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人有罗良玺、罗伟，以及罗显的干侄子郑来保。郑来保还带着自己媳妇尚金宗以及媳妇闺密叶氏、郑氏、徐氏等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杨干院。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中元节，也是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具体怎么回事，史书里并没有提及。总之，在当晚发生了一次蓄谋已久的斗殴。在争斗中，郑来保被僧人们活活打死，尸体被一个叫智灯的和尚抢走，直接烧毁。

消息传回到呈坎，罗显无比震惊，怎么一个人去看个法会就平白无故地死了，而且连尸体都找不到？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更大的麻烦已经降临了。

杨干院突然宣布要状告罗氏。

这一次，法椿的控诉比上一次更加阴狠。他宣称后罗一族的罗良玺图谋杨干院土地，唆使罗伟在法会上挑衅，打死了杨干院僧人能霓、佛圆，一定要追究到底。

法椿在状书里精心做了设计，把这次诉讼设计成一起人命官司，再牵连到罗氏谋夺土地的动机。新案带着旧案，便无翻案之嫌了。

不过法椿没有把状纸递到歙县县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捅到了徽州巡抚都院。

注意，是巡抚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刚才说了，这里是巡抚在徽州的办公地点，它和巡按察院一样，也可以接民间的诉讼官司。

这是大明司法制度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布政使、按察使还是巡按、巡抚，他们都可以接待上诉民众或复查案情。万历年间有一位大儒叫吕坤，他曾经评价这一特点：“数批检问，非以求同，正谓恐有冤抑，相与平反耳……盖众官同勘一事，原为此事虚实；同勘一人，原为此人生死。”意思是对于同一案子，由几个互无统辖的部门来勘问，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审判的公正。

尤其是“数批检问”四个字，要求断案时十分谨慎，多次批驳、考查、询问，尽最大努力查明真相，避免冤假错案。

“数批检问”这个办案原则，对百姓来说，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比如法椿这次选择了巡抚，就包藏了心机。

上一次罗显之所以能翻盘，一是因为他选择了上诉巡按；二是在状子里把知县高琦也给告了。一涉官员，巡按便有理由要求异地审判，导致法椿不能控制局面，以致失败。

法椿不想重蹈覆辙，所以这次他越过歙县和徽州府，绕开应天巡按，把这桩案子送到了应天巡抚面前。他精通法律，知道巡抚都院有个规矩，如果巡抚碰到上诉案件是纯民间纠纷，无须亲自审理，而是“发与所在有司”，让地方司法部门去调查。

那一年的应天巡抚叫毛斯义，他接到诉状，一看这是歙县民间斗殴事件，不涉官员，便按规矩转发给徽州府，责成他们尽快处理。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法椿终于如愿以偿，让案子落在了徽州府。别忘了，他可是徽州僧纲司的都纲，也属于官员之列，这里算自己的半个主场，打点起来方便多了。

除了官面上的手段，法椿在私下里也没闲着。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椿在一个叫容岭的地方摆下酒宴，请来了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胡通进、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等九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告罗良玺所在里的排年里长。

同席的，还有汪招才、汪社贵、汪寄寿等人。汪姓是歙县大姓，比罗姓还要强大，叫他们几个过来，可以一壮声势。

法椿知道，这件案子一旦开审，一定会把九个排年叫去问话，得事先买通，串好口供。这件事他不方便出面，便委托了佛熙来充当酒宴主人。

佛熙在宴席上公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奏本已准，望列位回护。”意思是案子要开审了，哥儿几个可得记住说什么话。然后他掏出了三十两银子和三两一钱的金子，交给出席者平分。众人把钱收下，纷纷表示绝无问题。

法椿这边摩拳擦掌，罗显那边可也没坐以待毙。

他是个略懦弱的好人，可不是个笨蛋。上次被法椿的突然袭击坑得太苦，这次罗显多少吸取了点教训。

罗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来到巡按察院，向巡按刘乾亨提诉，状告杨干院和尚殴死干侄子郑来保并诬告罗良玺、罗伟。刘乾亨和巡抚毛斯义的反应完全一样，把这个案子直接转发徽州府，与杨干院诉罗良玺、罗伟案合并为一案，统一审理。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或者咱们问得再专业一点：巡抚或巡按遇到民间纠纷提告，不亲自审问，而是转发徽州府处置，这和老百姓直接去徽州府上诉，有什么区别吗？这条规定的意义何在？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的职责里，有这么一句描述：“受军民词讼，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必须置立文簿，抄写告词，编成字号，用印关防。立限发与所在有司，追问明白，就便发落，具由回报。”

也就是说，找巡按上诉的民间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记留底，然后才会转发徽州府。巡按察院会设定一个审结限期，如果逾期未结，巡按要追究官员责任。等有司审完之后，还要把结果回报给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结。

无论案情登记、审结限期还是具由回报，其实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这件案子在我们巡按察院挂上号了，你可别敷衍塞责啊。

所以罗显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诉，是有意义的。此举能给徽州府制造压力，逼迫他们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过偏袒。

