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将崇祯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明朝立国以来前所不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征候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四大危机不独齐而并至，而且相互纠缠、彼此生发，紧密相扣、恶性循环，任何一种情形的恶化，都造成其他危机的加深加重，根本是无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机”了事。

辽东失陷以来，边事日急，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益多，而加派随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把这种滚雪球效应，讲得比较清楚：“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守牧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崇祯自己也承认，登基七年以来，社会现实基本是“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

民不聊生，遂啸聚山林。内乱既生，若在平时，征调精锐之师专意对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边境不靖，具一定战斗力的边兵无法抽用，只能以内地戍兵进剿，这些兵卒不仅毫无战斗力，本身军纪废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转过来嚣扰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以“平乱”始，以祸乱终，“乱”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渐趋燎原。

动乱虽起，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百姓假设未被抛至饥馑之中，犹或惜命畏法，不致率尔铤然走险。偏偏天公不作美，灾害大作。秦、豫屡岁大饥，齐、楚连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无活路，只有追随造反——打家劫舍，犹胜等死——所以闯军所到之处，争先以迎。所谓“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局部社会动荡，于是演进为天下大乱，“流寇”遂由一部分敢为天下先的“豪杰”之所为，一变而成普通小民竞相加入的社会洪流。

当此天人交困、内外并扰之际，国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临虎狼之秦，赵国有幸出来一个蔺相如，暂渡难关。刘备走投无路，此时说动诸葛亮出山，情势立刻改观。苻坚驱百万雄兵而来，晋人自己都感觉不能当其一击，但只因谢安在，运筹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击败前秦大军。澶渊之盟时，辽强宋弱，辽军势若破竹，直抵黄河北岸的澶渊，距东京不过二百里，志在必得；宋国举朝惶惶，纷论南迁，全赖寇准审时度势，智性应对，遂以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这些都是危难之际，国得其人，而挽狂澜于既倒的例子。我们看崇祯时期，前后两位主事者温体仁和杨嗣昌，一个鄙劣奸恶、唯知忌人有功不说，自己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所长；另一个虽不特别小人，却是一个典型夸夸其谈的马谡式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史惇《恸余杂记》历数列位大帅：“内阁督师，只孙恺阳（承宗）少见方略耳。命刘宇亮，而宇亮以赏罚不中败矣。命杨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败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将帅赂又败矣。至命吴甡，而惮不即行。命李建泰，而未出近畿兵即溃散。”全不中用。本已摇摇欲坠的时局，托付他们掌握，真可谓“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说到这一点，崇祯用人错误，难辞其咎；假设袁崇焕不被杀，又假设洪承畴以守为主的战略构想被尊重，辽事并非不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内忧外患，天不佑彼，而人事上又一错再错。试问这样的政权，何得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