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人不能把自己长期置顶，就像网上论坛上的帖子不能长期置顶一样，老给自己涂红脸那会造成脸皮越来越厚，别看在戏台上涂红了脸人模人样地坐在那里是个好人，现实中就不行了，因为人们知道，生、旦、净、末、丑是怎么回事了，不就是自己在作秀吗？那红脸和白豆腐块实质上没有什么分别。

偏偏大多数人把握不住自己，一旦大权在握，立时感觉像坐上了“神六”，所以，从高处跌下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人到了高处一般会头脑发晕的，有时候做出的决定简直与白痴无疑，等到摔下来，固然很精彩悲壮，但大多留给人们的是叹息与教训。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王允在除掉董卓以后，就坐到了当时中国统治者的“置顶”位置上，随着头脑发热，逐渐晕了。

董卓死了，可他的西凉军还在，如何处理董卓的原部下成了政策和策略这种关系个人的生命朝廷安危的大问题。但恰恰就是在这个要命问题上，王允犯了大错误。

就董卓死后的形势而言，一度是向着有利于吕布的并州军及王允为首的士人政府的方向发展的。驻扎在长安以东陕县一线的凉州军主力，在得知董卓死讯后，理所当然地乱了营。

凉州军统帅是董卓的女婿牛辅，岳父横死使他变得极度多疑起来，以后西凉军的出路在哪里？这时候一个贴心的“大师”及时地指点了他，牛辅也就按这个高人的指点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杀了自己的大将董越。

没想到这次“大师”没蒙准，预防性措施反而导致了自己大营的骚乱，牛辅索性带巨额金银与亲信胡车儿等几人一走了之，谁知应了那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牛辅竟被这几名亲信砍下了脑袋，劫走了金银。

这时的西凉军群龙无首，在一群中下级军官的会商下，提出了向长安中央政府讨要一张大赦令的主张，也就是说在投降之后，要保证西凉军人的安全。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仅是求王允给留条命而已。

可惜王允的答复太草率了，说什么凉州军本来就没有什么罪过，何赦之有？这种貌似大度的回答是聪明的表现，还是愚蠢的做法，自当别论。但凉州军没有吃到定心丸（大赦令没拿在手里），却又听到了风言风语：王允、吕布要杀尽我们凉州人！

要尽戮凉州人的谣言并不全是空穴来风，是由于丁彦思、蔡伯喈被杀引起来的。丁彦思，事迹不详。蔡伯喈，就是那位博闻强记、声名远播的大名士蔡邕，而丁彦思与蔡邕同列，想必也应该是位名士。蔡邕被杀，其间有着很多值得回味之处。

蔡邕的死因，谢承《后汉书》和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即蔡邕得知董卓被诛杀，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叹息的声音，从而被王允认定这是同情董卓的表示，王允的逻辑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董卓是国贼，你蔡邕不喜反哀，必是董卓同党，那就该杀。

蔡邕得到董卓礼遇是事实，可是，董卓的种种作为，使得蔡邕发现自己的选择对象错了。于是，他就有了出逃的打算。他曾经为躲避宦官的迫害，在外浪迹十二年，也算是轻车熟路吧。可是，蔡邕的堂弟蔡谷提醒他说，你的长相比较特别，逃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蔡邕也就打消了出逃的念头。

既然蔡邕放弃了董卓，那么王允为什么又要在董卓死后硬性给他贴上一张董卓同党的标签呢？曾经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此就大不理解，认为是史书记载有误。估计老裴没注意到王允在诛杀董卓、地位置顶后思想及智力的质变。

《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说：“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也就是说，王允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开始是因为董卓太猛了，所以虚意逶蛇，而豺狼般的董卓死了，敌人没了，自己成了挽救国家于危亡之际的功臣，朝臣的领袖，正义的化身。过去的装鳖现在不用了，当然架子要端足，杀一两个名士，对于树立个人威信，整饬朝纲，肯定会事半功倍！

实际上王允与蔡邕早有过节，蔡邕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没给他面子，这件往事记录在南朝梁人殷芸写的《小说》中，文曰：“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

王允杀蔡邕，是要了断个人的恩怨。这听起来未免过于心地狭隘。但如果我们来读读顾炎武由蔡邕而引起的一番评论的话，就大致可以理解这种结局的背后。

顾炎武说：“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名士尚不免于一死，对于作为董卓的死党们的命运自可想见了。凉州军现在感觉走投无路了，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部队化整为零，自逃生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