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到了1941年底。尽管世界上许多地方已经是炮声隆隆，但对于西半球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战争似乎还非常遥远。圣诞节即将到来，人们都在为隆重的节日做着积极的准备。五颜六色的圣诞礼物摆满了商店的橱窗和柜台，酒店和娱乐场所门口已经提前摆上闪闪发光的圣诞树。12月7日这天是周末，在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街，购物的人群更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妇女们兴奋地挑选着最新款的服饰，男人们在围观自己喜爱的物品，孩子们吵闹着要吃刚出烤炉的食物。购物区另一边，年轻的情侣手拉手买下电影票，准备进影院观看《双面佳人》，一睹当红巨星葛丽泰·嘉宝的绝世风采。

13时30分，位于华盛顿宪法大街的美国海军部突然收到太平洋舰队发来的明码紧急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尽管是周末，但日美关系紧张引发的危机，使得很多领导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到单位办公，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此时就坐在办公室里。时已过午，他感到肚子有点饿了。他准备叫人送午餐，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手上拿着那封“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的电报。

“老天，这不可能！”诺克斯惊呼道，“那一定说的是菲律宾！”他一边叫喊着，一边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

罗斯福这天也有没休息。大约上午11时，总统接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随后就与自己最信任的顾问霍普金斯共进午餐。饭后气氛十分悠闲，罗斯福一边吃着一个色味俱佳的苹果，一边兴致勃勃地向霍普金斯介绍自己心爱的集邮册。他原计划下午在他超过100本的手工皮质集邮册上整理、剪切和粘贴——是用剪刀和胶水而不是用鼠标——那些心爱的邮票。他一生中总共收集了120多万张邮票，其中有些来自遥远的国度，如印度、海地和中国香港等，甚至有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盟仅存的20分邮票。整理这些心爱的邮票是总统缓解压力的最好方式。

就在此时，他那宽大写字台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电话里接线员告诉总统，“对不起，海军部打来了紧急电话”。

就在罗斯福拿起电话的时候，旁边的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此时是华盛顿时间1941年12月7日13时47分，他注意到总统的脸色很快沉了下来。电话是诺克斯打过来的，诺克斯报告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海军部刚刚收到夏威夷发来的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罗斯福追问了一句“消息是否准确”，海军部部长说“准确，肯定不会错的”。

罗斯福沉默了片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霍普金斯。

“消息肯定错了，那一定指的是菲律宾。”霍普金斯同样不太相信，但他知道很可能是真的。今天不是愚人节，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把握诺克斯不会如此紧急地给总统打来电话。后来他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假如日本的这一行动属实，那他们就替总统做出了决定”。

罗斯福马上打通了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的电话，史汀生正在附近伍德利庄园的家中吃午饭：“你收到今天日本进攻的消息了吗？”

“是的，他们已经开始进攻泰国和马来亚了。”

“不，我讲的不是这件事。我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进攻夏威夷了，日本飞机现在正在轰炸珍珠港。”

这的确是惊人的消息，放下听筒后，史汀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下子用不着再犹豫不决了，危机已经来临，它将使我国全体人民迅速团结起来投入战争”。——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策划九一八事变开始，史汀生一直要求美国对之采取强硬措施，这一天，他等了整整10年。

12月7日上午，日本驻美使馆里同样是手忙脚乱。野村和来栖已经收到发自东京的第十四部分电文，一等秘书奥村胜藏正在吃力地打字，想整理出一份“最后通牒”前十三个部分的打印稿。因为他不是专职打字员，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打完。上午10时30分，野村再次接到指示，要求他务必在13时之前把照会全文交给美国国务院，最好是当面交给赫尔国务卿。野村急忙向国务卿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在13时会见赫尔，一定要见。电话里野村说：“这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

满头大汗的奥村秘书得到了一个年轻翻译的帮助，但这个翻译也是个业余打字员，估计最多和老酒的水平差不多。尽管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奥村还是蛮有把握在野村与赫尔约定的时间之前把内容全部打出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还是没有完成。野村和来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再过30分钟，他们就要去见赫尔，可照会的第十四部分才刚翻译出来。苦恼的奥村和笨拙的助手还在嘀嘀嗒嗒地忙着打前面十三部分。

奥村好不容易把电文前十三部分的誊清稿打出来，又发现长达11页的电文需要做多处涂改。他觉得把它作为日本正式的官方文件实在不雅，所以改后又重新打印了一份。本来就够紧张的了，不料又收到两条“更正”的电报：一条是改一个字，另一条说漏发了一句话。前者意味着要重打一页，后者就需要重打两页。

时间就这样在焦急中过去，野村不断跑过来请求奥村及其助手加快速度。压力导致速度越来越慢，差错也越来越多。奥村挽起了衬衫袖子，额头淌着大汗，吃力地一下一下敲击着键盘。急得团团转的野村不得不再次通知美方，把会晤时间推迟到13时45分。

这些笨蛋完全忘记了老酒之前一直倡导的“越是重要，越要简单”之重要原则。既然是宣布停止谈判的文书，何必要洋洋洒洒用上5000多字，写上“不谈了”三个字就够了，哪还用得上一群人手忙脚乱，最后还误了事？不听老酒言，吃亏在眼前哪！

野村和来栖已经站在使馆门口的汽车跟前，一边不时地看着手表，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文件。他们同赫尔国务卿会晤的时间——13时45分——快要到了，但文件仍未打印好。过了一会儿，文件终于打印出来了，两人一抓到手，立即钻进车里，轿车全速向着国务院飞奔。

14时05分，紧赶慢赶的野村和来栖终于来到美国国务院，他们要按照外务省的要求呈送赫尔国务卿那“全部十四部分电文”。就在他们走进国务院的同时，赫尔接到了罗斯福总统打来的电话，总统的声调虽然平稳，但话说得很快：

“我已接到了日军攻击珍珠港的报告。”

“这份报告经过核实没有？”

“还没有。”

赫尔自我判断，这份报告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不宣而战是日本人的一贯伎俩，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总统。由于考虑到马上就要会晤日本的两位大使，他建议总统对这份报告再核实一下，“那两个人现在就在外边等着呢”。

罗斯福提醒赫尔要保持冷静，不要提已经知道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要不失礼仪地接见日本大使和特使，然后“客客气气把他们打发走”。

赫尔当然不会知道，在给他打完电话之后，罗斯福总统一个人坐在那里，沉默了足足有18分钟。

当时在赫尔办公室的还有国务院法律顾问哈克洛斯和远东司司长巴兰坦。赫尔对两人说：“总统那里已经收到了一份未经核实的报告，日本人攻击了我们的珍珠港。现在日本人正前来与我会晤，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是知道的，那就是为了拒绝美国11月26日提出的备忘录，也许是前来递交宣战书。我真不想会见他们。”话虽这样说，赫尔还是决定按总统的要求会见两位大使。再说，那个消息还有“百分之一”的失实可能性。

