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死后，继任者费尽思量，总算给他择定庙号“武宗”，史称明武宗。

说起这庙号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除情色之外，他的另一爱好。

此人自幼喜动不喜静。读书思索非其所好，专爱舞枪弄棍。民间说：三岁看大。一个人的性情，往往有其先天性；是粗是细，是智是鲁，长大后是咬文嚼字还是吃体力饭，从很小的时候便见端倪。如果禀性太强，则无论后天家庭、社会如何影响与努力，也不能见效，挡都挡不住。

眼下朱厚照就是一个明证。童年时父亲弘治皇帝强迫他读书，无奈只好读，而且他并非长着一颗不宜读书的脑瓜，据说小时候读书的成绩还挺不错，被夸“天性聪明”。可是他注定与书本、文化有仇，一捧书本，内心就毫无快乐可言，直如受刑一般。那么，在什么事情上他才由衷地愉悦呢？就是当摔摔打打、砍砍杀杀的时候。“骑马打仗”，是他最爱扮玩的游戏，还有射箭、摔跤、踢球（蹴鞠）……这么说吧，举凡可令身体臭汗淋漓的事，他无不欢欣受用，而需要用心用脑子的事，却统统不胜其烦。这一点上，他跟明朝第二任皇帝、谥号“惠文”的朱允炆，刚好颠倒过来。

关于朱厚照的童年，《明史》只用六个字来概括：“性聪颖，好骑射。”可见基本上是在游乐中度过。对此，嘉靖年所修《武宗实录》，少不得要替刚刚谢世的前代皇帝掩饰一番，说：“为学之暇，或闻其颇好骑射，以为克诘（治）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意思是，弘治皇帝觉得太子“颇好骑射”，将来有利于国防，终究是有用的，所以并不阻止。但有一条，朱厚照对骑射的耽迷，绝非“为学之暇”；其次，弘治对儿子的表现恐怕也根本不是这样安然的，否则他不会在托命内阁三臣时留下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特地强调太子不肯读书乃是自己的大忧虑，而且，“好骑射”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了，而指出实质乃是“好逸乐”。这是李东阳亲笔记下的弘治的原话，每个字都很可靠。

朱厚照究竟长什么样儿，史家未描绘过其具体相貌。只见过他身着龙袍在宝座上的一幅坐像，看起来五短身材，还算精悍，但绝非孔武有力的样子。不知道出于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还是非常自信，他特别爱在孔武有力方面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他所以建豹房，迁居该处，固然主要出于躲避宫中限制的目的，但与爱和猛兽嬉戏也不无关系，就像一个拳击家不愿意离开拳房一样。在豹房，他经常亲自“手搏虎豹”，虽然豹房里的猛兽想必都事先经过调教，并不真正生猛野性，但正德九年朱厚照还是在搏虎中为虎所伤。又一次，也是赤手搏虎，老虎把朱厚照压在地上，“召（钱）宁，宁缩不前……（江）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据说，这件事直接影响了钱宁、江彬两大近幸此后在豹房的地位。从朱厚照热衷于跟大型动物角斗，特别是他所说那句话看，此人非常在意自己在肉体这一层面是否足够有力，以及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否被人尊重；亦即，他在这方面对虚荣有强烈需求。明明被老虎打败、压在地上，亏得别人解救，爬起来却说：我自己足以对付，哪用得着你帮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时候，“楚王好细腰，宫中有饿人。”眼下，在朱厚照身边，在豹房，汇聚的也都是和皇上本人一样的赳赳武夫。所用太监，俱雄健强壮，能武，或至少身体条件适合习武者。朱厚照死后，在遣散人员中我们发现专门提及了“少林寺和尚”。连搞女人，朱厚照似乎都偏爱物色“武人家眷”——马姬是前总兵官马昂的妹妹，戴氏则是另一个总兵官戴钦的女儿。前期豹房和后期豹房两大巨头钱宁和江彬，都是“武功超群”的人。钱臂力惊人，射术精良。江更不必说了，职业军人出身，边塞骁将，朱厚照第一次见到他，亲自检视其箭伤伤痕，竟然大呼小叫：“彬健能尔耶！”（江彬这么强健和能干啊！）前面所述朱厚照为虎所迫，钱宁畏缩不前而江彬解之一事，让朱厚照“心德彬而嗛宁”，暗中偏向江彬而瞧不起钱宁，因为江彬更像勇士。此外，江彬人高马大，“貌魁硕有力”，对五短身材的朱厚照来说，大概也更代表理想。遍觅豹房，我们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看不到一个脑力劳动者，全是靠“身体”吃饭之流（女人以“色”，男人以“力”或兼以“色”），这真是一个亘古少有的“团队组合”。江彬掌事以后，豹房更进一步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军阀俱乐部”，他次第引来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加上原在豹房的都督同知许泰，这四镇边将号称“外四家”，共同把持了后期豹房。