更何况，巡抚是一省之长，日理万机，这种小案子不可能特别关注，转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负责司法监察，对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对徽州府来说，应天巡抚转过来的案子，可以稍微动点小心思，若是巡按转来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来不敢出错了。

果然，徽州府一接到巡按转发，头都大了，这成了两院都关注的案子啊！知府不敢只派推官来审，更换成了徽州府的二把手，徽州同知李邦。

同知的全称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负责“清军伍，督粮税”，是仅次于知府的大人物，俗称“粮厅”或者“军厅”。碰到州县无法解决的案子或者两院转发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审官，以示重视。

对法椿来说，搞定一个推官相对容易，如今主审突然换成了同知，贿赂的成本和难度直线上升。无形之中，罗显把法椿的主场优势给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开庭。

开审的流程千篇一律，无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陈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证、人证。可就在法椿准备叫那九个排年里长出庭做证时，罗显突然亮出了杀招。

罗显当场指控，说佛熙和尚收买了这九个人，而且说出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受贿金额：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岭，三两一钱黄金和三十两白银，受贿人为李廷纲等九人。

佛熙宴请之事，做得十分隐秘，罗显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这九个排年之中，有一个叫胡通进的人，他此前欠了别人的债，拿到佛熙的贿赂之后立刻去还钱。而罗显靠着族里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张开了一张监视大网，盯着这些和案子密切相关的排年。上次法椿就是靠贿赂人证，差点让罗显祖坟不保。再笨的人，这次也该长记性了。

胡通进一还钱，罗显这边立刻觉察，带人打上门去，三下五除二全问出来了。

罗显在公堂上当众喝破这件事，李廷纲、王琳、范琼隆几个人吓得面如土色。他们不过是些升斗小民，哪儿吃得住如此惊吓，纷纷捧出受贿金银，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万万没想到，罗显看着老实巴交，却把自己的几个杀招全给拆解掉了。

到了这份上，同知李邦觉得不用再继续审了，可以直接宣判。罗显趁热打铁，把一个人扶上公堂——死者郑来保的儿子郑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谋打死自己父亲。

这种直接告来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亲自出马了。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来，让他继续审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并要求召来当晚行凶时的两个重要证人：杨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里做杂活的小和尚——汪仁坚，以及杨干院的火头吴塔监。

眼看罗显即将大获全胜，可徽州府派去找证人的皂吏回报，说汪仁坚、吴塔监两人突然病故，已经下葬。

案子到这里，突然一下卡壳了。

曹世盛忽然发现，他们没理由继续拘拿法椿。因为法椿起诉的是罗良玺殴毙僧人案，他贿赂证人，是为此案做伪证。而罗显起诉的是杨干院僧人殴毙郑来保案，如今证人绝灭，无法证明法椿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总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错，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凶手吧？

只好暂时把他放了。

要说法椿，可真是意志坚韧之辈。明明处境极为不利，他居然还没放弃，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机宜。

佛熙得了师侄的提点，再赴巡抚毛斯义处上诉。这次上诉不为胜负，只为拖延时间。巡抚接了这案子，一定会转发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复巡抚都院，文书来回，怎么也得几天时间。

接下来，佛熙马不停蹄地找到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胡通进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侮受我金银事已发觉，今就首官，难免本罪，莫若诬称罗显情亏，妄将金银诈称是僧买求，再告一词，替我遮饰，得赢官司重谢。”

这不是笔者的原创，而是供状文献里的原话。看到这里时，真是服了法椿了，亏他能从绝路中挖出这么一条缝来。

反正那九个排年已承认收受贿赂，干脆让他们改一下口供，诬称这些钱是罗显给的，也是罗显教他们说是佛熙贿赂。为什么罗显这么做？因为他心虚啊。

这套说辞并不求逻辑严密，只求把水搅得足够浑。

吴永升、汪宁等人得了佛熙保证，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记刁状，诈称那笔金银是罗显给的。

罗显一听这几个人居然还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让自己的侄子罗兴去了巡抚都院，找毛斯义毛老爷申诉。你不是要闹大吗？那我就再闹大一点。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这条诉讼线，这次走一回巡抚衙门，把两院补齐，声势搞得大大的。

巡抚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转给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烦又来了，推官曹世盛连忙请到同知李邦，按程序这事还得您来审啊……

李同知打开案卷一瞧，好家伙，一桩案子变成了四桩案子：罗显、郑文诉杨干院僧人殴死郑来保兼诬告罗良玺、罗伟案，法椿诉罗良玺、罗伟殴死杨干院僧人谋夺风水案，九排年诉罗显贿赂排年伪证案，罗显诉九排年诬告案。

这四桩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有来有回。本来挺简单一事，现在硬是被法椿搅得错综复杂。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这个地方以“健讼”著称，民间特别爱打官司。能在这个地方当父母官的，都是久经考验之辈。他展卷一捋，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到了关键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罗氏祖坟案。

那桩案子虽然审结，后续余波却涟漪不断。要了结眼下的四桩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并没有关于此案的资料。

当时罗氏祖坟案一审是在歙县，二审涉官，由巡按刘乾亨安排，转去宁国府异地审问。结案后的执行，也是由宁国府太平县负责。此案所有的相关档案，都存在那边，徽州府没有经手，自然也没记录。

