学、定族姓、禁胡服、载考绩、改胡姓，等等所为，“皆汉儒依托附会、逐末舍本、杂谶纬巫觋之言，涂饰耳目，是为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王氏所说，全盘否定孝文帝改革，并诬之为“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已矣”。如此，一直以“索虏”视拓跋氏，真是太过偏激。但是，只要想一想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亡清朝兴的时代，王夫之托史讽谕，不承认“索虏”正统，当是别有一番深意。为此，我们当代人读书，应该追本究源，认识到文字后面的深刻寓意，这也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无论如何，无论汉族学者生前身后如何“诋毁”孝文帝，他的丰功伟业绝不会泯灭无闻，且会日益为后人重视。就史论事，元宏确为我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位赫赫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