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年）的秋天，第一片黄叶落下的时候，天气并不太冷。李白依然热衷于劳而无功的求官，但聪明的人已经感觉到凉意。

唐代为防御外敌入侵在东北、西北边境设立了六个都护府，玄宗天宝年间，为了应对边境战事又增加十节度使，屯集重兵。屡屡有人向皇帝谏言，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权力膨胀，恐怕有反心。

但皇帝并不放在心上，甚至很乐意他的朝臣们以一种敌对的状态各分阵营，相互攻讦：西北军哥舒翰与东北的安禄山是死敌，甚至不能坐在一桌吃饭。太子与军队的联系被切断，在朝堂上与李林甫相互制约，杨国忠继承李林甫的相位之后与安禄山互相敌对，屡屡报告安禄山要反。他们的互相敌视正说明玄宗这个五十年太平天子的政治平衡之术越发精湛。玄宗皇帝以为自己了解人性，却没计算在利益的反复博弈之下，是“忠诚”这个棱角分明的概念在经受磨砺。

十一月，带着血腥味的战鼓如同被诅咒的野火在北中国蔓延。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带领奚、契丹十五万人在范阳反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有的弃城出逃，有的直接开门出迎。不到一个月，就打到洛阳城下。封常清、哥舒翰相继兵败，原先在长安城里观望战局的京畿大家族们终于开始庞大又沉重的迁徙。通往淮南道、江南道、山南道与剑南道的道路渡口，扶老携幼，车马相连，甚至有些家族迢迢迁往更险远的岭南道。

李白没有重要到有专人追踪他在这时的行踪，他自己也不耐烦写日记。时间、地点、做了什么事情，一概不清不楚。几种李白年谱都认为，在这场战祸蔓延的时候，李白一直在江南。但更有可能，安禄山起兵的时候，他还停留在梁、宋一带寻找机会。河南河北陷落，李白没来得及逃走。比起他那些中原出身的朋友们，他还有保命的绝技——他会胡语，长得高眉深目，像胡人。他便改换胡服，混在叛军中，竟然逃了出来。

在《奔亡道中》五首里，他写中原被占领成为边塞——“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他自己“愁容变海色，短服改胡衣”，也写“仍留一只箭，未射鲁连书”，“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这样的变乱，是他效仿他春秋战国的偶像们建立不朽功勋的机会。他听说封常清在洛阳招募军士，也听说高仙芝带着五万甲士出长安，驻守函谷关，立刻往函谷关投奔高仙芝的军队。但战乱中，没人有空搭理一个浪漫诗人报效国家的热情。他没有能够在函谷关参军，也没有能够在玄宗离开长安前见到皇帝，只能跟着逃亡的队伍上了华山。从山上望下去，洛阳一带的平原上，茫茫都是安禄山的军队。当杜甫被囚在长安城里写“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时，李白看见了洛阳相同的场景，“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杜甫从长安城里向朝廷所在的凤翔逃去的时候，李白被逃难的人群一路裹挟奔向江南。

最终到达江南，已经是天宝十五载（756年）的暮春。

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

有一件事情是确切知道的：从来不算计日常的李白，很不寻常地写了一首婆婆妈妈的诗。他的一个叫武谔的门人专门来寻他，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李白写下《赠武十七谔》请求武谔穿过交战的火线，去已经沦陷的山东，把儿子伯禽接到身边来。

李白最终选择住在庐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他满可以继续修道成仙了，但天下大乱，正是出英雄的时候。他蹉跎十多年而不得的机会，现在正有一个被捧在他面前：太子在马嵬驿与去往成都的玄宗分道扬镳，无奈之下，玄宗只能封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命他收复长安。但同时，老皇帝也任命永王李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另带一路兵马在广陵造船做水军由海上绕道幽州，进攻安禄山的老巢。永王沿长江行军，他的说客已经带着永王的征辟信来了两次，请李白出山去做参谋。

李白都拒绝了——他又不傻，这是当时一般名士都会做出的一致选择：江南还安定，应该在此休养生息等朝廷重建起来去谋个好位置。从军去反抗，都是险中求富贵，不值当。消息灵通人士更知道，永王的行动关系着皇家争权夺利的斗争：太子离开老皇帝后不久，自作主张继位为帝，没有通知老皇帝。老皇帝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 一边发布退位诏书，一边又补充说：四海军国大事，皇帝先决定，然后奏给上皇。皇帝在西北灵武，距离长安遥远，奏报难通的时候，上皇以诰旨先处置，然后奏给皇帝。等到长安克复，上皇才真正退休。太子手里只有西北的统治权，江南还在老皇帝手里。永王李璘这时候自己带领一支军队南下，自然是老皇帝的命令。在新皇帝眼里，李璘的军队就是老皇帝要从他手里割出江南的狠招。明眼人都知道，跟着李璘难保不成为皇家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但李白等不得了。太平时代，选官制度这架事无巨细的机器碾轧着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而现在，一切机器都停止转动，严丝合缝的规则被扯开一个大洞。他五十五岁了，这是时代的大不幸，也是他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