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一命呜呼。他这一死不要紧，远在二千里之外的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县），却成了龙飞之地。

那正德放纵一生，在位一十七年，御女无数，耕耘颇勤，却从未听说有谁受过孕，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或许只能归之于滥情过度，天不佑彼。

总之，朱厚照撒手而去，留下一个皇储未建、国位空虚的局面。

根据皇位继承法，在没有子嗣时，将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朱厚照的情形相当特殊；他非但没有儿子，自己也是独苗——当年他父亲朱祐樘曾经为他生下过一个弟弟，然而不久即夭折。因此，现在“兄终弟及”原则的引用范围，不得不加以扩大。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向皇太后张氏汇报时指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

里面提到的几个人，血缘关系如下：宪宗即成化皇帝朱见深，他共生有十四子，老大、老二都早亡，老三即后来即位为弘治皇帝庙号孝宗的朱祐樘，老四则是封国在湖广安陆的兴献王朱祐杭。朱祐杭生子朱厚熜，与朱厚照是堂兄弟关系。

现在，死去的朱厚照无子无弟，只能上推到父亲一辈最近的堂亲中寻找继承人；兴献王朱祐杭在成化皇帝诸子中仅次于朱祐樘，朱厚熜又是兴献王长子，则皇位非他非属——这就是杨廷和所说的“序当立”。

可见朱厚熜的继位，完全依照程序、按部就班，一切合于规范。兴世子的资格没有疑问，根据礼法的排序，继承人只能是他；这同样说明，杨廷和、张太后另一方，也不曾就此事塞入任何人为操纵的因素。

然而唯一的不足，是其中埋伏着一点含混之处：朱厚熜跟朱厚照是堂兄弟，他们各自的父亲则彼此是亲兄弟——那么，“兄终弟及”究竟指朱厚熜以堂弟身份从朱厚照那里继承皇位，还是指朱祐杭继承了朱祐樘？这一点，杨廷和们确实不曾特意地指明。或许，在他们脑中从始至终都认为，兴世子只能是朱厚照的继承人；或许，他们认为这根本是不言自明的，毋庸特别宣陈。

但事实证明，这似乎微小的百密之一疏，犯了想当然的错误，而种下严重危机，日后竟搅扰嘉靖朝十几年不得安宁。

由内阁拟定的武宗《遗诏》，是这样表述的：

朕绍承祖宗丕世（丕，伟大、盛大；丕世犹言“伟大的时代”）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孤，负也；同“辜”）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先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即朱祐樘）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张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取得一致意见），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先前思想含混之处，继续留在这份宣布传位于兴献王世子的官方正式文本之中，尤其用“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一句，来界定朱厚熜的继承关系，明显有空子可钻。然而，麻烦到来之前，对此谁都不曾意识到。归根到底，那并不是一个注重法理的时代；换作现代，不必说皇帝遗诏这样重要的文件，任何一份有法律效用的文书，都会字斟句酌，杜绝任何歧义的发生。

是时，兴世子年方十五——虚岁，若论足龄，此时还不到十四周岁。两年前，他刚刚失去父亲。没有史料显示，在接到武宗《遗诏》之前，他预先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事实上，时间决定了他毫无准备。北京最高权力当局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将由兴献王世子继位的决定，并且立即派遣大臣和内官赶赴安陆州迎接新君。正德皇帝三月十四日驾崩，三月二十六日，由司礼监太监谷大用、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先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组成的使团，就赶到了安陆州。即便兴献王府在京城设有内线并成功探知消息，也不大可能以比这更快的速度赶在天使之前让兴世子知道此事。

考虑到兴世子的年龄，以及事来之突然，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十五岁少年在随后的处置和应对中显现出来的心计与态度，表示吃惊和佩服。

使团到来后的第六天，四月二日，兴世子辞别父王墓地和母亲蒋氏，踏上北去路程，而与以往的人生揖别。

跟北京使团只用十二天就赶到安陆不同，兴世子花了将近二十天才走完相同的路程。尽管前后已有一个多月国家无主，举国翘盼新君早日莅临，但是，年方十五的兴世子显得相当沉稳。他知道此时不宜表现出任何急切的心情，相反，倒是要拿出不紧不慢的姿态，庄重地接近那座已经属于他的都城。

他暂时驻跸于城外，静候朝廷出具有关他继位的礼仪细节。

当有关安排呈上时，朱厚熜怫然不悦了：由首辅杨廷和会同礼部商议的方案，兴世子将以“皇太子”身份继位为君。这意味着，在登基之前，朱厚熜须先从崇文门入东华门，居于文华殿，完成成为皇太子的仪式，然后再择日加冕为皇帝。

十五岁的少年以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政治敏感，立刻表示拒绝。他阅读方案之后，对从安陆跟随而来的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意即，《遗诏》说得很清楚，我将直接即位为君，丝毫不曾提及需要先立为皇太子之事。《世宗实录》记载甚明，这是兴世子自己提出的疑问，并没有经过任何老奸巨猾的幕僚高参之流的启发。

