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登基，改年号“嘉靖”，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嘉靖时代开始了。

这年号，是朱厚熜亲自取定。内阁原先奏请以“绍治”为年号，被否决。朱厚熜不喜欢那个“绍”字的“继承”含义，虽然“绍治”无非是将治世发扬光大的意思，也不喜欢，他在心理上讨厌一切暗示他需要“继承”什么的字眼。他所更定的“嘉靖”，语出《尚书》“嘉靖殷邦”，意谓“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国度”。

后世，人们对他就以“嘉靖皇帝”相称。

起初，的确很有一番“嘉靖”的气象。除罢前朝弊政的诏旨，一道接着一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皇家鹰犬——宦官的势力大为削弱，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减轻许多，而拉关系、走后门、靠政治腐败升官发财的人，纷纷失去了职位。“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中外称新天子‘圣人’”。

其实，这一切跟嘉靖皇帝并无关系，所有举措，都是杨廷和依据他所起草的即位诏书精神，一一加以落实罢了，嘉靖无非签字批准而已。那些在新政中蒙受损失的人，很清楚“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他们咬牙切齿，恚恨不已，以致要跟杨廷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情形如此危重，以致嘉靖皇帝不得不下令派百人卫队，保护杨廷和出入。

这个正统的儒家官僚，过去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饱尝个人理念与现实之间激烈冲突之苦。身为首辅，眼睁睁看着正德皇帝恣意胡为，“未尝不谏，俱不听”，“以是邑邑（悒悒）不自得”，心灰意冷，多次提交退休报告，却又不被批准。现在，终于改朝换代，国家迎来新的君主。这就像注入一剂强心针，杨廷和的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郁许久的抱负似乎有了施展的机遇。应该说，他对于嘉靖皇帝是寄予很高期待的，“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复活的热情，对年轻皇帝的期待，使杨廷和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嘉靖全盘托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这三十六个字，浓缩了儒家对于“有道明君”的基本认识，果能一一践行，寓涵在“嘉靖”中的愿望，庶几可以变为现实。

嘉靖对杨廷和的除弊举措，均予照准；对杨廷和疏请的三十六字，也“优诏报可”。单就这些迹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个良好开端。但所有这些，或者并未触及朱厚熜个人利益，或者不过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诺，他不难于拿出开明的姿态。

而在新气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经悄然涌来。

即位刚刚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员，去安陆迎取母妃蒋氏来京。两天后，四月二十七日，他又发出旨意，同样与自己的父母有关，“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

——此即“大礼议”之肇端。简明通俗地讲，礼，就是王权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是这种秩序对社会成员的关系与差别的规定。因为这次所涉及的是皇家级别的人和事，所以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其他很多时候也都这样，比如，皇帝结婚称“大婚”，刚刚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迎取蒋氏的谕旨这样说：“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据说，辞别蒋氏、启程来京之际，朱厚熜“不忍远离”，好一顿哭鼻子，“呜咽涕泣者久之”。论理，十五岁并不算小孩子了，但作为王子，自幼娇生惯养，独立性比较差，对母亲仍感依恋，这可以理解。

提出兴献王封号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兴世子现在成为皇帝，作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间关系又怎样，自当议定。

倘若事情仅只如此，就很寻常。实际却不这么简单。嘉靖这两个连续动作，是继位过程中就礼仪问题与北京当权派所发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没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回避，相反，进一步表明了挑战的姿态。

礼部尚书毛澄承旨，召集会议商讨兴献王封号问题。与会者对这个问题在理学上如何看，没有犹疑；关键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历史上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杨廷和举出两个先例，认为最适合作为处理眼下兴献王地位问题的范本。

一个是汉成帝以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余年仍无子嗣，因此在绥和二年决定册立皇侄刘欣为太子；刘欣成为太子的同时，自动过继到成帝一宗。为了解决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问题，成帝下旨让楚孝王之孙刘景袭爵定陶王。

第二个例子来自宋代。宋仁宗无子，遂于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太子，此即日后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后，从伦理上如何认定身份，当时的大儒名公之间一派混战，欧阳修等人主张英宗可以本生为皇考，而司马光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论战持续十八个月，是为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事件。结果，英宗强行决定以本生为皇考，司马光等台谏集体请辞作为抗议。英宗虽以权力达到目的，但在道义上却没有赢，因为理学宗师程颐明确站在反对立场，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既然你继承了别人的家业，就理当成为别人的后代，这样的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正因程颐这样的大宗师持此观点，杨廷和才把宋英宗故事当做能够支持己方立场的例子，加以引用。

两个例子，一个是正确的实践，另一个虽然实践是错的，但理学上却早已形成公认为权威的结论，可以说代表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好，相信皇帝从这样两个例子当中，自然能够了解眼下关于兴献王封号问题，可取的态度是什么。

大家一致赞同杨廷和的意见，并由毛澄形诸文字，作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叙述了汉代和宋代那两个例子，又引征程颐的观点，最后写道：

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

扼要地讲，他们建议，以后嘉靖要称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而改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叔父、叔母。

