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一个真实的、土生土长的民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动荡不定地黠附于流动人群中的游牧民族，即寄生的城市居民，他们没有传统，绝对务实，没有宗教，机智灵活，不结果实，极度蔑视乡下人，尤其看不起最高级的乡下人——乡绅。这是走向无机、走向终局所跨出的巨大一步。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918年

昔日的伊甸园已逝

这是你，我，每个人要面对的事实。

我们必须勉强自己

再一次把铁锹拿起

再一次挖开草皮

再一次翻松土地。

再一次播种，开辟新畦田

再一次把杂草割去。

唯有我们的汗水全部流淌，

才能浇灌出一个新的天堂。

——拉塔托斯克，《未来》载于《痴儿》周刊，1918年11月24日

1918年11月10日是个星期天，当晚，数百枚信号弹在空中轰然绽放，闪光和红绿白色的星体照亮了威廉港的夜空。港口的军营也火炮齐响，伴随着城里震耳欲聋的警笛声。水兵理夏德·施通普夫（Richard Stumpf）正在忙手头的活，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寻求掩蔽，这不是空袭警报，就是英军舰队来袭的警讯，否则还会是什么？随后谣言四起，有人说烟火昭示着各国共产党联合组成了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由此开启。直到很晚才证明这是子虚乌有的事。这座北海码头城市人心惶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解开老百姓和水兵们疑惑的是一份街头传单。施通普夫拿到了一张，他读了上面的内容后愈发惊骇：这是停战协定的条款。显然，它的内容在签署之前就已泄露给媒体。他怒气冲冲地喊道：“这就是那该死的战友情谊的回报！”然后，他带着满腔复杂的情绪，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待着。

等到信号弹花火燃尽，警报声逐一平息，威廉港又恢复了沉寂。然而，理夏德·施通普夫心中悲愤难平。在他看来，用这样的条款去奴役一个有能力、有骨气的民族，简直荒谬至极。他感觉就像被人往脸上吐了唾沫。为了结束战争，威廉港的水兵和造船工人冒着生命的危险，难道这就是给他们的回报？

自1918年3月起，施通普夫在威廉港的维特尔斯巴赫号战舰上服役。这艘船停泊在港口，充当所谓的补给舰和浮动军营已有一定时日。在维特尔斯巴赫号的生活相当无趣，操练毫无意义，时间多得用不完，士兵们干起各种各样的手工活，比如制作胶鞋，这样可以打发时间，还能挣点小钱。到了1918年秋天，施通普夫早已对胜利不抱希望，他的晨祷词也相应改为：“请主今日赐给我们和平、面包和好运气！”10月初以来，关于海军损失惨重的传闻越来越多，还出现“潜艇战我方折损利齿”的说法。

在这当口，施通普夫已经看到，经历了4年单调乏味、没有出路、又随时可能丧命的战争后，他的许多战友都变得尤其愤世嫉俗。“大多数同伴都显得满腹怨气，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扭曲了一些年轻人的脑子。”他们有足够的士气打一场军官们成天挂在嘴边的大决战吗？这“绝望的气氛”让施通普夫丧失了信念，他越来越频繁地想到毁灭——不只是海军，而是整个德意志帝国。“难道我们就只有1870年到1914年这短短数十年的历史？”

施通普夫仍然拥护现有的秩序。“这不是说我从小就被灌输着要爱霍亨索伦王朝，”不过，他在战争结束前几周仍然坚信，“我们的尊严和力量都来源于我们的帝国。”他心目中的敌人形象也是受战争宣传的影响：“如果我们向海峡和大洋另一边那些冷酷无情的财阀屈服，按照他们的心愿驱逐我们的皇帝，那我任何时候都不配做个德国人。”

不过，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海军士兵已从沮丧走向叛变。其诱因来自战事：英美军队进攻了德国的黑尔戈兰岛；同时，协约国还透过国际媒体宣布说，德国一旦战败，必须将它所有战舰交付协约国。为了避免任人宰割，德国海军指挥部在1918年10月24日下了一道命令，要尽最后的一切努力反击对手。他们计划组织一场大决战。但协约国的优势如此明显，这道命令等于让全体海军去送死。以成千上万名士兵的性命为代价，所换回的除了少数官员僵化的荣誉感，还能有什么？10月27日，当驻扎在波罗的海的部队准备启程时，基尔和威廉港发生了兵变。一开始，是几艘船上的司炉兵擅离职守，或是把远洋巨舰巨大的蒸汽锅炉弄熄。其他船只的士兵和工人也在岸上逗留，没有服从命令准时登船。更糟糕的是，当时波罗的海为浓雾笼罩，所有的起锚命令都显得愚蠢至极。

理夏德·施通普夫感到“非常悲哀，事情竟然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不过这悲伤中又混杂着幸灾乐祸：“那些不可一世的船长和海军工程师不是万能的吗？司炉和水手多年来被当作狗一样羞辱，他们现在终于明白，没有自己才是真正什么也干不了。”图灵根号战舰的水兵甚至拘捕了他们的军官。没人想要白白送死。舰队指挥官下令包围叛变船只，威胁炮轰他们。300名叛变士兵被捕。但图灵根号也因此没能赶上最后的海战。

11月7日，继基尔发生流血事件后，威廉港的零星叛乱骤然演变成一场公开起义。水兵集体离开他们的船只，上岸参加游行示威。理夏德·施通普夫也穿上礼服，跟随起义的战友穿过舷梯进入港口。港口兵营的操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人，并搭起一个临时讲台。人越来越多，在他们掌声的鼓舞下，台上的诉求也越来越激进。在施通普夫看来，现在如果有人高喊吊死皇帝，群众也会欢呼：“万岁！”

人们不约而同行动起来。为了让队伍维持起码的秩序，军乐队开始演奏进行曲。音乐声引来越来越多的水兵加入游行。对他们来说，对长官的服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他们服从的是“乌合之众的本性”。海军营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上尉，他手里拿着左轮手枪，枪口对准第一个想进门的水兵。但他的双手很快被牢牢扭住，水兵夺走了他的武器，还扯下他的肩章。巨大的欢呼声响起，施通普夫却对这位尽忠职守的长官感到由衷敬佩。

游行还算有序，但队伍越往前移动，情绪就越亢奋。有人圈起手指吹口哨，还有人对妇女说些不干不净的话。第一面红旗很快升起。不过，施通普夫可不觉得“跟在这块抹布后面”游行是什么光彩的事。

时至中午，参加游行的人开始感到饥肠辘辘。这时，一位演讲者当众宣读起海军上将克罗西克（Günther von Krosigk）的公告，人们便一下子安静下来。公告称，基尔士兵委员会所争取来的权利，威廉港也应享有，包括废除对水兵的信件审查，保障水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承诺全体士兵在值班以外的时间不再受长官管束。对此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欢呼。接着一位造船工人发表讲话，以高八度的声音要求立刻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也得到稀稀落落的掌声。最后，有人建议说，既然所有的要求都得到满足，水兵们现在可以回到各自的岗位去了。现场一阵哄笑！

不过，水兵还是和工人分开行动。前者没有回去工作，而是涌到可以弄到午饭的地方。“这场革命没有流血就取得胜利。”施通普夫用了一个德国人数十年来为之不安和恐惧的字眼：革命。当然，威廉港的革命并不是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倍倍尔（August Bebel）所预测的那种伟大胜利。事实上，这个北海港口也无法和充满革命气氛的圣彼得堡相提并论。施通普夫觉得取得胜利的并非无产阶级，而是些细枝末节的不满、愚蠢的行为、普遍的不确定性和担忧。他所见证的这场革命并不令他感到愉快，但他无法否认的是，他没有置身事外，它改变了他。他就像是一个不情愿的革命者，违背自己的真实感受，如同形势下的牺牲品，被时代潮流所裹挟：“这才两天时间我就老了许多，在这期间，我内心深处起了我本来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变化。从君主制的拥护者变为共和主义的信徒——不，我的心啊——我再也不能说我懂你。”德国革命需要的是意志更加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不只要剥夺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冠，还要有热情和信念将一种新秩序付诸实现。

每次列车在损毁的铁轨上磕磕碰碰，马琳娜·于洛娃就感到受伤的肩膀阵阵刺痛。疲惫的她和其他伤兵躺在车厢里，从乌拉尔山脉边的车里雅宾斯克驶向西伯利亚平原。窗外是延伸至地平线的大片针叶林，景色一成不变，仿佛列车不曾前进。最难捱的是夜里，这个空气污浊的车厢充满受伤男人们的鼾声和呻吟，列车行驶的巨响，还有伤口渗血所造成的脏污和难闻气味。她的新战友是那些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他们把马琳娜从喀山的牢房里解救出来，还劫持了一辆拥有巨型牵引车头和16个车厢的火车。车上所载的大多是平民，而捷克士兵有枪，所以他们有权决定谁能上车、谁必须下车，以及没收任何人的随身口粮。

