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从戊辰年的倒幕战争开始，然而拥有四百万石天领和八万旗本的幕府垮台之速，却是人们始料所未及的。如何才能在新时代、新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呢？每家诸侯、每个势力都忙着打自己的小算盘，这就使得在幕府正式宣告灭亡以后，战争依然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末代将军登场

孝明天皇庆应二年（公元1866年）六到八月间爆发第二次“征长战争”，以十五万幕府军被四千长州军击败而告终，从此幕府威望直落谷底。

当时德川家茂将军坐镇大坂，遥控“四境战争”，可是仗还没打完，他便因病辞世了，年仅二十岁。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的，乃是大家茂九岁的德川（一桥）庆喜。

不过这个时候“一桥派”已经彻底分崩离析了。“一桥派”究其实质，不过是德川齐昭拉拢几家亲藩和外样，妄图扩大幕府的统治基础，使其在动乱中得以安然延续下去的一个政治联盟而已，说白了，“一桥派”是在公武合体和雄藩公议的雏形阶段产生的夺权班子。这个班子的领袖是德川齐昭，哄抬出来当旗帜的，则是一桥庆喜。

然而庆喜此人野心勃勃，他不但想要重振江户幕府的独裁体制，甚至打算排除老中会议或其后的政事总裁职，恢复到幕府初期将军个人大权独揽的局面。所以当“一桥派”卷土重来，各雄藩藩主弹冠相庆，认为可以顺利参与幕政的时候，庆喜却悍然站到了盟友们的反面。

“八月十八日的政变”之后，朝廷下诏，召集各雄藩大名上京共商国是，是为“参预会议”，成员有：一桥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城、松平容保和岛津久光——也就是“一桥派”的基本盘，再加上一个年轻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但是这一新的合议体制很快就被孝明天皇与一桥庆喜给搞崩溃了。

事情源起于孝明天皇下诏质问幕府，既已决定攘夷，为何各处开放港口还不尽速关闭？随即他下令“参预会议”商讨此事，是否可以先从“横滨锁港”开始，一桥庆喜对此表示赞同，松平庆永和岛津久光却认为此事并不可行，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在某次中山宫朝彦亲王举办的宴会上，庆喜假作酒醉，破口大骂庆永、久光等人。岛津久光一怒之下，离开京都返回萨摩，松平庆永也被迫辞去了幕府的政事总裁职。

继任政事总裁职的，乃是武藏川越藩主松平直克。一桥庆喜苦心拉拢直克，并且与鸟取藩主池田庆德、冈山藩主池田茂政等人结盟，脱离“一桥派”，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团体，基本上掌控了幕政。因此，等到德川家茂将军去世后，老中们便顺理成章地拥戴庆喜继任幕府将军，庆喜还假装三推四辞，可是出乎意料地，朝廷倒抢先下达了任命。

从来幕府将军继任，名义上要得到朝廷的允许，其实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朝廷自知无力反对，只好敷衍拖延，以求获得更多的政治献金。这本人还没答应呢，朝廷便主动下诏，虽非绝无仅有，却也并不多见啊。究其原因，孝明天皇仍想维持旧有的政治架构不变，只求幕府分润些权力而已，眼见幕府风雨飘摇，除了庆喜也无人能够支撑大局了，故此才急下诏命。

于是一桥庆喜复归本宗，改名德川庆喜，继任为江户幕府第十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的征夷大将军。

庆喜一上台，便大刀阔斧地改革幕政，内容包括购买武器，改革军制，改组幕府，以五位老中分掌五局等等，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颇有振作自雄，重新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意愿。当然啦，他把从前的盟友，那些雄藩藩主，全都排斥在了政权之外——史称“庆应的改革”。

然而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德川庆喜想要独自一人挽救腐朽的幕府统治，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将军的位子还没坐稳，就被迫要把雄藩再次请回到政治舞台上来。

事情源起于“兵库开港”——无谋的攘夷已成笑柄，横滨锁港也不了了之，洋人很快又卷土重来，催促新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要求按照条约开放兵库港。庆喜不敢不答应，可又不愿如同昔日的井伊直弼一般独背恶名，只得上奏朝廷，在被严词驳回后，便干脆提出召集有力大名会商此事——你们不是鼓吹雄藩公议吗？那我就付诸公议，看朝廷还有什么话说。

于是“参预会议”得以再次召开——不过庆喜本人已经晋位将军啦，松平容保则罹患重病，不克与会，最终出席者只有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和岛津久光四人，史称“四侯会议”。

德川庆喜对他那些旧日盟友还是比较了解的，知道他们并非朝廷公卿那般墨守成规之徒，对国际形势也比较了解，自以为公议的结果，必然是赞同“兵库开港”。可是他料想不到的是，虽然四侯都不反对开港，但岛津久光却悍然夹带上了私货——久光提出，兵库开港之事非常重要，可是幕府对长州的处罚也不可拖延，咱们两事儿一起来谈吧——那意思，若再想严惩长州，我就不答应兵库开港，政治协商嘛，就得各让一步，大家伙儿各取所需。

久光建议，既然幕府军打败了，那么减封之事再也休提，只要勒令毛利敬亲退隐，传位继承人定广，就算是给幕府一个台阶下了——还想严惩长州，你们有那个实力吗？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久光最终得偿所愿——幕府同时向朝廷递交了宽赦长州和兵库开港的决议书——但他同时也认清了德川庆喜的强硬嘴脸，从此对幕府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就此放弃了公武合体和雄藩合议的空中楼阁，正式与长州一起迈上了倒幕之路。

且说“四侯会议”的时候，盘踞在天皇宝座上的，已经不再是孝明天皇统仁了——就在德川庆喜继任幕府将军后不久，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明天皇猝然驾崩，终年三十六岁。

孝明天皇是坚定的攘夷论者，但同时也是佐幕派，他仍想维持传统的幕藩体制，只不过希望幕府对朝廷的态度更为恭顺，自己对政治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已。尊攘派数次遭到迫害驱逐甚至杀戮，除了幕府在挥舞屠刀外，孝明天皇其实也“功不可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天皇才是倒幕派的最大敌人，所以也有天皇实际是被倒幕派暗杀的说法流传至今。

继承天皇宝座的乃是孝明天皇之子睦仁亲王，继位一年零九个月后改年号为明治，故称明治天皇，日本迈入近代社会的所谓“明治维新”，正式拉开帷幕。

王政复古

明治天皇睦仁继位时年仅十六岁，说不上年幼无知，可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这使得倒幕派大为欢喜，认为这才是自己应该夺取的一块良“玉”。

因而新天皇才一继位，倒幕派公卿立刻便行动了起来，其核心人物乃是蛰居在家的下级公卿岩仓具视。岩仓具视本为中纳言堀河康亲的次子，后来过继给岩仓家，因为受到关白鹰司政通的器重而担任朝官。他原先支持公武合体论，并且因为推动“和宫降嫁”而成为尊攘派的眼中钉，被褫夺官位，勒令蛰居。大概遭此大难后，具视终于看清了天下大势，认识到公武合体断不能行，而尊攘派势力逐渐强大，并且日益倾向颠覆幕府统治，这是历史潮流，根本无法阻挡，于是思想逐渐转向尊王倒幕。