朱厚熜见奏，气不打一处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的？”发回再议。

五月二十四日，再议的结果出来了：大臣们不单坚持原有意见，还争辩说，本朝历来皇帝对于藩亲，在相应情形下，都只称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称“皇”字的，同时自称也径称“皇帝”，后面并不带名讳的；现在，廷议认为皇上对于兴献王可以称“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后面加上自己的名讳，明显把兴献王与其他宗藩区别对待，已算格外破例，相当隆重了。争辩同时，还把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专门抄了一份，请嘉靖看，隐约有教训的意思。

嘉靖不吃这套，命礼部“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潜台词是，别拿程颐压我。

毛澄、杨廷和们同样固执。他们的确重新开会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样子，上报的意见丝毫未变。

嘉靖一时没有办法，就来个“留中不发”——把问题搁在那里，以表示坚决不同意廷臣的立场。

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已二月有余，满城风雨。面对传闻，有个人静观其变，到了七月初，觉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决定出手。

此人姓张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顺，从弘治七年起，二十年来，连续七届会试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时来运转，终于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进士。此时，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谈不上有何辉煌前程了。但他并不死心，因为有人曾替他算命，说他不光有中进士的命，还有“骤贵”的命。中进士的预言已然实现，恐怕“骤贵”也不远。他笃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来，他密切关注朝中动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与朝廷当权派陷于拉锯局面。张璁一面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观察，一面用心思考。观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态度不够坚决，那么以杨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势力，他张璁贸然出手，下场一定是逮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至于思考，则因此事实质在于如何阐释礼学的精神，所以理论上要过硬、站得住，足以和对方抗衡。

嘉靖两次把廷议退回“命再议”，以至搁置廷议不予答复，让张璁确信陛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论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满朝上下还无一人敢于站在皇帝这一边，跟杨廷和唱对台戏，张璁却断定僵局迟早打破。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皇帝、抢得头功至关重要。建功立业，在此一举。

七月三日，张璁递交了他的《正典礼第一疏》。这是一个转折。此前，以嘉靖为一方，朝臣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嘉靖几为光杆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从安陆带来的藩邸僚属，没有哪个朝臣敢于附和他的观点。现在，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出现，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礼部观政进士”——类似尚未正式授职、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生——但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让嘉靖喜出望外的是，这声音还颇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弹。

对这么一颗重磅炸弹，我们只能不吝笔墨，全文易为白话，俾令读者知其详尽：

《正典礼第一疏》

臣下我个人认为：孝子的极致，是尊亲；而尊亲的极致，是竭尽一切和所有，加以奉养。

陛下应承天意、顺从人心，继承皇位，立即提出追尊兴献王、更正他的名号，同时派人迎接母亲来京奉养，这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孝情的自然流露，是必然的、无法抑止的。

现在，廷议形成了这种意见，说陛下由“小宗”入继“大宗”，应该以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夫妇为皇叔父、皇叔母。这种观点，无非是拘泥于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个典故而已，以及程颐所谓“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对此陛下不能苟同，指出此事在礼学上关系重大，应该广征博考，得到最恰当的结论。我由此深深体会到，陛下具有一颗何等纯孝之心。

从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都认为廷议是正确的——这恐怕有胶柱鼓瑟之嫌，并不切合实际；其次，也是党同伐异的表现，并不符合圣人之教。对此，至少我是不赞同的。

试问，天下怎有无父无母之国呢？我身处清明的时代，对居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深感痛心，不得不出来澄清一些基本原理，为陛下辩护。

最高经典《礼记》说得很清楚：“礼，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而起自于人的情感。”因此，归根结底，圣人是根据人的情感来创作礼制的，以人的情感来规定亲疏、评判嫌疑、区别异同和明辨是非。也就是说，礼绝不违背人情。

汉哀帝和宋英宗，很早就被汉元帝、宋仁宗立为皇位继承人，养于东宫。这种情形下，“为人后者为人子”是说得通的。现在，武宗作为孝宗继承人，居帝位十七年，他驾崩之后群臣遵照祖训、奉武宗遗诏，迎取陛下入继大统。这是另一种继承关系。

我认真研究过祖训。祖训说：“如果皇帝无子，就实行兄终弟及。”孝宗皇帝是兴献王的兄长，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弟，而陛下则是兴献王长子。武宗皇帝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祖训所规定的伦序，实际上就是兴献王以孝宗的亲弟弟取得继承权，从而顺延到陛下这里。所以《遗诏》里面这么说：“兴献王长子，根据伦序应当立为皇帝。”这句话，分毫没有以陛下为孝宗皇帝之后的意思。陛下是按照祖训规定的程序，直接继位为君的，这跟哀帝、英宗预先被立为元帝、仁宗太子而继位，其公私关系有天壤之别。有人或许感念孝宗皇帝恩泽，不忍心他无后，这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倘使兴献王今天仍然健在，那么当他继承皇位时，显然也没有因此变成兄长的后代的道理吧？

退一步说，虽然兴献王不在人世了，陛下称他一声“皇叔父”还不是特别为难的事，但陛下生母仍健在，而且就在迎来北京的途中，今后如以“皇叔母”相称，那么母子就必须以君臣之礼相见，天底下哪有以自己母亲为臣的呢？

