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主张撤退就是承认战败，两者在这里是同义词。当然他们口头上也还有些好听话，说什么暂时撤退是为了保护大军安全，是为了组织更好的进攻等等，但根据当时当地的特殊条件，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前线的战士都了解这一点。

马扩抽空去摸一摸宣抚司各人心里的底。

蔡攸是不怕承认战败的。他虽是伐辽战争发起人之一，但此番北上，奉有明旨，只管民事，不问军政。军事上的失败，应由都统制种师道负责，即使要向上追究，也只能追到童贯身上，无论如何不会追到他蔡攸头上来。再则，对于战败的后果，他也没有往深处去想，更没有联系到他的根本利害。战败了顶多与没有发动这场战争一样，还会有什么更大的祸水？朝廷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战争，戳穿了说，无非是一场儿戏，成功了大家兴高采烈，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另外再找个题目去“玩”，天底下好玩的事情多着呢，岂止战争一件！北齐后主的兄弟建议兄长把一个捆绑着的宫女装进木箱里，再放进几斗蝎子，大家都去欣赏蝎子折磨那个宫女的奇观。后主看了，果然十分称赏，还责备兄弟道：“如此乐事，何不早来奏知？”在蔡攸的心目中，收复燕云，又何尝不是这一类的乐事，可惜它玩起来没有那么有趣，不能为他们提供官能上的快感。既然如此，不如借此下台，早点回东京去另找别的玩，何必再留在前线寻欢不成，反而惹得一身腥臊？因此蔡攸主张撤兵是十分自然的，毫不足怪。

宣抚司的僚属们只有与他们本身利害有关时才关心前线战局。现在他们的共同看法是败局已定，童贯也将下台。既然在前线已无油水可捞，剩下的事情就是逃命要紧。他们虽然都顶着“立里客”这个光荣的头衔，却没有哪个准备壮烈牺牲，做“立里”的殉葬品。殉主而死的田横五百舍人，那只是书本中渲染得热闹的平话故事，谁又真到海岛中去核实过？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那肯定是一群大傻瓜。他们才不稀罕那样的大傻瓜呢！富贵不得，退而求身家的安全，主张撤退，这完全符合推理。

赵良嗣是伐辽战争的真正老牌发起人，并且始终参与其事。对他赵良嗣，这场战争不是儿戏，而是以他的生命为筹码的赌博。赌输了，逃不脱首先发难的责任，肯定要受到充军流放以上的处分，这是毫无疑问的。说他再想逃回去投靠李处温，那倒是冤枉他了，他不但无此想法，而且事实上也无此可能，耶律大石早已断了他的归路。因而与宣抚司的僚属们相反，他力主坚守，企图转败为功，他的态度是明朗、坚决的。只是目前他处在倒霉的地位上，他的话已不能见信于人。因此他把马扩看成为救命稻草，竭力怂恿他去说服刘鞈，还替他出了许多点子。

童贯是这场战争的实际负责人，一战而败，虽然可以把责任推到种师道头上。事实上，这三、四天中，他每天都有两、三道奏章上奏，反复说着同样的话。但毕竟种师道也是个大员，有专折上奏之权，他也生着一张嘴，三对六面，童贯未必就可以脱尽干系。何况他的贪欲心极强，不到图穷匕现，不肯轻易罢手。因此他对撤兵或进兵之议，持着犹豫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点上，赵良嗣比马扩的认识要深刘些。马扩听了童贯的一席话，认为他已经真正反对撤兵了，赵良嗣却劝马扩多多促进童贯，说“事之成败，端系于宣抚之一念”，含有怕他中途变卦，要促使他坚定下来的意思。这是深明童贯心里底蕴的话。

主张或反对撤兵，各人都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自己的心理背景以及一套在表面上听起来也是振振有词的说法。对于他们各人所抱的态度，马扩都可以理解。

马扩大惑不解的是刘鞈的态度。

马扩向来不把刘鞈看成为宣抚司里的一伙，不仅因为他跟他们父子都有交情，刘鞈还是他父亲马政的朋友，是他的父执，更因为刘鞈在西军中多年，历练军事，做过许多有益于大众的事情，平日的议论与主张与西军中人多有吻合之处，并且颇能主持公道。在马扩的心目中，毋宁说，对军队中的文官刘鞈例外地抱有一定程度的尊敬。现在他听到刘鞈坚决主张撤兵，种师道这样说过，童贯、赵良嗣又先后加以证实。马扩自己还为刘鞈找出一些理由来解释，认为他大约是受了宣抚司同僚的影响，对战局作了错误的判断所致。他相信这不过是个技术问题，只要把道理和利害关系讲明白了，一向通情达理的刘鞈一定会从善如流，改变主张。他既然能够说服童贯，难道说不服刘鞈？

像常有的情况一样，凡是主要负责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拿不出一个明确的主张，就一定会有人取代他的地位，挺身而出，代他发号施令，成为事实上的负责人。因为这时大家都在期待着下一步怎么办，拿得出主张的人必然是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在这间不容发的战争关键时刻尤其是如此。