仅仅十五岁的人，竟如此有政治嗅觉。

这的确是一个节外生枝的要求。杨廷和最初提出兴世子的继承资格，包括起草武宗《遗诏》时，都是基于“兄终弟及”的原则。为什么此刻突然要求兴世子先成为皇太子，然后再即皇帝位？是礼法必须履行的一道相应程序？还是在这二十天当中皇太后张氏经过思虑，额外添上的一笔？后者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仅仅是“兄终弟及”，兴世子可以把自己身份解释为以武宗堂弟而继位，“皇太子”则意味着改变身份，先过继为孝宗之子——同时亦即张太后之子——然后登基。唯一的受益者，显然是张太后。

兴世子思虑细密、锱铢必较的性格，在此立即表现出来。他不想在别人控制和阴影下做皇帝，哪怕只是名义上奉张太后为母亲。他是以藩王入继的身份来到紫禁城，对这座巨大的宫殿，他替自己感到陌生，充满戒备和警惕；他在此无根无柢，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揣着些许自卑。

可惜，没有人注意这种心理，进而设身处地想想他的感受。张氏急于看到在儿子驾崩之后，新君能够明确表示对她皇太后身份的尊崇，她的地位和自我感觉应该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而杨廷和这样的正统儒家官僚，满脑子原则，于祖训和礼法唯知一丝不苟，办事过分的较真，过分的不通融。而且，北京方面上上下下，“主场”意识确实过于强烈。虽说兴世子是即将即位的皇帝，但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理论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自以为有捍卫这种制度和理论的义务，也希望做到无可挑剔、任何时候都不愧对历史。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层面上保持着自负，并且视为事关荣誉，不肯稍稍退却和放松——后来，他们在“大礼议”中前仆后继，精神盖出于此。然而，这严重地伤害了从遥远的小地方赶来即皇帝位的兴世子。

跟北京衮衮诸公相比，兴世子有什么呢？许多方面他都处于不利，不过他却牢牢拥有三个优势：一、皇帝的宝座注定属于他，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二、尽管年方十五，却已经形成和显现出成熟的政治素质；三、不要忘记，他来自“九头鸟”之乡，“九头鸟”死缠烂打、百折不回、一拼到底的精神，杨廷和们很快就可以领教。

朱厚熜斩钉截铁地退回礼部呈表，命其重拟。杨廷和出乎意料，但并没放在心上。他率群臣以上疏的方式，敦促朱厚熜接受和履行礼部所拟程式，并重复了其要点：“上如礼部所具仪，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群臣）上笺劝进，择日登极。”朱厚熜再次加以断然拒绝。

双方僵持不下。

国家无君一月有余，新君明明已迎奉来京，却迟不即位。这种局面拖不得，拖下去，人心浮动，乱由隙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兴世子吃准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说，现在是北京方面有求于己，应该让步的也是他们。无形中，他以国家为人质，来逼迫对方满足自己的条件。

张太后发话了：

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城外驻跸之所），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

这道懿旨表明，张太后知道拖不起，打算让步。她让文武百官“即日”上笺劝进，而杨廷和前日还坚持说，要等兴世子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之后，群臣才能上笺劝进。这暗示，张太后可以接受取消具有完成皇太子身份的象征含义的那道程序。

于是，群臣三进笺表，兴世子头两次推谢，第三次接受下来。这里的两次拒绝没有实质含意，依惯例必须劝进三次，头两次一定推辞，第三次才“勉从所请”——这不过是古代当“非常情形”之下，最高权力实现移交的一种酸臭套路。

不过，“劝进至再，至三”而后“勉从所请”，虽为虚礼，幕后却悄悄进行了一番实质性的讨价还价。

兴世子及其幕僚磋商后，提出新的即位仪注。其要点是，四月二十二日举行登基大典，新君将从正阳门中门入城，经大明门正面入宫；在派遣勋贵官员为代表告于太庙和社稷坛的同时，新君本人将前往武宗“几筵”（即灵前）谒见，然后叩拜张太后；做完这两件事，就直趋奉天殿。奉天殿，即现今太和殿（清顺治年间改称），民间俗谓“金銮殿”是也，为帝王临朝之处。登上奉天殿，就意味着行使帝权。可见，朱厚熜方面设计的仪注，从实质上省却了取得皇太子身份的环节，而直接临朝称制。当然，里面也给朱厚照和张太后留了面子：登基之前，先去两处拜谒。对方固可将此解释为尽皇太子的义务，兴世子却也不妨有他自己的解释——作为皇位继承人，落座之前，跟大行皇帝和皇太后打一声招呼，照照面，这样的礼节总还是要讲的嘛。

张太后以及内阁肯定不喜欢这种安排，但出于无奈也只能同意。这样，朱厚熜拟定的即位程序，就以礼部尚书毛澄的名义加以公布。

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四月二十二日，登基大典顺利举行，上自皇太后下至百官，都松了一口气。武宗晏驾以来，事情千头万绪，每个人神经都高度紧张。尤其由旁支入继为君的局面，本朝尚第一次出现，谁也没有经验。虽然出了小小的岔子，但好歹已经应付过去，大家都盼着新君正位之后，万象更始，国家步入正轨，将前朝的弊政逐一纠矫。