庆应三年（公元1867年）元月，明治天皇登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掌握了朝政。据说这位炽仁亲王曾与和宫有过婚约，但被幕府横插一刀，搞了个“和宫降嫁”，把未婚妻掳到江户去了，亲王当时是敢怒而不敢言，等到孝明天皇一咽气，立刻便跳了出来，把矛头直指幕府。在炽仁亲王的努力下，朝廷颁下诏旨，赦免了从前被处罚和放逐的大批公卿，岩仓具视以及流亡在外的三条实美等人乃得以重归政治舞台。

且说当年“七卿落难”，逃离京都，往依长州毛利氏，但随即因为第一次“征长战争”，幕府勒令长州交出还活着的五卿，把他们流放去了北九州。庆应三年（公元1867年）三月，在炽仁亲王和山阶宫晃亲王的奏议下，这五卿终于重归朝廷，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等人就此和萨、长势力联起手来，准备收拾残局，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人提出的新口号是“王政复古”。

所谓“王政复古”，表面上的意思是恢复古代的天皇制，在天皇朝廷和百姓之间既不再插进武家的幕府，也不再插进公家的摄关，天皇成为实至名归的国家领袖和政府最高首脑——其实当年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政权”便可冠以这一名号，只是虽云复古，其实天皇真正掌握中央和地方最高权力的时代，在日本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仅为传说罢了。

当然啦，此时日本国内外的形势，已与镰仓之末、室町之初全然不同了，不但无法达成真正天皇执政下的中央集权，就连后醍醐的“功业”亦难以重现。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人只不过打着天皇的旗号来倒幕，想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西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已。

于是在朝廷的支持下，上下两股势力开始积极活动。在上，岛津久光、伊达宗城、松平庆永等强藩藩主先后率兵上洛，尊攘派基本控制了京都及其附近地区，打破了旧有的“一会桑体制”；在下，萨摩、长州、土佐、安艺等藩的实权人物先后达成联兵倒幕的密约。

——所谓“一会桑体制”，是指“禁门之变”以后，一桥庆喜辞任将军后见职，就任禁里御守备总督兼摄海防御指挥二职，与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担任京都所司代的桑名藩主松平定敬，以及朝廷首脑中川宫朝彦亲王、关白二条齐敬联起手来，掌握住了皇宫和京都的警卫权。

庆喜、容保、定敬，代表着佐幕势力，中川宫、二条齐敬则代表着朝臣中的守旧派，都是倒幕派急欲打倒的人物。“一会桑体制”的崩溃，代表着佐幕势力被赶出京都，全国性的倒幕大势即将成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西南雄藩中的土佐藩却突然逆潮流而动，在前任藩主山内容堂的领导下，重新捡起了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公武合体论。

山内容堂据说酒量很大，人称“鲸海醉侯”，本就是公武合体论的积极鼓吹者。传说水户藩尊攘派领袖藤田东湖与他交好，曾经秘密对他说：“我藩是御三家之一，不能采取过激行动，而作为外样的土佐就当以谋反为主要目标了。”容堂闻言哈哈大笑，说：“诚之进（东湖）又在胡说八道了。”

如前所述，“安政大狱”中，山内容堂遭受迫害，被迫退居二线，趁着他不在位的这段时间，武市半平太率领“土佐勤王党”掌控了藩政。容堂对这些激进尊攘派痛恨入骨，复归以后便着力打压，终于在庆应元年（公元1865年）的闰五月，也就是第二次“征长战争”爆发前不久，将武市半平太下狱处死，一扫激进尊攘派的势力，改以态度温和的后藤象二郎主持藩中政务。

据说后藤象二郎与坂本龙马相交莫逆，二人曾一起草拟了“船中八策”，想要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完成政治改革。八策的基本内容是：

一，天下大政奉还朝廷，政令宜出于朝廷；

二，设上下议政局，设置议员参赞议事，万机宜决于公议；

三，将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

四，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

五，折中古来之律令，新撰永恒之大典；

六，宜扩张海军；

七，设置亲兵，守卫帝都；

八，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定平均之法。

“船中八策”深得山内容堂之心，为了避免倒幕派引发战争，容堂就派后藤象二郎拿着自己的计划书去京都游说。这套计划的中心思想为“大政奉还”，即让幕府把现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给天皇朝廷，由天皇指定设立一个以幕府将军为议长，包括各地雄藩大名在内的“列侯会议”。山内容堂认为这样做便可以在不引发流血战争，不颠覆幕府，“忠义两全”的情况下改革朝政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一套分明还是“公武合体”的旧花样，所以后藤象二郎到处游说，却到处碰壁，就连土佐藩军事总裁坂垣退助也说：“奉还大政之言虽美，却全是空话。德川氏从马上得天下，若不能在马上将其夺回，就不能打倒其数百年来的霸业！”山内容堂大骂退助所言是“暴论”，立刻将其解职，同时命令后藤象二郎以土佐一藩的名义直接把计划书提交给朝廷和幕府。

幕府立刻牢牢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庆应三年（公元1867年）十月十四日，德川庆喜将军上奏请求“大政奉还”，并表示愿意辞去征夷大将军之位。面对幕府这种伪装出来的恭顺姿态，部分决心不够坚定的倒幕派公卿和大名表示可以接受，而态度坚决者则趁机更加紧对京都地区的控制。十一月十三日，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率兵上洛，要求朝廷召开会议，下达“王政复古”的大号令。

此时口舌无用

后藤象二郎和坂本龙马共同草拟的《船中八策》，其实是一部初级立宪指南，核心思想是建立以天皇为立宪君主的，统治基础涵盖旧公卿、旧诸侯和旧武士的过渡性近代国家。因为内容过于简明扼要——故此山内容堂才会命后藤象二郎直接将其作为“意见书”上呈朝廷——并没有明确江户幕府和德川家族在新国家、新政府中的地位，这便引发了倒幕派的强烈不满。

难道只要幕府在名义上将大政返还朝廷，便可以和平过渡到以天皇朝廷为名义领袖，以西南强藩为实际核心的新国家吗？不要忘了，朝廷的御料地少得可怜，江户幕府却有四百余万石的“天领”，占全日本土地的四分之一强！八万旗本，甘心就此交出政权吗？四百万石土地的产出仍归私人，新政府还如何存活下去？

故此，在新政府建立之后，《船中八策》或可为指导立宪的纲领性文件——其中许多条文，确实在日后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法和各种法律规章中去——但在新政府组建之前，不过空中楼阁罢了。不仅如此，他更给了幕府拖延时间，整顿军备，进而全面反攻倒算的机会。