即使在西伯利亚这个人迹罕至、距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数千里之遥的地方，也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白军之间的对抗。当列车在一个不过是一个简陋小木屋的极小火车站停靠时，马丽娜看到一群杀气腾腾的人。他们有男有女，手拿步枪、锄头、铁铲和刀，抓住了两名准备动身前往东部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员。“杀死布尔什维克佬！”人们大声吆喝着。被俘虏的两人中有一人是位身材魁梧的金发水手，他似乎对周围的叫嚣完全无动于衷，只是两手插在口袋里，看着人们在火车站给他搭绞架。当处决他的吊索准备就绪，他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查看，然后自己把绳索套在脖子上。人们安静了下来。那些自告奋勇担当刽子手的人也愣住了，水手朝他们喊道：“怎么着？你们还不动手？”其中几个回过神来，猛地拉起绳索。只见男人庞大的身躯吊在空中，双脚在离地面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抽搐，似乎想找一个着力点。他用手紧紧抓着脖子上的绳套，直到停止挣扎。至于另一个俘虏的表现，在马琳娜看来，完全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会有的反应：他跪倒在刽子手面前，抱住他们的脚乞求饶命。正如马琳娜及当时许多反革命人士和反犹主义者惯有的偏见：他们坚信革命是犹太人的阴谋，在俄罗斯之后，这些犹太人还意图染指全世界，而革命的种种恶行说到底就是犹太人的劣根性所致。就这点来说，马琳娜一点也不同情他们，相反，当她看到这两个男人很快就一动也不动地吊在绳索上，她说不定相当满意。火车在这个小站停靠了一整天，两具尸体在马琳娜车厢窗外随风摇荡——它们象征着内战，象征着俄罗斯革命后的反革命暴力。

这年11月，威廉皇储没有一天睡个安稳觉。他脑海中思绪纠结，想着自己、霍亨索伦王朝以及德意志帝国的未来。皇储从小就习惯别人为他规划好一切，现在他有能力独自拿主意吗？是否他当家作主的时刻已然来临？自少年时代以来，他所受的一切教育都是为此做准备，然而这一刻却总是显得遥不可及。

11月7日那天，威廉皇储亲眼见证了新时代到来的征兆。他去视察部队，在路过济韦附近时遇见一辆被士兵们征用的火车。这是他头一回看见革命的象征：红旗。破损的车厢窗户传出骚乱者的口号：“关灯！拔刀！”

威廉吩咐他的司机停下。他大声命令这些士兵下车。于是，几百名仪容不整的士兵在他身前列队。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巴伐利亚士官，态度随便，双手插在裤兜里，标准的不服从的典型”。威廉挺直了背，以一种他自青年时期就练熟的训话口吻呵斥此人：“给我站好了！”他吼着，“拿出一个德国士兵该有的样子。”出于一种习惯性的的条件反射，这位巴伐利亚军士赶紧直视前方，双手紧贴裤缝。队伍瞬间恢复了纪律，一个拥有铁十字勋章的年轻士兵甚至为伙伴们道歉。他说，路上他们已经3天没吃没喝了。“我们真的非常爱戴您……请您别怪罪我们。”深受感动的皇储请这些差一点就叛变的士兵抽烟。

隔天，威廉收到他父亲的命令赶赴斯帕。在蒙蒙大雾中，他穿过了为战火所毁灭的法国北部田野。11月9日中午之前，他抵达斯帕城外的福海讷斯别墅。它是在战争爆发前几年，由一位工业家命人仿凡尔赛宫的小特里亚农宫所修建。在那里，威廉遇见了他的“领导”冯·舒伦堡伯爵，后者“面无血色，明显甚为不安”。伯爵三言两语向皇储做了简单概述：当天一早在福海讷斯别墅举行了会谈，主要报告人是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他进入总参谋部不久，是兴登堡那边的人。格勒纳不是皇帝的嫡系大臣，他谈及君主制时所用的口吻，也绝对不可能像他的前任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稍早，为停战局势所迫的鲁登道夫已换装逃亡至瑞典。格勒纳毫无保留地指出当前德意志军队和帝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柏林的气氛已是一触即发，“随时可能爆发冲突，让这座城市血流成河”。不可能指望前线军队赶来镇压革命、保卫首都。格勒纳没直说，但他的阐述只能让人得出一个结论：要防止革命蔓延，皇帝必须向来自国外和街头的压力屈服。

威廉二世大为震动，但他只是默默听完格勒纳的报告。舒伦堡接着发言，试图指出一个较为乐观的解决办法。他主张在前线拖延时间，好让军队保持战斗力。革命的火苗需要相应的武装力量来扑灭。但格勒纳坚持己见。他补充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最新事实：即使威廉二世命令军队开往柏林，他们也不会服从。德国军队，包括德国军官团，已不再支持皇帝。威廉二世要求他拿出证据。除非军官们白纸黑字地声明不再效忠他，否则他绝不承认失败。然而此时，从柏林发来的最新消息证实了格勒纳所说的一切：街头爆发流血事件，军队倒戈，面对革命的蔓延，人们已束手无策。

听完舒伦堡的报告，威廉皇储走进别墅的花园。时值秋日，老树洒下遍地枯黄，地底的甜菜也早已挖出。一群身着军装的将军簇拥着皇帝，他们“弓着腰，心事重重，仿佛无处可去般围在一起……气氛僵滞沉默”。只有皇帝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看到儿子，便向他招手。皇储走近前来，注意到父亲心烦意乱，“一张憔悴枯黄的脸不停颤抖”。一连串话语如洪水般从皇帝的口中喷薄而出。他心灰意冷地声称，自己身为皇帝，人们却从未允许他亲临前线和他的军队同生共死，这可能给停战谈判带来负面影响，其危害太大。此刻，皇储不得不意识到，他父亲已无法掌控形势。皇储向父亲保证，霍亨索伦家族绝不放弃普鲁士的王冠。他以颤抖的声音邀请皇帝随他前往德国皇储集团军那里。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皇位继承人将共同领军返回他们的国家。舒伦堡也为皇储作担保。他说大多数士兵会恪守他们入伍时的忠诚誓言——他们对皇帝和德意志祖国的庄严承诺，只要有必要，他们定会誓死追随他们的最高统帅。而格勒纳对这番慷慨陈词只是耸一耸肩：“忠诚誓言？最高统帅？说到底这都是词语而已——最终空口无凭。”这一刻，标志着两种世界的碰撞：建立在忠诚和服从基础上的古老帝国，撞上了见风使舵、讲究实际的现代社会。

威廉二世现在完全面无血色了。他把目光转向兴登堡，寻求他的支持，但后者只是静静望着地面。此时此刻，站在这座比利时花园里的德意志皇帝——国家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军队的最高统帅，帝国海军的创造者，想让德国在阳光下有一席之地的君主，一切特权和权力的享有者——已经无力回天了。他让那些将军和参谋干涉战事太久了，那本是他的工作，现在在这紧要关头，他已无力夺回身为皇帝的主动权。如果他还能做到这点，那奔着千秋万载而去的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雄师断不会沦落到灭亡的地步。皇帝现在太虚弱、太疲惫、太混乱了，完全不同于他一生作为帝国统治者的伟大和辉煌形象。威廉二世以沙哑的声音让人给柏林的帝国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Maximilian Von Baden）打电话，告诉他皇帝已经准备好退位。他强调，他放弃的只是皇帝称号。他仍是普鲁士的国王，并将以此身份率军返国。

他们回到屋里用餐，气氛犹如葬礼。甜点上过后，从柏林传来更可怕的消息，简直算是一件丑闻：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没有和斯帕方面做进一步的协商，便径直宣布威廉二世放弃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称号，甚至说皇储也放弃了王位继承。这一消息已由沃尔夫通讯社对外发布。此外柏林还成立了新政府。自下而上的革命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实现。威廉二世非常愤怒，但却完全无能为力。

德国君主制便在此刻走向完结。皇帝没有成为悲剧英雄，也没有发表华丽的演说或摆出崇高的姿态，他的家族曾拥有数百年的统治历史，现在他自己却只能任由命运统治。他无力回天，因为战争4年来已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使它濒临崩溃。他在统治上的无能暴露无遗。战败的现实让皇帝一蹶不振，他的政权黯然失色，最后一点合法性也荡然无存。顷刻之间，“国家的象征”就成了一个疲倦的老人，再也没人会在他面前颤抖。

1918年11月9日，柏林市中心涌现了大量传单。凯绥·珂勒惠支在动物园拿到《前进报》（Vorwärts）的一张传单，上面用巨大的字体写着“皇帝退位！”。

凯绥·珂勒惠支读着报，沿着胜利大道走到勃兰登堡门。那里已汇聚了数千人，共同朝着帝国议会的方向涌去。人群十分拥挤，珂勒惠支无法脱身，只能随着人流前进。到了镶有“为了德意志人民”字样的议会大门前，可以看到这座雄伟建筑物的西面阳台上站着一小群社会民主党人士。“是谢德曼，”那些站在最前排的人小声对身后的人说道。这位国务秘书站出来讲话时，全场数千人保持着肃静，他说：“老旧的腐朽制度已然崩溃，军国主义结束了！”紧接着便是那历史性的声明：“请大家保护我们即将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免受任何危害。德意志共和国万岁！”欢呼声不绝于耳。重新安静下来时，一位士兵、一位水兵和一位年轻军官在帝国议会的台阶前轮番发言。年轻军官向集会的人群呼吁：“比起与陈腐观念和落后事物的斗争，这四年战争还不算太糟！”他挥舞他的帽子，高喊：“自由德意志万岁！”

人群把凯绥·珂勒惠支带到了菩提树下大街。在那里，示威者的头上飘扬着红旗。士兵扯下他们的帽徽，开心地把它们扔到地上。“就是这样。人们经历了一切，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位艺术家十分惊讶。