在接待室里的野村和来栖早已是急不可耐，由于来得太匆忙，两人都有点气喘吁吁。野村知道他手里的这份包括全部十四个部分的文件里，还是有几个字打错了。奥村本想再把整份文件再打一遍，但野村等不及了，把电报抓过来就走，他还没来得及把文件再细看一遍。

衣冠楚楚的日本外交官于14时20分被领进了国务卿的办公室。一向文质彬彬的赫尔一反常态，他冷冷的目光透出难以掩饰的愠怒，这使得两位“三郎”不知所措。赫尔没有和他们握手，也未像以往那样客气地给他们让座。

野村和来栖显得有点尴尬，只好傻傻地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还是野村先开了口：“本来我国政府训令我于13时递交这一文件的，可是由于电报的译读工作超过了原来的估计时间，以致推迟到现在才前来拜访，非常抱歉。”说完，野村向赫尔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

赫尔冷冷地质问：“为什么要把递交时间规定为13时？”

野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按照政府的训令行事而已。”

赫尔对野村递交的文件，装出一副匆匆看了一遍的样子——其实文件的内容他早已了然于胸，但表面上他没有任何流露。

赫尔看了两三页的时候就开始发问：“这个文件是根据政府的训令递交的吗？”

野村：“是的。”

看完所有文件，赫尔抬起头直盯着野村，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在过去同你进行的历时9个月的谈判中，从未说过一句谎话，这一点只要查看一下会议记录就会一清二楚。在我50年的公职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份厚颜无耻、充满虚伪和狡辩的文件。”稍作停顿后，赫尔补充道：“到目前为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星球上，竟有如此牵强附会和说出如此多谎言的国家！”

野村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赫尔挥挥手，表示不想再听他的任何话，并轻蔑地抬抬下巴指向门口，示意他们可以走了。野村尴尬地走到赫尔面前说了声“再见”，把手伸了出来，这次国务卿与他们握了手。之后两位大使狼狈地走出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的步伐虽然坚定，但眼里含着泪水，来栖跟在他的身后一言未发，表情肃穆。

两位“三郎”的谦卑与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了美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提交书面文件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袭击了珍珠港。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野村听到赫尔在办公室里用他那田纳西州的山地土话怒骂道：“无赖，该死！”

后来野村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受过的最大侮辱。”

美国人斥责日本对珍珠港是偷袭，是不宣而战，是谋杀。日本人说不是偷袭，是奇袭，是“合法的自卫”。战后在接受审判时，美国检察官问东条：“日本袭击珍珠港是在递送宣战照会之前，这不是战争而是谋杀，你同不同意？”东条回答：“不，我绝不同意，我认为这是在面临挑战时的合法自卫。”至于宣战照会没有在炸弹落下前送达美方，东条说这不过是日本人犯下的“一个诚实的错误”而已。

据联合舰队的参谋回忆，12月8日早晨在接到偷袭珍珠港成功的消息后，山本立即询问：“最后通告该是在攻击开始之前送到的吧。”可是没过多久，美国广播说，“珍珠港遭到了卑鄙的偷袭”。山本认为给美国人的通告肯定是在攻击之前送达的，美国广播拼命谴责说是偷袭，不过是敌人的故意宣传而已。但他还是为此深感不安。

有人说山本直到战死都不知道通知送迟这一事实，老酒对此不能相信。此时离山本战死还有一年半时间，山本战死之前，野村和来栖就已经被交换回国。如此重大的事情可能会隐瞒普通民众，但对此极度关注的山本肯定会知道的。老酒不相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说山本到死都不知道真相的那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他就是第一波攻击的队长渊田美津雄。

周末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赛本赛季的最后一天。在华盛顿的大型橄榄球球场里，27000名观众正在观看主队“红皮肤”队与费城“老鹰”队的决赛，此时主队以20:14领先。就在这关键时刻，球场的广播突然响了，喇叭里传出急促的声音，“请布兰迪将军速回办公室报到”。紧接着，类似的通知连续不断地响起，要求驻菲律宾的相关人员、记者、警察和军官陆续回办公室报到。离开球场的人越来越多，一切预示着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

正在球场里回味上半场球赛精彩场面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爱德华突然被要求速速赶回局里，他需要到办公室去接听三方专线电话。电话一头是他的上司胡佛局长，他此时正在纽约度假，第三方是驻夏威夷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希巴斯。胡佛和爱德华同时听着希巴斯在现场直播，“日军轰炸了珍珠港海军基地”。

15时刚过不久，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音员约翰·迪利开始播报：“现在我们打断一下正常的节目，为广大听众播报一个特殊的公告：日本海军已经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

美国各电台的节目陆续中断播出，用以简短发表夏威夷和菲律宾被空袭的消息。报幕员打断了纽约交响乐团正在芝加哥举行的音乐会，由于过度紧张，他表现失常，接连两次把“演出”说成了“交响乐”。绝大部分人都惊呆了，但恐慌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街上互不相识的人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亲情相互对视，国家灾难超越了个人问题。除了极少数人，1.3亿美国人在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是团结一致，迎接这场被动参与的战争。

在华盛顿，美国海军航行局局长尼米兹海军海军少将正在自己的寓所里安度周末，同他在一起的除了夫人，还有两个女儿和儿媳。午餐之后，他们照例坐下来阅读书报和欣赏音乐。15时，将军打开了收音机，准备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的阿图尔·罗德津斯基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演出。节目刚刚开始就突然中断，广播了一个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的紧急公告。

少将马上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刚穿上大衣，电话铃就响了。助手约翰·谢弗罗斯上校告诉他，海军部让他马上赶过去。走出家门时，尼米兹对夫人说：“只有上帝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此时他绝对不会想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岗位正等着他，他也将因此成为终结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

在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由于刚刚结束了几周的野外训练和演习，一位51岁的陆军准将已疲惫不堪。这么大年纪了还只是个蹩脚的准将——放在中国那就是大校，说是将官都有些勉强，看来这辈子基本又完蛋了。就在他回到家中，准备躺下美美睡一觉的时候，想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他以军人特有的敏感反应从床上忽地跳了起来。接完电话后，准将立即拿起刚刚脱下的军装，边穿边迅速奔向家门，头都不扭地对着妻子大喊道：“不用等我，我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回来了。”