于是坂本龙马便在此种背景下离奇地去世了。

时为“船中八策”完成后的当年十一月十五日，龙马在京都近江屋遭到一名自称大和十津川乡士的刺客的突袭，眉心中刀，当即死亡，同时一起殒难的，还有他生死与共的挚友中冈慎太郎。那名刺客，据传是“新选组”前身“浪士队”的首领之一佐佐木只三郎——但细察情势，当时许多人——既包括佐幕派，也包括倒幕派——都有杀害龙马的动机，他究竟死于谁手，或许永远都会是一个难解之谜吧。

龙马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他死后大名传播天下，甚至蜚声海外，深受各阶层的爱戴——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主派认为他是民主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主义者认为他是帝国海军的保护神。因此，龙马的名声远在“维新三杰”，甚至高杉晋作和胜海舟等人之上，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再说中冈慎太郎，乃是著名的“陆援队”的开创者。“海援”、“陆援”，互为表里，虽然慎太郎之创立“陆援队”，灵感是来自“龟山社中”，但龙马之把“龟山社中”改编为“海援队”，实际是仿效“陆援队”。相比之下，“海援队”更像商团，龙马更像辩士，而“陆援队”仿佛军队，慎太郎无疑是名战士。虽然有关“龙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慎太郎的主要目的才是维新”的论调简直是屁话，但中冈慎太郎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并不弱于坂本龙马。

二十三岁的时候，中冈慎太郎加入了武市瑞山（半平太）为首的土佐勤王党。庆应元年（公元1865年），也是他首先建议发起萨长联盟运动，并在龙马的帮助下获得完全成功的，同年，他还完成名著《时势论》，鼓吹改革的中心在一个“战”字。

因此对于佐幕派来说，相比龙马，中冈慎太郎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故而也有一种说法，即刺客的主要目标是慎太郎，龙马只是受好友连累罢了。

再说庆应三年（公元1867年）十二月九日早晨，三条实美等倒幕派公卿控制下的朝廷终于颁布了所谓的“王政复古令”，同时在小御所召开会议，齐集公卿百官和有力大名，商讨改组政府的问题。最终决定，接受德川庆喜辞任征夷大将军的上奏，废除京都守护职和京都所司代，撤销传统的摄政、关白和各种养老令官职，以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为核心组建新政府。

新政府总裁的位置，自然而然落到了皇族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头上；议定相当于新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公卿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等人，以及大名岛津忠义、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人担任——与过去的“公武合体论”不同，这里面根本没有德川氏宗家的位置；参与负责具体事务，包括朝臣岩仓具视、大原重德，以及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等，尾张、越前、艺州三藩亦各有成员加入。

会议开了一整天，到了晚间，开始商讨如何处置江户幕府的问题，岩仓具视侃侃而谈，提出勒令幕府“辞官纳地”，即要求德川氏辞去世袭的征夷大将军职务和朝廷所授予的其他官职，同时交出所有幕府直辖地，等候新政府裁处。

不把四百万石“天领”交出来，就如同一柄利剑高悬在新政府头上，是无人能够安寝的。

然而此言一出，山内容堂第一个跳出来表示反对，说这分明是一场政变，是“暴举”，随即前越前藩主松平庆永也指责这是“刑名为先，道义为后”，要求立召德川庆喜与会——德川庆喜本人和佐幕的急先锋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桑名藩主松平定敬害怕遇害而躲在二条城内不敢出席小御所会议——否则就是不公平。

西乡隆盛并没有正式参与会议，而负责在外守卫宫门，他在听说上述争吵后，冷冷地说道：“此时口舌无用，当用刀剑！”有了这位实权人物撑腰，岩仓具视的态度更为强硬了，后藤象二郎急忙提醒家主山内容堂：“大势已定，强争无益。”山内容堂被迫退缩，于是公武合体派全面罢战，倒幕派把握了主动权，最终通过了“辞官纳地”的决议。

小御所会议的决定传到二条城，德川庆喜茫然无措，而其手下幕臣则大多怒发如狂。幕府时代改易大名，造成很多藩士变成生活窘迫的浪人，没想到这种境况今日会返还到幕府身上，当真报应不爽。倘若真的把“天领”全都交了出去，则旗本们还有什么活路呀？

德川庆喜虽然是数代以来最为强势的幕府将军，却也不敢彻底违逆幕臣们的意愿，更不甘愿就此交出权柄和土地，于是面对朝廷“辞官纳地”的诏命，他玩开了软硬两手。软的一手，他上奏朝廷，以家中不稳为借口要求延期，同时授意山内容堂、松平庆永等人四处游说，请朝廷收回成命；硬的一手，庆喜立刻前往幕府集结了重兵的大坂城，并且更将会津、桑名等佐幕各藩的兵马亦陆续召至大坂，直接威胁京都的安全。

这两手一玩，才刚组建，本来就品流混杂、各怀鬼胎的新政府立刻就慌了，于是二十三、二十四日再度召开会议，山内容堂等人占据了主导权，不但决定将“辞官”之官改为“前内大臣”，“纳地”之地改为“政务费用”，甚至要求将德川庆喜也召入新政府担任议定。眼看小御所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即将全面流产，西乡隆盛便指示尊攘志士在江户城内引发暴动，逼迫幕府抢先开战。

于是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元旦，幕府正式发布《讨萨表》，命令诸藩联合出兵，把萨摩藩的势力从京都驱逐出去。这一年的九月改元明治，农历是戊辰年，倒幕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史称“戊辰战争”。

御旗扬起

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年初，倒幕战争正式爆发。一月三日，幕府旗本，会津、桑名藩兵，以及准警察部队新选组、见迴组等等，总数一万五千人，平均分为三部，一部在大坂守护将军德川庆喜，另两部经鸟羽街道浩浩荡荡地北上进攻京都。此时守卫京都南门的倒幕方只有长州军一千五百人和萨摩军三千五百人，处于绝对劣势。

据说新政府方面已经做好了战败的准备，计划一旦事急，便将天皇仪仗转至比睿山，以迷惑敌军，同时由三条实美等保护着换穿女装的明治天皇逃出内里，暂往长州栖身——也不知道为什么，包括老祖宗二条天皇、后醍醐天皇在内，曾有多位天子男扮女装逃亡过，已经成了传统……

从大坂城前往京都，必经伏见口和鸟羽口——此二处皆为京都的南大门——于是就在鸟羽口四塚关门前，妄图冲向京都的幕府军首先遭到萨摩藩士椎原小弥太所部的阻拦，战斗于一月三日下午五时正式打响。几乎同时，守备伏见御宫的长州军也和幕府部队交上了火。

是为维新第一战的“鸟羽·伏见之战”。

以萨摩、长州藩兵为主力的新政府军，虽然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却因为武器精良、组织严密，加之士气高昂，利用关卡附近地形狭窄，不利大军展开的特性，顽强阻挡住了来势汹汹的幕府军。战斗在黄昏时分打响，一个多小时后天色已黑，幕府军被迫暂且罢兵退去，两个关口，竟然一个也没有丢失。