与此同时，她脑海中闪过彼得的样子。1914年时，她18岁的儿子满怀激情地入了伍。他在前线给她写的信通篇都是英雄主义色彩的套话，如同一份官方公报。没过几周，一封镶着黑边的讣告来到她家的信箱。当时，她觉得地上仿佛出现了一个无底黑洞，把她一口吞噬。今天，在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她又想起了彼得：“我相信，如果今天他还活着，他也会这么做的。他也会撕下他的帽徽。但是他已经不在了，而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帽上别着徽章，脸上闪着光芒，那是他有生以来最帅气的时刻。”

柏林的局势仍不稳定。到了晚上，菩提树下大街枪声处处可闻。而就在那天下午，在德意志帝国的皇宫里，共和国又一次被宣布成立。与谢德曼的“德意志”共和国不同，李卜克内西“从一向是皇帝发表讲话的窗台上”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这场共和国成立仪式的竞争，显示了革命派内部充满危险的对立，显示了社会民主党和分离出去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激烈斗争。这座城市已经陷入了危急的形势：街头子弹呼啸，机枪声响彻广场上空，甚至还能听到炮声。一次又一次，惊慌失措的人群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有传言说，为了对付趁火打劫，革命后成立的工人委员会将会执行枪决。

午饭后，威廉皇储——他还是皇储吗？皇帝或皇储这个称呼还存在吗？——很快离开斯帕。他将回到他的部队去。临别时，他的父亲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柏林的声明不合法，自己仍然是普鲁士的国王，并会以这一身份统率军队。然而这一坚持是否比格勒纳所说的“词语”具有更多实际意义呢？为何他的父亲和其他大臣完全没想到，作为霍亨索伦家族长子的他有能力在这个危急关头接手统治？作为王朝的继承人，时刻准备好在皇权受到冲击时挺身而出，这难道不是他与生俱来的使命吗？有这么一瞬间，这位做儿子的看上去将要首次掌握自己的人生了。他向自己的部队驶去。

晚些时候，皇储的父亲乘坐明黄色的御用列车前往荷兰。他已接受荷兰女王威廉明娜的庇护，他们有亲戚关系。女王不想将他拒之门外，让他沦落到和沙皇一家一样脑后挨枪子儿的命运。然而她的子民对女王的慷慨颇有微词。在抵达住处阿莫隆根城堡之前，“末代皇帝”威廉二世行经马斯特里赫特、奈梅亨和阿纳姆。在这些地方的火车站里迎接他的是愤怒的人群，以及他们大声的诅咒。在人们眼中，威廉二世要为长达4年的战争、他们家乡的毁灭，还有相应的饥荒、物资紧缺、疾病和大规模的死亡负责。

威廉皇储则回到他位于比利时维尔萨姆的司令部。他脑中一直盘旋着同样的问题：他应该违背父亲的决定背水一战吗？他仍是他部队的指挥官，可以率领他们打回柏林。在他和舒伦堡商谈之际，斯帕传来了新的消息：兴登堡元帅已经和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合作。连兴登堡这位皇储和许多德国人的共同偶像也决定站在共和国一边，支持停战，阻止进一步的流血冲突，拒绝一场德国人打德国人的战争，这让皇储下定了决心，他必须也愿意站在兴登堡这一边。

为了避免遭到干涉，威廉前往前线附近，那里的军队仍维持着一定的纪律。途经一处新兵兵站时，皇储受到热烈的欢迎。“小伙子们压根不想支持革命，他们请求我带领他们返回故乡。他们将对一切革命事物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车子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继续开着，然而由于情报有误，他们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无边丛林”里徒劳打转。最后，在一座设有军官学校的城堡里，他们才打听到通往第三集团军的正确路线。在路过铁路枢纽拉罗什昂阿登时，“我们眼前出现一片混乱，有一大群吵吵嚷嚷、毫无纪律的前线休假士兵”。由于一处铁路隧道被两排协约国列车相向堵死，他们的旅程再次中断。汽车在雨水渗透的泥泞道路上越陷越深，直到午夜才抵达目的地。皇储很快便上床休息，但他仍然不得安眠。

隔天，1918年11月11日，第三集团军与维尔萨姆的威廉总部取得电话联系。那里再次向柏林发出询问，但皇储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仍没有任何回音：共和国会保留他对皇储集团军的指挥权吗？他担心柏林的沉默意味着“不能”。早秋的夜晚来临了，在司令部所在的城堡里，威廉站在窗口的暮光中，望着凋零的树木，枝头覆满了雨雪。外面街上走过一支部队，士兵们唱着：“回到家乡，我要再一次……”原先一直极力克制的皇储，在孤独和黑夜的包围中，失声痛哭起来。

很晚的时候传来消息，临时政府已解除皇储的兵权。又一个不眠夜过去后，原本义愤填膺的威廉屈服了：他愿意把一切抛诸脑后，避免流血，换取内心的平静。他与随从分乘两辆汽车前往荷兰边境。在给自己部队的最后一封信上，皇储仍署名“最高指挥官威廉，德意志帝国皇储兼普鲁士王储”。不过这最终也只是“词语”罢了。同伴给他一顶士兵的帽子，好让别人没那么容易认出他来。但威廉自己更愿意戴上有骷髅标志的骠骑兵黑色高帽，再当一回普鲁士的军官。他们沿着破损不堪的道路穿过前线后方，那里的军队已作鸟兽散。在靠近荷兰边境的弗洛恩霍芬，铁丝网挡住他们的去路。只差一点就到荷兰了，威廉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边界那边的年轻荷兰军官大感意外。他该拿这地位尊贵的不速之客怎么办？威廉交出他的武器，等待了数小时，才获得前往马斯特里赫特的许可。途中他饱受仇视和辱骂。荷兰政府可不觉得他们有义务保证他在荷兰境内的安全。

1918年11月的乔治·格罗茨（George Grosz）也在忙着搬家。他原名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ß），但为了和他那醉心于战争的祖国保持距离，遂于1916年改名。月初时，他还住在柏林南区出租公寓的工作室；在搬去威尔默斯多夫区的拿骚大街之前，这家工作室多年来都是他世界的中心：他在这里给空木箱上色，用它们作家具，并在这些彩色木箱的簇拥下进行工作。工作室的墙边立着空瓶，墙上的装饰是由瓶上撕下的标签纸。灯下，一只黑色的十字园蛛从网上垂下。遍布整个工作室的破碎镜片散映出周围墙上的大量照片，其中有亨利·福特的照片，上面还有这位汽车大亨给格罗茨的亲笔题词。格罗茨崇拜福特和一切来自美国的东西：拉格泰姆、淘金工人、美元、摩天大楼、拳击、霓虹灯、波本威士忌、印第安战斧。他当时的住处就像“一个嘉年华帐篷”，由一个自动燃气灶供暖，它必须投入10芬尼硬币才能启动。

西线停战的消息传到柏林，格罗茨却不觉得战争已经结束。“或许它从未真正结束？我们被宣示了和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飘飘然地为此感到高兴。从根本上来说，德国人还是德国人，只是有个别地方发生了变化：从前不可一世的德国军队被击倒了，战争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就像那些用木浆制成的军服和人造皮革的弹药包一样脆弱。我并不为输了这场战争感到失望。然而，多年来人们为它所忍耐所承受的一切，少数人本着良心反对这场残酷的厮杀，却根本得不到支持——这些才是真正令我沮丧的事。”

格罗茨自己并没有为这场世界大战忍受或承受太多。严格说来，他是在与它平行的世界里度过的。他第一次入伍时患了鼻窦炎，第二次——也许是真的，也许是装的——则是神经崩溃。那次他被发现时，整个人半失去意识，头伸进了厕所的便坑里。那时还叫格罗斯的他进了军人医院。之后他待在精神疗养院里，享用战争时期的诸多替代食品，如“菜干”“芜菁咖啡”“灰色的小圆面包”和“灰绿色的人造蜂蜜”。这位将其他人在1914年8月所表现出的战争狂热视为“群魔乱舞”的画家，两次入伍都未曾目睹过前线的景象。但在大后方的他看到了战争所造成的毁灭与破坏，伤残与死亡。他在笔记本里画下所有那些令他不寒而栗的事物。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对我来说，艺术创作是一种解压阀——让那些郁积的怒火得以释放。只要我有空，我就在画纸上发泄我的不满。我在笔记本和信笺上所勾勒的，是我身边那些令我感到不舒服的东西：战友如野兽般的面孔，面目全非的伤残士兵，狂妄自大的军官，医院里充满色欲的护士，等等。”他所画下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记录我周遭世界那些如蝼蚁般忙忙碌碌、死不足惜的人的荒诞与可笑”。

他的画总在捕捉战争暴力给建筑、自然、人类精神和肉体所施加的影响，表现炸弹轰炸及其毁灭性的后果，看上去令人反感，却又不无吸引力，比如那些题为《袭击》（Attentat）或《空袭》（Fliegerbombe）的画作。1917年5月，在最终离开军队之后，他创作了油画《大爆炸》（Explosion）。

这幅画以红和黑之间的剧烈反差，给人们展示了一座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城市。爆炸地点位于楼房高层，仿佛被飞机扔下的燃烧弹所击中，其威力掀翻了整座城市。空间被倾覆，建筑在摇晃，窗户透出火红，天空为黑色浓烟聚集成的乌云所遮蔽。画面底部用黑、绿、蓝色绘制，暗示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危险，从中可以感到试图逃离这场灾难的模糊身影，以及那些失败而坠入无底深渊的残骸。但这些人都只是用线条勾勒的剪影，若有似无，微不足道。