如果将来有时间，我们一起学习欧战，这个准将肯定是主角儿，他的全名叫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没有战争，都已年过半百的尼米兹和艾森豪威尔最终可能连中将都混不上，更不要提五星上将了。战后，老艾不但当了总统，还连任两届。

受感染的不止军人。在圣安东尼奥，为了一点点家庭琐事，一对年轻夫妇正在歇斯底里地争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的战争消息让两个人一下子惊呆了。他们放弃了纠缠，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刹那间和好如初。

在南达科他州的匹兹堡，参议员杰拉尔德——他是无比坚定的孤立主义者——正在出席全美一次大型集会，向在场2500名孤立主义者宣讲美国为什么必须远离战争。一位通信员给他递上了一张纸条，上边写着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这家伙看了纸条后，立即终止了演讲，夹起皮包下台，径直扬长而去。

孤立主义者领袖、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同时在进行一场演说，主题是反对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措施，演说还未完毕，就传来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他的演说同样中途结束。后来美国的史学家一般以奈伊的这次演说作为美国参战前孤立主义者的最后一次表演。

同样在华盛顿，孤立主义的倡导者、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温伯格正在卧室里忙着从报纸上剪辑有关他提议让美国远离战争的报道，以此来鼓舞自己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争。这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他立即拿起话筒，拨通了白宫的号码，温伯格告诉总统，“从现在开始，我坚决赞成美国立即尽快地投入战争”。

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像飓风一般迅速传播开来。随后几个小时，白宫的电话交换台忙得不可开交。一众国会议员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纷纷打来电话，坚决支持罗斯福总统立即发起对日本人的战争。

大街上到处都是簇拥的人群，没有慌乱，也不喧闹，只是静静地走来走去。互不相识的人们说着话，现场明显可以感受到万众一心的气氛。一位女士后来回忆，当得知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不知道为了什么，自己的双腿本能地拖着她走向白宫，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总统。尽管路程很远，途中她一直都没停下来，也一点都没有感觉累。

15时，罗斯福和高级军事顾问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商讨对策的同时发布了一系列紧急命令。总统下令美国各军事基地、军工厂、主要桥梁都成为重点保护目标，还特地嘱咐司法部要保护好日本大使馆和各地的领事馆。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围捕蓄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日本侨民，所有的私人飞机被勒令停飞，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禁止发报，新闻检查制度也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来。

美国国内外所有武装军队全部按要求进入紧急状态。尽管此时美国的正规陆军部队保持了和平时期的21万人，加上即将服役的有近50万人，但训练不足，装备低劣。在最近的演习中，许多士兵使用的是假来复枪，很多人已经习惯投掷鸡蛋而不是手雷，平时炮火训练使用的也是木制的加农炮，进驻华盛顿关键区域的官兵头顶上戴的还是“一战”时用剩的钢盔。

在日本人最可能入侵的西海岸，高射炮连正在匆忙进入好莱坞山、长滩和西雅图的阵地。波音和道格拉斯两家大型飞机制造厂眼下成了敌人轰炸机最可能偷袭的目标，因此被列为为重点保护对象。手持铁叉、肩扛猎枪的农民在荒凉的普吉特海滩上巡逻，准备随时粉碎那些登陆的日本人。有一位警察报告说，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正在侦察圣何塞以西的沿海，于是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全部拉响了防空警报。负责西部地区防务的威廉·瑞安将军信誓旦旦地说，“可以断定，这架飞机是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但是，“他们被我们勇敢的战斗机给吓跑了”。

战争的突然来临给美国民众心理上造成了极度恐慌。陆军部担心日本人用航空母舰攻击巴拿马运河的水闸，或者加利福尼亚沿海的飞机制造厂。一名紧张过度的政府官员不停地给白宫打电话，强烈要求政府不要在西海岸组织防御，因为日本人很快就会登陆。一旦他们踏上美国的国土，我们肯定是守不住的，要尽快往后退在洛基山一线构筑防御阵线。在马萨诸塞州很多地方，一些民兵开始给猎枪上油，民众也开始储存食物。这些普通民众当然不会明白，日本连登陆珍珠港的兵力都远远不够，更别说在美国西海岸登陆了。

很多人担心罗斯福总统的安全。总统保镖队长雷利接到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打来的电话，“尽快把总统随行的联邦特工人员增加两倍”。雷利刚刚放下电话10秒钟，铃声又响了，还是刚才的摩根索，“刚才我说错了，你给我听着，不是2倍，是4倍，我再次强调是4倍”。摩根索特别交代，雷利和他的队员都要配备上机枪。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都是严峻的面孔。白宫的护栏内外布满了宪兵和岗哨。由于人员不足，白宫警察得到了首都警察的增援。特工人员将闲杂人等赶离附近的公共场所，连白宫的屋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

为了预防白宫在遭到袭击后能够尽快得到增援，陆军部下令工兵部队将许多推土机和大型机械设备运送到白宫附近，发动机要一直处于启动状态，以备在遭到空袭时能够尽快救援。听说日本人的细菌武器相当厉害，大家给罗斯福总统的轮椅上也挂上了防毒面具。罗斯福拒绝了军方提出的把白宫涂成黑色的建议，那不成黑宫了吗？——军方担心白宫的颜色在晚上会成为日本舰载机的进攻目标。不过罗斯福还是接受了在晚上实施灯火管制的建议，很快，白宫的60间房子和20间浴室都挂上了厚厚的窗帘。

虽然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层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空袭和入侵不大可能发生，但夜间灯火管制和防毒面具的分配仍在进行。财政部长摩根索甚至向总统呼吁，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布置陆军坦克装甲部队，他的这一蹩脚建议没有被罗斯福采纳。

特工处还和摩根索一道，将财政部的一个地下金库改为防空洞，以便在日军空袭时让罗斯福进去避难。哭笑不得的罗斯福为此发了怒。“亨利，”他对摩根索说，“我是不会进你那个防空洞的，除非你允许我用里边的黄金来玩扑克。”——总统说话真是幽默呀！

此前不久，美国的一些观察家在看到一船船废钢铁、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运往日本时曾经做出预言，将来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变成日本人的炸弹从美国人的头上落下来。现在事实证明，这些预言无比正确。阿肯色州的《新闻报》用这样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美国人的愤怒：“现在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最对不起我们的顾客。”他们被自己养的狗咬伤了手。

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决心保护曼哈顿“免遭珍珠港式的突然袭击”，他发表讲话进行民防大动员。警察局将日本人和其他轴心国的人集中在一起，用渡船送到港口对岸的埃利斯岛上看管起来。在时代广场图片新闻橱窗的前面，身着制服的水兵在慷慨激昂地向围上来的听众发表讲演：“不要害怕日本人，我们很快就会打败他们的。”他们的话显然没有几个人相信。