弘治一死，朱厚照袭位为君，得以大弄。在禁内辟出教场，于太监中择出勇健者，编为“内操军”，日夜操演。或分成敌对两拨，对峙冲杀，自己更披坚执锐，亲临“战阵”。“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整座京城被他搅得一团糟，很不成体统。所以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上疏抗议道：“视朝听政，经筵日讲，帝皇常规，国家旧典也。陛下月不过一二朝，当讲辄罢。而窃闻留御豹房，练兵花苑。鼓炮之声，震骇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训来世也。”说他不仅丢了国家的脸，也给将来君主做了坏榜样。

每个人都有人生理想，朱厚照亦不例外。杨一清不了解这一点，故而所提意见朱厚照不会听，甚至也毫不在乎。对于是否有损国家威严、将来皇帝会不会有谁起而效尤，他不会关心；对他来说，弄武、将兵，乐在其中，而且事关荣誉和抱负，事关自我价值的实现。别人眼中，他是皇帝，须守皇帝规矩，如皇帝那般行事；然在其自己心中，他只想痛快淋漓地打打杀杀。甲胄闪耀、昂坐马上、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敌人却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情形是他为之激动的，能让他自觉高大，是“英雄”，合乎人生理想——就像后来晚他两辈的天启皇帝，最高理想乃是当一木匠一样，谁能责之以不是？

要说荒诞，只能说君主制荒诞。许多人，明明适合干别的，只因生在帝王家，就硬派他世袭了君主，搞得里外不是人，国家也跟着倒楣。例如：李煜如果简简单单做个诗人，再好不过；赵佶如果集中精力搞他的书法绘画，绝对是人尽其才；朱厚熜（嘉靖）不如去干道士，或能成一代宗师；朱翊钧（万历）做皇帝很差劲，倘然做会计的话，账一定可以把得很严……像朱厚照，最好是给他一条破枪、一面烂盾、一匹瘸马，领着一群乌合之众，东讨西征，虽然免不了老吃败仗，但也强似在金銮殿胡闹。

有人可能会联想起堂吉诃德。没错，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可把朱厚照称作十六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

作为小说人物，堂吉诃德诞生只比朱厚照略晚；如果塞万提斯1605年出版他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前，能来中国一游，说不定会对这人物的塑造另有一番欣喜的发现。虽然朱厚照身上，“嫉恶如仇、总是正面向他的‘敌人’发起不屈不挠的冲锋”的骑士精神是一点也没有的，不过，就一生生活在梦幻里、不切实际、自以为是和用想象代替自身现实的理想家这些方面论，他们实在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堂吉诃德先生五十岁以后在家呆不住，立志出门冒险、打遍天下；朱厚照二十来岁起也向往于传奇的生涯，屡屡一身戎装，仅以数骑随，摸出宫去，“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甚至顶风冒雪、备历艰险，骑行千余里，“亲征”胡虏。堂吉诃德先生把风车当做传说中的巨人与之搏斗来表示勇敢，朱厚照则跟驯化过的虎豹搏斗来表示勇敢。堂吉诃德先生路遇阿尔及利亚总督进献给皇上、载于笼车的狮子，坚持要将狮子放出，让他亲手降服；朱厚照则当叛王朱宸濠明明已被南赣巡抚王守仁俘获后，非要将朱宸濠重新纵放于鄱阳湖，然后由他亲自捉拿。就连他们虚构自己的思路也如出一辙：堂吉诃德开始游侠生涯之前，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堂”字，为贵族专用），自授骑士封号；朱厚照四处东征西讨之前，也重新取名“朱寿”，自封公爵（镇国公）、五星上将（威武大将军）、军区司令员（总兵官）一连串头衔。评论家把堂吉诃德一生浓缩成这样一段话：“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他一一照办，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他就可以名传千古。”对朱厚照来说，他基本上可把这段话照单全收。

朱厚照向“东方堂吉诃德”的转化，大约始于正德七年。以前，他“耀武扬威”的范围，以宫苑之内为限，只是在“内教场”组织一群太监搞军事演习，其性质跟他指挥的“士兵”独特的生理情形一样，有一种阉割过的意味，聊胜于无，充其量做做游戏而已。皇帝的“远征”，也顶多是到京郊打猎，收获几只野兔、野鸡作为战利品。但正德五年到七年之间，发生一场浩大的民间暴动，波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和湖北，内中以直隶霸州的刘六、刘七暴动，能量最巨，威胁最大。暴动发展迅速，官军不能制。到正德六年，由兵部侍郎陆完动议，开始征调边军参与剿讨。所谓“边军”，指明代专门驻镇北部长城诸要塞，防御“鞑虏”的部队，其职责专在国防，不介入国内平叛剿乱之事。可是立国百余年后，日甚一日的腐败，已使身膺对内镇压功能的京军毫无战斗力；此时，对各处“流贼”屡战屡北，京师数危。尚具一定战斗力的，亦只有边军。为应急之需，朱厚照乃将祖制撇在一边，在本朝史上第一次征调边军参与戡乱。于是，得与许泰、江彬等边帅相遇。