依礼，长子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后代。况且兴献王只生有陛下一个儿子，虽说利于天下而为别人之后蛮高尚，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儿子让自己父母绝后的道理吧？

所以我认为，陛下在“继统”武宗的同时继续尊崇自己父母，是可以的；反之，以“继嗣”身份成为孝宗后代而与自己父母绝亲，是不可以的。“统”与“嗣”不是一回事，继统不必循父死而子立的关系，从前，汉文帝以弟弟身份继统于惠帝，宣帝则是以侄孙继统于昭帝，都没有听说需要以放弃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为条件。

仍旧那句话，礼的本质是人情，抽掉人情这个根本，礼就走到自身反面，成为非礼。

以我个人孔见，今日之事如此处理为善：应该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单独的奉祀场所，来突出尊亲这一最高孝道；同时本着母以子贵原则，使陛下生母享受和兴献王一样的尊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突出兴献王作为一位父亲、陛下生母作为一位母亲本来应有的地位。

人，都该当自觉认识生命本于父母这个道理；“礼”的探讨者，也都该当用自己的良心去体会礼学真义。可现在有些人，不去考量古礼的根本出发点，反而拘泥于后代的一些典故；不遵照祖训中的明确思想，反而从史书中翻出陈旧的篇章说事，这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

本来，只有天子才可以谈论“礼”。现在，陛下虚心求言，我才敢就大礼问题发表己见。我坚决反对以廷议为大礼之议的正确意见，它将助长后世的实利主义，亦即为了利益而抛弃天伦，这是大大有害于孝道的。

手握威柄的大臣固然可以指点江山，却也不妨碍微不足道的小臣有所献言，这都合乎各自的本分。古训说，遇到什么话违乎你心，一定别忘了考量它是否合于道，遇到什么话与你志趣有异，也要看看它究竟怎样不合于道。有时候，以忠耿的样子说出的话，未必都合于道，同样，好像志趣不高的话，也未必都不合于道。我以上所谈，既不敢献谀陛下而使自己失于忠诚，也不敢为刻意表现自己的什么直鲠而误陛下于不孝。一切，都请陛下明断，在我，只愿做到恳切和服从。

文人就是文人，头头是道，正本清源，直接从根子上打击“继嗣派”；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一句“圣人缘情以制礼”，让嘉靖吃下定心丸。

《明史·张璁传》说，此前嘉靖受阻于廷议，自己又无力反驳，正不知如何是好，“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立刻批转廷臣讨论。而对方的反应，则“大怪骇”，既意想不到，也很有些慌乱。可见张璁之半路杀出的威力。

为什么？

一来张璁所据理论，确实站得住。儒教纲常，忠孝为本，这是人所皆知的。其次，张璁认为论礼不得悖离人情。“圣人缘情而制礼”，并非他的杜撰，查查《礼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礼记·丧服四制》明白地写道：“顺人情，故谓之礼。”

其二，张璁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背后有人，还是一股颇为强劲的力量。近世学者欧阳琛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

“姚江王门”，指王守仁（王是余姚人）。“大礼议”中，赞助嘉靖的人，往往为阳明弟子，或与之有思想渊源。王氏本人虽未直接介入“大礼议”，但他的理论主张，无疑是跟继嗣派相左的，例如他说：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

所谓“先王制礼，皆因人情”，显然正是张璁持论的基础。

王学的核心诉求，欲使理学返璞归真，从形式主义回到本义和本心，“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虽先王所未有，亦可以义起”，认为不论天理或人礼，皆源于良知即内心的真善，否则，“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走到反面。王氏所要摇撼的，正是宋以来以程朱为正统的理学。黄宗羲评之：“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他要拨开这迷雾，使人了解“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的道理。

这里面的玄学奥思，我们不必深究，只是应该晓得，嘉靖挑起的这场“大礼议”，因了背后有新兴理学崛起的缘故，才如此波澜壮阔。倘若不然，就只是嘉靖的一点私念而已，很难走得那么深，那么远。

一面是嘉靖死命维护个人利益，一面是杨廷和等主流官僚要捍卫正统理学价值观，一面是张璁等反宋儒的新兴力量想在思想和理论上崛起。这三方各执一端，一并搅战，好戏只是刚刚开始。

嘉靖把张璁《正典礼第一疏》交发廷议，杨廷和只说了一句：“书生焉知国体。”毫不客气地将疏文封还。封还，又叫“执奏”，是明代内阁的一项权利，虽然旨意到阁，但如果内阁认为不妥，可以退回请皇帝重新考虑。同样，皇帝如不同意内阁意见，也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办法，即“留中”。先前，嘉靖对内阁用过“留中”这招，此番杨廷和投桃报李，回敬一个封还。

张疏被封还之后，嘉靖索性直接以手敕的方式，强迫内阁拟旨。七月十六日，他亲自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这几位大学士，当面把一道手敕交给他们，上面写道：

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无穷尽的，专指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既有点可怜兮兮，却也有图穷匕见的味道。谁知，杨廷和等人顽固非常，以“不敢阿谀顺旨”为由，再次封还。顺便说一下，手敕里提到的“祖母”，指朱祐杭生母、成化皇帝的邵贵妃；嘉靖不单要将父母升格为皇帝皇后，也想给九泉之下的老祖母邵氏加上皇太后名分。

