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扎在土耳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在使馆被木板封上窗户、白天也靠蜡烛的光亮生活的日子里，从未懈怠过情报收集及向祖国报告。在大使得到的情报中，有消息说在勒班陀海战日之后一个月零十天的11月18日，成功逃脱的乌尔齐·阿里带着31艘船回到了君士但丁堡。而且，大使准确地了解到31艘船中只有4艘是在勒班陀幸存下来的。这些情况都用密文记录，发回威尼斯。

几天后，巴尔巴罗大使时隔一年半后再次呼吸到户外的空气，因为他收到了宰相索克卢的邀请信。这并不是通过犹太医生发出的私下邀请，而是宰相与大使间公开会谈的邀请。

按照惯例，巴尔巴罗身着大使的正装，带着3名随从和1名翻译离开了大使馆。对于时隔一年半再次出户的60多岁的大使来说，恢复原来习惯的方式骑马前往陡坡很多的佩拉地区，还是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和力气。

朝金角湾方向的下坡路走下去，乘上长时间未使用的大使用船，渡过金角湾，到达对岸的君士坦丁堡地区。走上缓缓的斜坡，然后向左拐，就来到了托普卡帕宫的中央大门。

巴尔巴罗曾听说，一年多没见过的金角湾一带十分萧条，而今天自己亲眼见到，感触很深——萧条的境况甚至可以说是超乎寻常的。

对经济能力不强的土耳其民族而言，一旦与西欧断绝贸易往来，即使借助被统治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经济的衰退也会变得难以抑制。连首都都显得如此冷冷清清，叙利亚和埃及的状况自然可想而知。

同样，在被土耳其征服的罗得岛，曾经的繁荣已成回忆。塞浦路斯的将来也大致如此。

蒙受损失的不仅是西欧的商人，土耳其也一样，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但这种想法，似乎不会使土耳其人放弃扩张领土的欲望。负责保护通商国家威尼斯的国家利益的巴尔巴罗大使每次想到这样的事，都无以言表地绝望。

走进托普卡帕宫的中央大门，有几条路从宽阔的庭院中通过。往右走，是供应苏丹宫廷全部食物的广阔的厨房。而左侧一带，是卫兵待命的地方。

走中央的道路，会见到另一扇门，那里面有图书馆和谒见室等，是苏丹官方正式活动的区域。

最左边的敞开的小路，笔直通往哈勒姆的入口，那里是苏丹与妻妾们居住的区域，连男性厨师都不能进入。在那里，苏丹是唯一的男人，有许多女人，许多孩子，还有被阉割的宦官。

侍奉土耳其宫廷的人、大使等外国要人，走通往哈勒姆的道路和中央的道路之间的路。巴尔巴罗对这条路十分熟悉，因为这条道路的终点，是与苏丹的私人区域哈勒姆背对背的区域——内阁会议室。

这天，巴尔巴罗也沿着这条道路走过。平常郁郁葱葱的大庭院，到11月末变得萧瑟冷清。冬季的道路上，虽然花草树木都保养得很好，但无奈树叶不断地飘落，散在地上又堆积了起来。

但巴尔巴罗大使现在没有闲情去在意冬季的寂寥景象。就连身为老练外交官的他，也禁不住心跳加快，因为对于威尼斯人来说，勒班陀的胜利是巨大的。

内阁会议室里，宰相索克卢率领大臣们等待着。并排坐着的大臣们中，有以对西欧强硬而闻名的皮拉尔帕夏。

过去在土耳其，即使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大使，也被要求像苏丹的臣民一样行叩拜礼——当然，是谒见苏丹时才要这么做。但对于西欧人来说这是一种屈辱的礼节，到了有能力从容应对西欧的苏莱曼大帝的时代，宫廷已允许西班牙、法国、威尼斯、德国的哈布斯堡家族等大国和望族使节不再行叩拜礼。

当然会谈的对象如果是宰相或大臣，也不必像见苏丹时那样行礼。这种会谈一般准备有座椅。

在土耳其，人们是盘腿坐在椅子上的。为适应这样的坐法，椅子做得很宽大，而且很矮。现代的内部有填充物，外侧用各种材料包裹，坐起来感觉很舒服的沙发和长椅，实际是土耳其式椅子“迪凡”的改良品。

土耳其宫廷的内阁会议室被称为“迪凡”，也是因为这个房间放满了“迪凡”式样的长椅。现代的伊斯坦布尔大街上，有家名为“迪凡”的酒店，其含义自然不是长椅，而是内阁、内阁会议室的意思。

意大利语里，“长椅”一词今天还是读作“迪瓦诺”。沙发也属于同样意思的词汇。英语里，沙发、长椅的读音不同。“迪凡”这个词的词源，要到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中去寻找。