在12月4日驶离纽约的一艘货船上，一名代号为“三轮车”的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听到船长哭丧着脸宣告珍珠港遭到攻击时十分得意。早在秋天，他就曾把一份有关日本人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尽管胡佛局长因为他的糜烂生活耻于接见他，那份情报是他从德国人那儿弄到的。波波夫认为，美国人肯定已经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做好了一切防范措施，日本人肯定在偷袭中吃了大亏。他自豪地在日记里写道：“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消息。我难以用言语消除旅客的紧张情绪，但我相信美国舰队肯定已经赢得了对日本人的伟大胜利，我为我能够在4个月前就给美国人发去警报而感到非常、非常地骄傲。日本人肯定会受到迎头痛击！我在甲板上踱步。不，不是踱步，而是欢快地在跑动。”可笑的是，波波夫还不知道取得“伟大”胜利的恰恰是日本人。

一个密码破译专家在得到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后气愤地在自己家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自言自语：“他们早就知道的，他们早就知道的，他们早就知道的啊！”他说的他们，当然是指那些高层人士。这个密码专家就是“魔术”系统破译者威廉·弗里德曼中校。

大约18时40分，罗斯福打电话给摩根索，说要在晚上8时30分召开内阁会议。摩根索向总统报告说，“我们今晚就派人接管所有日本银行及商业公司，禁止日本人再进去”。

“很好。”罗斯福回答道。

朦胧的月色笼罩着白宫，1000多名民众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然后穿过拉菲特帕克街，观看众多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陆续走进白宫。人群中有人开始唱歌，随后有更多的声音加入进来，最后所有人都在引吭高歌。歌声在白宫四周经久不息，他们唱的是《上帝保佑美利坚》和《星条旗永不落》。

20时30分，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临时紧急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中，只有霍普金斯不是内阁成员。内阁成员在罗斯福的办公桌前围坐成半圆形。面色苍白的诺克斯对史汀生耳语道，“我们已经损失了7艘战舰，还损失了很多架飞机。天哪，它们很多是还没有飞起来就被击毁在地面上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后来回忆道：“总统显然深为震惊，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严肃过。”

对内阁会议记得最清楚的是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她是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以及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克乘坐同一架飞机刚刚从纽约赶回来的。三个人在飞机上尚不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事，还是她的司机到华盛顿机场接她时才告诉他们的。“那绝对不可能。”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椭圆形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总统坐在办公桌前，三个人走进去时他都没注意，而是专注地看着桌上的发言稿。大约21时，大家纷纷就座。珀金斯惊讶于总统在此之前未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他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她在录音采访中回忆，“他严肃极了，脸和嘴唇下垂，郁郁寡欢，他往日白里透红的脸色现在已经不见了，而是一副古怪、沉重、灰暗和扭曲的表情，”她肯定地说，“罗斯福总统的脸一直没有松弛过，哪怕是一分钟都没有。”

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先是叙述了当天发生的一系列可怕事件和之前同日本人举行的徒劳无功的谈判。最后他说：“这是自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内阁会议。明天我将在国会发表演讲，请诸位就演讲的内容提出意见。”珀金斯在本子上写道：“我明显意识到，海军遭到了出其不意的袭击，仅仅这一点就够总统难受的了。”

对于已经草拟好的总统讲话，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非常有力，只是其中没有谈到日本“过去几十年里在国际社会犯下的斑斑劣迹，而且丝毫没有联系到德国”。赫尔也主张最好能够提一下德国，毕竟今后德国才是最强大的敌人。他同时提议总统发表一篇详尽的演讲，阐明美国和日本的历史关系。但总统不同意，他说：“美国人不需要上历史课，需要的是事实的要点。短一些更加有力，可以保证人人都会看。”看来老罗才真正领会并践行了老酒一直提倡的“越是重要，越是简单”之永恒真理。

罗斯福的讲话只有500字。虽然这个演讲缺乏丘吉尔“雄辩的咄咄逼人”和希特勒“歇斯底里的高谈阔论”，但是撰稿人罗伯特·舍伍德后来评论道，“它代表了罗斯福简练与直截了当的风格”。

罗斯福指出，日本发动的袭击是背信弃义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这个懦弱的敌人。他对讲话稿关键的第一行做了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动，原稿是“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天”，最后改为“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霍普金斯对这个演讲的唯一补充是加上了宣战之前的“愿上帝保佑我们”的那一段话！接着，罗斯福又对三个地方做了微小的改动，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整理了最后的稿件。

内阁会议持续了大约45分钟。会议刚刚结束，一大群众参两院的首脑人物就走了进来。其中包括多数派领袖巴克利，共和党领袖麦克纳利，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汤姆·康纳利，军事委员会主任沃斯汀以及参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等。

罗斯福向众人提出，他将于第二天中午12时30分在国会发表演讲，请求众参两院批准美国对日本的战争。

虽然由于明显的理由，当时还没有美国舰艇和飞机的详细损失数目，但之前所公布的消息足以说明，美国在珍珠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这对美国人的自尊心是严重的打击。那个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自己的矮小的黄种人国家，竟然敢对强大的美国动手，简直“叔可忍，婶不可忍”。马上有人提问：“日本人的损失如何？”

“这个问题目前暂时难以回答。我们估计打下了敌人的几架飞机，还有几艘潜艇，不过我们的损失要大得多。”罗斯福模棱两可地回答。

康纳利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跳起来敲着桌子厉声责问：“地狱已经着火，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总统先生，他们是怎么趁我们不备发起攻击的？”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很快弄清楚它。”罗斯福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看罗斯福祭起了太极神功，康纳利马上把矛头对准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尊敬的部长先生，之前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还不等诺克斯开口，康纳利就开始了连珠炮般的质问：“上个月，你不是吹嘘我们能在两个月内吃掉日本吗？你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日本人休想动我们一根汗毛吗？你是不是想告诉大家，你是一位出色、能干的海军部部长呢？”

诺克斯表情尴尬，哑口无言。

康纳斯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你为什么让那么多的军舰都挤在珍珠港里？你为什么要在入口处安上木头链子，让我们的军舰在危急关头出不来？”

“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军舰不被敌人的潜艇偷袭。”诺克斯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想到过空袭吗？”

“没有。”

“我们的部队处于警戒状态了吗？你不知道我们正在和日本谈判，谈判已经濒临破裂了吗？我们的巡逻机都到哪里去了？美国的舰队怎么会如此地睡在梦里？”