一旦接交，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慨。史记：“（江彬）谈兵帝前，帝大说。”从小迷上打仗的朱厚照，现在才算亲睹野战将军的风采。从江彬口中，听到多少“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雄壮故事；抚睇江彬累累伤痕，胸中鼓荡着壮夫、英雄的豪情！还有韬略、兵策——一位野战指挥官所滔滔不绝谈论着的这些内容，该何等令人大开眼界？想想自己在“内教场”玩的那些东西，纯粹是小儿科！

江彬立即接手朱厚照那支“太监部队”的训练，用正规手法将其从“银样镴枪头”打造成大战数百回合不倒的钢枪。“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也许，与这员“虎将”并骑而立的一瞬间，朱厚照才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武士？他仿佛有一种新生之感，从他隆重地为这支“新军”更换的服饰即可看出这一点：“诸营悉衣黄罩甲，（许）泰、（李）琮、（神）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何谓“衣黄罩甲”？指的是“虽金绯锦绮，亦必加罩甲于上”，也就是说，穿得再好，也非要在外面套上一件甲衣，才神气，才美。因为这是皇上所欣赏的服饰美，一时间，“市井细民，莫不效其制，号曰‘时世装’。”换成今之用语，“衣黄罩甲”便是十六世纪一十年代中国的头号时装。这种以军饰为美的时尚，大抵很像笔者小时候“文革”中间人们对于军帽、军装、军挎包、军用皮带（俗称“武装带”）的推崇。那时，武斗遗风犹存，加之又掀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热潮，一切具武装色彩之用具，无不走俏，极难获致，幸而得之者则饱受他人羡慕，而抢劫犯首选的目标，竟然也不是手表和钱包，恰恰就是军帽等物——此为题外话也，但两者之间确极为相像。《明史》提到，当时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前面说“贵者三翎，次二翎”，堂堂国防部长仅被赐一翎，却把自己高兴坏了，足见这由朱厚照而起的“军事拜物教”是怎样地风靡！

江彬一面调教御林军、努力帮助朱厚照找到职业军人感觉，一面适时地以诸多诱饵，鼓励朱厚照出外冒险。“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在江彬，这可以让朱厚照远离豹房大佬钱宁，为己所控；在朱厚照，则其向“东方堂吉诃德”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所以江彬之言深获其心（“帝然之”）。

朱厚照跃跃欲试。但这位大明皇帝，究非西班牙乡间的一介普通绅士，不便立即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抱负付诸行动，却须首先投石问路。根据给事中石天桂等人的奏折，至迟于正德九年起，朱厚照就经常以秘密出行的方式，来试探群臣的反应，“数离深宫，驱驰于外，有时侍卫之臣不知所在”。

此一伎俩终于在正德十二年升级为实质性行动。他着手做正式的准备，“大造刀铳甲箭，将游幸焉”。八月初一清晨，朱厚照“微服，从德胜门出，幸昌平”。这次行动是如此秘密，瞒过了朝中所有人。大臣早朝不见皇帝踪影，苦苦守候到下午，才辗转听说圣驾一大早就去了教场，然后转而前往天寿山（在十三陵附近）游幸。第二天，内阁三相梁储、蒋冕和毛纪追至沙河（今回龙观以北十公里），失去线索，徒劳而返。而据专门司职看管京畿北大门的巡关御史张钦所得情报，所谓皇上巡幸天寿山，其实是个幌子，真实意图是“欲出居庸关巡宣（府）”。张钦立命守关人员严加戒备和稽查，勿将可疑者放出关去，同时上疏朱厚照，称：“天子举动，所系不小。或欲亲征虏寇，宜先下诏大廷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择定吉日）、清道、百官扈从。今者皆不闻，而轻骑潜行，万一奸人假窃陛下名号欲过关，诱引胡人以危社稷者，何以防之？臣职守关，陛下即欲出，臣万死不敢奉诏。”

计划未能得逞，朱厚照悻悻之余，并不急于回銮。他索性在昌平御马房住下，然后转通州、南海子，足足玩了十三天才回到豹房，以迷惑群臣。此行虽然失败，不过基本目的却已达到，那便是侦察火力。借这次的试探，朱厚照搞清楚了偷渡出关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也总结了失败的原因。

牛刀小试之下，仅隔十天，八月二十三日，朱厚照再次行动。路线完全相同，出德胜门，赴居庸关；不过，行动细节却做出若干重要的调整。首先，动身时间提前，趁张钦等尚未察觉，“夜出德胜门，潜越居庸”。其次，一旦得手，当即派太监谷大用接管居庸关，令“无纵出者”，务必在此阻止任何试图追还圣驾的大臣。这二招棋果然奏效，朱厚照就此冲出北京，扬长而去，开始其“东方堂吉诃德”的荣耀之旅，直至三年后走到人生尽头。

