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工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么？

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以至于虚妄。就在朱元璋自信之中，危机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竟来自他自身的两重性。

暴君和仁主，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作为皇帝的独特处。很奇怪的，他一面扮演着血腥的、对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皇位继承者培养成仁柔之人。阅其史料，对此矛盾每感格格不入、无所适从。

他自己也疑团满腹。当意识到太子朱标性格过于慈善，他曾试图拗矫。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身为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逮宋濂二子下狱，复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

朱标其实是朱元璋内心矛盾的镜子。是他把朱标教育成这样，这种教育不光见于朱标，也在太孙朱允炆身上延续。

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后来朱元璋死时，继承皇位的是朱允炆。朱元璋遗诏宣布这个决定时，特意提到继任人有“仁明孝友”的品质。确实，朱允炆的仁厚比朱标似更胜一筹。父亲死后，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既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

似乎，朱元璋以自己，以及对朱标、朱允炆的教育，做着实验，欲证明极权与贤君结合是可能的。他一手打造着可以放手为恶的体制，一手却把太子、太孙培养成仁柔之君，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体制，真是异想天开。极权固有之恶，不但无法与贤君兼容，假如有什么贤君，也必为极权之恶所吞噬，几年后，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起兵夺权，轻松胜出，情理两然。极权天然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

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李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还能笑得出来么？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

倘若身后有知，朱元璋在孝陵地宫里注视这一切，大概会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以“极权”为内蕴的皇位交给太孙，却又让他仁义为君。

朱元璋的深刻矛盾，并不难解释。确切说，这不是他的矛盾，是中国历史的矛盾。春秋战国五百年大转型，中国生成了两种东西：儒者和皇帝。它们一道主导了以后两千年历史。这二者关系颇为微妙，有相结相伴、相倚相重的一面，又有制约、抗衡和批判的另一面。“君父”观念，是前者的表现；“君轻民贵”，是后者的表现。而在朱元璋身上，两者各领一军，展开争夺。有时，他是独大的君王，有时是儒者教益的领受者。他以“君父”意识死死看护权力，但对如何运用权力却愿意接受儒者路线。这既是他自我的斗争，也是中国历史的斗争。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说“独夫民贼”，多数情况下没有例外，因为极权无远弗届的作恶空间，令各位“独夫”很难拒绝成为“民贼”的诱惑。但例外可以有。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这个明朝缔造者，以冷血和严重的暴力，把自己形象推向极度的黑暗。一提起他，人们油然想到“暴君”，他的名字也与嗜杀、酷刑、狠毒、野蛮紧紧绑在一起。就此言，他是极权体制推出的标准“独夫”。然而，如果我们习惯性地以“独夫民贼”相称，却发现有一半对不上号——他无疑是“独夫”，却并非“民贼”。这很少见，我们由此也格外注意起他的独特性。

他非但不是“民贼”，毋宁还相反。从大的方面，我们可谈三点：

一、他是民族解放者，终结了中国第一次整体亡国的屈辱历史。他不单单办了这样的事情，更是第一个明确表达民族解放意识的国家领袖。他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六百年后，这口号仅以一字之差，算是原封不动用于辛亥革命。他将元大都命名、改称“北平”，以此字眼，重新定义这城市，使它在历史上新生；以后，该城历史便在“北平”、“北京”（朱棣首创）名称之间交替。

二、如果“恢复中华”的伟业，使他有理由被视为国家英雄和历史英雄，那么更令人为之起敬的，则是他并不以此而骄狂、而膨胀。南面为君之后，秉持善待人民、体恤民生的诚意，以惜民之心和务实态度决定内外大计，不矜躁、不折腾、不胡来。于国于民，真正“息事宁人”。终其在位三十一年，天下无扰，四海晏然。

三、他做皇帝，谨终慎始、敬事不暇，无半日之闲，而待己甚苛，自奉极俭。他投向自己“皇帝”身份的目光，非常职业，和真正的手艺人一样一丝不苟地对待手中的活计，从无被巨大权力诱往放纵和享乐方向的迹象。我们憎其刻狠，但在品质方面，实在挑出不他的毛病。“无优伶瞽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有几个皇帝敢这么说？在他手下，未出现一个奸佞，贪黩绝迹。日后明朝最大顽症——阉祸也无踪无影，此辈洪武间个个循规蹈矩。故而，论到他的自律，真是史所罕见。而如此高度的自律性，非心中有其敬诚、热情、理想和使命感，必不能至。要不是内秉坚孤、黾勉自持，他想懈怠，别人既约束不了，也帮不到他。在本可恣其所欲的条件下，将不玩不怠，贯穿始终，只能归之于超强的人格与信念。

作为“独夫”的朱元璋，世人皆知；而他并非“民贼”这一点，则很少被谈到。为此，本文结束前特地突出这一点。这不光涉及对他的完整认识，也因其中情形很有思考的意义。他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一对基本矛盾相争夺的产物。他是这种历史特别直观的表现者。

最终，他给了这样的启示：个人自律，根本无法克服制度之恶。从个体看，独夫未必民贼。然而，独夫开创的政体，或造就着独夫的政体，到底还是要祸害人民。朱元璋虽使“独夫”与“民贼”在自己身上分离，但很明显地，在他之后，明代诸帝几乎无一不是“独夫”加“民贼”。

原因太简单了：绝对的权力，必然邪恶。古往今来，哪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