这种椅子在西欧开始流行是进入17世纪后，18世纪的洛可可时代创造了最美的椅子。在16世纪前的西欧，除了从东方带来的椅子和长椅，并不存在美丽、柔软的坐椅。说起文艺复兴时代的长椅，那只是木制的长柜而已。

坐在柔软但不是土耳其式，而是西欧式的椅子上的大使，感觉到有人在自己的右后方行动。随从们在室外等着，翻译是坐在左后方的，副官也站在左侧，照理说右后方不会有人。

威尼斯大使的感觉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个房间的部分墙面镶上了镂空雕刻的大理石。雕刻后面，厚厚窗帘垂了下来。人的气息就是从那窗帘的背后飘来的。

巴尔巴罗想，传闻大概是真的：苏丹想暗中监视内阁会议中的大臣们，于是便使用特别制作的小窗户。如果真的有人在监视，那一定是塞利姆。与其父苏莱曼不同，将国政交给大臣们，喜欢在哈勒姆里过日子的塞利姆，想出了这样的监视方法。

在这种氛围下，巴尔巴罗大使并不期待被告知的内容有什么新意。虽然双方都以国家利益为先，但对方并不是不能从共同的视点去探讨问题的对象。过去与老宰相索克卢进行的会谈，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反复进行。

果然，宰相开始用冷淡的语调说道：

“勒班陀海域的海战，确实是我们彻底失败了。但我们从你们那里成功地夺走了塞浦路斯。也就是说，你们失去的是一条胳膊，而我们只是被刮了胡子而已。胡须会再长出来，被砍断的手臂却不会恢复原样。”

这对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来说，是极其遗憾的结果，但不得不承认宰相的话击中了要害。只是，老宰相在这样说的时候，眼睛想要告知什么似的，一瞬间注视着大使。巴尔巴罗并没有遗漏这种眼神的含义。

但对巴尔巴罗来说，不能忘记外交负责人的立场。宰相送来的无言之言，被他若无其事地接收之后，给出了威尼斯的回应：勒班陀海战的成果是如此巨大，西欧各国的联合舰队体制为此将永远维持下去。这样强有力的乐观论调接连不断地说出来，使得对西欧强硬派的首领皮拉尔帕夏的脸由于愤怒变得通红。

会谈就此结束。再次回到被木板封闭了窗户的大使馆的巴尔巴罗，为向本国政府报告今天会谈的全部经过拿起了笔。

他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普通文体，用威尼斯方言写就，另一份则使用了密码。在密文报告书里，巴尔巴罗添加了对老宰相眼神的记录。大使还写下了他对这眼神的解读。

但大使没有从威尼斯十人委员会那里收到重新开始与土耳其和谈的指令。威尼斯还想将赌注压在1572年度的联合舰队上。

巴尔巴罗大使即使没有接到这个绝密的指令，也找到了新的任务。

苏丹塞利姆不但没有责备逃回来的乌尔齐·阿里，还赐给这个原基督教徒海盗新的名字：克里扎利。这个消息，让老大使非常关注。

“克里扎利”是土耳其语“剑之阿里”的意思。苏丹任命他为土耳其海军的最高司令官，命令其重建伊斯兰舰队。

乌尔齐·阿里充分利用了不适合航海的冬天。在获胜的基督教各国舰队在南国的港口城市休息时，乌尔齐·阿里没有休息。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和加里波利的造船厂在乌尔齐·阿里的指导下，为建造新船投入了全部生产能力。苏丹为他提供了无限的财源。

其结果，不仅让巴尔巴罗，也让知晓实情的所有人瞠目结舌。

在勒班陀战败不到3个月的1572年1月5日，苏丹收到的报告称舰队重建规模如下：

已经下水的加莱舰 45艘

建造完成的加莱舰 25艘

接近完成的加莱舰 11艘

进入建造流程的军舰 8艘

已经下水的小型加莱舰 8艘

此外，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的港口，102艘舰船正在建造中。土耳其即将拥有总计199艘舰船，与勒班陀海战前的规模大体相同。

随着春天的到来，这样的大舰队马上会再次出现在地中海。而且，舰队的指挥就是乌尔齐·阿里。

前所未有的沉痛情绪萦绕在巴尔巴罗的报告中，因为威尼斯又要面临无法对抗的力量了。

在伊斯兰文明圈里，男人的胡须是显示自己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最佳表现。没有胡须的，或是不成熟的年轻人，或被看成同性恋。

输掉勒班陀海战而被剃了胡须的土耳其海军，不到半年，又以一个成熟男人的姿态再次出场了。

而在西欧，68岁的教皇庇护五世的健康状态已经到了随时会发生不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