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不是生命的事。人不会活着经历死亡。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18年

1919年秋天，马琳娜·于洛娃终于摆脱了俄罗斯内战，苏俄要到1922年才对这场战争胜券在握。乘船离去的她，在甲板上目送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点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屋顶一点点地消失。她不久后便抵达日本。在那里，马琳娜·于洛娃终于不再是士兵，她做回一个年轻的女人，从事传统的女性工作：先是当保姆，很快又成为秘书，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自己一生的志业：舞蹈。她先是在私人晚宴上获得承认，获得了去美国的签证，后来在旧金山和纽约大放光彩。1984年她去世。

数以千计的人为爱尔兰独立牺牲了性命，特伦斯·麦克史威尼只是其中之一。新芬党通过议会为爱尔兰共和国的诞生奠定基础，而爱尔兰共和军则与英国当局的代理人打游击。这是一场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战争，一场把平民也卷进来的战争，没有清晰的阵线和前线。袭击、起义、谋杀，以及彼此之间的报复性打击越来越多。1920年11月，麦克史威尼去世几周后，都柏林的“血腥星期日”让暴力事件升级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爱尔兰自由战士们没能给予英国人及其支持者决定性的打击，帝国也没能制止革命人士的暴力。1921年7月，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战争可能会持续好几年，没有一方能取胜。于是双方签署停火协议，爱尔兰南部逐步实现独立。至于特伦斯·麦克史威尼，则成了爱尔兰的民族英雄。1964年，科克市政厅前立起了他的半身铜像。

1921年6月，亚美尼亚人索格门·特赫里瑞安在柏林一处陪审法庭接受审判。它在德国引起一场广泛争论，探讨其战时盟友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政策。不过在媒体报道中，几乎全是对大屠杀受难者和特赫里瑞安的同情。最终，法庭做出了无罪判决，这主要是基于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卡希尔（Richard Cassirer）所做的鉴定。他认为被告的陈述是准确的，这次行刺并非有意谋杀，而是一时冲动和精神创伤后遗症所致。

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索格门·特赫里瑞安曾是所谓“复仇行动”（Operation Nemesis）的成员。这个地下组织派专人追杀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射杀塔拉特·帕夏并不是特赫里瑞安的首次行动，在君士坦丁堡时，他已经以亚美尼亚人的复仇为名义犯过案。和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同，他也没有亲历这场害死他家人的大屠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复仇行动”还会在罗马、柏林、第比利斯和君士坦丁堡发动更多的袭击。

谋杀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的凶手，蒂勒森和舒尔茨，成功地在1921年8月的谋杀后逃往国外。直到1933年纳粹掌权，他们才返回德国，从此平步青云。针对他们的审判到1945年后才举行。在联邦德国，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逐渐以德国议会民主制设计者的身份获得承认，甚至被赞誉为“德国民主制的殉道者”。2017年，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德国联邦议会在柏林的一栋大楼被命名为“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之家”（Matthias-Erzberger-Haus）。

为阿拉伯独立所作的努力失败后，托马斯·E. 劳伦斯决定再也不干涉这个世界的命运。在英国安排他的朋友费萨尔王子当伊拉克国王2年后的1923年，他化名参加英国空军，成为一名普通的空军士兵。1935年5月13日，他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

1929年3月20日，费迪南·福煦久病不治。他的遗体以国礼下葬于巴黎荣誉军人院（Les Invalides），紧挨着拿破仑一世的陵墓。然而，这一光荣并不能掩盖福煦的声誉自1918年战争胜利后便急剧下降的事实。他从军队退役后，依然在政府担任顾问。但这位强硬派人士的主张和法国官方渐行渐远，后者正与昔日的宿敌德国逐步改善关系。元帅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能扮演英雄的角色，在和平年代的斗争里却一败涂地。

同样在1929年，独立无助的亨利·约翰逊在华盛顿一家医院凄凉死去。1927年后才获得固定伤残补助的他，战后再未拥有过普通人的生活。酒精、贫困、孤独和肺结核摧毁了他。直到2015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才将荣誉勋章授予了这位长眠已久的战争英雄。