诺克斯满头都是汗水。

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昨天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已明确就珍珠港事件对诺克斯进行了“不指名的谴责”。康纳利对此未做评论，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遭到袭击时，美国的飞机和巡逻艇都到哪儿去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幅标题就叫：“部长先生，为什么？为什么？”

的确如此，副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心里难受得慌，火奴鲁鲁岛的海军在换防的时候竟然睡着了，我真是要气疯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他们一辈子都在为那重大的时刻准备着——然而在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们却睡着了！”

稍后当这些职位显赫的人物陆陆续续走出白宫大门时，门口仍然聚满了等待最新消息的记者。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采访，这些人鱼贯而出，冲开人群后扬长而去。

罗斯福坚信，尽管过程会很艰难，但最后的胜利无疑将属于美国。当天晚上，他的长子、海军陆战队詹姆斯上尉看到父亲在翻看心爱的集邮本，“他的脸上毫无表情，非常沉着、平静”。罗斯福夫人也发现，她的丈夫很久以来从未像现在这么宁静。她暗自思忖：“既然木已成舟，心里也就定了”，未来要对付的已是“比较明显的挑战，不像过去那样长久地觉得前途难卜，不易决断了”。

在陆军部和海军部，头一天还很少见到有人穿军服，而今天凡是有军服的人全都自豪地穿上了。全首都的裁缝都在忙着，为那些以前在特殊需要时才向朋友借军服穿的军官赶制军服。流行歌曲的作曲家和发行人也都忙碌起来，赶着创作像“日本人你是个傻瓜”这样的爱国歌曲供公众歌唱。拂晓时分，音乐家马克斯·莱纳写好了一首颇具思想性的歌曲，“太阳将很快在日升国落下”。

对珍珠港事件心里暗暗高兴的是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比罗斯福总统大了15岁的史汀生，是铁杆的对日强硬派分子。资历很深的史汀生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是塔夫脱总统政府陆军部部长，罗斯福是之后很多年才担任的海军部部长助理。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强烈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大力支援中国，但他的意见被当时软弱的胡佛总统否决，最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才发表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所谓“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公告。这一回虽然损失大了一点，但这一天毕竟还是来了。史汀生感到有些庆幸，还源于一个不能言明的原因。珍珠港损失最大的是海军，陆军尽管也被打得灰头土脸，但比较起来还算没有伤筋动骨。目前大家的矛头都对着海军，他现在有点同情他那可怜的诺老弟了。

第二天一大早，刚到办公室的史汀生就叫来了副官哈里森少校，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去看看诺克斯。”随后，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天桥来到了海军部大楼，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惊慌。在诺克斯办公室的外间，一个将军朝一个方向踱步，另一位将军朝相反的方向踱步，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诺克斯的副官悲伤地对哈里森少校说：“天哪，美国人民会怎样去看我们海军呢！”

后来史汀生在日记里写，他第一时间去看望诺克斯，“只是要表明，海军落井，我不会下石。我借口有份文件要他签署，但他对我的走访非常感激”。史汀生私下对金梅尔上将的疏忽大意和效能低下非常不满，认为他应对珍珠港的劫难负主要责任。

12月8日中午，美国国会大厦人声鼎沸。在挤得满满的旁听席里，端坐着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安娜·埃莉诺女士，她“感触很深”地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曾如何为她的丈夫和兄弟担忧。现在她已经有了4个已到从军年龄的儿子——现在扶着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海军上尉，今后我们还会在战斗中提到他。坐在她旁边的是罗斯福总统的特邀嘉宾埃伦·路易丝·亚克森女士，她的丈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带领美国人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请她来与自己的夫人坐在一起，谁都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敲槌请场内肃静，接着高声喊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12时29分，美国总统罗斯福身穿深蓝色海军斗篷，在儿子詹姆斯上尉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进国会大厦。罗斯福没有像以往那样坐在轮椅上，他的双腿依靠10磅重的钢架，终于站立在讲台上。他的演说将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这一时刻将创下美国收听广播人数的新纪录，共有6000万美国人在这一时刻同时打开了收音机。罗斯福的眼睛在大厅里环视片刻，他看到了内阁成员、议员、大法官和各国的外交使节，他有意放慢声调，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说，这是一个政治家最为风光的时刻！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年12月7日——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有预谋的进攻。之前美国和日本是和平相处的，并在根据日本的请求同它的政府与天皇进行会谈，以期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历史将会证明，夏威夷距离日本如此遥远，表明这次进攻是经过许多天或甚至许多个星期所精心策划的。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蓄意以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维护和平的愿望来欺骗美国。

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檀香山）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日军的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军队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人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已不言自明。美国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了我们的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不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毋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相信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必将会让我们取得胜利！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请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无端、卑鄙的袭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的讲话虽然只有短短的27句，却足足讲了近7分钟，因为多次被掌声打断。讲话结束后，雷鸣般的掌声再次长时间响起，欢呼声和口哨声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罗斯福执政9年的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诸多要求中最不会引起争议的一项。

罗斯福举手向大家致意，重又扶着儿子的手臂走下讲台。自担任总统以来，罗斯福是第一次代表全体美国人民讲话。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共同发出一个愤怒的声音，党派已被忘却，至少暂时搁置一边，美国已经进入全面战争。

连一个小时都不到，也没有经过任何辩论，参议院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同时批准美国对日本宣战！

谁能想到，3个多月前的8月，相对温和的《征兵法案》经过数周的辩论才惊险地以1票的多数获得通过。然而现在，一个小时之内一致通过了更加凶狠的宣战决议。1.3亿美国人原来是争吵不休、变化不定、意见分歧的，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渴望战争的愤怒集体。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珍珠港，“勿忘珍珠港”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12月8日也就此成为美国“活在耻辱中的一天”。

日本人用一通炸弹炸醒了美国人，用史汀生的话就是，“自我束缚的巨人得到了自由”，更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得到了行动的自由。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由于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所有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了。我的第一感觉是得救了，优柔寡断就此完结了。危机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方式到来了。事到如今，国民的团结用不着担心了。过去在不爱国的人民中表现出来的冷淡和分裂状态令人非常担忧，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罗斯福的老对手、共和党领袖麦克纳里首先冲上前，紧紧握住了罗斯福的手：“总统阁下，从现在起，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假期。在这个假期里，我们在政治上的敌意消失了。我们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的荣誉与尊严！”

据说战后在美国，一些愚蠢的共和党人经常拿这样的话题去攻击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总是民主党掌权的时候把美国推入战争。”民主党人会立即回敬对方说：“珍珠港遭到了攻击，如果是共和党掌权，难道就不打了吗？”质问的人就立即闭上了鸟嘴。