消息传到京都，新政府成员们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于是翌晨召开会议，商讨应对之策，以明治天皇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对德川氏的讨伐令，任命仁和宫嘉彰亲王为总大将，统率守卫内里的数千兵马增援前线。遵照已几乎失传的旧例，年轻的明治天皇主持了出征式，并授予嘉彰亲王御剑和十二面锦旗。

那并非普通的锦旗，而是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早就准备好的皇室“御旗”，上绘代表皇家的日轮或十六瓣菊花的纹样。据说当年后鸟羽上皇发动“承久之乱”，谋划打倒镰仓幕府的时候，就曾向部队颁发过“御旗”，其后后醍醐天皇也玩过这一招；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现在萨、长联军也打出了这些旗帜。

新政府下令，宣布德川氏为“朝敌”，幕府军为“贼军”，与其相对，打着御旗的新政府主力萨、长联军自然就是“官军”了。“御旗”在前线高高举起，受过多年朱子学尊王思想洗脑的幕府军见之大惊失色，士气瞬间崩溃，于是狼狈后撤。

新政府军欢呼胜利，从后猛追。幕府的残兵败将首先逃往附近的淀城，然而身为谱代的淀藩稻叶家却紧闭城门，不敢相救，于是被迫转向逃入安浓津藩。六日，新政府军调来大炮，猛轰安浓津城，幕府军就此全面崩溃。消息传至大坂，德川庆喜肝胆俱裂，不顾大坂城防坚固，尚有五千人马，竟然当夜便与松平容保等人秘密逃出城去，乘坐军舰“开阳丸”一路逃回江户去了。主帅临阵脱逃，幕府军更无复振的希望，将士们纷纷议论：“大树（指幕府将军）已去，咱们还怎么打仗？”于是四散逃离。

就这样，仅仅经过了四天的激斗，“鸟羽·伏见之战”便以新政府军大获全胜而告终，随即西国、近畿各藩全都声明拥护新政府。在一月七日的小御所会议上，商议追讨幕府之事，山内容堂还想顽抗，高叫说：“庆喜不是贼臣，这是萨、长引发的私斗！”结果遭到岩仓具视的怒斥，最终被迫俯首认输。

新政府决定剥夺德川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二十六人的官职，将旧幕府“天领”直接划归朝廷直辖——你既然不肯“辞官纳地”，那我就直接剥夺好了。同时新政府还下令以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发兵从东山、东海、北陆三道并进，以讨伐德川氏，誓要一举将旧幕府的势力铲除干净！

且说德川庆喜是一月十一日回到江户城的，他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经过去年的幕府改革，此时那些世袭老中、重臣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掌握幕府军队权力的分别是勘定奉行小栗忠顺、步兵奉行大鸟圭介、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以及军舰奉行胜海舟等。前三人主战，只有胜海舟一人主和。

德川庆喜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出身水户藩，深受朱子学影响，并无与朝廷对抗的勇气，同时却又妄图复兴江户幕府，甚至复兴将军本人的独裁权。和平时期，庆喜手腕老辣、态度强硬，多次亲手破灭雄藩参政的欲望；可是等到战事一起，他却变得犹豫、软弱起来，先是放弃大坂，逃归江户，进而对战局彻底丧失了信心，罢免主战的小栗忠顺，而听从胜海舟之言，一心求和。

后世以结果倒推原因，便有人为德川庆喜涂脂抹粉，说全靠他步步退让，才避免了全日本都被卷入长期战火，因此对维新是立有大功的。然而若庆喜真以大局为重，并无与朝廷对抗之心，又何必派发兵马打响“鸟羽·伏见之战”呢？好吧，就算他是受到强硬派幕臣的挟持，才被迫向新政府掀起反旗，那又何须等待败报传来以后才逃出大坂城？而他既能逃归江户，何不直接逃上京都去请罪？

若说庆喜之于维新有功，就如同说满清的保皇党之于革命有功一样——若非彼等倒行逆施而又颟顸无能，清政府哪有那么快就被推翻的道理？

大江户无血开城

二月十二日，新政府大军尚未离开京都，开始东征，远在江户的德川庆喜便听从了胜海舟的谏言，一方面上书向朝廷请罪，一方面主动离开江户城，前往上野的宽永寺“谨慎”。

十五日，新政府集结了数万大军，迈上东征之途，主力经东海道而进，三月五日进入了骏府城，把此处设定为进攻江户的大本营。消息传来，小栗忠顺前来拜见被德川庆喜授予留后重任的胜海舟，提出放新政府军通过箱根天险，然后派遣海军突袭骏河湾，断其后路的毒计。据说事后，就连大村益次郎听闻此计都不禁额头汗出，承认倘若此计得售，则新政府必败无疑。

然而胜海舟根本就不想打仗——他虽为幕臣，却并不仅仅考虑到江户幕府的存续和德川氏的荣辱，而更进一步地考虑到日本的未来。以幕府仍存的实力，击败新政府军或许不易，将其拒之于关东平原之外，其实不难，只是如此一来，兵连祸结，日本必将陷入长期的战乱，唯独可以从中渔利的，却只有以英、法为首的西洋列强而已。因此胜海舟一口便回绝了小栗忠顺的请求。

胜海舟多次派遣包括僧侣在内的社会人士前往骏府，请求议和退兵，都被东征大总督炽仁亲王严词拒绝了。无奈之下，只得搬出了“精锐队”头领山冈铁舟。

胜海舟、山冈铁舟与另外一位高桥泥舟，并称为“幕末三舟”。且说这位山冈铁舟奉命前去和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交涉——炽仁亲王虽为主将，却丝毫不懂军事，只是一面代表朝廷的旗帜而已，实权都掌握在西乡隆胜手里——铁舟的态度不卑不亢，时人都称“朝敌德川庆喜有家臣山冈铁舟盛风凛凛”。在他的努力下，西乡隆盛最终答应维持德川家系，并且留下德川庆喜一条小命，送他去水户藩待罪；而幕府方则答应打开江户城门，把包括军舰在内的所有武器全都移交给新政府军。

三月十四日，胜海舟亲往江户城下萨摩藩邸会见西乡隆盛，最后敲定了“江户无血开城”——本来次日就是新政府军对江户展开全面进攻的日子。思想开放，曾经暗中支持过尊攘派，同时也是幕府海军的缔造者的胜麟太郎海舟，因为此举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而得以垂名青史。

然而这并非战争的终结。且说新政府军一进江户城，立刻派尾张藩兵巡查城防，派肥后藩兵收缴武器和收容旧幕府军，但结果肥后藩兵一共才找到七百二十二梃各式火铳和收容了两百名旧幕府士卒。武器和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德川庆喜跑去上野宽永寺“谨慎”的时候，幕臣十七人组成了“尊王恭顺有志会”，立誓要维护幕府的统治。二月底，这个组织扩大到两百余人，随即由涩泽成一郎和天野八郎将其改组为正式武装，固守宽永寺警护将军，起名为“彰义队”。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庆喜前往水户以后，“彰义队”仍然不肯散去，聚众两千余人，在江户城内为非作歹。