20世纪30年代初，哈里·S. 杜鲁门终于偿清了债务。男装店的生意失败后，他的政治生涯很快崛起，这还是靠他在军中建立的人脉。从担任地方法官开始，他在政界逐步晋升。1945年，杜鲁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33任总统，1953年卸任。这位曾经的协约国军官，在总统任内的重大决定包括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而1918年时，他还曾保证这一辈子再也不向别人开火。

1933年3月21日是所谓的“波茨坦日”，在波茨坦驻军教堂，前皇储威廉站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在1923年底，威廉便以平民身份回到德国。在纳粹党取得政权后的短短几周，看起来元首似乎真的打算实现他的诺言，让霍亨索伦家族在“第三帝国”重返王位。不过这一幻想转眼即逝。事实上，希特勒对没能挺过革命的德国前统治者并不看好。他认为被废黜的前皇帝流亡到荷兰度过余生是正确的。即使是他可以利用的威廉皇储，希特勒也没有太多期望：前皇储只对女人和马感兴趣。因此，波茨坦驻军教堂这场极具象征性的登场并未给霍亨索伦家族带来实质好处，前皇储也没有进入“第三帝国”的权力核心。而他的父亲，从前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到德国。曾经的威廉二世，现在按照德国姓名法只是区区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冯·霍亨索伦”，他于1941年客死异乡。

最初因杀人被判10年徒刑的鲁道夫·赫斯，只坐了4年牢便在一次大赦中获释。出狱后他靠农场的工作糊口，重新投身极右组织。直到希特勒1933年上台，他的人生才发生转折。赫斯加入党卫队，之后很快成为“骷髅队”（Totenkopfverbänden）成员。他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工作，1940年被任命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作为营地指挥官，他对奥斯维辛执行关于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负有责任。正是在他的命令下建立了毒气室，用齐克隆B毒气夺取了100多万条性命，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1946年，战后使用假名潜逃的赫斯被逮捕，送往波兰接受审判。隔年他在华沙被判处死刑。做出判决的2周后，在他的故居面前，这位曾经的集中营指挥官带着对奥斯维辛的最后一瞥，上了绞架。

当德国成为纳粹的天下时，乔治·格罗茨去了美国。此前他已获得纽约一家艺术协会的资助，直到1933年1月12日，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短短几周后，希特勒就被任命为帝国总理。纳粹分子随即突袭了格罗茨在柏林的工作室，想逮住他，只是晚了一步。乔治·格罗茨被剥夺公民权，他留在德国的画作被视为“堕落艺术”。此后，艺术家在美国继续自己在欧洲的成就。直到1959年，在妻子爱娃的敦促下，格罗茨才回到德国。然而，长期为抑郁症和酒精中毒所苦的他，在抵达故乡没几个星期后，便在一次醉酒后摔下楼梯身亡。

20世纪20年代期间，阿诺德·勋伯格在柏林担任音乐教授，并于1933年离开德国。他在巴黎重新皈依犹太教，然后从法国逃往美国，在纽约和波士顿待了一段时间，最后成功在加利福尼亚谋得教职。1941年，他成为美国公民，和马勒—韦尔弗夫妇住得不远，都在贝弗利山庄。1956年，他死于突发心脏病。

1938年，69岁的莫伊娜·迈克尔退休了，她可以好好回顾一下自己精彩的一生。她不仅在一个很少在大学中见到女性的年代从乡村女教师升到了大学教授，还通过出售人造虞美人花救济一战老兵的创意，使它成为整个英语世界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典范。在英美和世界其他52个国家，每年11月11日人们都会出售并佩戴虞美人花。1921年至1940年间，全世界每年销售虞美人花的收入能有700万美元，都分给了需要帮助的退伍军人。当这位曾经精力充沛的女士逐渐老去，却在晚年再次目睹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在战场上死去和致残，她会怎么想？至于这新一轮大规模杀戮的结束，莫伊娜·迈克尔是看不到了，她逝世于1944年5月10日。