男人之间的矛盾闹到这地步，一般就陷于僵局，除非撕破脸面，真刀真枪干仗。嘉靖当然很想对杨廷和们来个一锅端，但此刻尚非其时，自己羽翼还不丰满，腰杆还不硬。因此，必须有另一种人物登场了。

自然是女人。

平素生活中间，一家人和另一家人吵架，纵然男人揎拳裸臂，多半并不济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女人，谁家女人泼辣、耍得开，能够连哭带骂，倒地打滚，拿出“今天老娘跟你们拼了”的狠劲，胜利天平就会朝那一边倾斜。

其实我们发现，国家大事上面往往也如此。

就在杨廷和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自己立场的时候，通州传来消息，嘉靖的妈咪、兴献王妃蒋氏已经大驾光临。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先生跟阿庆嫂女士才交谈数句，就连连叹息“这个女人不寻常”；不过倘与蒋氏相比，恐怕阿庆嫂之“不寻常”，犹有不如。因为蒋氏根本不用进城，就已经搞得大家狼狈不堪。

九月底，奉迎蒋氏的船队抵达大运河北端终点。不知她早有所闻，还是到了通州后才了解到儿子数月来与大臣——自然，以她来看，主要还是幕后的武宗之母张太后——之间就大礼问题发生的争论，总之，这个极具楚地风骨的女人双脚刚刚踏上京郊土地，便怒声宣布，兴献王尊号问题一日不解决，本老娘便一日不进北京城！她说到做到，当即赖在通州不走。史书上，留下了她的两句话。一句是：“安得以我之子为人之子！”这话是以一个母亲身份讲的，应该也是讲给另一个母亲听的。另一句是：“尔曹已极荣宠，献王尊号胡犹未定？”这句是以兴献王妃或一个妻子身份讲的，但讲话对象却是随朱厚熜先期来京的王府人员，这实在有点奇怪。无论如何，那些人对于尊号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也根本轮不到他们插嘴。因此，如果说前一句话尚可因母子情深而被人理解，后一句就简直是找碴和胡搅蛮缠了，由此可见她的风格。

有人评价她：“母亲蒋氏，也是一个个性顽强的人，一直到她在一五三八年死去为止，对这个少年皇帝影响最大……要不是母后蒋氏为他撑腰，一个顽强而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想不会那样硬干下去的。”

因此，下面一幕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做出来的，是母子之间灵犀相通的里应外合：嘉靖皇帝听说母亲因为伤心和愤怒，拒绝进城，留在通州不走了，他“涕泗不止”，跑到张太后那里声称宁愿不干了，“愿避位奉母归”。

这种情形，是谁都不能预见到的。大家的反应，《明史纪事本末》只用四个字来描述：“群臣惶惧”。惧是害怕，惶是慌乱、不知所为。仅仅害怕，也还罢了；要命的是，大家被搞得措手不及，方寸大乱。

蒋氏这一手，跟一般泼妇的“坐地炮”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比如拆迁纠纷中，不愿被拆的一方往地上一躺，说：“有本事，你就把老娘也弄走。”往往就真的弄不走，如强行弄走，是要出人命的。

蒋氏在通州“坐地炮”，她的宝贝儿子则在紫禁城闹辞职，配合极佳。自古以来，皇帝——传说中搞禅让的尧舜不算数，他们并非“皇帝”——除了自己翘辫子和被赶下台，都是一屁股坐到底，向来无有主动请辞的。没想到，嘉靖小小年纪，居然要创造这样的历史。

谁想得到呢？想不到，当然就“惶惧”了。

趁众人“惶惧”之际，嘉靖再次召见杨廷和、蒋冕、毛澄一班阁员，重申“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张璁也得了风声，赶来火上浇油，递交第二篇攻击内阁的奏疏，说：“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言下之意，议礼乃天子专权，陛下完全不必理会阁臣，自己做出决定。

几经搅和，继嗣派的防线不知不觉已呈颓陷之象。十月初，突然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

卿等累次会议正统之大义、本生之大伦，考据精详，议拟允当，朕已知之。

钦奉慈寿皇太后（张氏）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成化皇帝，庙号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朕辞之再三，不容逊避，特谕卿等知之。

这道上谕，是政治造假术的一个典型文本。首先，它根本不来自嘉靖本人；其次，里面“朕辞之再三”云云，亦纯属子虚乌有；所谓“考据精详，议拟允当”这种对辅臣的称赞之词，更不会合于嘉靖的心意。

只有一处是真实的，即旨意来自张太后。这说明，在蒋氏和嘉靖分别上演了“坐地炮”和“撂挑子”两出闹剧之后，继嗣派顶不住了，脓包了，认𪨊了；尤其说明，弘治夫人张氏不是弟媳蒋氏的对手——也许朝臣与嘉靖之间尚未分出胜负，这两个女人之间无疑却已见出高下。