胜海舟前去警告西乡隆胜，要求取缔“彰义队”，但西乡隆胜却正忙着追讨退至宇都宫据守的旧幕府步兵奉行大鸟圭介，无力解决城内问题。一直到四月底，自东山道开来的新政府军与主力合流，攻克了宇都宫城，西乡隆胜才终于下定决心，正式下令取缔“彰义队”。

天野八郎率领“彰义队”离开江户城，退至德川庆喜曾经居住过的上野宽永寺，拥戴主持轮王寺宫公现法亲王为天皇，勾结仍在周边地区闹事的旧幕府残党，向新政府军树起了反旗。江户城内的新政府军兵力不足，数次进剿全都铩羽而归，而且前线尚在追击残敌，匆促间亦难以调回——西乡隆胜陷入了捉襟见肘的两难境地。

消息报至京都，闰四月，朝廷任命大村益次郎为军防事务局判事，单骑东下，前来解决上野“彰义队”的问题。于是西乡隆盛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大村益次郎，商定调动主力从西、南两面进攻宽永寺，于五月十五日晨展开猛烈进攻。

宽永寺防备严密，两千余“彰义队”固守西、南方向各门。新政府军总共三千人，大村益次郎安排战斗力最强的萨摩、肥后、因幡三藩兵马攻击南方的黑门，对战敌军主力，长州军则进攻西方的清水、谷中二门以为牵制，此外，肥前、尾张、备前等藩兵马在宽永寺西南方向构筑炮兵阵地，掩护前线部队的进攻。

三千攻，两千守，本来这仗是很难打的，然而因为肥后等藩的远程炮火支援，使得武器装备较差的“彰义队”很快就落在了下风。战斗从早晨七时打响，到了午后，长州军终于突破谷中门进入宽永寺，正在与萨摩军鏖战的“彰义队”腹背受敌，在下午五时左右扔下两百多具尸体，四散奔逃。

“彰义队”的首脑天野八郎逃进江户城中躲藏了起来，数日后被新政府军搜出关入监狱，不久后死于狱中。

前面提到过，“彰义队”的开创者本是涩泽成一郎，他因为受到天野八郎的排挤而被迫退出，另外组建了“振武军”。“彰义队”在五月十五日覆灭，余党很多都加入了“振武军”，数量激增到一千余。五月二十三日，大村益次郎率领三千新政府军猛攻“振武军”，将其击溃，涩泽成一郎逃亡东北地区。就这样，江户周边地区终于基本稳定了下来。

东武皇帝

旧日本的统治者是德川幕府，其统治中心在江户城，所谓的“王政复古”以后，仍以天皇为名义上的国家领袖，而以萨、长、土、肥等西南藩阀为核心的新政府在京都成立。随即新政府挥师东征，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三月进入江户，可以说新旧两大势力的斗争至此大局已定，战争应该可以结束了。

然而日本东部的诸侯们可以容忍新政府的产生，却不能容忍新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西南藩阀手中，他们要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倘若那些倒幕派志士真的为国为民，毫无私心的话，这一问题本来是很好解决的，然而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那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萨、长之间矛盾重重，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一直想要把实权都抓在萨藩志士手中，着力排挤和打压长藩志士，而长藩的大村益次郎数次指挥战斗，却都以萨摩兵为先导，表面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实际却是想用萨摩人的性命为长州执政铺平道路。新政府甫一成立，自己人就开始争权夺利了，怎么还可能容许外人来分一杯羹呢？

——我们忠诚尊王，不惜抛头洒血，你们东国各藩一直当幕府的走狗，现在却想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一员，世上哪有这种惠而不费的美事？西南藩阀们一定都是这样想的吧。

且说“鸟羽·伏见之战”结束后，京都新政府羽檄四驰，四面出击，很快便统一了整个关西地区，同时分派大军从东海、东山、北陆三道，浩浩荡荡杀向东日本。然而就在大村益次郎率兵横扫关东平原的时候，北陆道方面军却陷入了苦战之中。

北陆道方面主要的进攻目标乃是佐幕方的中坚力量——陆奥会津藩和出羽庄内藩。

桃山时代，首先封在会津的乃是织田信长的女婿蒲生氏乡，氏乡去世后遭到改易，随即把上杉景胜从越后移封过来。“关原合战”后，上杉的领地被压缩到了米泽，蒲生秀行因为加入东军有功而得以复归。但不久后，蒲生氏再遭打压，被迫与伊予松山的加藤嘉明互换领地。宽永二十年（公元1643年），加藤家也被改易，保科正之入主会津。如前所述，保科正之本是德川秀忠的私生子，因而二传到其子正容的时代，即被允许复归本宗，得到了松平苗字，算是亲藩。幕府对会津藩向来倚为栋梁，青眼有加，此藩表高二十三万石，实高却超过了四十万石。

庄内藩的先祖则是做过幕府大老的酒井忠胜，是谱代大名中的佼佼者，表高十七万石。幕末时代，曾任命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为京都守护职，组建新选组，以维持京都的治安，同时委托庄内藩领导新征组，维持江户市内治安。如前所述，众多尊攘志士、脱藩浪人潜入京都和江户，对开国或佐幕人士展开血腥的暗杀活动，陆续遭到新选组和新征组的镇压，所以萨、长等藩对会津、庄内那是恨之入骨啊，必要彻底覆灭之以消心头之恨。

两藩的态度，最初是“武力恭顺”，也即表面上敷衍新政府，但力求维持旧有的势力，为此松平容保还年纪轻轻地便让位给养子松平喜德，自己主动“谨慎”。但是新政府方面不依不饶，非要两藩投降不可，奥羽镇抚总督九条道孝下令给附近的米泽上杉、仙台伊达两大强藩，要求他们率先发兵，攻打会津和庄内。

然而仙台藩主伊达庆邦、米泽藩主上杉齐宪却亲自写信向九条道孝请命，希望能够宽大处理两藩。其实仙台、米泽这些外样又何有爱于亲藩的会津松平、谱代的庄内酒井呢？他们不过是借此来观察新政府的态度，看看新政府将会怎样处理东北各藩而已。结果九条道孝悍然拒绝了两家的请求，于是本着唇亡齿寒的道理，两家瞬间翻脸，反倒与会津、庄内勾结起来，组成了“奥羽同盟”。

以这四个藩为核心，“奥羽同盟”很快囊括了东北地区的绝大多数诸侯势力，共二十五藩。新政府所设置的奥羽镇抚总督府成员、下参谋世良修藏就曾经密书京都，有“奥羽皆敌”之语——就是因为这封密书，修藏旋为仙台藩士姊齿武之进等人所暗杀。

据说，同盟还曾经与普鲁士公使交涉，以割让北海道的箱根、留萌二地为条件，请求支援——可惜普国政府懒得插手。

这时候，宇都宫战事结束，于是新政府军东山道方面军转而北上，配合北陆道方面军向越后中西部挺进，与“奥羽同盟”的兵马在小出岛、雪峠、鲸波等地展开激战，同盟军不支败退。闰四月二十七日，新政府军占领了小千谷地方，传令附近诸侯迅速表明态度，是支持新政府，还是支持朝敌“奥羽同盟”。