格罗茨在《大爆炸》这幅画里——其实他所有作品都是——探究了人类本性的残暴与毁灭。他认为，由资产阶级和皇帝统治的德国表面上看似井井有条，本质却是一个腐朽、嗜血和扭曲的社会。这一负面的判定可由他自己的战时经历来证实。他记得，在1917年春天的某一天，那时他已在军人医院待了好几个月，一个医生想要宣布他已经痊愈。格罗茨拒绝下床，他认为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因而愤怒地攻击一个医护兵。后来他描述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其他7个生病的‘战友’，是抱着何等的喜悦甚至是快感，在获得允许后自愿朝我猛扑过来。一个当兵之前是面包师傅的家伙，整个人一再朝我抽筋的大腿上跳，还欢快地咆哮着：‘就踩大腿，不断地踩，这小子就会安静了。’”格罗茨把战争视为人类最大的丑恶。在《大爆炸》这幅作品中，他描绘了文明如何被其自身的破坏力量所摧毁——它坠入自己一手造就的深渊。

在格罗茨笔下，1918年11月的柏林活脱脱就是《大爆炸》里灾难场景的翻版。昔日的帝国首都现在如同“一具灰色的石头尸体。房子全是裂缝，外表的灰泥和颜料都剥落了，裸露的窗洞犹如失去光泽的双眼，人们曾在此等候他们再也没能回来的家人，而今徒留凝结的泪痕”。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格罗茨已经感到有必要通过艺术以外的手段来改变这个社会。与此同时，柏林在停战谈判结束前几天所发生的革命也对他产生了神奇的吸引力，现在似乎有将所有的怒气和蔑视转化为行动的可能性，仿佛他能够参与一场轰炸，而他本人就是那颗炸弹。很快，格罗茨便成为斯巴达克同盟梦寐以求的演说者。在内心深处，他或许已感到自己同样憎恶革命的主角和姿态。但他在外表上成为新时代的拥护者，这个积极和装腔作势的时代与他的本性不谋而合。尤其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这事上，他掌握了大量慷慨激昂的词汇：高等教育再也不只是富人的特权！研究机构和大学应该向所有人开放！1918年除夕之夜，格罗茨和他几位艺术家朋友一同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罗莎·卢森堡亲自给他发放了党员证。

1918年11月4日，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从柏林出发去维也纳，去跟他妻子阿尔玛·马勒—格罗皮乌斯（Alma Mahler-Gropius）争取女儿曼农的抚养权。他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有权获得曼农的理由：显然阿尔玛并不打算和她的情人弗兰茨·韦尔弗（Franz Werfel）分手。再说，即使曼农去了他那儿，她身边也还有第一任婚姻的女儿，以及刚出生的儿子马丁。读着这封信，阿尔玛哭了，一整天都未能恢复平静。

当天下午，格罗皮乌斯以及韦尔弗都来到她家。情绪激动的阿尔玛宣布说，她已经决定同时离开他们俩。从现在起她要带着三个孩子自力更生。在阿尔玛的气势前，格罗皮乌斯不知所措，他一下子软了下来，对自己的苛刻要求表示后悔，请求妻子的原谅。

格罗皮乌斯夫妇的婚姻才维持了3年多一点。他们在1910年就认识了，当时阿尔玛还和她第一任丈夫、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在一起。在托伯尔巴德进行温泉疗养时，她遇见了格罗皮乌斯。阿尔玛自觉受到名声在外的丈夫冷落，对格罗皮乌斯萌生情愫。但马勒不遗余力地挽回他年轻的妻子，让这场婚姻没有陷入进一步危机。1911年马勒去世后，阿尔玛并没有马上和格罗皮乌斯在一起，而是和青年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坠入情网，后者感情热烈，却有着病态的嫉妒心。

世界大战爆发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随即入伍。此后4年，他几乎一直都在西线战场和意大利服役。1915年2月，一次短暂的假期让格罗皮乌斯得以和阿尔玛再续前缘。这位35岁的寡妇不久前才重新与他取得联系。当两人再度面对面，旧情立马复燃。之后两人几乎每天都通信，前线与维也纳之间飞鸿不断。阿尔玛的信情意绵绵，充满“粗野”的情欲影射。1915年8月，格罗皮乌斯获得一次较长的探亲假，深坠爱河的两人在柏林秘密结婚。婚后阿尔玛的信却变了调，不再满怀爱意和思念，而是抱怨这漫长得不堪忍受的分离，抱怨他对她没有“推心置腹”且“缺乏关心”。出于嫉妒，她怀疑他有外遇或是去了前线的妓院。而身为“日益萎缩、毫无起色的战争机器”的一分子，格罗皮乌斯每天都在前线冒着越来越致命的危险，但他在信里完全没有提及。他不想让她为现实烦心，再说她对战争也完全不感兴趣。

1916年10月，阿尔玛·马勒—格罗皮乌斯诞下了新生命，按格罗皮乌斯祖母的名字取名为曼农。战争最后一年的夏天，阿尔玛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格罗皮乌斯正在维也纳的战地医院进行治疗。此前协约国在小镇苏瓦松附近发动进攻，作为唯一的生还者，格罗皮乌斯被人从炸毁的房屋瓦砾里挖了出来。他身体几乎毫发无损，但遭受巨大的精神创伤。刚能下地，他便赶回家探望阿尔玛。那天是1918年8月25日。他满心期待见到妻子，却撞见她以一种可疑的亲密口吻和另一个男人通电话。在暴怒的格罗皮乌斯质问下，她这才承认：去年冬天，她再也无法忍受丈夫长期处于异地的状态，便开始与维也纳诗人弗兰茨·韦尔弗私通。根据她的叙述，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也应该是韦尔弗。死里逃生的格罗皮乌斯，现在觉得自己又“仿佛被雷劈倒在地”。

不过隔天格罗皮乌斯便恢复了冷静，他前去拜访妻子的情人。韦尔弗完全是诗人的生活习惯，还没起床的他压根没听到格罗皮乌斯敲门。于是格罗皮乌斯留下一张充满骑士精神的字条：“阿尔玛就拜托您了。不幸的事可能发生。她情绪激动，恐怕会影响肚里的孩子。”格罗皮乌斯怀着痛苦的心事回到医院，他很快重返前线，重新投入到阿尔贡森林的生死激战中。还没有从嫉妒之火中痊愈，格罗皮乌斯便不得不转身拥抱战火。

1918年10月，军医终于发现长达4年的兵役已让格罗皮乌斯少尉处于崩溃边缘，便给他批了长假。在返回柏林的路上，越来越多的征兆都显示战争就要结束，格罗皮乌斯这才意识到自己面临困境。这4年来，他全部精力都用于和祖国的敌人作战。他曾3次负伤，赢得铁十字勋章。可现在，当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爱和关怀时，他的婚姻却已支离破碎。作为职业建筑师，他已经4年没有工作，以前建立起的良好人脉也都搁置了。考虑到现在糟糕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在柏林，生活无以为继的恐惧折磨着他：“如果我现在回家——失去少尉的薪资——那我就什么也没有了——而我面对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的世界。”

在绝望中，格罗皮乌斯认识到改弦更张的必要。他写道，这一启示就像“一束光击中了他”。战前，他虽是先锋派建筑的领军人物，但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到了1918年11月，他必须调整自己的立场：“战争结束，我逐渐意识到……一切旧事物都过时了。”前往维也纳为曼农的事和阿尔玛对质，是他为整顿生活所迈出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他在柏林四处找工作，为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寻求第一份订单。

在个人生活之外，格罗皮乌斯也谋求改变。他愿意成为剧烈变革的一分子，和周遭的世界一起行动起来。他伙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建筑师成立“艺术工会”（Arbeitsrat für Kunst），并和德国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共同起草了关于新建筑的宣言：“建筑是……精神力量的直接载体，是知觉的创造者。只有精神上的彻底革命才能将其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在人口密集区以外的开阔土地上建造大型的“民族建筑”。至于不选择大城市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和旧势力一样日趋腐朽、走向消亡。未来属于那些能够自给自足的新辟之地。”这样的模范聚居地应该具备城市的一切公共建筑：街道、广场、公园、商店、旅馆、餐厅、文艺设施和教育机构。按照格罗皮乌斯及其伙伴的设想，这种新形式的市郊应该成为新社会的孵化器。它们有相应的农业基础，并且有序整洁、规模适中、功能健全，能在多年的战争破坏后实现社会的重建，并成为新时代的建筑背景——这种承诺和我们今天的保障性住房计划十分相似。格罗皮乌斯和陶特想改变的是一个经历了格罗茨画中大爆炸的世界，他们将让被战火蹂躏殆尽的不毛之地和旧帝国旧社会的废墟重获新生。

不久后，格罗皮乌斯成为艺术工会的主席。他不仅懂得如何构思建筑方案，还凭借军官的经历学会了管理组织的艺术。他非常享受与那些思想独特的人打交道，并愈发坚信战争是必要的，它使他获得一种“内在的净化”，还让德国摧毁了旧事物的桎梏。格罗皮乌斯正跃跃欲试，准备兴建那属于未来的梦想城市。