来自蒙大拿州的议员惠勒原本是铁杆的孤立主义者，此时他的嗓门最高最亮：“我们现在能做的最有利的事情就是，把日本人尽快完全彻底地消灭掉！”

参议员亚瑟·范登伯格振臂高呼：“我们对敌人的回应——既然你已经宝剑出鞘，你就必将死于此剑之下！”

头一天匆匆结束了演讲之后，奈伊起初还以为“消息不太靠谱，肯定是英国的阴谋，是丘吉尔要把美国拖进战争泥潭精心策划的阴谋”。现在看来消息确实了，他也开始义无反顾地同其他参议员一起高举双手支持美国对日本开战。

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众议院的表决中竟然还有一票反对。老酒历来有寻找第一或唯一的情结，对于这个“1”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还好最后也找到了——她就是蒙大拿州女权与和平主义者珍妮特·兰金女士。这位倔大姐可不是一般人，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议员，她的塑像也与其他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著名人物一起并立在国会大厦的雕像大厅。珍妮特一生都在为提高妇女儿童的地位而奋斗，她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男人和女人就像左手和右手，没有道理不同时使用”。1917年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决中，珍妮特就投下了反对票，不过那时候她的身边还有48个盟友。这一次，她老人家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两次都是一样的结果，反对无效，珍妮特也均在第二年就失去了议员的资格。

当珍妮特投下否决票时，国会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嘘声，她的这一票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一出会场，她预料之中地马上遭到众多新闻记者的围追堵截，失落的她不得不躲进电话亭逃避提问。当时民众对她投反对票十分愤怒，当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很多气愤的人尾随而至，警察局不得不派出警察对她进行保护。她的选区民众发电报告诉她，“百分之百的蒙大拿人都反对你”。

说100%肯定不对，珍妮特一票赞成就能将100变成百分号前的好多个9。其实在12月10日的民意调查中，反对对日宣战的人仍然有2%。珍妮特在投票时已经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她私下里告诉自己的闺密：“我虽然失去了一切，但我还是我自己。”20多年后，1966年，在反对美国与越南战争的华盛顿大游行上，86岁的珍妮特大姐再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并一直反对到93岁去世，佩服啊！

12月8日下午4时10分，在一阵阵闪光灯的闪烁之中，罗斯福总统佩戴哀悼死难将士的黑袖章，在美国对日宣战书上签字。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之后罗斯福竟然遗失了自己的演讲稿。这份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讲稿失踪了整整43年。显然，总统把演讲稿落在了他发表演说的众议院会议室里，而不是由格雷斯·塔利秘书带回白宫保存。一名参议院的书记员保存了这份演讲稿，在稿子反面写上“1941年12月8日，联席会议上宣读”一行字，很负责任地将它归档。1984年3月，美国一名档案工作者在参议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珍贵的讲稿。它至今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老酒看过影印件。

12月9日晚上，罗斯福总统再次向全国发表了题为“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罗斯福着重强调法西斯匪徒的背信弃义，以及惯用偷袭的方式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和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采取的办法都极其类似。罗斯福历数了他们之前犯下的诸多罪状：1931年日本侵犯中国东北，未加警告；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未加警告；1938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未加警告；1939年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未加警告；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未加警告；1940年，希特勒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未加警告；1940年，意大利先后进攻法国和希腊，未加警告；就在今年，轴心国先后入侵南斯拉夫、苏联，同样未加警告；就在几天前，日本进攻了马来亚、泰国、菲律宾、香港和美国，依然是未加警告。

罗斯福指出：“日本人在太平洋发动了可耻的突然袭击，十年来国际上的不道德行为从而达到了顶点。手握权柄而又狡诈的匪徒已经勾结起来向全人类宣战了。直到现在，传来的还都是些坏消息。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我们要共同分担失败的悲哀，明天我们还将分享胜利的喜悦。”最后他说：“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与那些盗贼打一场持久战。除完全彻底的胜利之外，美国不会接受其他任何结局。不仅要清算日本人这种可耻的背信弃义，还要干净、彻底地清除国际上所有残暴行为的根源。”

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许多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合伙花钱在报纸上表态，或者向白宫发电报，明确表示他们仍将忠于美国。可是这远远不足以制止人们砸破他们商店的橱窗，也不足以制止“爱国的”美国公民联合抵制日本人的商店和一切日货。纽约的一些愤怒者直接把商店里写有“日本制造”的商品全给砸了，还把那些砸烂的商品堆放在大街上让路人参观。在西伯托马克公园，1912年东京市民送给美国象征和平友谊的4棵樱桃树，也被愤怒的市民用斧头砍倒。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东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就开始了对普通美国籍日本侨民的清理。正在正常履行职务的日裔律师、医生等被毫无征兆地吊销了执照，原本以捕鱼为生的日裔侨民被禁止出海，保险公司莫名其妙地注销了日裔人士的保单。在公共汽车上，日裔被禁止在座位上就座。在邮政局排队购买邮票的队伍中，如果哪个日裔侨民排在了队伍的前头，他就会在“滚到后面去，日本鬼子”的训斥声中乖乖就范。加油站不肯给日本人的汽车加油，送牛奶的工人拒绝给日裔侨民继续服务，连公共厕所门前都贴出了“日本鬼子禁止入内”的告示。

与公开憎恨日本人相呼应，美国人把他们的冷幽默也用在对日本侨民的恐吓上。理发店窗子上挂的牌子公然写道：“日本鬼子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本店概不负责。”新泽西州的一个农场主雇用了5个日本人，虽然这5个人都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第二代日本人，但是当地的治保委员会还是把这个农场主的谷仓付之一炬，并威胁说，如果继续雇用日本人，就把他最小的儿子干掉，恐怖啊！

1942年2月1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两个多月后，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九千零六十六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在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者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就是专门给日裔侨民划定的聚居区。按照这个命令，在美国居住的11万日裔侨民——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都必须到政府划定的定居点生活。他们的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一律被没收，并且无条件剥夺上诉和抗议的权利。在接到迁徙命令后，这些日裔侨民只有48小时可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只准携带68公斤重的个人物品到新的定居点去，剃刀和酒都要充公。每个人和每件行李都有一个标签，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名字，而是以一个号码来称呼。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接受无须提前告知的突然检查。

