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就是蒙恬。在逼杀扶苏的同时，胡亥、赵高、李斯还要逼杀蒙恬。前文已言，蒙恬是精锐的长城军团的主帅，其弟蒙毅是秦始皇的正卿，蒙氏兄弟的存在对以胡亥为首的政变集团威胁同样严重。所以，政变集团绝对不会放过蒙恬。

那么，他们给蒙恬加的罪是什么呢？

两条罪名：知情不报，为臣不忠。扶苏既然图谋不轨，蒙恬自然就是知情不报；知情不报就是为臣不忠。所以，赐蒙恬死，将兵权交付副将王离（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史记·李斯列传》）。王离是秦国名将王翦的孙子。

但是，蒙恬可不是一个好忽悠的人。蒙恬虽然是武将，但政治经验颇为丰富。他看到扶苏想自杀，立即进行劝阻。蒙恬讲了四点：

一是陛下在外，未立太子，不能轻易自杀。

二是我统重兵，你为监军，我们身负重任。

三是单车一使，怎能轻信？怎知没有阴谋？

四是请示皇上，确认以后，再自杀也不迟。

（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史记·李斯列传》）

蒙恬比扶苏有政治经验，但是，蒙恬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宫廷政变。蒙恬更不知道秦始皇已死，不知道胡亥、赵高、李斯已经将他和扶苏逼到了死亡线上——只要不起兵，任何请示都是白费；但是，蒙恬坚持要再请示。

可见，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当事人的判断能力大打折扣。

扶苏的愚忠愚孝替胡亥、赵高、李斯发动政变清除了最大的障碍，也使蒙恬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困境。但是，蒙恬坚持不自杀，坚持再请示，胡亥的使者只好将蒙恬先行关押。

使者回报胡亥。听说扶苏自杀、蒙恬被关，胡亥、李斯、赵高都极为兴奋（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史记·李斯列传》）。赵高见最担心的障碍已除，马上决定了三件大事：

一是立即返回咸阳；

二是诏告天下秦始皇驾崩，办理丧事；

三是拥立胡亥称帝。

就这样，得到扶苏已死的准确消息之后，载有秦始皇臭尸的车队才快速返回都城咸阳（可见，在确认扶苏自杀之前政变集团不敢返回咸阳！只能拉着臭尸在外瞎转悠，等待扶苏的消息），向外发丧，并立胡亥为秦二世。胡亥诈立成功后，立即任命政变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赵高担任郎中令。郎中令乃九卿之一，是掌管宫廷警卫、统领皇帝侍从的重要官职，皇帝最信任的官员才能担任此官。

可见，政变集团最担心的是扶苏的生死。如果扶苏坚持不信，甚至于举兵求见秦始皇，麻烦就大了。扶苏之死使政变集团彻底放了心，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对胡亥的登基造成多少威胁。从此以后，这对暴君奸臣便在一起制造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貌似强大的大秦帝国，也由此开始分崩离析。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政变集团对其他二十多个儿子没有过多担心，偏偏盯住了扶苏一个人呢？两点：不重要，来不及。

秦始皇的其他儿子确实都有资格当“秦二世”，但是秦始皇废封国、行郡县，导致他的儿子们个个都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和拥有“遗诏”的胡亥相抗衡。这叫不重要。

胡亥当时最紧要的是处理唯一的一位“合法”继承人扶苏，然后正式登基称帝。至于其他的兄弟，他还顾不上去处理，那些等秋后算账也不迟。这叫来不及。

政治制度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能量，经济制度决定一个人的经济能量。秦始皇的儿子并非个个窝囊，而是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一系列中央集权制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资源，无法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一展拳脚。所以，只要法定继承人扶苏一死，胡亥的其他兄弟都不值一提。这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讲到的分封制的危害在未来，郡县制的危害在当下。由于没有进行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个个都丧失了拥兵为王的政治权力，在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之时毫无还手之力，即使这位皇帝是假的、诈立的，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毫无作为。

《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扶苏自杀、蒙恬被囚的消息传来之后，“斯、高大喜”。李斯的“大喜”说明此时他已经从屈从赵高堕落到主动为政变清障；赵高的“大喜”则是小人政变成功后的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