路易丝·韦斯待在她那间装饰着蓝色墙纸的狭小办公室里，试图跟上这个世界令人猝不及防的变化，而这时，《新欧洲》名义上的出版人亚森特·费洛兹正泡在《新欧洲》编辑部大楼华丽的前厅里忙着应酬。他打开酒瓶，抽着烟，向络绎不绝的来宾致敬。一位毫无艺术才能的女艺术家给他重新装潢了编辑部大楼的厨房，以便晚上在那里举行狂欢宴会。他们痛饮葡萄酒和香槟，还请来了一些名声不太好的年轻女士，她们并不介意别人捏她们的屁股。宴会还因为太吵了而被邻居投诉，他们就给管理员塞点小费打发他。

路易丝·韦斯对这些狂欢不感兴趣。举目所及，到处都在发生革命。以俄罗斯为首，仿佛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不只在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甚至连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受到动荡的冲击。崩解的旧世界里，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这一切路易丝·韦斯都不容错过，她要将它们报道出来。《新欧洲》的论调变得越来越激进，违背了费洛兹拿它吸金和与大人物保持良好关系的初衷。路易丝·韦斯和她的同事们坚信，为了将浴火重生的世界引上正确的全新轨道，需要的不仅是一次俄罗斯革命，而是欧洲范围内的多重革命。德国、奥匈帝国、东欧地区、巴尔干半岛、波罗的海诸国和乌克兰，甚至日本和中国都在经历变革。但在革命的起源地法国，情况又如何？难道赢了战争就能将革命的浪潮拒之门外？在她看来，即便法国是胜利者，也应做好准备进行根本的改变：她呼吁选举新政府，给予工人更多的权利，对殖民地采取新的态度。最为必要的，是最终赋予法国妇女充分的政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

在路易丝·韦斯充满激情的关注下，这时米兰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之为革命。波西米亚的居民早就日益公开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游行、集会和罢工屡见不鲜。米兰·什特凡尼克在西伯利亚奋力率领捷克军团杀出重围，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需要这支军队，而他的同伴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则在巴黎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起草宪法——只是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一纸空文。贝奈斯经常在《新欧洲》的编辑部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他的观点对刊物的立场有重大影响。每次，当路易丝为费洛兹的胡闹感到不胜其烦、准备辞职的时候，都是贝奈斯说服她留下。他知道自己不能没有这份杂志和路易丝。《新欧洲》可以让公众和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对捷克斯洛伐克事务保持兴趣。多亏路易丝·韦斯的努力，世界才知道贝奈斯在1918年9月于巴黎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10月18日它宣布独立。11月维也纳爆发革命后，路易丝·韦斯便向她的读者阐明，奥匈帝国皇帝卡尔一世的下台将给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铺平道路。

对于作曲家、维也纳的交际花和缪斯女神阿尔玛·马勒—格罗皮乌斯来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革命事业至少是她一次短暂的放松机会。此前，她的丈夫总在抱怨韦尔弗的存在——无论是写信还是当面。他请求她停止这段婚外情，去柏林和他相聚。他还以相应的法律后果威胁她。但她追随自己内心的感觉，它中意的一直是那位年轻、天赋异禀且成就日益显著的诗人。经过11月4日那天的妥协后，格罗皮乌斯对这段感情的反对也就不了了之。没过几天，柏林爆发的革命让人们暂时无暇顾及儿女情长。这给阿尔玛和韦尔弗开启了一道通往未来——只属于他俩的未来——的门，使他们能够无需遮掩地彼此厮守。几周后，她在日记里写道：“一个绝佳的晚上！韦尔弗和我在一起。我们彼此依偎，感到两颗相爱的心亲密无间。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如释重负。”

同时，她打从心底觉得对韦尔弗的爱并不妨碍她此前的爱情关系：“我同时爱着他们。哪一个也不用否定。古斯塔夫·马勒，奥斯卡·柯克西卡，格罗皮乌斯……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我的真爱！”她年轻时的情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去世时，她甚至写道：“以前我是多么了解他啊！我从未停止对他的爱——不过是以一种非常扭曲的形式。”每一个她爱过的男人都在她心头留下了痕迹与回忆。她不愿意、也不可能否认或放弃任何一个。在昔日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妇女行为得体与否攸关颜面，然而到了战争末期，阿尔玛这种摇摆不定的暧昧关系已不再是社会谴责的对象。“我不信任婚姻这种需要国家批准的暴力结合，我选择回避它来寻求自由的关系。”阿尔玛如此写道。这可谓一次小型性解放。

柏林骚乱没几天，1918年11月12日，维也纳也爆发了革命，阿尔玛·马勒—格罗皮乌斯在她的音乐沙龙里亲眼见证了这一切。那“所谓的‘革命’”在她看来“既滑稽又糟糕透顶。我们看到前往帝国议会的工人队伍。丑陋的装束……红旗……恶劣的天气……还有雨中的污泥，一切都死气沉沉。然后从议会里传出据说是枪声的声响。登时一片混乱！那支令人提不起兴趣的游行队伍之前还算有序，现在却尖叫起来，不顾体面地往回跑。有些甚至跑到我这儿。我们都掏出了枪”。就在前一天，皇帝卡尔一世已宣布放弃政务，他于12日当晚离开维也纳。继德国之后，哈布斯堡的君主制也走向完结。

11月13日，弗兰茨·韦尔弗来到阿尔玛住处门前。他穿着制服，请求她让他去参与示威。但对她来说，这是一场“虚假的革命”；她可是“打从心底反对它”。韦尔弗求了她半天，直到最后，她双手抱着他的头吻他并同意了，犹如你不得不答允一个固执己见的年轻人。这位诗人深夜才回来，样子非常狼狈。“他红着眼睛，脸都肿了而且都是土，手上受了伤，制服被扯烂，身上还散发着劣酒和烟草的味道。”诗人不无得意地告诉她，他如何站在圆环路的长凳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号召占领银行，他还和艺术家朋友成立了“红色先锋队”。但阿尔玛没给他好脸色，她责备他：“你可真是干了好事啊，现在你可美了。”她打发这位脏兮兮臭烘烘的革命家去朋友家睡。所以他压根没进她家门。

闹革命的韦尔弗被警察盯上了。到头来，还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给韦尔弗提了个醒，说警方正在监视他，诗人才得以及时躲藏起来，等候风声平息。格罗皮乌斯不是没有想过利用这个大好机会，让警察替他除去眼中钉。他之所以没这么做，并不只是出于君子风度，还是为了阿尔玛。她的情人名声岌岌可危，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和她丈夫不同，阿尔玛·马勒—格罗皮乌斯从一开始就痛恨革命，之后她也无法适应“红色维也纳”。尽管新时代的解放氛围让她的个人生活获得不少好处，她却尤其怀念那逝去的“美好年代”。过了几个月，她还写道，她希望皇帝能够归来，还有“那些最可敬、最能干的大公，这个国家必须支持他们”。她想要的“只是恢复统治阶级的荣誉，恢复被统治人民的安静顺从。群众的喧哗是一种来自地狱的杂音”。

阮必成在巴黎的房间，小到几乎连一张狭窄的铁架床、一套桌椅都放不下。这位伦敦的洗碗工搬来法国的首都，住进东部工人社区的一家便宜旅社。他会在一大早给自己煮一碗米饭和鱼，只吃一半，另一半则留作晚餐。由于是冬天，每天早上出门工作前，他都特意把一块砖放进旅馆厨房的炉灶里。晚上回来，他把砖头从炉里夹出来，用一块报纸包着放在床下，这样夜里就不会挨冻。阮必成靠打零工为生。下班后他会去巴黎的图书馆读书，提高自己的法语水平；他喜欢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如果晚上还有精力，他就参加一些政治集会。

自从来到巴黎，阮必成对法国人有了另一个角度的认识。在他的家乡印度支那，法国人仅仅是统治者，他们以传播西方世界文明为名义，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当地人。而在他横跨整个世界的漫长航行中，他发现，命运悲惨的人并不仅是他的同胞。回忆起自己在非洲塞内加尔达喀尔港口目睹的一幕，他仍心有余悸。当时，他工作的那条船碍于一场暴风雨无法进港。巨浪滔天，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放下救生艇。为了和船上取得联系，港口的管理员命令一个非洲人游过去。这个不幸的家伙知道自己不能抗命，只得从堤岸跳进港口的海里。最开始，他还能成功地浮在水面上。但一离开港口的保护，猛烈翻滚的大浪就让他晕头转向，瞬间沉没。在他之后，又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人被打发下水。他们没有一人抵达目的地，没有一人幸存。它勾起了阮必成对童年类似经历的回忆。此后，这一幕便深深地埋在了他的记忆中了。

到了法国，阮必成发现殖民母国的人也不都有钱有势。他在马赛港刚刚踏上法国的土地时，就注意到那些向船员涌来的妓女。他困惑地问另一个水手：“法国人在给我们灌输他们的文明之前，为什么不先开化自己的同胞？”后来在巴黎，他又发现，这座伟大城市的工人区显得颓败不堪，那里的居民生活相当艰难。在法国，贫富差距不单单是事实，同时还是政治议题，这让阮必成颇感兴趣。他频频参加社会主义者的政治集会。开始还只是作为一名听众，很快他就站到台上，沉稳自信地发表讲话。他总是懂得先从集会的主题切入，再联系到法国殖民地和印度支那的情况。由于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唯一一个外籍发言者，人们总是会认真倾听。总的来说，他感觉本土法国人要比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更友好。或许这是因为阮必成在这里生活，和他们越来越像，举手投足益发礼貌拘谨。他在法国是客人、是外国人，他想要别人认真对待他，想要获得别人的信任，就不能表现得像一个夸夸其谈的革命分子。只有如此，他才能逐步实现越南独立的梦想。

