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徒的海盗第一次袭击基督教世界是在公元652年。伊斯兰船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出发，袭击了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叙拉古，大肆破坏、掠夺，绑架了800名男子和妇女，在亚历山大的奴隶市场上出售。这就是此后戕害地中海千年的撒拉森海盗之始。

不过，我想这不过是一次偶发事件。地中海再大也是内海，风向易变，老练的水手也经常会有行船失控，卷进涡流的危险。专程从地中海东边的亚历山大远道来到西边的叙拉古，只是为了海盗的勾当，这种理由不能让人信服。况且，回程时船上满载掠夺来的财物和人口，却不停靠北非的任何地方，直接回到亚历山大。夏天，地中海大多是西风劲吹的日子，尽管人、货可以一起上船，伊斯兰船的船舱里可以塞满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但这时期沿途的北非却不是可以放心停靠之地。要知道，虽然伊斯兰打下了的黎波里，已经控制了利比亚，但突尼斯还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北非要港迦太基是在公元698年才投降伊斯兰的。

虽然突尼斯在整个中世纪中与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海盗的重要基地，但突尼斯在7世纪末才彻底完成伊斯兰化。我认为，这就是7世纪中叶袭击叙拉古事件以后长达50年间，伊斯兰海盗没有再来袭击基督教领土的原因。沿贸易路线有相应的基地是海上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海盗也需要在一定距离内有方便停靠的基地，其原因我会在后面详述。不论怎样被宗教上的热情所驱使，往返于埃及与西西里之间而中途不停靠港口，其距离都嫌太远。

意大利南部、叙利亚及北非

不过，这个偶发事件显示，沙漠之民的阿拉伯人，只要能玩转东方的海洋民族希腊人，就可以往来于地中海之间。

公元700年，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两个岛接连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两个小岛，现代都属于意大利领土，但当时却和西西里一样，属于拜占庭帝国。两年前迦太基投降时逃亡的人们移居于此。这些基督教徒全被杀害，其空间由刚刚伊斯兰化的北非移民所填充。现在这两个小岛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当时却无甚产业，征服这里大概只是出于确保海上交通线停靠港的目的。

这个时期北非的“首都”尽管在突尼斯境内，但却不是沿海的迦太基和突尼斯，而是阿拉伯人出于和在中东建设巴格达同样的考虑新建的凯鲁万。

这座城市由从东方前来赴任的地方长官（Amir）治理。这座城市建在突尼斯以南150公里，距最近的海岸线也有50公里的内陆地区，这显示出当时的阿拉伯人并不充分了解地中海。从凯鲁万出海，最先碰到的是兰佩杜萨岛，紧靠其北面的是潘泰莱里亚岛。从突尼斯、迦太基等沿海城市出海，挡在面前的不是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这就是阿拉伯人要率先攻占这两座小岛的原因。

撒拉森海盗自此开始了针对基督教世界的袭击。无论是从凯鲁万出发，还是从突尼斯出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都是其首要的目标。在伊斯兰势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班牙之前，尽管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的伊斯兰化尚未完成，这个目标很早前就已决定。伊斯兰势力在仅仅百年的短时间内便迅速扩大，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速攻”。我甚至在考虑，伊斯兰势力即使推迟确立对攻占之地的统治权，也会优先考虑不断进攻的。

公元704年，伊斯兰战士大举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的6年之前，凯鲁万的地方长官穆萨宣布进行“圣战”。当年夏天，地方长官亲率1 000名伊斯兰士兵在西西里岛南岸登陆，杀戮掠夺之后乘船凯旋，回到凯鲁万。据说如果把掠来的物品卖掉，将收入全部分配给参加行动的人，人均会得到100枚第纳尔金币。他们懂得了一件事，基督教世界不仅是能予以杀戮的异教徒聚居之地，还是可以迅速致富之地。