以谁为皇考的问题，这里仍未解决，然而，对方被迫接受兴献王可以称“帝”——尽管还小气抠门地吝啬了一个“皇”字，只称兴献帝，不称兴献皇帝。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继嗣派开始退却。《明史纪事本末》叙述这个文件出笼经过时说：“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诏下礼部。”从最初以天时、地利、人和而居上风，到相持不下，再到“势不得已”，继嗣派已走上下坡路。对继统派来说，这比眼下取得何种战果更有实质意义。缺口一旦打开，只会越来越大，那是无法阻挡的。

列位看到这里，不免愈来愈困惑，外加好笑：什么“大礼议”，说来道去、你争我夺、伤肝损脾，不就为了几个词儿、几个字眼吗？说实话，在下亦甚感无聊也。然而列位有所不知，先圣孔老先生有句名言：“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就是词儿——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表示权力专属的词儿罢了；器，是用具，这里专指标志着名位、爵号的器物，本质仍然是“名”。盖因权力这东西，一方面最实在，最实惠，另一方面也最虚玄，最神经兮兮。搞权力搞到最后，往往就进入一种神秘抽象境界，时常发生幻象，且需要通过幻象来揣摸、猜忌、狐疑、试探、旁敲侧击、察言观色……不一而足，所以，爱护权力非得像爱护眼珠一样，疏忽不得，保护高度的紧张与敏感，以至于细腻到一字之差。譬如轰轰烈烈的“大礼议”，到目前为止，双方你来我往咬住不放，我们瞪大眼睛所能发现的，始终是个别字眼的讨价还价。继嗣派这样强调他们的雅量与胸襟：瞧，我们已然同意在“叔父”前头加一个“皇”字，在“王”字前头加一个“大”字，来表示对兴献王的尊崇，你们怎么可以还不满意呢？等到抵挡不住、不得不称兴献王为帝时，却又很仔细地收回了那个“皇”字。而嘉靖及其母亲蒋氏哭天抹泪、寻死觅活要争的，恰恰也无非于此。这都是孔夫子一再强调的那句“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在今天，我们觉得很无聊、很神经，当时双方无疑却一致同意“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场围绕着几个字眼而不亦乐乎的大论争，不久还进一步升级，直到闹出十几条人命，兼带着把整个政局掀了个底朝天，这似乎就更好笑了。

且说兴献王、妃分别得了帝、后称号，蒋氏颜面有光，乃收起“坐地炮”，赏脸入了京城。但是，他们自不会就此消停，仍然念念不忘那个“皇”字，以及更多。

隔了一个月，十二月中，嘉靖两次施放试探。第一次，只提出单给蒋氏的兴献后称号加尊皇字，被杨廷和顶了回去；第二次，御批于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又被拒绝。由这两次行为，可以看出背后蒋氏的作用，因为第一次单提出给兴献后加尊皇字，可想见这女人特别在意，也闹得特别起劲，被回绝后，羞恼之下索性提出两个一道加。杨廷和不胜纠缠，表示不能受命，自己唯有引退。表示一出，即有百余官员齐声高叫“老九不能走”，上疏皇帝务加挽留。嘉靖一见，做了个顺水人情，“优诏留之”——他本来意在试探，除了试探杨廷和现在态度究竟怎样、反对有多坚决，也想试探杨在朝中受拥护程度如何。现在，这两点他都已清楚。看来，事情暂不能操之过急。

他需要时间，来搬走杨廷和这块大石头。

不光是嘉靖需要时间，别人同样需要时间——那些希意干进，却还拿不定主意的人。时间将为他们把窥伺之门推得更开一些。不过，开头总免不了有几个去充当替罪羊。

例如一个叫史道的兵科给事中。此人自以为已看出端倪：皇帝与首辅势不两立，杨廷和这棵大树迟早要倒——这一点，他的确搞对了。他不曾搞对的是，跳出来充当弹劾杨廷和的第一人，却不知势必成为嘉靖倒杨行动的祭品。

他上疏质问，正德年间朱厚照荒诞不经地自称“威武大将军”，没有听说杨廷和有所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他说得有道理，但一是持论过苛，难以服众——像武宗那样不可理喻之人，力争又有何用？二来，这番高论其实有犯忌之处，嘉靖看了未必舒服，因为他将兴献尊号问题与朱厚照为自己胡乱加“镇国公”“大将军”“总兵官”头衔相提并论，岂不是嘲笑嘉靖昏乱。三来，他跳出来弹劾杨廷和，是很好的，不过嘉靖却不宜立刻倒屣相迎，相反他一定要表现得很生气，挺身回护廷和，这才便于他将来除掉廷和时得以阐明如下姿态：大家看啊，朕都保护他N次了，实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史道成为倒楣蛋儿，一道谕旨，他被送入诏狱，而杨廷和因遭弹劾依例提出的退休申请，却不被批准。