这位“东方堂吉诃德”，将自己的诞生地选在宣府。对此他早有预谋。据《罪惟录》，早在一年多前亦即正德十一年二三月间，他就已经决定“作离宫于宣府，备临幸”。现在，这由江彬督建、被他称为“家里”的府第已然告竣，冲出北京群臣的封锁、一身戎服、焕然一新的他，兴高采烈地入住，并将其命名为“镇国府”。这名称意味着，一个当世头号英雄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就是镇国府主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厚照以敕书的形式将这项任命正式通知吏部，并且给“朱寿”颁发了印信，明确指出“朱寿”的行政待遇是“支禄米五千石”。

生活在公元1517年前后的中国明朝官僚，显然无缘拜读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因此对眼前遇到的离奇一幕无从理解，张皇失措。当接到皇上旨意，“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承六师，出边攻守”时，完全不知如何应对。首辅梁储唯有哭谏道：“是以臣名君，死不奉诏。”意谓，我只效忠皇帝本人，对这种以臣子取代君主的命令，杀了我也不敢服从。但朱厚照并不需要朝臣认可，那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他不仅继续坚持“朱寿”的封号与职务，又特意“造镇国公牙牌、诰券（委任状）”。在“朱寿”与堂吉诃德先生之间，实实在在的区别只有这一项：后者的骑士、贵族身份完全出于僭盗，是不合法的，而前者虽然同属捏造，但每一个头衔都货真价实、绝对合法。就此论，“西班牙原装堂吉诃德”比之于“东方堂吉诃德”，自有甘拜下风之不如。

“东方堂吉诃德”在宣府安顿下来不久，便迫不及待出马，去建功立业了。

明朝虽为满清所灭，但其二百来年历史中的外患，大部分时间仍来自旧敌蒙古人。自从朱元璋把元顺帝撵回大漠之后，这个曾经创建横跨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民族，似乎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重新变作“马背上的民族”，东游西窜，除了放牧，便以骚扰、劫掠为生，不复有稳定的政权和疆域。他们似乎变得很古怪：一方面，其富于传统的骑兵战斗力依然很强，完全可以胜任攻城拔寨的使命，另一方面，却又显得对此毫无兴趣，每次行动打了就跑，抢了就知足，从来不曾显示对明朝有“收复失地”的壮志。有时，蒙古人明明可以轻松拿下北京，却让人很费解地收手不为，自行遁去。特别是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1449年），英宗朱祁镇竟然被蒙古瓦剌部落所生擒，随即兵临北京城下，此时北京被围，完全是孤城，哪怕围而不打，也势难坚持；结果，瓦剌军队却只是提出索取金帛财物的要求，被拒绝后，攻城只五天，便失去耐心、兴味索然，于城外大肆掳掠一番即行撤退，一年后，更将英宗白白放归，并不以为奇货可居——其无“大志”，一至如斯！

以为经江彬一番培训而于兵戎之事已然学成，且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朱厚照，眼下正沿城塞一线四处寻找蒙古人，以便与此强敌过招，来证明一个盖世英雄的存在。令人着恼的是，蒙古骑兵完全采取“流寇主义”，刚有情报说某处发现他们踪影，赶到时却踪迹已杳。正德十二年九十月间，朱厚照率着人马从宣府赶到顺圣川西城（今河北阳原，在冀晋交界处），再向西折往大同、阳和卫（今山西阳高）等，处处扑空，不免令急欲一逞的朱厚照感到大煞风景。

十月中旬，终于在应州（今山西应县）一带发现大量蒙古军队。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三天与蒙军遭遇，但略一接触，蒙军便脱离战斗，不知去向。当时有人分析，蒙军“其众甚多，却乃藏形匿影，外示寡弱”，告诫朱厚照“是诚不可忽略”，“不可轻出”。这番话，显然有对症下药之意。因为朱厚照多日来寻敌无果，屡被对方溜掉，正在心痒难熬中，而蒙军则似乎有意以此挑逗于他。应州遭遇战打响之际，朱厚照还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阳和卫，得到战报，被吊了近一个月胃口的他，想必如相声《钓鱼》主人公一般，颇有“我可等到这拨儿啦”之感，哪里顾得“不可轻出”的告诫，立即率领他的太监近卫军及其首脑江彬、张永、魏彬、张忠等人火速赶来会合。在应州城外，为蒙军阻拦，“援众殊死战”，一直折腾到天色将晚，“虏稍却，诸军乃合”。喘息未定，天刚亮，蒙军即来攻。朱厚照亲自督阵，与敌大战，由辰时（早间）至酉时（傍晚），足足斗了百余回合。天色既晚，各自收兵。朱厚照正在兴头上，第二天开城搦战，却发现蒙军不知何时拔寨离去，又不玩了。朱厚照大恼，差人探得蒙军引兵西去，当即点起人马：“追！”好不容易在应州以西百公里的朔州（今山西朔县）附近追上。安营扎寨，准备来日大破之。谁知天公也不作美，忽然刮起沙尘暴，“黑雾昼晦”，大白天什么都看不见。估计沙尘暴过去之后，蒙军又销声匿迹，而明军自身其实也被拖得疲惫不堪，追到何处是头？追上也未必打得过。朱厚照掂量掂量，不如见好就收。“乃还”，同时立刻指示以大同“军区司令员”（总兵官）王勋等的名义，“以捷闻于朝廷”。