消息传到七万石的幕府谱代、越后长冈牧野藩，家老河井继之助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部分家臣倾向于新政府，部分倾向于旧幕府，相互攻讦，争论不休。最终河井继之助敲定了“武装中立”的方针，并且亲自前往小千谷去与新政府军谈判。

河井继之助希望新政府军考虑长冈藩内舆论无法统一的矛盾处境，暂且绕过长冈藩东进，然而这个要求却被东山道先锋总督府监察岩村精一郎（高俊）一口回绝了。继之助劝说道：“德川氏已经表示恭顺，江户城也打开了城门，时至今日，战争已经毫无必要了。如果开战，只能导致生灵涂炭和国家疲弱，西方列强乘虚而入。贵军暂且绕路而行，以待本藩内部继续讨论对策，又有何不可呢？”

继之助所言很有道理，然而从新政府军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是不能在长冈藩向背不明的情况下轻率东进的，那样等于在自己背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因而最终谈判破裂，恼羞成怒的河井继之助回到长冈后，立刻秣马厉兵，准备和新政府军恶战一场。

当然，以区区长冈七万石，虽然经过河井继之助多年经营，兵强马壮，也终究是无法与新政府大军相抗衡的，于是继之助便遣使奥、羽，求取援兵，以阻遏新政府军前进的脚步。

随着长冈河井继之助的加入，“奥羽同盟”很快便将势力扩展到越后，又加上越后长冈、新发田等六藩，以及上总国请西藩，就此组成了“奥羽越列藩同盟”。这个同盟很有意思，虽然与新政府对抗，却不再高举佐幕的大旗——因为就理论上而言，江户幕府已经彻底解散了，新政府下令，将德川家降格为骏府七十万石，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一镇诸侯。

所以再打德川家的旗号，未免名不正、言不顺，正巧这个时候，轮王寺宫公现法亲王从上野宽永寺逃了出来，遁入奥羽，列藩同盟得此宝货不禁大喜，当即拥戴他为名义上的领袖，甚至还给上了尊号为东武皇帝，改元大正。

就此，“一天二帝南北朝”的局面竟然得以重现——东武政权也自称“北方政权”。

从长冈到若松

“奥羽越列藩同盟”也即所谓的“北方政权”，与京都新政府之间的战争，主要包括越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两大主战场，几乎同时打响。

越后方面的同盟军主将乃是长冈藩家老河井继之助，而新政府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北陆道镇抚总督府参谋、长州重臣山县狂介。双方于五月十日首先在信浓川边交上了火，第一回合，因为尾张藩兵的临阵退缩，新政府军吃了个大败仗，随即山县狂介率领长州军于十一日展开全面反攻，占领朝日山制高点，扭转了败局。

十三日凌晨，同盟军对朝日山发动猛烈攻击，新政府军不敌败退。十九日，山县狂介率军绕道奇袭并且攻占了长冈城，给同盟军造成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

战至六月，奥、羽、越各地同盟诸侯的援军纷纷开到前线，而解决了上野“彰义队”问题的新政府东海方面部队也陆续向北增援，双方实力同时壮大，新的激战一触即发。七月二十四日，河井继之助利用对周边地理非常熟悉的优势，亲自领兵穿越沼泽，奇袭长冈，顺利夺回了藩城，山县狂介狼狈而逃。然而正当继之助想要乘胜追击，彻底击溃新政府军的时候，却发现战斗力闻名天下的萨摩军大举来援，于是匆忙向西方的新发田沟口藩求救。

新发田藩主名为沟口直正，他在接到河井继之助的求救信后，当即点集兵马、整备粮草，打算亲自统军前往增援。然而出阵当日，藩军却突然遭到领内数百农民的拦阻，这些农民以大庄屋（地主）小川五兵卫为首，手持木棒和竹枪，拦在城门前高呼道：“不能和官军为敌，否则定将灭亡！”沟口直正无奈，只得黯然退入城中，随即便与山县狂介暗通款曲，投降了新政府军。

新发田藩的倒戈不但使得长冈腹背受敌，还产生了连锁效应，多家诸侯亦紧随其后，向新政府军敞开了城门——北陆形势急转直下。七月中旬，在与萨摩军的恶战中，河井继之助腿部中弹，被迫退离战场。失去了主将的同盟军就此分崩离析，各藩逐一被新政府军或攻破，或逼降，二十九日，新政府军第二次攻占长冈城，首先宣布了“北越战争”的终结。

河井继之助在战败后逃到会津藩领内，八月十六日因伤势恶化而撒手人寰，享年四十二岁。虽然被迫做了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绊脚石，但作为一藩家老，继之助这种可悲的命运恐怕是无法随心改变的吧。

再说奥羽方面，自大村益次郎结束上野战争以后，东山道和东海道两军就陆续北上进攻东北地区，五月夺取了南陆奥的重镇白河城，七月攻占二本松城，直薄会津藩领，希望能够在年内结束这场战争。而等到“北越战争”胜利结束后，山县狂介征尘未洗，便又挥师东北，欲待翻越高山挺进出羽国。消息传来，大村益次郎传令各部暂停进攻，因为他预计等北陆的援军赶到时已是冬季，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将使来自西南地区的萨、长等军寸步难行。既然如此，不如等到明年开春后再进攻会津藩本据若松城不迟。

然而土佐的坂垣退助和萨摩的伊地治正知却站出来反对大村益次郎的决定。他们一方面想尽快结束战争，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为本藩抢得首功，于是建议不等北陆道方面军前来会合，而由东山道方面军单独进攻会津领。大村益次郎虽然认为此着过于凶险，但在萨、土两藩的压力下，还是被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八月二十日，新政府军三千人从二本松城出发，直扑地势险要的母成峠。当时守备母成峠的乃是大鸟圭介的传习步兵队，以及会津、仙台等藩兵，新选组和二本松藩的残兵，总共八百人左右。

这位大鸟圭介原本是播磨国赤穗郡医师小林直辅之子，名叫小林庆太郎。他曾跟随绪方洪庵学习过西洋医学，跟随中滨万次郎学习过英语，还受萨摩藩的聘请当过翻译。后为胜海舟等开明幕臣所赏识，获得旗本身份，“鸟羽·伏见之战”后升任步兵奉行，乃是坚定的主战派。

江户无血开城以后，大鸟圭介率领以江户町平民组成的“传习步兵队”退守宇都宫城。西乡隆盛挥师猛攻，最终在中山道方面军的援助下攻克城池，圭介被迫退至陆奥，依附会津藩。此时奥、羽同盟诸侯的目光都盯在西面，集合重兵防备山县狂介进入出羽，对南线的母成峠则重视不够，只派了些散兵游勇配合传习步兵队前去守备。

