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邑在马背上昏而复醒，看着延绵一路被踩得稀烂的官兵尸体，又见部下为了保护他正对着自己人大开杀戒，而他却无力阻止，不由得失声恸哭。到了滍水岸边，景象更为惨烈，宽阔的滍水，竟已被数以万计的官兵尸体填满，河水为之不流。而从“好”的方面看，这也恰好成全了王邑，连舟船都省了，众骑以死尸为桥，一路踩踏，度过滍水，继续逃去。

对一名将领来说，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败涂地，输得连裤衩也没剩下。关于失败之后的撤退，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往往像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王邑何尝不想组织有效的撤退，一边保持着对追击汉军的威慑，一边最大限度地保存己方实力。然而，官兵的指挥系统早已失灵，所有人都处在莫名的恐慌之中，甚至不劳汉军动手，便已经开始了残忍的自我毁灭。而他身为统帅，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可怕的毁灭，根本无能为力。

世人功利猴急，动辄以“成者王、败者寇”的观点谈古论今，于是，只知有善胜之名将，却不知也有善败之名将。

善胜不易，善败同样难得。连战连败之下，却依然能够做到不伤筋动骨，将损失减到最小，稍事休整，便又可以迅速卷土重来，这无疑更加考验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将领对军队的控制力。

传说昔日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一开始连遭败绩，其幕僚在起草上呈皇帝的奏折时，其中有一句“臣屡战屡败”，曾国藩颇为不满，大笔一挥，改为“臣屡败屡战”。结果因为这一改，清廷不仅对曾国藩未予责备，反而慰勉有加。

后人论及此事，皆惊叹于曾国藩高明的文字游戏——屡战屡败，废物也；屡败屡战，则非但不废，反而显得英勇无比。如此解释，固无不可，然终因不谙兵法之故，见识未免流于浅陋。

屡败屡战，谈何容易！每遭一败，都是对兵力的巨大消耗，都是对士气的沉重打击，倘是普通将领，要想维持部队免于哗散都成问题，更何况迅速重整旗鼓，继续作战？

追根溯源，便要从曾国藩的起家说起。曾国藩组建湘军伊始，便确立了两大方针：

一是募兵的地域，严格锁定在湖南，尤其是其老家湘乡。二是所有大小军官，皆由他个人任免指派。

正是这两大方针，使得维持军队稳定的两个情感纽带得以极大地巩固和强化：

首先是士兵对其领袖的情感。曾国藩大权独揽，全军只听命于他一人，在湘军内部，他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威，集君主与父亲的双重身份于一身，士兵们自然能够唯命是从，竭死尽忠。

其次是士兵对同伴的情感。士兵之间，同乡同里，语言相通，习性相近，很容易便彼此熟悉，彼此信任，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作战之时，不会像陌生人或者夫妻那样，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真正做到不抛弃、不放弃。

也只有情感结构如此稳定的湘军，才能够屡败屡战，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也正是这样的湘军，恰恰可以套用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的那句名言来形容：他们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也正是这样的湘军，才可以让曾国藩笃定持重，宁迟勿速，不用奇谋，逐步推进，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收获最终之胜利。

今人每以湘军为论，自诩湘人骁勇，为它省所不及，从而陷入地域之争，诚陋也。历朝历代，神州各地，几乎都出过强军劲旅，而这又从何说起？何处人不善战哉！特在于善用之也。苟用之得当，点豆拈草，皆可成兵；飞花摘叶，皆可伤人。岂地域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