既然称“捷”，我们不妨看看《武宗实录》所留下的一份战报：这次双方参与战斗的部队，明军调集了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人马，加上朱厚照的“太监近卫军”，总兵力在六万左右；蒙古人方面兵数不详，据战前情报称玉林卫发现有五万余蒙古骑兵集结，唯不知此五万之敌是否俱投入了应州之战——姑折其半，以不足三万计。如是，则双方兵力对比为二比一。以这样我众敌寡的军力，战斗结束之后的统计是：“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亡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军战死者超过蒙军三倍；虽然蒙军重伤人数未报，但根据这一比例，当不足二百人。尤其严重的是，《实录》随后还记有一句：“乘舆几陷。”即，朱厚照差点被捉。

这是怎样一场“胜利”啊！朱厚照居然有脸“以捷闻于朝廷”。莫非他终于不曾成为朱祁镇第二，就算值得自豪的胜利？旁人看，也许阿Q得可以，但朱厚照仍然很自豪。这个自封的“威武大将军”，怀揣“大丈夫志在沙场”的抱负，出外闯荡，如今创下斩虏十六（且不论是否伤敌三千，损我一万）的伟业，可以衣锦荣归了。为着功归“威武大将军朱寿”，而非皇帝——朱厚照坚持区分这一点——特命出城迎接凯旋者的大臣们，赶制并身着一种由他设计的临时礼服，称为“曳撒大帽鸾带服色”，那究竟是何奇怪款式，现在无从知晓，总之，换上这种服装，就意味着迎接者不是前来为皇帝歌功颂德，而是拜倒在“威武大将军朱寿”的赫赫武功之下。

正德十三年正月初六，还是新春佳节期间，北京德胜门外搭起数十座彩篷，到处彩旗招展、标语飞舞：“上意（指示）具彩帐数十，彩联（旗帜和标语）数千，皆金织字。序词惟称‘威武大将军’，不敢及尊号（皇帝名号）。”标语上写着什么呢？以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词意大抵不外乎“威武大将军万寿无疆！”“战无不胜的威武大将军万岁！”之类。群臣特意准备呈见的“红梵夹子”（名帖），也都不敢称“臣”。大家牵着羊，捧着酒、白金、彩币，穿着“曳撒大帽鸾带服色”的奇装异服，排于道左（不敢居右）恭候。整个现场看起来既喜庆又滑稽。当日甚冷，阴沉沉的天空，虽无凌厉之风，但寒意透骨，一些老迈龙钟的大臣，瑟瑟发抖，被冻得喘而又咳，白胡子一翘一翘，煞是好玩。守候到暮色降临，朱厚照还是不见人影。也不知等到什么时辰，天完全黑了，忽见前方“火毬起，戈矛前烟气直上，乃知驾至”，群臣赶紧趴下磕头。但见“上戎装、乘赤马、佩剑而来，边骑簇拥”。来到欢迎仪式的主帐篷前，朱厚照下马坐定，大学士杨廷和等献上美酒、果品、金花等，以示祝贺。朱厚照饮毕，说了一句话：“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亦知之乎？”杨廷和等只好对以：“皇上圣武，臣民不胜庆幸。”扔下这句豪言壮语，朱厚照“遂驰马，由东华门入，宿于豹房”。这时已是深夜，外面早纷纷扬扬下起漫天的大雪来，浩大的迎驾队伍散开，拖拖拉拉各自往城里走，因路途难行，加之身着那种令行动极不便的奇怪服装，以致“仆马相失，曳走泥淖中，衣尽沾湿。夜半后，仅得入城。有几殆（垮掉）者”。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从城里回来、见过革命的阿Q，这样问未庄的乡亲们。“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亦知之乎？”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在外闯荡的朱厚照，回到京师则这样问他的大臣们。如果这对相隔四百年的冤家能够聚首，搞一篇对话录，我想是会有一些可观之处的。

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把他看成“东方堂吉诃德”，毕竟阿Q是没有贵族头衔的。

这位大明国最伟大的武士，似乎从他第一次历险中尝到了甜头。回到北京只呆了十来天，便又一次去宣府，本拟开展更大规模的西北远征，不巧的是，他的祖母太皇太后老人家偏偏这个时候死了，他只能回来奔丧。

