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7年，地米斯托克利已近37岁。他要采取行动，用强硬手段击垮政敌。

他决定利用克里斯提尼改革中制定的、迄今尚未启用过的陶片放逐制度。

目标是希帕克斯。他是4个政敌中最容易扳倒的人。他曾经是庇西特拉图派的领袖，身上流着“僭主”的血，后来与阿尔克迈尼翁派结盟，成了稳健派的一员。他最容易被扳倒是因为，阿尔克迈尼翁派的人一听到僭主的话题就会备感警觉。如果说希帕克斯企图复辟僭主政体，那么，他们不会在他被陶片放逐时施救于他。

陶片放逐的投票结果不出地米斯托克利的预料。就这样他少了一个政敌。

重申一下，所谓的陶片放逐既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名誉，也不会没收他的财产，在他流亡期间，家人可以留在雅典。对被放逐者的唯一要求是他要在国外生活10年，其间不得回雅典。不用说，离开雅典政界10年，他的影响力必将大大弱化。

第二年，即公元前486年，地米斯托克利再次利用了陶片放逐制度。

这次的目标是麦加克勒斯。作为政治家，此人能力有限，但他是超级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直系后代。他被陶片放逐的理由是秘密串通波斯国王。

与地米斯托克利的“对波斯态度强硬派”不同，麦加克勒斯既然是“对波斯态度缓和派”的一员，同波斯之间有联系本无可非议。但是，作为名门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领袖，麦加克勒斯的政治才干并不出色，在市民中的声望也不高。我想，或许这才是他被轻松搞垮的原因吧。就这样，地米斯托克利的第二个政敌退场了。

前面提过，陶片放逐制度一年只能行使一次，而且参加投票的公民人数必须超过6000人，其中过半数的公民在破碎的陶片上刻下同一个人的名字，陶片放逐才会生效。

建立陶片放逐制度的是克里斯提尼。他的目的是防止雅典重回僭主政体，保证自己的改革成果——民主政体在雅典落地生根。他一定没有预想到，这一制度会成为地米斯托克利排挤政敌的手段，我想，当时有思想的人必然对此忧心忡忡。

利用这一制度成功排除了4个政敌中的两人后，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再采用同一手段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原因如下：

第一，陶片放逐一年只有一次，如果每年都有政敌遭陶片放逐，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很可能被公民识破自己的“真正意图”——排除政敌。

第二，已退出雅典政治舞台的两个人在雅典的影响力较小。与他们相比，留下来的克桑提普斯和阿里斯泰德的势力要强得多。要想用陶片放逐制度来解决这两个人，需要慎之又慎。

第三，排除两个政敌后效果已经显现。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引导公民大会通过了他的提议，即逐步增加新建船只数量。当然，这个数目距离200艘的数字还有较大的差距。

第四，雅典造船能力开始稳步提高。地米斯托克利要求的不只是船只的数量，还有质量。这一切也在逐渐成为现实。他需要将精力投入造船事业中，因此暂停了与政敌之间的争锋。

希腊的地势不适宜骑马出行，适合乘船出行，后者轻松得多。

雅典人一出生就与船和大海为伴。对他们来说，船和大海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对船和大海的熟悉程度是斯巴达人难以想象的。只是，他们看惯的是运送人或物产的商船，不是战船。商船和战船绝不能相提并论。

为了运输更多的商品，商船越大越好，船身越轻越好。当时，包括贸易大国腓尼基、农业大国埃及以及希腊各城邦国家在内，几乎所有船只都是商船。本书的重点之一、历史上第一场海战“萨拉米斯海战”发生在后来，在那之前，古代世界里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海战。因此，这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船就是商船，也就无可厚非了。

船一旦用于军事目的就完全不同了。

在陆地上作战，没有一个总指挥会选择一望无际的平原作为战场，无论他带领的是一支多么强大的军队。因为他知道，要想赢得战斗的胜利，必须集中使用兵力。

而兵力处于劣势的军队，总指挥在选择战场时更需要慎之又慎。

理论上，海战也一样。选择辽阔的海面作为战场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作为海战战场，海域的宽窄也是左右战斗结果的重要因素。

