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文精神，遭受过两次严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第一个皇朝秦帝国。一次就是朱棣篡权、自立为帝。

秦灭六国，害怕各国人民怀念自己的文化历史，或者干脆是为了强行统一思想舆论，就下令烧书，只留下实用技术类的书籍，其余一概搜出烧掉。为防止没有搜到而漏网的情形，又明令严申，绝对禁止。这样，秦以前各国史书，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统统被毁灭了；学术方面也一样，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图书，凡是私人收藏的诸子书一概上交官府烧毁，下令三十天内不上交者，罚筑长城四年（肯定会送命死掉）；聚谈诗书者斩首，是古（六国）非今（秦王朝）者灭族；不准许民间办学（私学），孔子以来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历史倒退了好几百年；人民求学以吏为师，换言之，教育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与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绝缘……这些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终结了此前何等灿烂多姿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后果，更是接近于葬送文明——秦灭亡后，面临着经典旷无的局面，许多年后，主要自汉武帝时代起，才靠着从废墟中发现当初有人冒生命危险匿存下来的少量典籍，复经许多学者艰辛整理、疏证，一点一滴、丝丝缕缕地重新续上文明之脉。汉代经学所以那样发达，起因就在于秦对文明的毁灭。整个两汉对于中国历史，实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伟大的学者从司马迁、刘向到郑玄，对中国文化实有再造之恩。饶是如此，中国历史和文明虽万幸未致湮灭，后遗症却也相当严重。经学上的“今文派”和“古文派”，打得一塌糊涂，直到清代仍脱不得身。

顺带说一下，秦朝其他政治经济措施，如车同轨、通水路、去险阻（平毁各地要塞）、划一币制器具、以秦篆统一文字等，客观上利于国家大一统，其主观出发点，也是压制人民、消解各种隐患。

秦的许多举措尽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但毕竟尚可促进中国民族、政治的统一，所以历来对秦代的评价，褒贬分歧很大，有认为其善不足以抵其恶的，也有认为其恶远不能掩其善的。这样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朱棣篡位，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面。

他篡位以前，中国已处在稳定的统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乱，将中国抛入战祸中，让惊魂甫定的百姓，又品尝离乱滋味。

他篡位之后，政治不是变得清明，相反，恢复了许多被朱允炆所改革、连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为了刻意与建文时期反道而行，他将朱允炆实施的各种从士大夫至平民广泛好评、认为利国惠民的政策，予以推翻、否定。就连他好大喜功的对蒙战略，以及征越南这一类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问多于首肯，因为它们大大违背了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周边战略设想，而后者却比较合乎明帝国的实际。

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的运动。其实，朱棣干的不比嬴政少，对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不稍逊。不过有一点，相较嬴政，朱棣深通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法也阴柔。

以他们都做过的杀士这件事来比较。“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还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岐说）。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一创新，所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的朋友和门生，多为读书人无疑。别的惨案，受害主体也是读书人。杀方孝孺，连姚广孝也反对，反对理由就是应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数倍乃至十几倍这样干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

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类书的《永乐大典》，被不明就里或生性喜欢“伟业”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炫耀文治。实际上，《永乐大典》鸿篇巨制不假，对文明发展的实际影响近乎于零。它卷帙过于浩繁，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难以刻印（恐怕一开始就没想过刻印成书），即便再抄一套也非易事，足足过了一百年，嘉靖皇帝才痛下决心录一个副本，但工程之大，嘉靖竟没能活着看到抄写完成，直到继任者隆庆皇帝登基，副本才算抄完。而副本抄缮完毕不久，正本又奇怪地下落不明。总之，这套今天说起来大家不胜景仰的《永乐大典》，修成之后即锁深宫，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阅读，且一直保持这“特色”，直到那套副本在清代被内贼外寇盗抢而散失殆尽。

书籍，唯当被读、被传播，方产生文明价值。倘若根本不进入阅读领域，又有什么意义？《永乐大典》，修之前就明摆着不以供人阅读为目的，修成后放在皇家库房里，大门一锁，与世隔绝。但它有一点却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够巨大、足够辉煌、足够叹为观止，尽管大家全无眼福，可谁提起来都啧啧称奇。难怪政治家往往喜欢搞“形象工程”，《永乐大典》即以奇效垂范于他们。

一提起“永乐大帝”，必想到“永乐大典”。有这座“文化昆仑山”挡在那里，朱棣所干的坏事可就全都离开人们视野，或者被视而不见了。何谓“一俊遮百丑”！更何况，所谓俊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在我看来，朱棣行径中，比血腥杀戮影响更恶劣的还有许多。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造假者。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在他鼓励和授意下，当时“文学柄用之臣”置良知和道义于不顾，“自饰其非”，“为史（指对建文朝的书写），肆以丑言诋之”，致建文朝“政令阙而不传”（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个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批评“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朱棣的做法，不单等于给历史开了“天窗”，还填加进去许多谎话，给后来肆意篡改历史的人，树立了榜样。