紧接着，又一个冤大头跳将出来。御史曹嘉替史道打抱不平，他认为史道弹劾杨廷和，尽其职责，没什么不对；皇帝把史道下诏狱，对廷和则温旨慰留，处置有失公道；又暗指杨廷和及为之辩护的人，有结党营私嫌疑。这个指责很严重，大臣要公忠体国，聚为朋党实为大忌。所以曹嘉此言一出，马上引来轩然大波。显然是协调一致的，从曹嘉上疏第三天起，连续十一天，内阁成员集体留在家中，没有赴阁办事。而后，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位大学士，以及刑部尚书林俊、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吏部尚书乔宇，各自提出辞呈，杨廷和和蒋冕连续递交了几次。嘉靖概不批准，三番五次派员至上述诸大臣府第传旨，请他们回阁视事，杨廷和等却称疾坚不出。表面看来，嘉靖仁至义尽，杨廷和们却颇为托大，乃至有要挟之意。其实，曹嘉的说法确实让人吃不消，廷和等人必须讨个说法，在未得到明确说法之前，不可以稀里糊涂地出来工作。而在这十一天里，嘉靖虽对杨廷和们好言相慰，一再重复如何寄予信任，却始终回避曹嘉劾章中的关键之处，即这些重臣之间是否存在朋党关系。以嘉靖这种聪明绝顶之人，早该清楚杨廷和避而不出所为何来；但他偏偏言不及义，尽说一些空洞的劝慰的话，且言语间不时微指杨廷和们只爱惜自己名誉，置大臣之义于不顾。似乎，他有意延长内阁瘫痪的时间，来彰显杨廷和等人的自私负气。直到后来，十三道御史刘廷簠在奏章里点破这一点，“自古去大臣者，以朋党为说。”并举出正德初年刘健、谢迁、韩文被以朋党之名搞掉的例子，嘉靖这才表示：“朝廷清明，岂可辄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至此，十多天内阁空不见人的局面方告结束。杨廷和们虽然得到了“说法”，但这么多天“擅离职守”或“旷工”，纵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究竟也造成不好影响，而在道德上付出代价。至于那个曹嘉，在发挥自己作用之后，只落得一个贬谪的下场。唯一的赢家，是皇帝本人。

这时，是嘉靖二年正月。

转眼来到年底。万岁小爷入住紫禁城已然两载，转眼就十八岁。若在现代，十八岁即为成人，从此取得公民权。明代无此一说，但十八岁仍不失为人生一个重大关节，乳臭未干的嘉靖，目下应该喉结突出、颔生黑须，昂然一丈夫了，也终于到梳理羽毛、振翅高飞的时刻。

是年，对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及浙江来说非常不利，先是大旱，后又大涝。南京户部右侍郎席书递交的报告称，该地人民景况只有三等：“有绝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贫难已甚、可营一食者；有秋禾全无、尚能举贷者。”就是说，处境最好的也需要告贷维持。

恰在此情势之下，嘉靖拟派遣内官前往南方办理织造。所谓织造，指宫中帝后等人服饰的供给，其本身费用已属奢巨，加之任事的内官往往乘机大捞，扰民极重，正常年景下已令地方不堪，何况又逢大灾之年。所以消息传出，朝臣纷纷上疏谏阻。但嘉靖却如吃了秤砣一般，铁心不变，一再催促内阁拟旨。杨廷和反复申明江南民不聊生，犹处水深火热之中，如逼煎太甚，“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嘉靖就是不听，君臣再起争执。前者见无法说服内阁拟旨，竟撇开内阁，直接让人（应该是某位近侍）草诏，并付诸执行。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公然的排斥。正如杨廷和所说，根据祖制，明朝“诸所批答，俱由内阁拟进”，这是制度，在当时犹如法律，而嘉靖的做法不啻于越过法定程序，性质非常严重。

杨廷和震惊于嘉靖的一意孤行，忍不住质问道：“今臣等言之不听，九卿言之不听，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独二三奸佞之言，听之不疑。陛下独能二三奸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

末一句深中肯綮，语气未免过重。老首辅忧民心切，激于义愤，一时不能自已，而说出这种近乎顶撞的话来。

其实，嘉靖是用这种举动，宣明对杨廷和内阁的遗弃。杨廷和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又难以置信。他在奏疏中提到一句：“臣等固当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则止之义。”这并非正式辞职，而是希望借这样一句话，换来皇帝积极的自我纠谬的回应。

但此番相较以往，判然有别。一贯对杨廷和加以挽留的嘉靖，突然改弦更张。《明史》记载，杨廷和于嘉靖三年一月退休，“帝听之去”，并无片语劝留。这就好像一出戏，推来阻去的一直很热闹，可突然间，一切就戛然而止了，鼎沸的世界瞬时死一般寂静，以致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自正德崩后，一手敉定政局、定策迎立、拨乱反正、旰食宵衣、勤勤恳恳的老首辅，就这样去了。类似杨廷和这种等级的重臣，如果提出辞职，通行的做法是前两次都要予以拒绝，以示挽留，第三次才予批准——哪怕皇帝已极讨厌该人，巴不得他滚蛋，也要做做这种文章。嘉靖不按规矩出牌，尽管杨廷和久有去意、乞休并非假心，但从皇帝方面来说，至三方准，其意不在挽留，而是以示对一个服务多年、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臣的尊敬。嘉靖却冷酷地剥夺了这种敬意，尤其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出手如此辛辣果断，充分展示了他意志坚定、恩威莫测的性格。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还将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一点。