全美新闻媒体都义愤填膺。《纽约先驱论坛报》宣布，“战斗打响了”。《洛杉矶时报》说，日本人的突然袭击是“像疯狗一样的行径”。很多报纸都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棕榈海滩邮报》称，“如果我们之前没能忘掉分歧，我们现在就会忘掉分歧”。《芝加哥太阳报》说，“国家就是团结一体，否则什么都不是”。《旧金山纪事报》说：“政治偃旗息鼓，无论是各党派、团体还是经济集团之间的博弈。从现在起，美国就是一个军队，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其中的一个士兵，团结一心，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胜利。”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封信件飞往白宫。全国48个州有36个州长发来了支持信。新墨西哥州州长约翰·迈尔斯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这里是勇敢骑兵的故乡，你完全可以依靠我们。”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夫·兰德勒是1936年罗斯福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他也向总统写来了宣誓信：“有任何能够用到我的地方，请您尽管对我下令。”几十个城市的市长写来了同样内容的信件，其中有旧金山、亚特兰大、新奥尔良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明尼苏达州只有7000人的小城镇阿诺卡。社会团体也不甘落后，从蒙大拿的印第安人到黑人团体，纷纷来电表示支持战争，一封来电的落款竟然是赫赫有名的“三K党”。工会领袖呼吁，在这一特殊时期，所有工会组织都不准举行罢工，等打败了日本人再罢，真没事干，参军打仗去。民众也写来了信件，华盛顿一位出租车司机刚刚还清买车的钱，他提出为政府成员提供免费出车服务。一些女士的信件中提出，愿意为战争贡献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艾弗·奥利维尔的4岁男孩儿说：“我想把每一个小日本都踢进太平洋的中心，然后看着他们沉底。”

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除了愤怒，还有行动，它激发了美国人积极参军，投身战场的爱国热情。陆海军及民防指挥部的各个报名站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为了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对日本乃至轴心国的作战，美国在全国各地开设了6175个征兵站，总计共有16316908人登记报名参军。来到征兵站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普通的工厂职工、农民、学生、运动员，甚至出现了大学教授、影星和歌唱家。连洛克菲勒和福特家族成员也加入了参军报名队伍。罗斯福、尼米兹、英格索尔、金梅尔、哈尔西等人物都有儿子在军队服役，当中不少人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底特律一个征兵站，有儿子、孙子一道参加海军。报名人中当然包括后来随着“朱诺”号巡洋舰一起殉国的沙利文五兄弟。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征兵站，一位应征男子扬言，“我要手刃了那帮小日本”。另一位炼钢工人也说，“我们会把日本人打得满地找牙”。华盛顿的参军队伍中还出现了一位81岁的老人，他就是早已退役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将军普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从疗养院赶来，强烈要求重新服役去打击可恶的日本人——估计真发把枪，他都不一定能背得动。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甩掉讲义，毅然来到了征兵站，他幸运地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二等兵——看来老酒自诩海军预备役中尉，还是有点好高骛远了。“一战”时期的英雄、老兵阿尔文警官就没那么幸运，因为年龄太大，他最终落选。为了安慰这位老兵，田纳西州分特雷斯地区特地让他做了一个征兵点的负责人，以示敬意。

仅仅十几天，美国的铁路就向前线运送了60万人的兵力。火车站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士兵，陆军绿、空军蓝和海军白共同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一开始的登记年龄限定在21岁至35岁，到了战争后期，由于所需兵员急剧膨胀，这一年龄逐渐放宽。在1942年4月27日的第四次征兵登记中，罗斯福总统也领到了一张征兵卡，它一直保存在总统的皮夹里，伴随他去世。到战争结束时，平均每11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现役军人。

有人欢喜有人悲。1941年12月8日清晨，从各个方向传向东京大本营的，无一例外都是好消息。首先发来消息的是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8日4时我军在马来亚和泰国奇袭登陆成功”，菲律宾和夏威夷方面也先后传回了捷报。

东京时间清晨6时，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部长大平和海军报道部的田代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共同发布了以下消息：

大本营陆海军部公告（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早晨六时）：

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

上述新闻的发布仅仅用了3分钟。

日本国民是从东京电台首次得知国家已经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的。7时，在早晨的新闻简讯中，播音员宫野守男首先播报了如下重要消息：“帝国统帅部12月8日早上6时联合宣布，帝国陆海军今天黎明时在太平洋开始同美军和英军交战。”

随后电台在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声中，反复播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日本已经发动了战争，但还没有宣布战争。在日出前一小时仓促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岛田繁太郎平静地报告了珍珠港的战果。同时提醒各位大臣，前线传回的消息很可能言过其实，不可全信。会上匆匆草拟了宣战诏书。

曾经反对开战的内大臣木户幸一驱车进宫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因为战争已经来临，木户一直心神不宁，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衷心希望日本能够取得胜利。7时30分，当木户从东条、杉山、永野那里得到突然袭击“檀香山”取得巨大成功的喜讯时，木户深感神助之恩惠。

这一天，东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上午11时，大本营发布了第二号新闻公告：“帝国海军于今天凌晨对夏威夷方面的美国舰队和空军断然进行了猛烈的大规模空袭。”

11时40分，裕仁公布宣战诏书：“朕今决定向美国及英国宣战。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蹶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信倚尔等之忠诚勇武，恢复发扬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随后，东京广播电台开始播放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

东京电台广播了裕仁的宣战诏书之后，东条以“恭奉大诏”为题向全体国民发表广播演说。他首先强调，“确保东亚安定，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是帝国既定的国策”。继而号召全体国民竭尽全力打败西方列强，指出“凡胜利之要诀，在于坚持必胜的信念。我们到今天为止，在过去的战争中尚不知道失败为何物，胜利永远在皇威之下”，并要求一亿国民奋起作战，“为了消灭敌人，为了建立稳定的大东亚共荣圈，全国上下必须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电台里接着播放军歌《到大海去》：

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

同日20时45分，大本营海军部再一次发表公报：

本月8日晨，帝国海军部队空袭了美军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现初步判明战果如下：

击沉战列舰2艘，重创战列舰2艘和巡洋舰约4艘，另击落击毁敌机多架。

我方飞机损失轻微。

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术的细节并不关心，唯一的反应就是欢呼雀跃。东京一个男子回忆，他的父亲当时开了一家修理店，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都在等着修理手中的收音机，因为政府很快会发布更多的胜利消息。他此前从来没见过父亲接过那么多的活，那以后再也没见到过。

满大街都是欢呼的人群，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也都在相互问候、道贺。在皇宫外的二重桥广场上，很多人跪在地上向着皇宫叩拜，感谢裕仁对国家的神圣领导。大街上腰挂铃铛的卖报人挟着“号外”在东奔西跑，铃声之响在皇宫东侧三楼的接待室里都能听见。大政翼赞会中央协会议员1000多人也来到宫城游行。在之前的会议上，他们一致决议要“奉”裕仁的“大御心”降服敌国，在游行队伍中间扯起了巨型横幅，上书：“前进！一亿个火球！”