刘鞈对于撤兵之议是言之成理、持之以坚的。许多人相信他之坚持，确有事实上和理论上的根据，而并非专从个人利害出发。这就大大增强了他的发言地位。当童贯首鼠两端，狐疑不定时，他就毅然出来发表自己的主张，操纵舆论，代替童贯指挥一切，一时成为大局的中心人物。

马扩好容易找到他，他刚从前线回来，扑面灰尘和满身大汗还来不及洗去，就赶紧吩咐许多早在他家里等候着的人们去赶办那些要紧事情。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他的理论为根据的指挥系统。人们听他的话，按照他的命令办事。

他冷淡地招呼了马扩以后，把他放到最后一个不重要的客人的地位上来接待他。马扩意外地发现他比顽石更难点头。马扩对他说的种种理由，他一句都听不进去。他说：“兵家见利而进，不利而退，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不允许违背。”当马扩说到耶律大石扬言要在三数日内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时，他抓住这个把柄，大发起议论来。

他引证了一段史实道：

“东晋末年，刘裕发兵北攻南燕，包围了南燕的京城广固，南燕国主幕容超抵御不住，求救于后秦国主姚兴。姚兴特派一个使者来威胁刘裕道：秦、燕邻好之国，岂可见危不救？今晋攻之急，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便当长驱而进。刘裕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语汝姚兴，我本议克燕以后，息兵三年，再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裕的参军刘穆之急忙驰来责怪刘裕回答得太轻率了，不该得罪姚兴，多树一敌。刘裕笑道，此乃兵机，非卿所解。刘裕的意思是兵贵神速，姚兴如真有力量救燕，早该出我不意派兵前来袭击我了。何必派了使者来泄露自己的军事机密？以彼例此，正复如是。耶律大石如能发动袭击，何必把自己的军事机密泄露给宋使知道，让我军预作防御？一个老练的军事家如耶律大石者最懂得用间之道，他是要想借足下之口，进行威胁我军之实，千万不可中他之计。”

马扩争辩道，今日的形势与当年刘裕时不同。刘裕正在得势之际，姚兴慑其兵威，不敢搬兵相救，才出此恫吓之言。今日我军累败之余，耶律大石何所惧而缩手不前？马扩还不客气地批评刘鞈引证这段史事是泥占而不化。

“兵有常道，史所明证，古人岂欺我哉？”一句话触恼了刘鞈，他教训马扩道，“后生小子，读了几卷书，就胡乱主张起来！”

马扩发现不但在道理上难于说服他，而且在态度上他也是咄咄逼人的，一反过去的常态。譬如在称呼上，过去他总是亲热地称之为“贤侄”，今日一上来就只是冷冰冰地称之为“贤”，后来变成“足下”，最后索性斥为“后生小子”。马扩还特别注意到他列举《孙子兵法》中的几种间谍的名称时，强调利用军使往来，把有利于我的假象让敌使带回去，这就不知不觉地成为被敌方所用的内间了。这句尖刻的话，出之于一向以忠厚长者出名。并与他马扩有多年交情的刘鞈口中，实在非常奇怪。

他们争论多时，最后得到唯一的结论是：明天再议。

马扩没有也不可能知道刘鞈是带着那么强烈的敌对情绪与他进行争辩的。他现在不复以故人之子，而是以敌对者的目光来衡量马扩的一切。

从道学的意义上来说，刘鞈一向自认为是个“君子”。君子有君子的逻辑，凡是与君子为敌的必然是“小人”。马扩既然与他为敌，马扩当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对小人要严厉，对他的胡言乱行，必须有以“折”之，必须与之斗争到底，这样才对得起朝廷和官家，才是他的忠君爱国之道。

使刘鞈作出马扩是个敌人——连带也使他成为一个小人的结论，其事实根据是：马扩使辽之役，确有危险，但当时是赵良嗣首先在会议中提名推荐的，他刘鞈以忠厚之心待人，当初虽以公事为重附和了一下，事后就派儿子子羽前去通知他，使他有所准备，可以婉辞。至于找不到人，那只好怪他自己到处乱钻，野马般的性子，粘不住脚，非子羽之过。他自己对待故人之子的马扩真可算得是公私兼顾，仁至义尽了。怎奈马扩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使辽之役，是由他刘鞈向宣抚推荐的，因而怀恨在心，以怨报德，竟然在童贯面前推荐子羽到敌人后方去干那鬼鬼祟祟的勾当。这分明是要把子羽置之死地而后快，是要借敌人的刀子来雪自己的私愤，其用心真是恶毒之至。他们间的恩义已绝。

刘鞈自从有了这个想法的第一个瞬刻开始，就没有再原谅过马扩。而马扩对于刘鞈所抱有的这种敌对情绪要到很久以后才感觉到，并且始终不明白它从何而来。即使在眼前的激烈辩论中，马扩也只以为刘鞈读书过多，读迂了心，见事不明而已。一向以忠厚待人的刘鞈这次却真是“嫉恶过严”了，他甚至没有给马扩一个解释的机会，就与他作对到底。

只把自己一个人看成为“君子”的刘鞈永远不可能理解他用这把君子之尺去衡量“小人”马扩时，这把尺是太短太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