杨廷和走了，不因“大礼议”，而因织造，这总让人感到蹊跷。在大礼问题上，杨那样执拗地与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恳切请辞，嘉靖竟一概不允。他不倒于“大礼议”，却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计乃借刀杀人。因为“大礼议”本身未见分晓，尚无结论，不可能以此斥退廷和，那么很好，我就利用织造之争把你挤走。织造这件事，有很多刻意的迹象。江南灾情那样严重，嘉靖偏偏要在此时行此事，且当从内阁到各部负责人再到科道官等所有人一致反对的局面下，不管不顾，矢志以行，甚至不惜采取撇开内阁、直接拟旨极反常的举动……这一切，结果势必要将杨廷和推到风口浪尖，并迫使他以辞职来尽最后谏劝之责的地步。这太像一个精心构设的圈套。

嘉靖三年一月，朱厚熜以这样一个行动，宣告杨廷和柄国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此后自己长达四十年真正“独立自主”的专制的开始。

此时此刻，他必定深深怀念着张璁。

自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兴献帝后称号以妥协方式解决，暂告一段落以后，张璁就被杨廷和调离北京，他得到了南京刑部主事的任命。杨廷和以为，让此人远离京师，减少他和皇帝接触的机会，庶可少生事端。

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张璁之去南京，恰好促成了继统派阵营的形成。先前在北京，张璁独力支撑，孤掌难鸣，几乎没有市场，任怎么折腾，只怕也难成大事。在理学观点上，当时南北两京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正统派天下，一个是新潮派渊薮。因此到南京后，张璁意外邂逅了一批同志。一个叫桂萼，一个叫方献夫，一个叫席书，一个叫霍韬。这几个人同气相求，同忧相救，交往日密，一起就议礼问题充分切磋，遂结成统一战线。

仿佛掐准了似的，杨廷和这只“拦路虎”离去的当月，一道来自南京的重提议礼问题的本章也送达御前。作者是南京刑部主事桂萼，题为《正大礼疏》，明确提出，“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即蒋氏）曰圣母。”

三年前，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大礼议”首回合，嘉靖如愿以偿给自己父母加尊帝后称号，但同时也以承认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亦即礼法上的父母——作为交换。眼下，桂萼做的就是这个翻案文章。

它来得正是时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转廷臣讨论。此时，原“大礼议”反对派领袖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均已去职，蒋冕接首辅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数仍为杨内阁时代旧人，北京政治气候仍对嘉靖不利。

桂萼疏文下到礼部，现任尚书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进行讨论。当年议尊号时，汪俊即与毛澄同一立场“力争”，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汇总的廷议，明确反对桂萼主张；同时还特别指出：“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这应当是事实，汪俊不敢瞎编：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种观点的总共四人，而反对者达二百五十余人，完全不成比例。

没有关系，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准备。一面对内阁和礼部施压，一面征召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来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从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对派节节败退的一段时光。由于杨廷和这唯一堪称德高望重的枢臣引退，反对派思想虽仍然统一，但却少了中流砥柱，根本无法制约皇帝。他们先是同意兴献帝后称号中增加原先杨廷和执意不从的那个“皇”字，然后被迫接受兴献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样。嘉靖却得寸进尺，又提出在皇宫内为父亲设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对派明白，皇帝陛下必尽伸其志而后已，然以职责所在，他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是螳臂，也须挡一挡车轮，求个心安理得而已。

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汪俊和首辅蒋冕旋即引咎辞职。请求顺利地通过。首辅之位由杨内阁硕果仅存的毛纪接替，而对于“大礼议”至关重要的礼部尚书——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变化，总是体现于并通过人事变动来实现的。除席书接掌礼部外，五月间，张璁、桂萼、方献夫也分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为他们将来进入内阁铺平道路。

“大礼议”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

张、桂等人的言论，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们视为希意干进、献媚邀宠的小人，一时成为公敌。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参道：“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刑部尚书赵鉴也敦促皇帝对张、桂等绳之以法，公然对人讲：“得俞（谕）旨，便捶杀之。”攻击还来自御史张翀、张本公、段续、陈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更严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对进言皇帝惩处此数人不表兴趣，而欲径直饱以老拳；《明史》写道：“众汹汹，欲扑杀之。”

桂萼吓得关在家里，张璁也是躲了好几天，直到确信无复性命之忧，才敢上朝。在这期间，嘉靖动用权威，从动本参攻张、桂的人中挑出几个，投入诏狱，又以“朋奸”切责其余人等，方令事态有所缓解。

张、桂定了定神，开始发挥嘉靖调其晋京的作用。他们联名上疏，完全彻底否定朱厚熜继位以来杨廷和内阁有关兴献地位问题的政策，最后落实到一点，即去掉兴献尊号中的“本生”字样，指出：“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

