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两大特点：一是评价较低（近乎全面否定），二是实用性强（重在讨论大秦帝国的速亡）。

其实，秦始皇也不是全无是处，大臣失语也不是最初就如此，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兼并六国之前大臣们在秦廷上常常是敢于讲话，而且是讲真话、实话；当时的秦王赵政也曾有过两次知过善改的良好记录。

第一次，郑国间谍案出现之后，秦王赵政在秦国旧贵族的喧嚣中错误地下达逐客令，收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后，立即收回成命，重用李斯。

第二次，灭楚之时，青年将领李信力主二十万大军可以灭楚，老将王翦认为非六十万大军不可。赵政认为王翦年老胆小，于是派李信率领二十万大军灭楚，惨遭大败。赵政于是亲自到王翦家中道歉、认错，诚恳邀请其出山，并且满足了他带六十万大军出征和他个人所有的物质请求。

李斯上书，王翦直言，说明此时的秦王赵政深知堵塞言路是为政之大忌。所以，他以自己的行动倡导大臣进谏。

赵政的这两次知错改错，第一次为秦国挽回了大批六国人才，为兼并六国储备了大批有才之士；第二次重用了能臣王翦，灭掉了土地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兼并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

秦兼并六国成功之后，赵政改秦王为始皇帝，创立皇帝制度，这时赵政的头脑开始极度膨胀，再也意识不到自己还有可能犯错误了。一个人人生前期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人生后期的成功。

秦始皇第一次灭楚之后承认自己有错是因为打了大败仗，战争以鲜血教训了他，但是兼并六国之后，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一个接一个地开工，他求仙问道，频繁出巡，不立太子，不立皇后，焚诗书，坑术士，北击匈奴，南征越地，给秦国子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这些并不能如兵败楚国一样立即让秦始皇意识到犯了错，兼并六国的成功使秦始皇飘飘欲仙，忘乎所以。

秦始皇称皇帝之后，他的宫廷上并非完全没有朝议争辩，大臣们也并非一开始就患上了集体失语症。

比如说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之时，以丞相王绾为首的朝中许多大臣一边倒，集体反对，只有李斯支持秦始皇。这次朝议以秦始皇决意要执行郡县制而告终。但是，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并没有结束。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再次提出了郡县制不如分封制，结果引发了李斯的建言和焚诗书事件。

我们对比一下两次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第一次秦始皇仅仅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全国推行郡县制，并没有其他严厉的举措，没有对朝臣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第二次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秦始皇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但是这一次却下达了焚书令。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并没有处罚博士淳于越，但是淳于越和朝中大臣们的心理肯定承受了一次重大的打击。贾谊说“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前面讲过，郡县制与分封制各有利弊，但因为两种制度的争议而引来焚书令，谁还敢再多言？“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成为必然的结果。

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的否定性评价不是偶然的，它是汉代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秦汉相承，时代相联，贾谊尽管是汉文帝朝的少年才俊，但是，贾谊出生于公元前201年，也就是刘邦建立汉王朝的第二年。所以，他生活的时代是西汉初年，此期的现实政治让人们更多地思考秦亡汉兴的原因，更多地在总结秦始皇的过失，为新兴的汉帝国提供历史借鉴。正是这种时代因素让人们来不及思考秦始皇的贡献，人们所有的着眼点都放在秦始皇的失误上了。

政治的思考从来都必须服务于现实需要。汉代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必然是为巩固汉王朝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所以，汉儒评价秦始皇充满了浓郁的当下的实用色彩。

那么，汉代以降的学者又会如何评价秦始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