爱琴海上风向多变，在爱琴海上选择狭窄的海湾作为战场时，不仅要考虑风向，还必须考虑海潮。

按照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雅典建造的三层加莱船体积小却很重。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将风向和海潮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海战开始以后，船上的所有船帆都要落下，仅靠划桨接近敌人。因此，大型船只虽然适合在辽阔的海面航行，但在海战中，它的优势难免会变成劣势。

波斯没有海运传统。波斯需要从其属国腓尼基或埃及征调船只为自己的入侵服务。但来自腓尼基或埃及的船只不仅大，还很轻。

已经39岁的地米斯托克利不仅很有远见，还很重视当下。

最初，他告诉公民波斯一定会卷土重来，极力主张雅典建造200艘新型战船。而此时，他改变了策略。曾经，他力图让人们意识到未知的危险，现在，他提示人们注意眼前的危险。

萨拉米斯岛往南不到2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岛屿叫埃伊纳。在希腊各城邦国家中，该岛的整体实力属于中等。但是，作为海运国家，它的实力远在雅典之上。

自从雅典占领萨拉米斯岛以后，埃伊纳人不再掩饰他们的危机意识，他们明确站到了波斯阵营中。

这意味着距雅典不足2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波斯的同盟。雅典拒绝接受波斯国王的“土地和水”的通告，埃伊纳却接受了通告。为此，两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久，它们进入了战争状态。

雅典及其周边

这场战争的结果很不确定。因为雅典输送士兵前往埃伊纳岛的船只有40艘，加上科林斯支援的20艘，总共不过60艘。而埃伊纳岛作为一个先进的海运国家，轻轻松松就可以组织起60艘船的船队。

要攻占漂浮于海上的岛屿，船只必不可少。船只不仅要运送士兵，还要运输粮食。

在公民大会上，地米斯托克利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提醒公民雅典面临的危险，再次强调有必要建造200艘战船。

这次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公民大会的重视，公民们在会上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然而，“对波斯态度缓和派”的壁垒实在太坚固。大流士死了，继承波斯王位的薛西斯是位绅士。也许，稳健派领袖比以前更固执地认为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波斯问题吧。他们极力反对建造战船，理由是此举只会刺激波斯国王采取行动。

公元前484年，地米斯托克利40岁了。这一年，他第三次请求公民拿起陶片，实施陶片放逐。

他的目标是克桑提普斯，理由是克桑提普斯在与埃伊纳岛的作战中没有采取有效的战略战术。

36岁的克桑提普斯率领雅典军在埃伊纳岛作战，前一年回到雅典。因为一直未能解决埃伊纳问题，公民对他极其不满。大家不约而同地在陶片上刻下了他的名字。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完美的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此时11岁，成了被放逐者的儿子。

因为陶片放逐了克桑提普斯，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引导公民大会通过了建造100艘新型战船的提议。

当然，说是“新型战船”，其实并非建造全新的船只。

所谓的“新型战船”，只是三层加莱船的改进版。船身得以加固，同时为增加船只重量，船底装了很多石块。

雅典新建船只“三层桨大帆船”

画：畠山莫谷

石块堆放在船底，容易造成船只重心不稳。因此，石块的堆放必须认真细致。

堆放好的石块要固定，不能随着船身的晃动而来回滚动。

船只重量变了，自然需要训练船员适应这种重量。

地米斯托克利设想的“建造新型战船”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包括他一直以来的全部设想与智慧。在地米斯托克利的意识中，这就是未来雅典的海上力量。