此前幕府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购进了大量新式武器，这些武器大多掌握在大鸟圭介和传习步兵队的手中，所以两军一交上火，新政府军便吃了很大的亏。不过列藩同盟的会津、二本松等兵马却毫无战意，甫一遇敌便仓皇撤退，使得大鸟圭介也只得在激战后放弃了母成峠。随即新政府军又攻占了十六桥，控制交通要道，前锋直指会津藩城若松。

会津藩表面上家大业大，其实内囊都是空的——此前松平容保担任“京都守护职”，瞧着风光无限，但他率领一千藩兵屯驻京都，同时还必须养活“新选组”等准警察部队，全都必须自掏腰包，幕府却不给报销分文。因此等到容保与一心求和的德川庆喜分道扬镳，返回会津若松城以后，虽欲整兵经武，以应乱局，却悲哀地发现领内贫困，府库皆空。

无奈之下，容保只好一方面退位隐居，向新政府做出恭顺姿态，一方面授权家老西乡赖母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以便积聚财富、充实藩力。然而容保料想不到，新政府方面咄咄逼人，誓要灭己而后快，更想不到新政府军进展如此神速——这时候再搞改革，根本就缓不济急了呀。

且说母成峠和十六桥失守的消息传来，容保大惊失色——同盟主力都在西线以防山县狂介，匆促间根本难以调回——无奈之下，只得把老弱妇孺全都赶上了战场。且说会津藩前此进行军制改革，设立了青龙、玄武、朱雀、白虎四支部队，其中白虎队相当于少年预备队，都由十五到十七岁的少年藩士组成，总共三百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些少年也全都被拉上了战场，他们头缠白带子，奋勇为藩主而战，最终大多或战死或切腹，成为封建愚忠的牺牲品。

九月八日，睦仁天皇下诏改元为明治，是为明治元年（公元1868年）。此前的四日，米泽藩降伏，其后的十二日，仙台藩降伏，然后到了二十二日，山穷水尽的会津藩也终于被迫打开了若松城门——“奥羽越列藩同盟”就此瓦解，东武皇帝成为俘虏，荒诞的“北方政权”也就此黯然退离了历史舞台。

最后的五稜郭

明治元年（公元1868年）九月，“北方政权”落幕，然而日本的内战却还并没有就此彻底终结。大鸟圭介、榎本武扬等旧幕臣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撤退到虾夷地也即北海道地区继续顽强抵抗新政府军，并且还建立了一个奇怪的“虾夷共和国”——史称“箱馆战争”。

且说为了消除抵抗势力，尽快稳定局势，明治新政府于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五月二十四日宣布了对德川氏的最终处分决定：勒令德川庆喜隐居，由田安家的龟之助继承德川宗家家督之位，改名为德川家达，改封骏府附近七十万石。然而这一决定并未能使不满西南藩阀掌握新政府的旧幕臣们安下心来，八月十九日深夜，前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突然发动叛乱，率领八艘战舰拔锚北上，前去与会津等奥羽诸侯会合。

榎本舰队的旗舰“开阳号”本是幕府在戊辰战争前不久才从西方购得的新式战舰，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战斗力最强的水面舰艇了。榎本就这样几乎把新政府的海军力量全都掏空，他于九月三日航至仙台藩的青叶城，与大鸟圭介、土方岁三等旧幕府残余军队会合。经过几个人的反复商讨，最终决定前往虾夷地创立新的国家、新的政府，以与明治政府分庭抗礼。

临近冬季，天气寒冷，加上海上风暴不可预测，当榎本舰队于十月二十日终于在虾夷地内浦湾靠岸的时候，八艘战舰只剩下了五艘。不过两千多旧幕府军还是士气昂扬地登上了陆地，十月二十六日开进了防备松懈的五稜郭，新政府委派的箱馆府知事清水谷公考被迫放弃箱馆城，乘船逃回本州去了。

五稜郭乃是江户幕府在安政四年（公元1857年）开始动工建造的西式要塞，其目的是阻遏沙皇俄国染指虾夷地。整个要塞呈五角形状，每个角上都设置有新式炮台，外有深深的战壕围绕，可谓是易守难攻的无敌坚城。

榎本等人占领五稜郭后，立刻进兵松前藩的福山城——松前藩曾一度被移封至出羽，其后不久又挪了回来——毫无准备而又兵少将弱的福山城很快便陷落了。十二月十五日，榎本武扬等人发表《箱馆宣言》，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选举榎本武扬为总裁，大鸟圭介为陆军参谋，土方岁三为陆军奉行并（辅佐官）。

然而这个虾夷共和国，可悲地从成立之初便笼罩在重重乌云之中，首先是在宣言发布的一个月前，旗舰“开阳”触礁沉没，其次在宣言发布后，西方列强不肯承认虾夷政府是德川幕府的继承者，从而放弃了局外中立的立场，彻底倒向明治政府一边。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把一艘铁甲巨舰卖给了明治政府，旋即这艘军舰就被定名为“甲铁”，明治政府决定以此舰为主力，击破榎本舰队，攻克虾夷地，完成国家的统一。

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三月二十日，榎本舰队的三艘战舰——回天、蟠龙、高雄——离开箱馆南下，准备奇袭并捕捉北上的甲铁。然而倒霉的是，三舰还没能看到甲铁的影子，先就碰上了暴风雨，蟠龙和高雄全都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回天舰在舰长甲贺源吾的指挥下，依旧执着地想要完成使命，于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单独冲入宫古湾，向以甲铁为首的明治政府八艘战舰发动了奇袭。

虽然甲贺源吾及其部下士气高昂，抱定了必死的觉悟，但想依靠一艘老式木体舰，以传统的接舷战方式去俘虏铁甲舰甲铁，本身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而且甲铁的形状也很奇特，舰艏向下倾斜，形成巨大的冲角，导致舰桥相当低矮，与回天舰桥相差竟在三米左右——很多共和国的水兵在跳舷战过程中直接就跌断了腿。

回天是孤军作战，甲铁身边却还有七艘护卫僚舰，双方的实力对比是相当悬殊的。因此战斗仅仅持续了三十分钟，就以甲贺源吾等十三人战死，三十余人负伤，回天舰狼狈而逃宣告了计划的失败。

经过此战，新政府军顺利抢得了制海权，随即便于四月九日在青森靠岸，登陆虾夷地，对“虾夷共和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过松前、木谷内、矢不来等多场激战，新政府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收复了福山城，逼近共和国的首府箱馆。

五月十一日，总攻开始了，在甲铁等战舰的炮击配合下，新政府军首先攻陷了五稜郭西南方控扼海面的弁天岬台场炮兵阵地，进而夺取五稜郭北方新近修建的防御工事“四稜郭”，把五稜郭团团包围了起来。

土方岁三率领“额兵队”冲出五稜郭，想要夺回弁天岬台场，结果不幸中弹身亡。惨烈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五月十八日，政府军派出黑田清隆等人前去和榎本武扬谈判——这位黑田清隆本是萨摩藩士，曾经作为西乡隆盛的使者前往与长州藩秘密接洽——已经穷途末路的虾夷共和国政府被迫低头，五稜郭终于打开了大门。

