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王莽留给人们的印象，基本上是一个大坏蛋、大奸臣，京剧舞台上的王莽，也永远只有唱白脸的命。传统史家对于王莽的攻击，火力首先集中在他谋朝篡位，得国不正。在这一点上，王莽无疑觉得自己特冤枉，古往今来那么多开国帝王，都可以说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谋朝篡位者，为什么偏只揪住我不放？再说了，在开国帝王中间，有几个是我这样满腹经纶的读书人？王莽越说越气愤，又拉住同病相怜的孟德公，求援似的问道：“操，我们这读书人的事，能叫篡吗？”

近世以来，皇帝早已不坐朝廷，少了忠君这顶大帽子，对于王莽的评价方才渐趋积极，这其中，尤以吕思勉先生挺莽哥最力：“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鉏异己，皆势不能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论也。”

应该说，吕先生之评论，如窥王莽之腹心。王莽代汉自立，绝无道义之惭愧：自古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尧以天下禅舜，舜以天下禅禹，墨家所谓尚贤也。当世大贤，舍我其谁？我这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与其叫无能的刘家子孙占住茅房，不如我当仁不让，以一肩扛起天下兴亡。

王莽也是说到做到，即位之初，便接连推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新政，今择其要者，罗列如下：

一、土地收归国有，按人均重新分配，一对夫妇，分田一百亩，八口之家，分田九百亩，凡过此限者，多余田地禁止买卖，一律没收。

二、废除奴隶制度。禁止新增奴婢，现有奴婢，允许继续拥有，但禁止买卖。

三、重要物资，国家专卖，包括盐、酒、铁、矿产、山泽资源、铸钱权等等，禁止商人插足。

四、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人民为从事农商生产，也可向政府贷款，利息则为纯利的十分之一。

五、稳定物价：五谷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购，避免物价暴跌。在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以平均价格卖出，防止物价上涨。

六、鼓励生产：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土地如果抛荒不耕，则征收抛荒税，以为惩罚。

今人纵览历史长河，每每不免有老大帝国、死水微澜之感，然而如果经过新朝这一航段，见了以上新政，想必定将为之眼前一亮、神清气爽。以今天的眼光而论，王莽以上诸政，略同于强势政府下的国家社会主义，而竟能在他那个时代发生，不可谓不是奇迹。不过考察王莽的动机本源，却依然是儒家重民轻商的思想，其目标则是追求大众的福利和社会的正义，平均地权，保护民生，禁止资本作恶，打击奸商渔利。在诸项政策之中，最为敏感同时也是反弹最大的，则是第一、第二条，可想而知，这样的政令一颁布，当时那些炒地皮和奴婢的人，立即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都怕砸在手里，也顾不上禁止买卖的法令，疯狂抛售，“坐买卖田宅奴婢，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读至此处，那些为高房价所苦的同学们不免会产生现实联想：那些炒房的投机者，何时轮到尔等恐慌？

在漫长的皇权时代里，王莽的这次改革，几乎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老百姓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站在了一起。王莽的这次改革，本应有机会和秦帝国的改革相提并论，同垂史册，并彻底改写中国历史，然而却终于失败，落得惨淡收场。王莽怀抱一浪漫理想，他要在人间再造黄金时代，重现远古荣光，然而，他激进的狂风暴雨式的改革，大大损害了权贵大地主的利益，他们私下抱怨，不怕皇帝耍流氓，就怕皇帝有理想。私下抱怨之后，更有公开抵触。王莽终日包围在这群既得利益者的聒噪声中，而他一心为之请命的那些穷苦百姓，却并无一人站出来为他声援说话，哀莫大于心死，王莽很快也就心灰意冷，最关键的土地国有和废奴制度，在坚持了四年之后，便不得不草草收回。

后世鉴于王莽之败亡，于是将其改革也一并抹杀，视之为穷折腾，政治思想也日渐保守委靡，追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东晋宰相王导便是显著一例，其为政务求安静、宽简平易，当时人讥讽他无能昏聩，王导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然而，王莽的最终失败，和他的改革关系并不大，真正将他逼上绝路的，实则是接连不断的天灾。

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古代，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心腹大患。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在正常的年景，扣除各种赋税，三年耕，能有一年之蓄，已经要谢天谢地了。一旦赋税高上去，马上便要青黄不接，只能靠借贷救济勉强支撑。一旦碰上大规模的天灾，食物很快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只能是活不下去。

偏偏在王莽执政后期，天下连年大旱，蝗虫蔽天。大半个中国的农业，都在这种不幸的天灾面前接近瘫痪。如此大面积的天灾，摊上任何一个皇帝，都可能是致命一击。摊到王莽头上，王莽也只能自认倒霉。

大面积的天灾，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首先是流民四起，弃乡觅食。接着是田地抛荒，劳力短缺。再接着是流民所到之处，随之也陷入粮食危机，更多无辜者被迫卷入，老弱病残死于道路，壮年男女则加入流民队伍，雪球越滚越大……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也即刘秀从长安太学潜逃回老家舂陵的同一年，数十支流民武装先后在中国大地涌现，如琅琊吕母、会稽瓜田仪、南郡张霸、江夏羊牧、徐兖力子都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活跃在青州、徐州的樊崇武装（后来的赤眉军）以及荆州的绿林军。

这些流民武装和刘縯不同，他们并非存心要造反，他们实在是因为饿得活不下去，这才聚众抱团，希望能求得一顿饱饭。他们只有一个最最朴素的目的：活下去。他们并不愿意造反，也从没有喊出打倒朝廷、王莽下台之类的政治口号。因为饥寒穷愁，因为生存的渴望，他们才暂时聚在一起。他们的心愿很简单：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挨到收割季节，粮食成熟，便回归乡里，生活重新开始。因此，尽管流民武装的规模往往有数万之众，却并不敢攻城略地，只是转掠求食而已，而且也不敢多抢，求得当天的口粮足矣。他们还是盼着某一天能够返回乡里，不敢把事情做绝。不像后来的起兵者，一上来便要称帝，至不济也要称王。成不成功另说，门面先要充个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