不过，他也痛苦地意识到，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对殖民地并不是很感兴趣。为数不多的几家左翼报纸中，唯一会报道印度支那的是《人民报》（Le Peuple）。它的总部设于布鲁塞尔，一战末期开始在法国拥有分社。报社巴黎办公室的负责人是社会主义者让·龙格（Jean Longuet），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外孙，也是一名国会议员。

阮必成前去拜访让·龙格，这位政治大腕的友好接待让他大感意外。他称阮必成是“亲爱的同志”，还邀请他为《人民报》撰写关于印度支那的文章。阮必成大受鼓舞，他也知道自己的法语水平还不够，哪怕是一篇简讯。但他可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溜走，于是他请一位法语水平远胜于他的老乡来代笔。那人同意了，但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于是阮必成便签上一个假名，即“阮爱国”（Nguyen Ai Quoc）。他对他的影子写手并不总是感到满意，终于鼓起勇气自己动笔。一开始只是短短几行，还得让编辑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但阮必成会对改动的地方进行对比，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此他的文章越写越好，也越写越长。

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向东，马琳娜·于洛娃继续她的旅程。沿途景观消失在厚厚的积雪下。从车窗望出去只见一片雪白，无边无际；置身其中，连庞大的火车都显得如此无助。在这片泛着白光、望不到尽头的平面世界里，火车突然急刹车，在一个无名之地停下了。军官质问司机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令人颇为不安。伊尔库茨克，他们下一个要抵达的大站，已经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火车司机拒绝继续前进。掉头返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身后的托木斯克应该也已不再安全。在一望无垠的白色莽原里，静默的火车犹如一条僵死的黑色蠕虫。

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在逐渐冷却的火车头旁搭了一个临时营地。雪地里立起帐篷，升起熊熊的火堆，一些同乘这列火车的俄罗斯贵族妇女也在火堆旁取暖。接下来怎么办？就这么耗着，等布尔什维克搭下一班火车过来收拾他们？眼看这天就要过去，一位军官失去耐心。他打算换上农民的装束，混过被敌人占领的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以东的满洲里应该还是安全的。这个主意得到许多人赞同，但关键是，人们如何在西伯利亚的严冬里走到伊尔库茨克？它距离此地可有数百公里之遥。

天无绝人之路，被派去附近侦查的士兵偶然发现一个蒙古族村落。他们和村民交涉了半天，细细说了自己的计划，然后敲定报酬的价格。村民会给他们提供御寒衣物，带领他们穿过一条骑马小径去伊尔库茨克。将近100名乘客同意参与这一行动。他们拿出自己的路费，凑齐了给蒙古向导的钱。没多久，他们便排成一列长长的队伍，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蒙古人在前面骑着马，那些马非常瘦小，骑手几乎可说是脚不离地。满是皱纹的脸上完全看不出来他们如何看待这些误闯他们土地的陌生人，或他们接下来的意图。那条小路他们就算打着瞌睡都认得，即便它有好些地方被雪掩盖。他们也知道在附近哪里藏有可供歇脚的住家。

马琳娜觉得似乎永远走不完这片冰封的单调景色。几天之后，长途跋涉的队伍来到一个居民死绝的俄罗斯村庄。200具冻得发黑的尸体散落在雪中。那景象在马琳娜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甚至连做梦也梦见它。

马琳娜一行人又往前走了数天。附近忽地传来一阵火车汽笛声，打破了原本的宁静。领头的蒙古向导瞬间不见人影，仿佛为大地所吞没。他们派人去侦查，几小时后带回了好消息：他们离伊尔库茨克只有近50公里，再走几个小时就能遇上一处俄罗斯村落。这还不算，最好的消息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已重新夺回伊尔库茨克。没过多久，马琳娜就能望见远处城里的塔楼了。抵达伊尔库茨克让人如获新生，尽管这还只是中途停靠站，尽管四肢痛得不行，但捱了多日酷寒的身体终于暖和过来。

在里士满那个舒适、有壁炉供取暖的家里，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全神贯注地创作她的小说《夜与日》（Night and Day）。伦纳德严格控制她的工作时间，因此她有足够的闲暇阅读报纸，它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带到里士满。11月9日——当时人们已听闻德国水兵起义，但还不知道德意志帝国就要完结——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里写道，德国皇帝“仍然是个影子皇帝”。“否则，就要爆发一场革命，人们可以把它看作德国人对所发生一切的部分觉醒。想象一下，若是我们英国人也有所醒悟，又会发生什么呢？”

获胜的英国也可能面临混乱，作家绝不认为这一念头是错误的。当和平到来，她以一种犹如地震仪般的精确态度，记下了里士满及她周遭所发生的微小变化。她提到在沙夫茨伯里，她亲眼看到一个小兵在大街上公然威胁军官，说要给他当头一枪。这样的事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对此伍尔夫深信不疑。充斥街头的醉酒士兵和群众也意味着局势正在起变化。然而未来会走向何方？她写道，“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平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里士满居民转移注意力的速度比预想中还快：“人们不再成天穿过漆黑的街道回家，所有人也不再自愿或被迫地把精力集中在同一件事上；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整个国家四分五裂，被一股强力驱使着往不同的方向作鸟兽散。我们又一次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有些人喜欢足球，有些人喜欢赛马，有些人喜欢跳舞，其他人则非常快活地跑来跑去，脱下制服，重新拾起自己的营生。”没有了战争和共同的敌人，是否会激化英国社会的内在分歧？作家感到很难解释清楚。和平“就像一块小石子掉进了我的池塘，激荡起直抵彼岸的涟漪”。

在1919年初出版的《夜与日》中，读者可以发现战争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抛出的问题。这部小说围绕5个人相互交织的生活，描写了战前英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妇女如囚徒般的存在，她们被一张由习俗、法律和婚姻的屈从关系所织就的网牢牢束缚。这一不堪忍受的社会环境是引发战争的根源吗？大不列颠的子民在战争中所捍卫的究竟是何种“自由”？这个社会真的值得那么多的人为它牺牲性命吗？

在政治上，战争结束究竟对不列颠帝国意味着什么？在朋友那里，伍尔夫听到不同答案。一些人相信英国已经置身“革命边缘”，如画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底层人民愤世嫉俗，毫无耐心，他们有力量，而且天生缺乏理性……顽固保守的中产阶级从来不是坚不可摧的，扔几个炸弹就可让他们粉身碎骨。”

1918年整个11月，特伦斯·麦克史威尼（Terence MacSwiney）和其他被捕的新芬党人士都待在满是污泥的轮船货舱里。他们将从都柏林启程前往大不列颠本岛。船一驶出港口，汹涌的海浪就让人感到不适。许多人很快晕船，萎靡不振地缩在位子上。麦克史威尼发现一个开着的小舱口，便尽量把头探出去，好呼吸海上新鲜的空气。浪花溅在他脸上，他并不在意被弄湿。谁知道他下次自由呼吸又是什么时候呢？

麦克史威尼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英格兰东部的林肯监狱，那是一座气势宏伟的砖石建筑，外表看着犹如中世纪的骑士城堡。此前他曾在那里待过，现在的他对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监狱都很熟悉。大战爆发前夕，他在家乡科克加入了地下组织爱尔兰志愿军，他们的目标是领导爱尔兰独立。他相信，一小群时刻准备自我牺牲的先驱斗士能够唤醒爱尔兰全体人民参与起义。此前麦克史威尼一直通过报纸文章、诗歌和著作倡导独立，加入志愿军后他便转入地下工作，暗中招募人员，筹措制服、武器和金钱，为时机成熟的起义做准备。

这位爱尔兰革命斗士长期受到英国警方的盯梢。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更严重的非法活动，他也已成为法庭和监狱的常客。尽管麦克史威尼的老家科克并没有参与1916年4月的复活节起义——直到去世他都把这视为遗憾——但这一事实并没能改善他的处境。他的妻子穆丽尔来自科克一个富有的家庭，两人聚少离多。对他来说，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太过危险。当他坐牢时，穆丽尔至少能知道他具体在哪里。1918年6月，他们第一个女儿玛丽出生，穆丽尔把孩子抱到监狱会见室，好让孩子的父亲能够亲手抱抱她。两人的通信总是充满关怀和爱意。在信中，夫妇俩向彼此保证，爱尔兰的事务必须永远先于他们的个人幸福。麦克史威尼如此写道：“没有一个男人应该害怕让他所爱的人去接受烈火的淬炼，但他应该依据自己的能力向她们展示如何通过试验，并相信真理的重要性。”

抵达林肯监狱，麦克史威尼又回到他所熟悉的乏味狱中生活。只有来自家乡的零星革命消息能给在牢房的他带来刺激。圣诞节前，特伦斯·麦克史威尼听说他以新芬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了英国下议院议员——尽管他还在坐牢。在1918年12月14日的下议院选举中，支持独立的新芬党完胜温和的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和联合派人士。但新芬党的议员代表并没有去威斯敏斯特就职，而是选择更为激进的举措：他们单方面宣布爱尔兰独立，并成立独立的爱尔兰立法机构爱尔兰议会。1919年1月21日，爱尔兰议会举行第一次集会，起草了宪法。然而关于这一消息，高墙内的麦克史威尼还是从别人口里才得知的。他多么希望自己当时能在场啊！