地米斯托克利和反对他的稳健派之间真正发生冲突，是在两年之后。因为这一时期，人们在雅典附近的拉夫里翁发现了银矿。围绕银矿收益的使用问题，双方的对立显现出来。

42岁的地米斯托克利理所当然地认为银矿的收益应该全部用于建造200艘新型战船。

新建“三层桨大帆船”的桨手和堆放了石块的船底

画：畠山莫谷

阿里斯泰德比地米斯托克利年长6岁，他以前只让年轻的克桑提普斯出面，自己在后面运筹帷幄。克桑提普斯遭到陶片放逐之后，他不得不亲自上阵了。他提出，来自拉夫里翁银矿的收益应该平均分配给所有雅典公民，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

地米斯托克利没有要求公民赞成自己的意见或阿里斯泰德的意见，他让公民们用陶片放逐的办法来做选择，即在公民大会上，只要阿里斯泰德的意见遭否决，他将自动被陶片放逐，这样就可以排除阿里斯泰德了。

陶片投票的结果是阿里斯泰德遭陶片放逐，尽管他提出的意见对公民有利。

公元前482年，波斯国王终于结束镇压埃及的叛乱，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攻打希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雅典公民终于愿意认真倾听地米斯托克利的主张了。

关于这一年的陶片放逐现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写过这样一段逸闻：

陶片放逐现场，一个男人叫住了阿里斯泰德。此人很可能来自远离首都的地方，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总之他不认识阿里斯泰德。他请阿里斯泰德帮忙，说：“你能帮我写一下阿里斯泰德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

阿里斯泰德问他：“阿里斯泰德做了什么坏事？”

男人摇摇头回答：“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人们说阿里斯泰德是正义之士，让我很烦。”

阿里斯泰德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还给了他。这一年，阿里斯泰德被赶出了雅典。

只看这段逸闻，你一定会认为陶片放逐制度是一个相当不严肃的制度。

但是，普鲁塔克是个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希腊人。他是一个乡绅，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即五贤帝时代，是六百多年以后的人。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无须担心生计。因此，缺少危机意识也属正常。

普鲁塔克给了阿里斯泰德极高的评价，而阿里斯泰德本人大概比任何人都看重“正义之士”这一评价吧。作为超级名门又超级富裕的阿尔克迈尼翁家族的领袖，他本人并不富裕，可以说他是在贫穷中度过一生的。如果在那个时代，雅典的选举口号是“宁选众望所归之人，不选一心向权之辈”的话，大概没有哪一个政治家可以超过阿里斯泰德成为“众望所归之人”。

刻有阿里斯泰德名字的陶片

古市集博物馆藏品（雅典），© AKG/PPS通信社

相反，地米斯托克利却是“一心向权之辈”的典型。作为政治家，他可以列举一件件可能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危害的例子，提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雅典应该如何应对，每一个公民应该怎样做。

雅典公民不可能人人都识字。但是包括这些不识字的文盲在内，大多数公民此时已经意识到在遥远的地平线彼岸，波斯军队正蠢蠢欲动。于是，他们果断选择地米斯托克利，放弃了阿里斯泰德。因为此时公民心中都已有了危机意识。

相差6岁的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两人尽管想法和做法截然相反，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作为政治家，两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雅典，担任公职没有报酬，自然没有通过为国家服务来挣钱的概念。因此雅典不会发生有人因贪污公款而被起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未想过把国家的钱揣进自己的腰包。

但是，因滥用公款罪被起诉的事情是有的。滥用国家的钱意味着滥用政策，因为滥用政策而给国家带来危害，就是所谓的滥用公款罪。

至于陶片放逐，先不论这一制度的好坏，用这一制度来惩罚“还没有带来危害，但是有可能带来危害”的人，说起来也算是一种预防措施。

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做政治领袖是要付出代价的。小林秀雄也写过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修昔底德的《历史》讲述的是怎样一种情形。

至少《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英雄都是政治家。当然，作者（普鲁塔克）不可能有现代人的想法，即政治家类型的人。他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德又有行动力的人必定是政治家……