作为现代人，我们对嘉靖君臣数年以来争得不亦乐乎的称号，恐怕早有头晕眼花之感。所以，叙述至此，有必要对称号之争的变化，及其相互是何关系，总括起来作一交代和分辨。

最早，内阁和礼部认为兴献王不能称“帝”，打算以“兴献大王”的称号来解决与一般藩王的区别问题。嘉靖不答应。之后，同意称之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来保留与曾经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们的区别。嘉靖仍不满意，于是，兴献又得到“皇帝”称号。在“皇帝”称号解决之后，嘉靖的目标转向“皇考”问题。“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由张太后旨意给予兴献以帝号时，嘉靖接受孝宗为“皇考”并正式诏告天下。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挤走杨廷和后着手解决此事，廷臣无力阻止，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于当年三月一日宣布，即日起兴献的完整称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献成为“皇考”，但与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样；这样，嘉靖同时拥有两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亲，兴献皇帝是亲生父亲。

——以上是过往围绕兴献称号问题，发生的全部争执及结果。

现在，张璁、桂萼发出最后一击：去掉“本生”字样，让兴献皇帝成为无论血缘或政治上的唯一父亲。他们说，“本生皇考”这样一个称号，表面上是皇帝赢了，实际却中了别人的诡计，“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必亟去二字，继统之义始明。”“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把孝宗降低到伯父地位。

从礼法上说，这不是简单的称呼上的变动，它隐含着嘉靖帝位继承关系和权力由来，脱离于孝宗这层意思，这直接动摇了视统秩、伦序为命脉的中国帝权的法理基础，其大逆不道，不逊于弑君和谋篡。在这样的关头，所有正统士大夫脑子里，都会冒出那样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谏阻的奏章纷至沓来，一片反对之声。嘉靖一概不予理睬，扣下奏章，表示对于去“本生”决心已定。群臣陷于绝望，一股悲抑气氛在朝中流传。

七月十五日早朝散后，官员们聚在一起议论着。兵部尚书金献民、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断言：“皇上把所有奏疏留中不发，说明改孝宗为伯考势在必行，国家的纯正传统将就此中断了。”这道出了所有人对形势的一致判断，众皆默然，不知如何措手。这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猛然想起一桩往事，说：“有个很好的先例：成化年间，为了慈懿皇太后葬礼问题，百官曾经集合起来，哭伏文华门，最终让宪宗皇帝接受了大家的主张。”此语甫出，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大声应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杨慎的呐喊，让大家慷慨激昂，“儒”气勃发；两个年轻的官员当即跑到金水桥南，截住散朝途中的群臣，请他们留步，然后当场发表演说，倡申大义，“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并激愤地说：“今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很多人留了下来，现场很快有了广场政治的气氛，人人热血沸腾，情不自禁，骚动不安，被一种共同的义愤所鼓舞；如果说天安门无数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广场政治行为的中心，那么，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的这一次，也许就是它的开端。

短暂动员之后，激动的人群拥向宫中，在金献民、何孟春等人带领下，浩浩荡荡来到左顺门外。据统计，参加这次嘉靖朝天安门事件的，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台谏诸臣，达二百余人，规模空前。他们齐伏左顺门外，呼唤着太祖皇帝和孝宗皇帝（相当于现代游行高呼口号），哭声震天（这是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常用请愿方式）。首辅毛纪和大学士石珤闻讯，也赶来加入，请愿的声势更加浩大。二百多号人，在向来寂谧的紫禁城中齐声呼喊，扯开嗓子痛哭，从来未有，也足够惊天动地。

嘉靖朝罢退居文华殿，正在做他的道教功课——这是他毕生沉溺不已的爱好——忽听左近人声鼎沸，急遣人外出探察，得报乃是群臣“聚众闹事”。此时约可晨间七时，“命司礼监谕退，不去”，直到午时（中午十一时至一时），一再派司礼监充当大喇叭播放“劝离通告”，“群臣仍伏不起”。嘉靖大怒，使出第一招：命司礼监把参与闹事者登记在册，并逮捕积极分子丰煕、张翀等八人。这一招非但没有吓退人群，反而引起更大骚动——杨慎、王元等，扑上前用力捶击宫门，同时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于是，十八岁的皇帝开始展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铁血风格，调来卫戍部队，一股脑儿拘捕了一百三十四人，传令另外八十六人待罪听候处理。两天后，他宣布了镇压手段——极具明朝特色的“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闹事者被打屁股；虽同为打屁股，跟一般家长责罚逆子时打屁股断然不同，这是往死里打，“与我着实打”，被打官员中，直接打死或事后因为创伤过重而死者，共十九人。

持续业已三载的“大礼议”，以文攻始，以武卫终；以口舌之辩始，以打屁股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棒底下出真理。嘉靖发现，三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顿板子就能立刻得出结论。自信政治正确的士大夫集团，则不得不哀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主持，最后议定孝宗“考名”。反对派已噤若寒蝉，只有个别人象征性地嘟囔了几句不同意见，也草草收场。继统派取得彻底胜利，这次的廷议，由张璁、桂萼、席书等人捉刀，做出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的决定。

九月，正式颁布诏书：“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张氏）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蒋氏）曰‘圣母’。”

紫禁城左顺门
今协和门（清代改称）。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即于此门外被打板子。古云“刑不上大夫”，事关国家礼仪和体面，假如对大臣动刑，首先应该将他革职、法办，嘉靖却开创了官职在身而直接打屁股的先例。

徐阶像
继严嵩之后担任内阁首辅。他是朱厚熜手中的另一枚棋子。他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是发现了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