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攻雍丘之时，曹操的主力部队并没有闲着，几路分兵，东进南下，收复叛乱各城，等到雍丘被破时，兖州全境业已全部光复，又姓了曹，而且现在的曹州牧非比往日：已经不再是地方聘请或自己封的官，是由朝廷正式任命的兖州牧了。

兖州经过一年的战乱，天灾加人祸，元气大伤，各郡县生意凋零，土地荒芜，并且有黄巾余部趁势重举，官难以守土，民难以聊生，实是百废待举之时。

论说现在曹操应该趁名正言顺之时，尽心经营兖州，巩固住这个唯一的根据地，则进可以争天下，退也足以自保。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无疑是战后重建。

不过谁都清楚这活路不好干，即使兵力、财力强如美国，对一个被打烂的伊拉克也感到力不从心，又何论历经战争消耗得不到任何外援的曹操？像美国人一样，曹州牧现在只对剿匪感兴趣：这类的仗打着轻松，又是名利双收的事：贼抢了百姓，我收编了贼，缴获自然要归公，既得民心，又得实惠。

很快，境内黄巾俱降，治安大见好转，曹操的青州军又眼见得胖了起来。不过现在的曹操却对治理兖州失去了兴趣，兖州的叛乱令他太寒心了，对又投降过来的兖州的官员、士子、豪强，甚至人民，曹操都信不过了，谁知道你们哪天再把刀劈向我的后背？

曹操要另找一块保险点的地方做自己的根据地，至于兖州？虽也算是老根据地，但毕竟背叛过自己，背叛过的人还能相信吗？

他把目光瞄准了豫州陈国（治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陈国在闹黄巾时未遭兵祸，据《后汉书·陈王宠传》记载：“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及献帝初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

曹操看中的是陈国未遭兵燹，能为其提供给养，借以稳定军心，保存实力，建立一块替代兖州的后方基地。尤其是便于实施之前毛玠建议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大略，但现在的豫州境内还有袁术的势力和黄巾余部，现在去“迎天子”？《三国志·武帝纪》中说：“诸将或疑。”

曹操有自己的想法：青州军将领的中坚由来自豫州谯沛的亲族构成；身边重要的谋士，被称之为“吾之子房”的荀彧来自豫州的颍川，颍川荀氏是士林名族，对于豫州士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对于曹操来说，能通过荀彧而获得士大夫的信赖，尤为重要。

而陈国与兖州陈留郡、豫州的沛国、颍川郡接壤，曹操选择陈国作为进入豫州第一站就成为必然了。对于诸将领的疑虑，荀彧有一番说词：

“晋文纳周襄王则诸侯景从，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欲成霸业，史为今鉴。奉天子有三益：一得民心；二服俊杰；三致英俊。得民心为立足之本，服俊杰则傲视群雄，致英俊乃尽揽英才，今天子急需匡扶，社稷正盼铁柱，岂能因小利而弃大义，求暂安而失良机？时机错过犹流水不复，欲追难返，如不决断，悔已迟矣！”

荀彧细化了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纲领，而曹操与袁绍不同，历来对大事不含糊，荀彧所描述的“奉天子”后的美丽前景，的确令人向往，曹操当机立断：大军西进，掌控天子。

也就是说，皇帝还没回到洛阳，就已经有人在算计他了，而且算计他的还非止曹操一人，冀州的袁绍也在打他的主意。

袁绍也在密切关注着皇帝的东归，他的使者郭图已经出现在了河东。皇帝的成功东返，使袁绍与曹操不约而同地认为：控制中央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

袁绍开了一次以“迎驾”为论题的辩论会，辩论会出现了正反两种意见：

正方，以原来就建议过“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的谋士沮授为代表，他现在发展成把天子“迎”到邺城，在这里建都，进而“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

反方，以郭图和淳于琼为代表，理由也挺充足：汉家王朝被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如果把天子迎过来，得不偿失——听他的，自己就说了不算；不听他的，就会落个骂名，这不是自找不自在吗？

评委袁绍拿不定主意了：你们辩出个输赢来呀，我咋听着都有理呀？

沮授做了最后的努力，直接给评委袁绍递话：“如果能把朝廷置于邺城，不但能让朝廷听你的，天下人也感激您的仁义之举呀，这步棋您不早下，一定会有高手先走的。做大事万不能犹豫啊。”

袁绍琢磨来琢磨去还是难以决断，主要是他自己也有一个现在还不好意思出口的“暗结”，那就是：他自己也想当回皇帝。把皇帝的宝座安在自己的家，请他人来坐，自己还要天天给他磕头，实在是不爽啊。

熟悉袁绍的人对他有个评价：“迟重少决，失在后机。”（《三国志·荀彧传》）在他掂量来琢磨去的痛苦日子里，沮授的预言出现了：新任兖州牧曹操开始了抢皇帝的果断行动！

不过硬抢的话，曹操凭现在的实力还做不到，曹操用的是连骗加偷的歪招。

两千年后的金庸让韦小宝在五台山清凉寺里偷了一回皇帝，也是用的下三路的滥手段，不过小宝偷的是康熙他老爸，一个辞职不干的卸任皇帝，相对于曹操来说，要骗过一大帮文武朝臣，偷走一个现任皇帝，活路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