政治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技术，而是高度紧张的生活。因此，普鲁塔克笔下的人们无论身处何地何种情形，看上去似乎都在展示各自的一切经验……

像空谈政治和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言论，对于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来说，完全无法理解。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对于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我们来说，如果拘泥于条条框框，就无法理解生活在古代的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想象力，用心体会他们的“全部经验”，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他们。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我们不用21世纪的现代眼光去看他们，只要生活在21世纪的每一个人追忆2500年前时，用心体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就可以了。

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泰德离开后，雅典全力以赴投入建造新型战船的工作。200艘船一艘接着一艘下水了。

造船体制已经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建成200艘船即大功告成。造船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在必要时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建造新的船只，同时也方便改造和维修已投入使用的船只。造船体制一旦确立，造船工人必须常驻船坞。

随着新建战船的增加，对船员的需求随之增加。在操控战船的船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桨手，对他们的需求量也最大。

桨手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马达。船只扬帆航行会受到风向的左右，而靠人划桨前行则自由得多。海战中，敌我双方交战前需要降下船帆，依靠划桨接近敌船。因此，确保有经验丰富的桨手就成为重中之重。

在东方，桨手通常是奴隶，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以帆船为主的时代。但是在古代希腊，自古以来桨手都是自由公民。因为希腊是城邦国家，人口较少，一旦战船接近敌船，双方的桨缠在一起，桨手就要弃桨拔剑，变身为一名战士。

梭伦改革中，无资产者被划归到社会最底层的第四等级。正是这一等级的公民在地米斯托克利组建的雅典海上军队中担负起了桨手的重任。

地米斯托克利不仅让这些雅典无资产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让他们有了保卫国家的意识。

新型战船建造体制确立之后，地米斯托克利着手改造雅典政体。在所有政敌都被铲除的此时，公民大会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尽管如此，他依然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改革。理由有二：

第一，地米斯托克利不像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他无意成为一名改革者。

他的心思只在一件事上，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即如何迎战即将来犯的波斯军队。

如何解决眼前的根本问题可能影响到“百年大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当时，雅典面临第二次希波战争。因此，当时地米斯托克利的唯一目标就是战胜波斯。

第二，地米斯托克利从心底里感谢雅典的现有体制，即民主政体。如果不是这样的政体，像他这样出身在普通公民之家又没有太多财富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如今的地位的。他是雅典民主政体的受益者。

需要强调的是，与出身名门、资产丰厚的前辈改革者一样，他意识中的“民主政体”不是唯心的“主义”。在他看来，“民主政体”是一种“手段”，是最大限度运用城邦国家雅典的资源，即运用每一个公民力量的手段，这种政体远比君主政体、僭主政体和贵族政体高效。

在雅典，领袖人物可以提出法律和政策，他们同时又是创造逻辑学和修辞法的希腊人，他们可以运用这些技能来引导公民。

但是，决定“同意”或“不同意”的始终是公民大会，年龄在20岁以上、享有公民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参加。也就是说，你可以运用你的语言能力来引导公民，但是，最终决定权仍在公民大会。

因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它是雅典直接民主政体的基础。

然而，“形式”上的民主政体和这种形式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对于民主主义来说，最大的敌人是“不作为”，是“没有结果”。因此，在尊重民主政体的前提下，地米斯托克利想到的、请求公民大会做出决定的是具体的对策，即面对波斯军队的入侵，在维持雅典民主政体的同时如何充分发挥这一政体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雅典的最高官职叫执政官，那是梭伦改革的产物。梭伦改革根据公民收入的多少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执政官的被选举权只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也就是富裕阶层。因此，当选此官职的人一定属于这两个阶层。

克里斯提尼推行全面改革的时候保留了执政官的职位，新设了将军一职，被选举权属于全体公民。执政官有9人，将军有10人。由于新设将军这一职位，相当于雅典“内阁”成员的执政官的影响力和权力大大缩水。