同一天，麦克史威尼还听说——后来他也在报上读到——他的同伴，肖恩·特里西（Séan Treacy）、丹·布林（Dan Breen）和其他7位爱尔兰志愿军人士，在通往索洛海德贝格采石场的路上发动了一次伏击。他们的目标是一批由警察从附近的蒂珀雷里郡押送来的炸药。不过比起炸药，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战争：要让这场意外成为新一轮武装反抗英国统治的重要信号。他们苦苦守候多日后，侦查员终于远远发现了运输车的身影。所有人各就各位，尽可能保持镇静。马车越来越近，上面坐镇的警察受过良好的训练。相反，这些爱尔兰自由战士对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陌生。他们无从练习射击，因为极其缺乏弹药，同时也害怕响亮的枪声会暴露自己。

马车到来时，他们一跃而出，大声命令押车的人放下武器。然而警察可不这么想。他们把身体蜷缩在车座后面，子弹上膛，瞄准那些蒙面的进攻者。有那么一瞬间，枪口对枪口，空气中充满一触即溃的静默。然后，在路堤的掩护下，9支左轮手枪开火了，2个警察被击毙，栽倒在路上。枪声惊动了附近居民。几分钟不到就会有好事者围过来，然后警察就会成群结队出动。他们匆忙跳上马车，驱使那匹老马用最快的速度疾奔。炸药在他们身后的车上滚来滚去，不时传来爆炸声，可能是剧烈晃动引起的自我引爆。最后，他们终于赶到目的地，那里已经事先挖好埋藏炸药的地洞。这时恰好来了一场暴风雪，他们便在大雪的掩护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印度的马泰兰，差点丢了命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正从一场严重的痢疾中恢复过来。他的主治大夫达拉尔医生保证一定会将他治好，但前提是，他必须放弃自己不喝牛奶的誓言。甘地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光是对食物的想象就让他充满恐惧”，且每次排泄都是折磨。然而违背自己的原则让他内心深感不安。经过漫长的慎重考虑，他求生的本能才占了上风，同时，他也希望能够继续推动印度已经开始的独立斗争。圣雄依旧不接受牛奶或是水牛奶，不过他让人给他拿来山羊奶。

慢慢地，甘地的身体有了起色，然而这时，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出现在他面前。随着一战结束，战时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实施、用以遏制印度独立运动势头的紧急状态法也就不再适用。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以法官西德尼·罗拉特爵士（Sir Sidney Rowlatt）为首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起草了一揽子法案，旨在为英国当局镇压印度的公众骚乱提供依据。甘地随即组织人们进行抵制。“昨晚在睡梦里我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应该号召整个国家发起一场全面罢工。”所有印度人可以“在这一天停下手头的工作，进行绝食和祈祷”。一旦印度人民在事实上予以响应，将会是他消极抵抗策略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示，说不定能阻止法案通过，或至少削弱其影响。带着这样的希望，甘地着手联系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

继水兵起义和正式停战以后，威廉港的全体船员又一次忙碌起来。这让理夏德·施通普夫想起了1914年：现在和那时一样充满干劲。只是这一次，码头起重机不是把弹药搬上船，而是运往满是潮湿煤灰的仓库。不久以前，德国海军还拿它们来“问候”英国。现在，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他们却得把自己的战舰拱手让给英国人。

告别这些毁灭性武器本是德国人值得庆幸的日子，但理夏德·施通普夫觉得，自己像是在筹备一场葬礼。毕竟，要实现一场能在一天内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全面停战，不该用德国人的尊严为代价。投降根本是一种出卖，这就是施通普夫对停战协议内容的看法。他相信，这一刻的屈辱会给德国人造成未来好几百年的负担。总有一天，现在落入英国人手中的德国战舰会被用来对付德国人。

船上的生活也彻底变了样：纪律松弛，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没能维持住秩序，成天发生盗窃和斗殴事件。好歹船员们现在不用挨饿了，甚至一周可以喝上三次潘趣酒。所有的好东西都来自军官食堂。那里甚至有足够的威士忌，让士兵委员会的干部们为庆功好好醉上一回。他们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大声唱歌和自我吹嘘。起义第二天，一位发言者曾宣布说：“我们起来反抗，是因为别人拿我们当孩子对待！”一点没错，施通普夫想道，这些军人表现得就像孩子。

一直以来施通普夫都盼望着退役。现在这一天已经到来，而他一点也不兴奋。没有音乐，没有花束，没有荣誉仪式。施通普夫为这场战争所冒的生命危险，人们为它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到头来换得的是战败的羞辱，是战舰被没收的灾难，是一个不公平的停战协定和软弱无能的新政府，而最可怕的是在这紧要关头必然引发的混乱思绪。

1918年11月18日那天，施通普夫看着弗里德里希大帝号战列舰驶离威廉港，这是它最后一次由德国人驾驶。与它一起的还有阿尔伯特国王号战列舰，以及德国舰队的其余船只。紧接着驶离的是U型潜艇。船员们站在堤岸上，手里拿着自己的行李，眼睁睁地看着德国的海上堡垒从海平线上消失。

多么幸运，我们的威廉，这位普鲁士王国的末代王储，不必亲眼看见他父亲和整个帝国引以为豪的海军战舰被解除武装，开往英国——偏偏是去英国！威廉和他的随从被安置在马斯特里赫特当地政府的一个礼堂。外面广场上站着群情激愤的民众。好几个小时过去，壁炉座钟上的指针仿佛一点也没动。他的一个部属犯了胃痉挛，呻吟着蜷缩在天鹅绒沙发上。而威廉的思绪围绕着战争最后的日子，他回忆战争，想着留在波茨坦新宫的妻子塞西莉娅和孩子们。失去控制的柏林仿佛就在眼前。

皇储本人的最终命运还要悬置约莫2个星期。德国临时政府要求引渡他，其他人则要求将他下狱。各国经过漫长的交涉后，最终决定，这个集德国君主制复辟希望于一身的人，应该被流放到荷兰须德海的一个岛上。在恩克赫伊森港口，闪光灯、记者和不绝于耳的辱骂声为威廉送别。荷兰老百姓向这位前皇储挥舞着拳头，表示他们应该当面狠狠赏他一记耳光。

跨过雾气蒙蒙的海面，韦林根岛出现在眼前，那里就是威廉此后生活的地方。他坐上一辆嘎吱乱响、散发着陈年皮革霉味的老旧汽车。前皇储的新官邸不过是浓雾笼罩下的几间茅屋。车子在当地牧师的住宅前停下了。他眼前这两个陈设简陋的阴冷房间，便是他的流放家园。

在柏林，皇储遇害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凯绥·珂勒惠支在11月12日那天也听说了，当时她正陪着女友康斯坦茨·哈丁—克赖尔到处找工作。革命发生后，柏林警察局搬到亚历山大广场，在那里，两位女士见识到新政府的办事效率。里头的人什么也不知道，一切概不负责，办公室之间互相踢皮球，她们一无所获。当她们沮丧地打算离开时，警察局正门的警卫却不让她们出去，因为她们没有证件，只能从后门离开。这让人想起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小说《臣仆》（Der Untertan）里的帝制时代。稍后，这部小说首次以德语出版，而它的俄语翻译版早在1915年便已面世。

珂勒惠支接着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工作室。车上挤满了人，尤其是那些返乡的士兵，现在车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凯绥·珂勒惠支听人说，那些载前线士兵回家的火车通常都拥挤到死人的程度。电车中间站着一位手提箱子的老妇人，箱子里有一只猫在轻声叫唤。老妇人解释道，小东西被一场枪战吓到了，便躲到她家。现在她家附近的枪战太多了。所以她躲去乡下，顺便把猫也带上。她的听众都被逗乐了。

在皇帝退位的隔天，珂勒惠支还盼望着社会主义能获得胜利。但她并不想忽视这一刻的现实：斯巴达克同盟的行事方式令她无法忍受。她决定和他们保持距离，这也是因为，强行改变社会制度这种做法仍然遭到许多百姓的坚决反对。在珂勒惠支看来，违背大多数德国人的意愿强制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她提醒自己要有耐心，遵循宪政民主的道路，并期待“社会主义的循序渐进。这多少是令人失望的，你觉得它已触手可及，现在别人却让你再等等”。然而，那些“一心只想贯彻社会主义的人”愿意慢慢来吗？他们是否不曾全力以赴，现在只想利用时机？

军队战败、皇帝悄然退位和帝国终结，这一切所留下的是一个真空地带。发生执行机构、国家和社会一同衰退甚至崩溃的，不只是德国。各国的革命运动都利用了这意外出现的活动空间。一夕之间，无论是号召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或是在阳台上宣布新政权成立，一切皆有可能。然而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面临着如何恢复稳定、如何在全新的基础上站稳脚跟的问题。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还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现在都陷入一片混乱。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获得普遍承认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像警察和军队这样的国家机器赋予它真正的统治权，显然是巨大的挑战。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11月13日抵达柏林，愤怒地看到他的公务车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就被插上了红旗。他拿19世纪德国统一运动的黑红金三色旗替换它。走在街上，他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情绪。新的暴力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持续发展的骚乱很可能会让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和他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为共产党所取代。新上任的普鲁士战争部长海因里希·朔伊希（Heinrich Schëuch）晚上穿着便服前来拜访，他向埃茨贝格尔证实，柏林再也不可能指望军队提供保护来对抗革命力量。