皇家丧事手续极其繁复，到最后发殡需数月之久。二月，太皇太后刚死，朱厚照就回到北京。倘要他一直等到出殡完毕都呆在豹房不动窝，他会郁闷坏的。不能远行，则就近游历。所以三月份，他借名去皇家陵区（即现在的十三陵，当时陵墓尚未达“十三”之数）谒祖，再次出行。这次足迹所至，方向是京师东北长城一线，包括密云、遵化、蓟州镇（今河北三屯营），历时一个多月。其重头戏据说是将在要塞大喜峰口“召朵颜卫夷人至关宴劳”，享受对他的个人崇拜。然而巡抚蓟州都御史臧凤，剥夺了他的所期待的荣耀时刻。臧凤泼凉水说：“此夷……豺狼之性难驯。今屈万乘之重以临之，彼怀谲诈未必肯从，纵使率其部落而来，恐无以塞无厌之求。请早回銮，垂拱大廷，四夷自来王矣。”臧说得婉转，但真实意思是：您想见人家，人家还未必赏脸；陛下真希望得到“四夷”尊崇，那就呆在皇宫里，比哪儿都强。朱厚照很扫兴，但自认为不如臧凤了解“野蛮人”的习性，只好作罢。

由这件事可见朱厚照内心的虚荣。这颗心，他是放不下了的。太皇太后丧事终于完全打发毕，那个曾被搁置的雄伟计划可以摆上日程——经过一番准备，这年七月初，朱厚照发布了远征令：

近年以来，虏首犯顺，屡害地方。且承平日久，诚恐四方兵戎废弛。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尤为要甚。

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允许调动和指挥军队的命令书）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至于河南、山东、山西、南北直隶，倘有小寇，亦各给予敕书，使率各路人马剪削。

这道圣旨好玩至极。它的好玩处，并不是自己委任自己这套旧把戏，那对我们已无新鲜感；而是其中透露出的“气吞山河”的壮丽想象。此种想象全非任何具正常理智之人所能有，越出现实界限之外，成为十足的妄想狂表现，兼有自我强迫综合症。在这想象中，朱厚照指认朱寿——也就是他本人——将统率六军、或攻或守，靖平从辽东到甘肃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全部“虏寇”；不惟如是，连中原腹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直到两江一带，“倘有小寇”，他也将不惮其烦，亲自领兵一一荡除。

在此，朱厚照之堂吉诃德化，已登峰造极。且不说他要将先前百余年从未止歇的边患独自消弭，且不说他发誓连一切“小寇”都不放过、让他们统统在他手下扫平——单说从辽东到甘肃、从北京到南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范围，全部跑下来，已很够他呛。

但陶醉在自我崇高里的朱厚照，显然不曾考虑其难度。七月九日，远征军出发了。

独裁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总是以糜费国财、空耗民物为前提，为代价，为保障的。堂吉诃德外出历险，只带桑丘一人。朱厚照的远征军却达一万七千余众，而且特发赏银每人三两，单此一项即耗去五万二千余两。这还是小头，如将军粮支出、运输，其他给养的补充，军队减员后随时增调新兵力所需费用，庞大的随侍队伍日常用度，以及朱厚照一个人沿途玩乐挥霍掉的钱财等等这一切加起来，无论如何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正德十三年七月到正德十四年二月，“东方堂吉诃德”此次西征壮举，历时长达七个月。这超大型的官费旅游团，沿长城一线，历经河北、山西和陕西，最远到达延绥镇榆林卫（今陕西榆林）。一路之上，并无报道曾与“胡虏”动过一刀一枪。十一月，在榆林，朱厚照得到巡抚陕西监察御史樊继祖的报告，称入秋以来甘肃宁夏一带屡遭蒙古骑兵侵犯，“大肆杀掠”，“虏所屯聚，不下二千余里”，且近来闻知其中叫作“亦卜剌”的一支，“已离西海（即今青海湖）渐徙而来”。这个报告的用意有点奇怪，似乎是在吓唬朱厚照。无独有偶，不几日，朝中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也有信来，名义是“问安”，内容却挺让朱厚照“添堵”。信中先是指责朱厚照“陛下但知驰骤鞍马、纵情弋猎，以取快于一时”，然后与樊继祖报告如出一辙，极力渲染陕甘宁一带“虏情”：“北虏屯牧黄河套内，不下二三十万，自西而东一带，边墙（长城）外无处无之，日夜窥伺，欲骋奸谋。万一堕彼奸计，智勇俱困，将何以处？”我很疑心这是中央官员与地方官串通一气，吓退皇帝，阻止其继续冒险。按照公布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朱厚照的目的地应该是到达祁连山以北、位于今天甘肃张掖的甘肃镇，榆林距此，尚十万八千里。也许是被情报吓倒，也许朱厚照已经疲惫不堪。总之，“远征”以榆林为终点，再未西进。十二月，朱厚照已退还大同，嗣后又在宣府那座“镇国府”盘桓月余，于第二年二月回到北京。