地米斯托克利提议进一步削弱执政官的权力，一改以前的选举方式，用抽签的方式选出9人执政官，从而使这一机构变得有名无实。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一提议。

“选举”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而“抽签”在希腊人的意识中是神意。将“选举”的方式改为“抽签”的方式，就缺少了要求当选者承担责任的依据。在民主政体的雅典，抽签方式仅用于选举行政人员，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选举“官僚”。地米斯托克利将抽签方式用在了任命执政官上，因此，执政官必然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权力。

地米斯托克利还要求公民大会修改将军制度。

我想他或许是在马拉松会战中受到了启发吧。因为他本人作为将军之一参加了马拉松会战。

随着执政官权力的丧失，将军开始全面掌管城邦国家雅典的政治和军事事务。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在这一政体下，10位将军权力均等。战时，10人轮流担任总指挥官，每人4天，依次轮换。由此可见，这种体系下责任很不明确。

如果囿于这种体系，那么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统一指挥体系就是一句空话。

在9年前的马拉松会战中，除米提亚德以外的9位将军（包括阿里斯泰德和地米斯托克利）将自己的4天总指挥权委托给米提亚德，从而解决了统一指挥体系的问题，也因此取得了希波战争的第一场胜利。

地米斯托克利不曾想到当时的应变方案还会再次被用到。当时大家主动让出总指挥权。既然是让出，就会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既然10人平均享有4天总指挥权，难免有人拒绝让出这一权力。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这样的假设完全可能变成现实。于是，他考虑将“主动出让”变成“法律要求”。

他提议增设“首席将军”（strategos autokrator），相当于10人内阁中的总理大臣，从10位将军中选出1人担任。余下9人相当于10人内阁中的9个大臣。该内阁任期内发生的任何问题由首席将军负全部责任。战时，首席将军为最高指挥官。

在民主政体的雅典，10位将军的任期是1年，首席将军也是将军，因此任期也是1年。对于地米斯托克利提出的上述所有提议，公民大会都以多数票赞成通过。

地米斯托克利就任下一年度的首席将军。

选举他出任下一年度即公元前480年的最高指挥官，不是通过掷色子决定的。

当时，根据得到的情报，雅典人得知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军队离开首都苏萨，正在向西行进。

波斯国王率领军队沿着“王之道”这条波斯唯一全线铺设的道路一路向西，到达终点萨迪斯时一定已进入秋季。因此，可以推测薛西斯离开萨迪斯向希腊发起总攻的时间是在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公元前480年的春天。

可以预测，入侵的波斯军队将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一支大军攻打敌国，粮食补给必不可少。要在敌国筹措如此大规模的军用物资，即便对于“王中之王”的波斯国王来说也绝非易事。

而且，波斯国王的目标是将埃及和中东全境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他不可能把精力一直耗在这里。国王一定希望尽快拿下希腊。

地米斯托克利想到了上述种种情况，于是主动提出担任公元前480年的最高指挥官。

39岁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决定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80年将希腊全境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与此相对的是，44岁的地米斯托克利决定在公元前480年击退波斯军队的进攻。

迎战的准备工作在雅典如火如荼地展开。

造船厂满负荷运转。以最高指挥官为首，下属9个指挥官（将军）的统一指挥体系已经确立。以重装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的陆上军队集合完毕，因为这是一个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

这些事情安排好之后，地米斯托克利提请公民大会决定可否召回被放逐者。

他说，国家正当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全体公民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提议召回因陶片放逐而流亡国外的人。公民大会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他的提议。

3年前被放逐的克桑提普斯和1年前遭放逐的阿里斯泰德因此回到了国内。

这二人是强硬的“在野党”，政策方面总与地米斯托克利唱反调，但是要说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他们完全有能力担任将军。

地米斯托克利开了一个先例，即被放逐者一旦回国，不管还差多久才满10年，统统一笔勾销。

不管怎样，面对一心想征服希腊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希腊方面的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说此时正值雅典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并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