就这样，延续了整整一年半的戊辰战争终于结束了，日本全境得到统一——但这一切，都还仅仅是开始，而非结束。

番外篇

“赤报队”的悲剧

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将日本带入近代社会的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戊辰战争，前后不过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而艰难的制度改革、经济改革阶段。对比世界各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往往血流成河，战争旷日持久，新旧势力反复拉锯，日本的这场革命无疑要迅速得多，也温和得多。然而，不管采取了何等过激的手段，各国革命中总能让人看到虽然可能很幼稚也可能很僵化，却总闪烁着宝贵的理想主义的光芒。这种光芒在日本是很微弱的，明治唯新中罕有一心为国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仁人志士——偶尔有，也都被毫不留情地干掉了。

就以“赤报队”和相乐总三为例吧。相乐总三原名小岛四郎左卫门将满，是下总国相马郡乡士小岛兵马的儿子，通称四郎。受到樱田门外事变的影响，年仅二十二岁的四郎萌生了尊王攘夷，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念头，于是拿出家中所有积蓄招募同志。文久二年（公元1862年），他加入了“慷慨组”，在上野国赤城山起兵倒幕。

这次起兵失败后，四郎逃归江户，不久后又加入水户“天狗党”，在筑波山举义。“天狗党”遭到镇压，四郎在江户也存身不住，于是东上京都，在那里认识了萨藩的尊王派首脑西乡隆盛和土藩的尊王派首脑坂垣退助等人。庆应三年（公元1867年），西乡隆盛派四郎秘密潜回江户城，组织“浪士队”，骚扰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心区域。“浪士队”的种种举动使得幕府大怒如狂，于是在强硬派幕臣小栗忠顺的指挥下，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幕府军攻击并烧毁了江户萨摩藩邸，成为戊辰战争的导火索。

战争爆发后，四郎率领“浪士队”的同志重新在京都集结，并且奉侍从绫小路俊实、滋野井公寿为主，组成了“赤报队”，四郎改名相乐总三，担任“赤报队”一番队的队长。“赤报队”领自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东山道方面军的先锋，率先进入信浓、上野等国，一路宣扬新政府的仁政，号召附近诸侯归附，联兵倒幕。

所谓新政府的“仁政”，主要是指“年贡半减”，这是相乐总三提出建议，受到西乡隆盛等人同意的政治口号。总三认为，各地农民已在幕府多年的横征暴敛下苦不堪言，如果新政府答应减少一半年贡，他们肯定会群起响应，则幕府的统治必将瞬间倾垮。

然而到了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的一月下旬，京都却开始流传出“赤报队”竟然“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听到这种谣言，已经进入信州的“赤报队”二番队、三番队在两位公卿头子的率领下，立刻转身跑回了京都。相乐总三茫然无措，于是孤身前往东山道总督府去澄清谣言。

就趁着相乐总三离开的机会，信州各藩纷纷对“赤报队”发起突袭，将其半数杀死，半数逮捕。等到总三在东山道总督府申诉成功，乐呵呵回到信州的时候，不禁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经过他反复游说和催促，各藩终于答应将所逮捕的“赤报队”一番队队员全部释放——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已，“赤报队”的彻底覆灭就在眼前。

原来，有关“赤报队”竟然“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根本就是新政府派人放出去的，其原因就在于新政府财政拮据，无法承担庞大的军事开销，被迫向三井等大财阀借款，而这些大财阀为了聚敛钱财，根本上反对“年贡半减”政策。基于这一因素，新政府不惜食言而肥，失信于天下百姓，“赤报队”就此变成了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三月，东山道总督府突然逮捕了再度前来申诉的相乐总三及“赤报队”残余队员，随即以“伪官军”的罪名将总三及其亲信八人在信州下诹访处以斩刑——相乐总三享年仅三十岁。明治政府是以此向农民们表示：政府根本就没有发出过“年贡半减”的承诺，这都是“赤报队”那些伪官军混淆视听的谣言。咱们仗照打，幕府照倒，年贡照收，以为在新政府统治下农民们能过好日子，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一直到六十年后的1928年，日本政府才终于为相乐总三和“赤报队”恢复了名誉。这一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冤狱，非常鲜明而透彻地揭示了明治维新以及维新政府的反动本质。

十津川武装集团

日本的信史时代，基本上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我们知道，奈良朝因为定都在奈良盆地而得名。奈良盆地的具体位置，是在奈良县（古代叫大和国）的西北部，而在奈良县南部，存在着一个可能历史较奈良朝还更为古老的奇特村落——十津川村。

根据传说，当神武天皇东征之际，在熊野的荒津坂登陆前往大和，途中迷失方向，天照大神便派遣“八咫乌”（即三足乌）前来指路，其后天皇即在十津川村附近竖立起了八咫乌的图腾。估计在大和王朝建立的时候，这个小村落也跟着产生了，成为皇家的直辖领地。“壬申之乱”、“平治之乱”当中，村中男丁全都应召为朝廷作战，建立起了赫赫功勋，由此获得了租税减免的特权。一开始还只是因功受奖，后来逐渐成为不成文的惯例，无论谁统治畿内，都必须对十津川村另眼相看，甚至丰臣秀吉进行“太阁检地”的时候，都直接下令免除了十津川村的年贡。

到了大坂之阵的时候，据说十津川村一下子涌出来一千多号人，协助德川军镇压了周边亲丰臣势力煽动起的一揆。于是德川家康大笔一挥，将十津川村归为幕府天领，永远免除年贡，并且给全村人都赐予了乡士的资格。

啥叫乡士呢？广义而论，从织田信长开始，为了削弱地方势力，牢固地控制麾下武士集团，遂下令武士们都必须脱离旧有土地，进入城下町居住，俗称城下士，与城下士相对的，仍然居住在乡间的，那自然就叫乡士啦。而就狭义来说，其实不是住在乡下的武士全都可以叫乡士，必须具备一定的特性，才能被冠以乡士之名。这些特性包括：拥有自己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减免年贡的资格，在地方上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影响力。

说白了，所谓乡士，就是传统地侍阶层还没有彻底蜕变成幕藩体制下的新类型武士的那一部分。

拉回来说，十津川村的村民既然全员都被赐予了乡士身份，也就注定他们不会向和平时期的文吏化武士转化，而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亦耕亦战，既种地也训练的习惯，从而成为畿内最优质的兵源产地。因此幕末时代，长州、萨摩等西南强藩一度受命警护皇宫，他们的激进尊攘思想让保守派公卿大感不快，于是就从十津川村召了一票村民过来加以制约。这些十津川乡士们深受德川的大恩，尊王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基因，但倒幕之事却是不肯干的。

戊辰战争的时候，新政府创建了京都警备队以警护首都，后来改名叫做“御亲兵”，其中除各强藩“献纳”的兵马之外，就也包括了十津川乡士，足足有四百多名。这些十津川乡士还跟随着参加了北越战争和会津战争，并在战争结束后，又被全员赐予了士族身份。

倘若不是新的征兵令颁布，大概这个乡下武装集团还将长久地保存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