此后，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开始称呼居住在基督教势力范围内的人们为“鲁米”（Rumi），意即“罗马人”。当时的罗马人全是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教徒看来，“鲁米”即基督教徒，即不信真主之徒。

公元705年，也许是前一年的成功令海盗们心情大好，他们再次从凯鲁万出发，突然袭击了叙拉古。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叙拉古一直都是重要城市。西西里成为拜占庭帝国领土之后，叙拉古也一直是其首府，其原因之一就是它防守坚固。只动用1 000人的兵力袭击叙拉古表明，此战并无征服的意图，目的只在骚扰。

事实上，海盗并不攻击防卫坚固的城市，破坏的只是城墙之外广阔的郊区。可见中世纪的海盗也很善于骚扰敌后。烧抢之后再掳走居民，自然使得人人恐惧。周边地区连续受害以后，农耕生产率下降，物产向城市的流通不畅，大城市的脖子就这样一点点地却是扎扎实实地被扼住了。

不过，705年这次袭击叙拉古以后，撒拉森人发动的对西西里岛的进攻像风暴戛然而止一般，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阿拉伯编年史的作者坚信，这一时代伊斯兰势力在安拉的庇护下，不断发动着进攻。他们以生动的笔法逐一记录了这些进攻，流传后世，唯独这15年里一次进攻的记录也没有。我想这是北非伊斯兰势力于710年开始了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西班牙的行动，他们将力量集中于此的缘故。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凯鲁万的大清真寺

肩负扩大“伊斯兰之家”使命、使北非全境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人，与被他们征服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北非原住民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在8世纪时的伊斯兰教中，并没有把感觉上可以称之为“原生”的阿拉伯半岛出身的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变宗教信仰的其他地方的居民同等看待，而是分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以向一般教徒说教《古兰经》为使命的伊玛目（imam，导师）一定是“原伊斯兰教徒”。实际上《古兰经》的语言直到今天都是阿拉伯语。

还有一件事将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区分开来。

“原伊斯兰教徒”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战士”，负有参加战斗扩大“伊斯兰之家”的职责，也拥有把战斗胜利所获得的土地、财产和人员归为己有的权利。说白了，他们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

而“新伊斯兰教徒”没有资格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战斗，也不能参与战利品的分配。伊斯兰战士大约是想让这些“新伊斯兰教徒”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然而，被伊斯兰化的北非居民是罗马帝国时代就不擅长这些工作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他们再也不想默不作声地旁观眼前海盗业的收益了。正好，这段时期大部分伊斯兰战士都集中于征服西班牙的征战之中。

在严酷环境中生存的民族不会繁殖兴旺，往往人口较少。我想，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原生阿拉伯人的悲哀就在于人口稀少。“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的做法也许和战士阶层人数减少的风险不无关系。

最后妥协的似乎是原伊斯兰教徒，也许他们注意到从事海盗业适合于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的共生共荣。

不论是做什么事业，只有在全体参加者认为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才会成功，才会长久。利害一致方能成功，成功方能长久持续。对北非的伊斯兰世界而言，海盗行为这种“幸运之例”，既可以给原伊斯兰教徒带来完成圣战的满足感，又能给在宗教地位上不及他们的新伊斯兰教徒带来迅速到手的财富。

到了公元725年，海盗行为再度开始。这时，即使是打着圣战旗号出海的海盗，也都不再从阿拉伯人充满推广伊斯兰教义之心建设的凯鲁万出发了。由原伊斯兰教徒的地方长官亲自率领的海盗行为也逐渐少见。此后的出发港都是面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多数都是自古以来以海港城市而闻名的港口。较之于离海岸线50公里的内陆地区的凯鲁万，一出家门就是大海的港口城市对出海更为有利。人们从这点可以想象，此后海盗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已经从原伊斯兰教徒转为新伊斯兰教徒了。虽然不清楚始于何时，海盗出海的利益分配也按下面的方法确定下来。

收益的五分之一上缴地方长官，剩余的五分之四由船主、船长和船员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