前往贡比涅时，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还是皇帝的全权代表，再回到柏林时，前来迎接他的已是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5位成员，他们属于以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首的德国临时政府。埃茨贝格尔就谈判内容和停战协约的初步履行做了汇报。他们告诉他——正如之前他所听说的——临时政府承认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在最艰难的时候为德国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贡献。这令他如释重负。此前成立的停战委员会应监督协议如约执行。因此临时政府需要埃茨贝格尔，它和从前的帝国一样，必须承担无法规避的战争后果。对埃茨贝格尔个人来说，这场对话也为他设定了将来，确保曾经为皇帝服务的他现在将继续为新政府效劳。这是一次对谈话双方都有利的妥协行动。社会民主党政府借此表示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开放态度。而埃茨贝格尔保住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所在的天主教中央党将在共和国继续存在，而且，至少有望能防止临时政府的进一步左倾。自然，埃茨贝格尔和临时政府合作并非出于对革命的信仰。对他来说，革命是一次根本的错误，是帝国统治失灵和崩溃所造成的后果。埃茨贝格尔曾当面对信奉和平主义的出版人兼艺术收藏家哈利·凯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说，禁止士兵向起义人士开枪的近卫军首领，应该自裁以谢天下。

尽管如此，埃茨贝格尔对他的新工作仍尽心尽力。除了监督停战协议的执行，他还想召集至少数千名可以信赖的士兵来保卫柏林首要的政府大楼。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他的行为无疑表明，他痛恨那些想要继续革命的人。和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艾伯特一样，他坚信，必须尽快由德意志人民选出国民议会，制定宪法。他认为唯有如此，共和国才能获得事实上的合法性，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依靠革命骚乱、自发成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以及一场政变形式的政府更替。

1918年11月20日那天，凯绥·珂勒惠支和其他数千名柏林人挤在波茨坦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她和丈夫卡尔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火车延误了。等它终于进站，还乡的士兵从一个个打开的车门蜂拥而出，月台顿时水泄不通。凯绥·珂勒惠支爬上栏杆，带着怦怦直跳的心在那些灰暗的面孔里搜寻。终于，她在人群中发现了汉斯。他也认出她来，挥舞着手。母子俩紧紧抱在一起。

回到家，餐桌旁汉斯的座位布满鲜花。桌上还有红酒佐餐。他们庆祝他的归来，为“德国的生活和未来”干杯。举起酒杯，他们一起回忆汉斯的兄弟彼得，他的位子将会永远空着了。凯绥·珂勒惠支心想：“很少像现在这样，想起彼得时没那么难过。之前我以为事情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但它并没有发生。”

现在，他们应该挂出旗帜向返乡士兵致意吗？又该挂哪种旗帜呢？对此，凯绥·珂勒惠支和她丈夫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挂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那面“令人感到亲切的德意志旗”。不过在它的顶端，他们加挂了红色的共和国三角旗，还有一个圣诞花圈，作为欢迎归来的象征——也为了所有那些“再也没能回来的人”。不只是珂勒惠支，她的许多朋友都在战争中失去孩子。

根据鲁道夫·赫斯的自传，他这时还在从前线战场归国的途中。他可不想困在巴勒斯坦，沦为英国人的战俘。作为军官，他问部属是否愿意追随他千里跋涉回去。部队单独行动在军中是明确禁止的，但所有士兵都表示服从他的领导，即便其中许多人的年纪显然远大于他。这将是一场充满冒险的长征，他们要穿过安纳托利亚、黑海和巴尔干半岛去到奥地利。“没有地图，只能依赖中学的地理知识，坐骑和士兵的口粮则向当地百姓征收”，他们最终成功回到德国。“没有人期待我们能活着回来。”他们沿途经过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帝国纷纷倾覆，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举目所及皆是饥馑、疫情和匮乏。

现在，凯绥·珂勒惠支在日记里写道，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分裂了”。柏林天天都有集会，天天都有游行，天天都发生暴力。即便那些“伤残士兵”也带着伤，高举他们的诉求走上街头：“我们要的不是怜悯，而是正义！”社会民主党濒临分裂。协约国拒绝让一个革命政府参与战后和谈，甚至不愿意在德国建立民选政府前向它输送食物。在情感上，珂勒惠支是站在共产主义者这边的，没有他们，战争就不会结束，皇帝也不会下台。和那些激进的左派人士一样，她希望革命能继续发展而不是停滞。但她的理智告诉她，德国就要崩溃了：“现在必须压制他们（斯巴达克同盟），以便摆脱这场骚乱，这么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想法让她不好受，那些人面对着枪口的威胁，为了反对战争、反对饥荒而斗争，现在她竟然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圣诞夜那晚，瓦斯弹和机关枪袭击了柏林市中心。临时政府的军队和拥护革命的“人民海军师”（Volksmarinedivision）各有死伤，后者在前帝国皇宫和宫廷马厩筑起防御工事，以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韦尔斯（Otto Wels）为人质。随后几天，斯巴达克同盟退出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和社会民主党同时举行游行，菩提树下大街附近全都是人。在拥挤中，珂勒惠支和丈夫走散了；她好不容易才从这些互相推搡、杀气腾腾的人群里脱身。

在这年的最后一天，珂勒惠支认真地总结道：至少全家又团聚了，至少那些没被战争夺走生命的亲人都安然无恙。只是，“和平依然没有到来。和平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但起码不会再有战争。现在发生的根本就是一场内战。”

1919年1月初，这位画家越来越担忧地看到，革命团体的相互龃龉自去年11月以来愈演愈烈。“柏林这里冲突四起”，珂勒惠支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接着，“电灯不亮了。自来水供应也将中断，因为自来水厂在举行罢工。我们只好把整个浴缸都装满水。”就在城市基础设施和人民日常生活供应均陷入瘫痪时，左派人士发动了进攻。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社会民主党的统治，创立社会主义性质的苏维埃共和国。

1月5日，汉斯从游行中归来，情绪激动的他气喘吁吁地说，游行结束时，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的编辑部被占领了。它所存放的国民议会宣传材料被当街焚毁。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团体的其他报刊也被左派人士控制，“只剩下《自由报》（Freiheit）和《红旗报》（Rote Fahne）”。临时政府只能向柏林人民发放传单，号召他们抵制左派人士。1月6日，珂勒惠支和丈夫卡尔参加保卫新生共和国的游行。又一次，夫妇俩在人群中失散了。晚些时候，精疲力竭的卡尔回到家，带来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临时政府没有武器”，所有武器都被战胜国没收了。然而那晚响起了枪炮声。如果临时政府没有武器，那么是谁在开枪？汉斯现在又在哪里？

之后他们唯一的儿子回来了，情绪激动，虚脱，但没有受伤。他大声检讨自己，说他是否不该参加临时政府的军队。“我问他指的是否是开枪这件事，他说没错。”那晚，卡尔又去了街头，他看到警察局被左派人士包围。1月11日传来消息，《前进报》编辑部已被收复。珂勒惠支原本以为是临时政府的军队解救了他们。但她很快就发现，临时政府是借助了“波茨坦自由军团”（Freikorps Potsdam）的力量，它是一个由前线退伍士兵组成的准军事团体，使用火焰喷射器、迫击炮和机关枪等武器对付左派。那晚他们还替警察局解了围。珂勒惠支越来越不安：“我很沮丧。尽管我赞成遏制斯巴达克同盟，但我感到很不安，自由军团被招来是要付出代价的，反动势力在蠢蠢欲动。野蛮的武力镇压、枪决革命同志，诸如此类的事实在骇人听闻。”隔天，反革命势力愈发猖狂。在布施马戏场举行的集会出现了黑白红的帝国国旗。人们唱着《万岁胜利者的桂冠》（Heil Dir im Siegerkranz）和《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Deutschland über alles）。斯巴达克同盟起义期间，超过150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月16日，眼看这次武装冲突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更为震惊的消息传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双双遇害。对珂勒惠支来说，这不啻一场“卑鄙的谋杀”。临时政府背后是否酝酿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在这一背景下，1月19日所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抵制它是斯巴达克同盟起义的首要目标——只是差强人意的慰藉。那天珂勒惠支也去投票了，这可是她生平第一次参与选举。临时政府赋予德国妇女选举权。“我曾经非常期待这一天，现在它到来了，我却犹豫不决、三心二意起来。比起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其实我感觉自己更倾向左派。”

1月25日，李卜克内西和其他31名死者下葬。珂勒惠支要画下这位左派著名人物的遗容，一大早便赶去殡仪馆。“停尸房里，他躺在灵柩中，和其他棺材放在一起。额头上的伤口有红色鲜花围绕，神色傲然，嘴则微微张开，不无痛楚地扭曲着。一副略显惊讶的表情。”与此同时，街头聚集了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朝着腓特烈海因的方向移动。在那里，望不到尽头的送殡群众随着李卜克内西的棺木前进。珂勒惠支待在家中，对李卜克内西的遗像素描进行加工。但卡尔和其他友人滔滔不绝地和她说起那些自发聚集起来的柏林人，抵达墓穴时还有那么多人，还说起李卜克内西的妻子因激动而晕倒。但他们也提到，这次游行沿途都有自由军团在监视。“这种做法是多么卑劣啊。柏林——绝大部分的柏林人——不过是让它的死难者入土为安，这可不是革命。即使在战争中，人们也会为了安葬死者而停火。刁难李卜克内西的送殡队伍是可耻的，真令人气愤。这也显示出临时政府的软弱，它不得不忍受这种事发生。”不过，凯绥·珂勒惠支也被迫认识到，如果没有自由军团的干预，她维持一个温和共和国的愿望就注定要落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参加了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和魔鬼签订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