至少内阁首辅杨廷和没有把即位礼仪之争放在心上。这位武宗在世之时一直抱负难伸的政府首脑，此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在新君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解决掉前豹房近幸、以江彬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解散了豹房里乌七八糟、三教九流之众，关闭滥设的皇店，封存宣府离宫（所谓“镇国公府”）的财物。接下来，他想办的事情还很多。他在代为起草的即位诏书中指出，正德年间“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亟待拨乱反正之处比比皆是。诏书差不多就是一份改革宣言，里面列出的除弊计划及拟推行的新政，达七十余条。诸如，削弱日益膨胀的宦官权力、恢复文官政治；大幅度裁汰臃肿不堪而又惯于作威作福的锦衣卫旗校；抑制特权阶层，挤压他们得利的空间；查还为皇族勋贵太监者流所侵夺的民田；治理腐败，尤其是冒功、冒职、冒赏等现象；彻查冤假错案，重建法制，案件审理必须合乎程序，以《大明律》为断案唯一依据，废止弘治十三年之后新增的一切条例……

这是一位实干的政治家。他所列出的改革内容，非常具体，并且多属当务之急。他一定特别期盼随着新君即位，国家稳定下来，然后迅速展开对各种问题的治理。

或因此，他对礼仪细节，考审未精未详。有关这方面的疏漏，沈德符曾经评论道：“兄终弟及祖训，盖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于献王（朱祐杭）是也，若世宗之于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为亲兄弟？”尽管由于武宗是独子，“兄终弟及”的引用，事实上只能面向旁支，但考虑周全些的话，杨廷和至少可先做一番理论疏证工作，将来免生龃龉。但一来事情紧急，二来想必他主观对这种虚礼确实重视不足，自以为秉忠办事，大方向正确，而思虑则主要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然而，朱厚熜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套。如果他也像杨廷和一样，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尽快扭转正德朝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朝政恢复清明和秩序，而不那么在意自己的私利和面子，则会迎来一个君明臣贤的局面。

可惜并非如此。兴世子不仅是一个自尊的人，而且是过于自尊的人。这种禀性，又为其以藩王入继大统这种身份进一步地火上浇油，令他对于面子极为敏感。他始终以一个外省人的眼光，来揣测京城集团，认定后者的诸种安排，都潜含对于他额外的轻蔑。登基大典上，有一个细节准确深刻地楬橥了他这种心理：

辛巳登极，御袍偶长，上屡俛（通“俯”）而视之，意殊不愜。首揆杨新都（即杨廷和，新都人）进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颜顿怡。

无非衣服不甚合体，他毕竟才十五岁，可能个子也偏小，事先准备的御袍长了一些，有关方面考虑不周是有的，但仓猝间未臻善美，对于心胸豁达之人来说，不会放在心上，至少可以谅解。朱厚熜的表现却是，频频弯腰低头打量这不太合体的御袍，脸上极其明显地流露出不快——这套身体语言，说明他小肚鸡肠，不是干大事的人。而且很可能，他内心会把别人这种工作上的疏忽，视为故意，成心让他难堪，或至少对他外藩出身的皇帝不够尊重，糊弄了事。等杨廷和察觉他的不快，急中生智，用《易传·系辞下》里一句颂扬古代圣君黄帝和尧舜的话来开释，朱厚熜才找回心理平衡。

还有一个细节。登基那天，即位诏书发表之前，内阁送呈朱厚熜批准。“帝迟回久之，方报可。”拖了很长时间，才答复同意发表。原因是内中有一句话，让朱厚熜很不受用。这句话是：“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祧，指祭祀。入奉宗祧，直接的解释是接过祭祀祖宗的职责，而实际的意思是过继给别人、成为别人家香火传递者。兴世子坚持认为，自己继承皇位所循原则是“继统不继嗣”，说白了，只当皇帝，不当孝宗、武宗家的后代。所以“入奉宗祧”这句话，他最见不得。久拖不复，而终于同意，应该是经随来的王府谋士苦劝，告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暂且隐让的结果。

这样的细节，其实蕴涵着一股很可怕的能量。出身、个性，加上抵京后直至登基大典的种种别扭，已使他对于京城集团形成成见。一旦有了成见，像他这样睚眦必报、心劲甚强、习惯于咬住不放的人，是必要将肚内恶气尽吐之而后快的。

大明王朝刚刚送走一位没脸没皮、胡作非为、根本不要面子的皇帝，又迎来一位超级敏感、超级自尊、超级爱面子的新皇帝。这对堂兄弟之间，一切犹如冰炭水火，分别走到两个极端。历史也真幽默，竟然做出如此安排。朱厚照在位一十六年，以泼皮方式当皇帝，嬉笑怒骂、毁圣非礼；紧接着，就来了一位对礼法死抠字眼、斤斤计较、进而有志开创礼制新时代、欲以伟大的礼学思想家理论家垂名史册的君主——这让人怎么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