有一点必须指出：尽管朱厚照这个雄伟计划最后以虎头蛇尾的喜剧结局收场，尽管未费一枪一弹的“西征”纯属名不副实，但“东方堂吉诃德”还是用一种行为保住了尊严——他在往返数千里的路途上，始终坚持骑马，不坐车辇。“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阨。有司具辇以随，亦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至少在这一点上，朱厚照表现得还像一个勇士，并且可以窥见他的内心，确有以“英雄”自诩自任的情结。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一些恶贯满盈的独夫民贼，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可能出人意表地显示出值得尊敬、令人感动的品质。当只去宣扬他的这类品质时，人们会觉得他是英雄、伟人。秦始皇、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另一面；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也在做着祸国殃民的事情。即以眼下朱厚照而论，他长途跋涉中备尝艰辛、拒绝舒适的同时，却在所到之处大肆扰民，花天酒地，“设酒肆，券而不价（强买强卖），索女乐于晋府，嬖乐人腾妻刘氏。”而他驻跸的宣府“镇国府”里，“辇豹房所贮诸珍玩，及巡游所收妇女贮其中。”

朱厚照对他的“光荣与梦想”的最后一次追求，便是前面提到过的南巡。

当时，整个叛乱已然敉定，叛王朱宸濠被王守仁生擒。朱厚照对此消息，大抵既欣慰又不免有些惆怅。欣慰的是，当年惠文帝被推翻的一幕未在自己身上重演；惆怅的是，如此难得的显身扬名的机会，居然旁落他人。不成，他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从来不惧荒唐与耍赖的他发出密旨，把叛乱平定、宁王被俘这当世头条新闻压住不予报道，并由一帮太监和江彬等人想出点子，纵放朱宸濠于鄱阳湖，让朱厚照亲手将其捉拿。可惜彼时通讯不发达，既无电报、电话，更没有伊妹儿。这边圣旨发出时，王守仁已押着朱宸濠一行上路来京，两下里错过。王守仁走的是水路，从江西取道浙江，准备经京杭大运河解至北京。朱厚照得知，赶紧派太监张永到杭州截住王守仁，要他把朱宸濠交给皇上。王守仁只得从命。同时朱厚照指示王守仁把捷报改写后重新呈上，务将“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的功劳写进去——这篇公然造伪的文件，收在《王阳明全集》里，不妨摘来看看：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遵奉大将军钧帖

照得先因宸濠图危宗社，兴兵作乱，已经具奏请兵征剿。间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朱厚照自封的所有头衔）钧帖，钦奉制敕，内开：“一遇有警，务要互相传报，彼此通知，设伏剿捕，务俾地方宁靖，军民安堵。”……续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统率六师，奉天征讨，及统提督等官——司礼监太监魏彬、平虏伯朱彬等，并督理粮饷兵部左侍郎王宪等，亦各继至南京。臣续又节该奉敕：“如或江西别府报有贼情紧急，移文至日，尔要及时遣兵策应，毋得违误，钦此。”俱经钦遵外。

王守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大哲学家，以心学著称于世的明代大儒，在这里被逼说谎。不知他草疏之际，是如何面对自己“致良知”的学说的？上述文字，想方设法表达一个意思，即：平定叛乱的伟大胜利，完全是在英明统帅朱厚照亲自关怀、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下取得的；胜利属于“大将军”，属于“大将军”的正确路线。

将朱宸濠这“战利品”收入囊中，朱厚照便安心在南方游乐，“讨逆”直接转化为虐民，到处搅得鸡飞狗跳。这是他在“温柔富贵乡”扬州时的情形：

经（太监吴经）矫上意，刷（搜觅）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乘夜争门逃匿不可禁。

……经遍入其家，捽诸妇以出，有匿者破垣毁屋，必得乃已，无一脱者，哭声振远。

而《明史》的记载，除上述情节，还说“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如此大弄，当然不是什么“矫上意”，没有朱厚照的旨意，一个太监，借他一个胆儿也不敢。扬州“有女者一夕皆适人”这个经典瞬间，被晚明小说家写入故事《韩秀才乘乱聘娇妻》，此篇收于《初刻拍案惊奇》，其中说：

又过了一年有余，正遇着正德爷爷崩了，遗诏册立兴王。嘉靖爷爷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岁。妙选良家子女，充实掖庭。那浙江纷纷的讹传道：“朝廷要到浙江各处点绣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时间嫁女儿的，讨媳妇的，慌慌张张，不成礼体。只便宜了那些卖杂货的店家，吹打的乐人，服侍的喜娘，抬轿的脚夫，赞礼的傧相。还有最可笑的，传说道：“十个绣女要一个寡妇押送。”赶得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见十三四的男儿，讨着二十四五的女子。十二三的女子，嫁着三四十的男儿……

将正德的事按到嘉靖头上，只是小说家避实就虚的小滑头，而这一幕确确实实发生在正德十四年十二月的扬州府。近代诸多戏曲剧种如粤剧、潮州戏、黄梅戏等，都将此情节搬演成戏，名《拉郎配》，香港亦曾出品根据粤剧改编的故事片，近年又有央视制作的电视剧《拉郎配》。如今，“拉郎配”作为荒唐的同义词，在生活中广为运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始作俑者便是这位正德皇帝朱厚照。