1941年，在完成小说《幕间》（Between the Acts）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再次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伦纳德带她去布莱顿一位女医生那儿就诊。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再也无力走出这次精神错乱的深渊了。3月28日，她在乌斯河结束自己的生命。擅长游泳的她在大衣口袋里装了些石头。在给伦纳德的遗书里，她写道：“除了你的善意，一切都离我而去。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了。我相信没有哪一对夫妻比我们拥有过更多的幸福。”

凯绥·珂勒惠支见证了1933年纳粹上台，她的作品也成了他们眼中的“堕落艺术”。1940年，她挚爱的丈夫辞世。这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痛苦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能见到第二次和平的到来。柏林的家被炸毁后，她搬到德累斯顿附近的小镇莫里茨堡。1945年4月22日，就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几天前，她在德累斯顿去世。

在离开莫斯科后，阮爱国在中国待了好几年，为来华的越南青年开设政治训练班。就像他在巴黎和莫斯科所从事的活动一样，这也是为他的终生目标做准备：实现越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时机终于成熟，越南起义人士在军事上战胜了维希法国以及同它沆瀣一气的日本。在八月革命中，越南赢得独立，成为民主共和国。这时已改名为胡志明的阮爱国，于1945年9月2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一任主席兼政府总理。他将在越南战争中率领他的国家对抗强大的美国。

莫罕达斯·甘地还要再晚两年才能实现他的终生目标：印度将在1947年宣布独立。但这却伴随着甘地极力想避免的领土分裂，成立了主要是印度教徒的印度和主要是穆斯林的巴基斯坦。1948年1月30日，在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印度独立实现短短几个月后，这位78岁的政治家遇刺。刺客南度蓝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是印度民族主义者，他认为甘地要为印度的分裂负责，并坚信圣雄出卖了印度人民的利益。

和勋伯格、格罗茨一样，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也不得不逃离纳粹德国。包豪斯遭纳粹抨击为“马克思主义大教堂”。他通过英国前往美国，成为哈佛大学建筑系的教授。直到20世纪50年代，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才重新在德国承接工程项目。在柏林汉萨区，他为1957年的国际住宅建筑展设计了带有凹形露台的9层公寓。1969年，格罗皮乌斯在波士顿逝世。

那时，格罗皮乌斯的前妻阿尔玛·马勒已经去世5年了。在她人生的最后阶段，年老和酒精摧毁了她昔日的美貌，这位当过许多次寡妇的女人生活在纽约。1938年，就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夕，韦尔弗和她离开了故乡维也纳。是她对韦尔弗的爱说服了自己同他一起踏上流亡之路。他们先是徒步翻过比利牛斯山到达巴塞罗那，再通过里斯本前往洛杉矶，那里已成为流亡者的大本营。阿尔玛·马勒始终陪在韦尔弗身边，直到他去世。1951年，再度成为寡妇的她迁往纽约，在那里度过余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理夏德·施通普夫待在苏占区，图林根州的小镇海利根斯塔特。一战后他重新找到工作，还结了婚，成为4个儿子的父亲。战时养成写日记习惯的他在战后继续写作，出版了关于海军和政治议题的作品。经历过自由军团的日子，施通普夫的立场倒向温和左派，反对日益崛起的纳粹。因此，他在1933年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所出版的一战日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颇受好评，在纳粹时期却遭到焚毁。1953年，当工人上街向民主德国当局表示抗议时，理查德·施通普夫也参加了。他还为此坐牢，此后一直顶着反政府人士的嫌疑罪名。1958年，他作为民主德国的公民去世。

艾文·C. 约克1964年病逝于纳什维尔的退伍军人医院。他所创立的学校已成为田纳西州的公共设施。直到今天，田纳西州的127号公路还被称为“艾文·C. 约克公路”，它的兴建曾给退伍军人带来了激励。他的英雄事迹最终还是拍成了电影。在那部名为《约克中士》（Sergeant York）的电影中，扮演他的是加里·库珀（Gary Cooper），后者拿到了一座奥斯卡小金人。

作为新闻从业者，终生为欧洲统一和妇女权益奋斗的路易丝·韦斯，在1979年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此时，这位从一开始便对欧洲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女士已经86岁了。直到1983年5月26日去世前，路易丝·韦斯一直是欧洲议会年纪最大的议员。1999年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大厦便以她的名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