不但史实在他手上歪曲了，他还极大摧残了中国史学十分可贵的传统——“良史”的操守和气节。“良史”精神，自周代就形成。虽然史官为政府所设，但史官对政府乃至君王却允许保持独立性，直面事实、忠实职务，是史官本分，如遇政治强权干涉，不惜杀身殉职。这就是“良史”精神。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毫不妥协，当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被杀，他的两个兄弟坚持写同一句话，又被杀。这个良史家族的最后成员还写那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将被杀光，就拿着竹简赶来，准备替他们继续写这句话，途中听说已写成，才打道回府。所以，不要以为中国人一开始就有编造历史的习惯，中国史学精神，本来是非常正直的。可是这光荣的传统，慢慢却被朱棣们断送了。他可不是那个崔杼可以比得。崔杼杀了几个人，看见史官不肯屈服，就不敢杀了。朱棣对于杀人，十分彻底，只要敢不奉他的旨意，有多少杀多少。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是国家清明与否的标志之一。历史不单单是一个叙事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正义与伦理的问题。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以史为鉴”的道理，视历史为一面客观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的镜子，国家必须从真实、不被歪曲的历史中得到对益害、利弊的如实认识，才能把现实和未来的路走好。

朱棣不仅仅是造了假，他还强奸了中国人文的健康精神。这个影响最坏。永乐年间给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蒙上长久的阴影。朱棣上台后所屠杀的知识分子，都属忠正一路。这些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知识分子中品质较好的一部分。朱棣的逻辑是，你不肯低头，我就把你的头砍掉了事。然而，被斫伤的不仅是千百受难者的生命，还有他们秉持传承的人格。正气下降，邪气自然上升。有诗咏当时风气之坏：“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不愿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则选择明哲保身之路，退出公共领域，出现“亘古所无”的现象：“上自宰辅，下逮儒绅”，“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

朱元璋搞了那么多文字狱，也没把“士”气搞到这样的地步。洪武时期的文字狱，虽然野蛮而荒唐，却并不针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基本价值观。朱元璋这个人，无知狭隘，但对儒家正统精神还是肯定和鼓励的（除开孟子思想中“非君”那一部分）。朱棣却不同。朱棣打击的，恰恰是从儒家伦理根源上来的理念和气节。明初，这些理念和气节，随着外族异质文化统治的结束，正处于蓬勃向上的状态，我们从洪武时期以宋濂为首的皇家教师团的大儒们身上，从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殉难忠臣身上，清楚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正统价值观和自信心呈现强劲复苏的趋势，然而“靖难之役”后残酷镇压，又将它重挫。

如何对待建文朝这段历史，始终是明代意识形态难以隐去的痛。恢复原貌、回到真相的意志，也顽强地生存在人们的良心中，丝毫未因时间流淌、记忆远离而褪色。威权可压制正义于一时，却不能左右真相于永远。朱棣死去以后，主张为朱允炆本人和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忠臣恢复名誉的呼声逐渐抬头，到了中晚明，更演变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重写历史”运动。当代学者杨艳秋对此有专论《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其中指出：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籤中提到了四十一种。若除去其中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吴士奇《皇明副书》、伊守衡《史窃》、朱国桢《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著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数目已相当可观。

并次第细述了正德至嘉靖、万历和万历以后三个时期针对建文朝的“重写历史”运动的情形。

这个运动，首先是民间的，自发的；既然官史不尊重事实，强行歪曲历史，民间话语便以自行叙事亦即所谓“野史”的方式，做出反弹。明代“野史”或者说私人的非正式历史写作之高度发达，与建文事件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大量野史的出现，又推动了正史改革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官史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如陈继儒批评正史对建文朝史实“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朱鹭则借野史的发达，指出这明显表示正史陷于一种困境，进而提出恢复史臣的“史权”，即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回复其“天子有所不能制”的特质，以保障历史书写的严肃性，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其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到万历年间，“重写历史”运动已经成为朝臣奏事时的公开议题。礼科给事中孙羽侯和杨天民、御史牛应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后上书主张在正史中给建文时期以“本纪”地位。万历皇帝对于这些建议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将建文朝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一方面同意直书建文年号。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朱棣时代发明“革除年”一词，就是基于取消建文年号、在政治上不承认这段历史。时隔百余年，被抹去的“建文”字眼，终于又合法地重返历史话语（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这样的书名）。

虽然朱棣所为，颇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可笑，但毕竟历史为此走了很长很大的弯路。简简单单、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来纠正、复原，不必说空耗精力纯属多余，正气低迴更是可怕的内伤。只因朱棣的一己之私，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