在南方朱厚照尽兴玩乐，流连忘返。直到第二年十月下旬，才携着他的“战利品”回到北京。一路之上，“每令宸濠舟与御舟衔尾而行……及至通州，谓左右曰：‘吾必决此狱！’”对他来说，这些现已写入自己功劳簿的“战利品”，是一生荣耀的顶峰，他必会大张旗鼓加以张扬，以让世人尽皆拜倒在他的丰功伟绩之下。八月，离开南京之前，就曾专门搞了一个献俘仪式，但他不厌其多，注定会搞第二次——在北京，这个他诞生的地方。他命礼部、鸿胪寺的负责官员，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和准备北京的献俘仪式。待得一切停当，十二月十日，朱厚照以亲自押送俘虏的形式，正式回归皇城（此前一直驻跸通州）。遥想当日，颇有威尔第歌剧《阿伊达》第二幕终了前奏响《凯旋进行曲》、高歌《光荣啊，埃及》大合唱时的壮观；《武宗实录》描述了当时的场面，为使读者更真切感受其情景起见，今将原文转为现代语如下：

皇帝终于回到京城，文武百官整整齐齐地守候在前门外正阳桥的南侧。这一天，军容大耀。皇帝一身戎装，策马而至，到了正阳门下，掉转马头，笔直地坐在马背上，注视着远方。但见那些叛乱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有数千人之多，被押着逶迤于道，然后顺序陈列在马路东西两侧示众。所有罪俘脖子后都被插上白旗，上面书写着犯人姓名。已被斩首者的头颅，则被悬吊在竿子上，也插上白旗。一眼望去，数里不见头。皇帝就这样在正阳门下，一动不动，检阅良久。待皇帝回宫，浩大的俘虏队伍又特意被安排经东安门穿越大内而出……这一天，北京城就像被白色所覆盖，举目眺望，四下皆白。

经历了这一时刻，朱厚照的光荣与梦想就走到了尽头。仿佛上天安排好了似的，“威武大将军”朱厚照用这样的场面做他的人生谢幕。重返皇城和献俘仪式后的第三天，朱厚照一病不起，病情延宕了两个月，终在豹房一命呜呼。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够这样地死去，也就不能算太窝囊。

研究朱厚照的心理，我一直认为他的成长发生了严重的障碍，以至于人格上的“断乳期”迟迟不能结束。虽然已经二三十岁，但行事的态度和方式实质仍是儿童的。细细分辨一下，不难看出他所谓的“尚武”不过是男性幼童对“骑马打仗”的普遍兴趣的延续；想当然、逞性妄为、全然不考虑主客观条件、缺乏计划和目的性……这些表现，与真正的理性的军事行为毫不相干，而只是一个男孩子的娱兴活动。在他眼中，军事从来不是一种科学，需要才智、理论，需要思考与研修。他认为，将军和统帅是想当就可以当的，任何人，随时上马提枪，便可以行征伐之举、打胜仗。最足表明战争于他不过是场游戏的，莫过于南征朱宸濠这件事；他毫不在乎军事过程本身，而欣然接受一种纯粹表演性质的仪式，当他一本正经将别人俘获的敌人当做自己的战利品接受下来，并一再为此举行受降式的时候，整个场景已经完全戏剧化、虚拟化和游戏化，而他身处其间不过是行使一个演员的扮戏的本分，由此来取得快乐。这正是儿童时期人人爱做的“过家家”游戏的别一情节的版本。

人格存在缺陷，这种情形极普通。倘搁在平常人身上，可任由他在社会的磨练、砥砺中，在成长中，自行弥补和改善；抑或求助于医师，慢慢地加以纠正，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当它们发生于一个皇帝身上，就变得有些可怕。因为做皇帝者，只要他不乐意，是可以拒绝任何纠正的，无论来自社会还是来自医师，谁都不能给他一点教训，或让他明白与承认自己的缺陷。其次，皇帝一经做了便是终身制，不会像别人那样，做得不好或不合适，就被换掉——他会一直做下去，不论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大不便，后者却只能注定去忍受。专制与独裁的害处就在这里，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只能仰仗皇帝这个人本身没有太大毛病，一旦不能这样，却并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化解他个人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于是帝王的性格、性情、爱好以至癖好，就不再仅仅是他个人的私事，却成为国家政治基本面。如果不是皇帝，朱厚照尽可以耽于他各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他心理和人格上迟迟不能摆脱“断乳期”也只是他个人的不幸；然而这一切与皇帝权力捆绑在一起时，整个国家却都在为其支付高昂费用。当意识到朱厚照耗去国家大量物力的所谓“西征”，只不过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所玩的一次“超级骑马打仗”游戏，我们心里当是何种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