李邦想要了解罗氏祖坟案的情况，还得去宁国府找。于是他便派遣一个叫作潘元的快手，跑去宁国府调阅档案。

法椿觑到这个机会，又出手了，还是盘外着数。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笔钱。潘元心领神会，假装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请调阅卷宗的文书和自家身份凭证，给了杨干院一个叫能儒的和尚。这个能儒和尚没有剃度，拿着潘元的凭证，大摇大摆去了宁国府。

那时候身份证没照片，宁国府哪里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顶替，一看文书勘验无误，便把档案找出来，交给了能儒。

能儒拿到档案之后，直接把它给了佛熙。佛熙偷偷打开，发现里面分成两卷。一卷是歙县知县高琦判案的文件，对杨干院有利；一卷是宁国府推官郭凤仪判案的文件，对罗显有利。当年宁国府二审之时，曾把歙县一审卷宗调过来对照，因此并在了一处。

佛熙把宁国府卷宗偷偷抽出来，只留下歙县卷宗在里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借此瞒天过海。

可惜李邦并不糊涂。他看了看卷宗，发现只有歙县高琦的手笔，便多留了个心眼，召来罗显询问。罗显一听就急了，怀疑卷宗被人偷换，他大叫大嚷，要求彻查。

可这怎么彻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丢失，谁也没辙。明代这种手段很流行，本来案情清楚，结果被人故意湮灭档案，最终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见过太多了，所以才敢放胆如此施为。

可法椿没料到，罗显这一嚷嚷，自己的同伙佛熙倒先心虚了。毕竟这是窃取官府文书，算是重罪。佛熙把宁国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乱之时，过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头就走。

有一个叫程宽的推厅小吏，他收拾公堂时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开一看有宁国府字样，遂送到清军厅。

清军厅是徽州府同知的办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被送回来了，又把罗显唤来。罗显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还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结。

前面说了，甘结是结案后双方签署的文件，表示服从判决。这份文件若是丢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认判决结果，又把案子拿出来重审。

李邦没有寻找遗失文书的义务，他只能依照现存文件做判断。罗显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

这件事倒是不难查，罗显略做询问，很快便发现是快手潘元找人顶替的缘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察院，要告潘元和能儒偷换文书湮灭证据的罪过。

巡按照例转发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现在成了五桩案子了。

不，不止五桩。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宁国府卷宗遗失案发生的同时，杨干院又出事了。

杨干院有个小和尚叫仁膏，气不过罗氏作为，提了两桶大粪泼到罗氏祖坟和祠堂，搞得污秽不堪。恰好这一幕被罗显的族弟罗时看到了，跟仁膏两个人厮打起来，闹到歙县公堂。知县责令一个叫姚升保的歇家——一种做婚姻诉讼生意等中介的职业，类似于牙人——去调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没看住，让仁膏跑掉了。

罗时把这事告诉罗显，罗显大怒。祖坟被泼秽物，这谁能忍？他大张旗鼓去到巡抚都院那里，又一次提告。佛熙听说这件事之后，跟法椿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个仁膏被罗时寻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抚、巡按分别把状书转至徽州府时，同知李邦手里刚好凑够七桩案子，可以召唤神龙了……

李邦没有召唤神龙的能耐，只好召唤休宁县知县高简、黟县知县赖暹两个人，让他们合议并案审理。

上级移交下级司法机构审案，是明代一种常见的做法。尤其是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案子里牵连着歙县知县，为了确保顺畅，最好是让邻县来审。

这案子本身，真没什么好审的。两位知县调取了过往卷宗，又到杨干院现场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结论：祖坟归属无误，维持原判。至于那几桩殴毙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圆、郑来保、汪仁坚、吴塔监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没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并无谋杀情节。

从这份判决中可以看出来，两县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斩乱麻尽快结案，不要深究细枝末节。所以判决大原则上对罗家有利，但像郑来保、汪仁坚、吴塔监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郑来保的——居然报成了病故，显然是不愿深究。

总体来说，这次判决维护了好人利益，但也没让坏人受罚。

法椿的搅乱之计，终究还是发挥了作用。

他深悉官场心态，知道官员最怕的就是混乱。一旦发现混乱开始趋向失控，官员们便会下意识地去弥缝、抹平，把事情尽快了结，哪怕中间有些许不公正也无所谓。秉持着这个认知，法椿硬是把一场败仗，搅成了一场乱仗。

当然，官府对罗氏一族，也不是没有愧疚之心。两个知县特意委托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将杨干院内的坟祠范围重新测量了一下：“东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横阔六丈五尺，坟右空地一丈六尺，坟前以沟，坟后以街沿各为界，听从罗秋隐子孙永远摽祀，不许浸损。”

这算是把罗氏坟祠的归属彻底坐实，与杨干院划出了明确界限，办成一桩铁案。

两县的判决还没完。

罗显和法椿，都判了个“奏事不实”，李廷纲等九个排年收取贿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贿、窃换文书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强制还俗（上一次未得执行）；其他诸如罗兴、罗时、义珍、能儒等次一级的参与者，也俱各受罚。

你们这么折腾官府，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