《每日新闻》头版的标题是，“珍珠港作战杰出地拉开了美英毁灭的序幕”。

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国民开始纷纷向陆海军捐款，尤其是表现英勇的海军。开战刚刚两天，海军省收到的捐款就高达15913981日元。18日，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详细战果公布之后，当天海军省就收到3407171日元捐款。朝日新闻社平均每天收到的军用飞机捐款就达到100万～200万日元，而当时的物价是10支装的香烟才0.15元一包。

别说是普通民众，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珍珠港的魔咒。日本20世纪著名诗人，已经59岁的斋藤茂吉说：“我年迈的热血正在焕发青春——我们袭击了珍珠港。”

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候那样让人称道。”

31岁的汉学家竹内好表示：“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的口号后边，我们一直在欺负弱者。现在才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其实并不畏惧强权，让我们一同为这场艰难的战争而战斗吧。”

贺屋兴宣大藏大臣担心的股市崩盘也没有出现。一开始股市倒真下跌了，但随着日军全线告捷的消息不断传来，股市逐渐开始回升并恢复正常。

参谋本部的《秘密战争日志》这样写道：“值此度过战争第一日之际，无论作战的奇袭或全国国民斗志之高昂，均证明战争的发起是理想的、成功的，战争指导班的感激之情一言难尽。不过，将如何求得战争的结局，却是这场战争的最大难题，只有达到神人如一之境者，方能完此重任。”

当晚，东京所有影剧院都取消了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播放东条当天早些时候录制的讲话，以前日本人喜欢看的诸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美国电影均已勒令停播。东条的嗓音毫无特点，他像一个二流舞台剧演员一样朗诵《响应大日本帝国的召唤》：

我们卓越的帝国陆海军正在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战争。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维持东亚的和平。政府在过去尝试了一切可以使日美关系正常化的手段，但是美国一意孤行，拒绝做出任何让步。非但如此，他们还加强了与英国、中国、荷兰和菲律宾的关系，要求日本单方面做出让步，包括无条件全部从中国撤军，抛弃南京政府（即汪精卫），废除与德国、意大利的三国条约。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仍然竭力坚持寻求和平方案，但是美国至今仍然拒绝重新考虑其立场。

假如大日本帝国屈服，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那么日本不仅将会颜面扫地，无法完成“中国事变”开创的伟大事业，而且自身的生存也会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必须奋力反击，我们只要拥有忠诚和爱国的伟大精神，就能在与英美的作战中表现英勇而毫不畏惧。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卫”！

1942年新年元旦，劫难之后的珍珠港举行了一次追思弥撒。每个死难者的坟前都放置着一束鲜花，所有的参与者都佩戴花环，以纪念死难战友的在天之灵，一排排神情严肃的士兵对空鸣放三枪。随后，六名夏威夷少女唱起了歌曲《珍重，再见》。一片肃穆之中，太平洋舰队牧师威廉·麦奎尔的声音越发清晰坚定：“我们不是以悲哀的心情来埋葬死者。他们死时是大丈夫，入土时也是大丈夫。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这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心声。

就在南云踌躇再三，最终决定放弃第三波攻击的差不多时间，在英国伦敦，丘吉尔首相正在乡间别墅契克斯庄园与两位尊贵的客人共度周末，他们是美国特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大使约翰·怀南特。此前，老丘已经得到日军进攻暹罗和马来亚的消息，准备就此事与美国特使和大使进行磋商。他们一起听着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没完没了地报告其他地方的战况，可就是没有提及大家最关心的远东。这时候，让丘吉尔最为高兴的消息突然毫无征兆地传来，“日军进攻了夏威夷”。两个美国人一下子从椅子里挺直了腰。

沉默片刻，丘吉尔起身准备去办公室。怀南特想当然地认为丘吉尔是去向日本宣战，因为不久前他答应过，一旦日本人打美国，英国会“立刻”宣战。“我的天，”怀南特说，“您不能这么简单地就宣战吧！让我给总统打个电话问问究竟事实如何再说吧。”

通往华盛顿的电话很快接通了，怀南特大使对罗斯福说：“我有个朋友想和您说话，您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丘吉尔接过了话筒：“总统先生，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发起了攻击？”

“是的，首相先生。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

“他们之前已经向泰国和马来亚发起了进攻，这实际上使事情简单化了，愿上帝保佑你。”

丘吉尔心中一阵狂喜，他激动得差点流下了眼泪。这眼泪当然不是为了珍珠港那些受到突袭和杀戮的美国水兵而流，而是为了大英帝国得到了最强有力的盟友。为了尽快把美国拖进战争，丘吉尔可谓煞费苦心，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搞到了一个《租借法》。现在可好，那些“可爱”的日本人帮他把一切都搞定了，而且是这样一种让美国人最疼的方法。丘吉尔感觉自己快乐得就要飘起来了，他想起了30多年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美国就像个巨大的熔炉，“一经在它的下边烧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能量”。

12月8日15时，丘吉尔在下院正式宣布英国对日本宣战，比美国的宣战早了两个小时——也不能算猴急，日军对英属马来亚的攻击也比珍珠港要早近两个小时。

“好了，我们总算赢了，”丘吉尔告诉自己，“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对于我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说错了。我不能预言事件的进程，也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经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注定将被碾成齑粉。大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了美利坚，我们将勠力同心，生死与共。”——请注意，丘吉尔在日记里并没有提到他一直看不起的中国。那天晚上，之前殚精竭虑的丘吉尔“躺在床上，怀着解救和感恩之情安然入眠”，那一觉睡得真香啊！

12月9日上午，丘吉尔向英国战时内阁提议，他打算“马上到美国去访问罗斯福”，以继续贯彻之前确定的“先欧后亚”方针。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不太同意首相的美国之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也不很赞成，他们认为在珍珠港惨败之后，立即向大西洋彼岸的新盟友施加压力恐怕为时过早。对此丘吉尔笑道：“哦，我们追求她的时候讲话是得小心点，如今她嫁过来了，我们同她讲起话来就不那样了。”在伦敦的那些政治家眼中，美国就是一个土老帽儿和暴发户，不过就是有两个臭钱而已。空有发挥其影响力的资源，但经验不足，对国际事务缺乏足够认识。他们认为不仅是外交，美国人对战争也是外行，英国人必须教会他们如何打仗。

忙得够呛的丘吉尔没有忘记向他日记里没有提到的“正在奋斗的中国”发去热情洋溢的支持电：“英帝国和美国也遭到了日本的进攻。我们一向是朋友，现在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

首相要出访美国的消息很快发往华盛顿，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发回一封电报：“阁下来访可能会使主人受不了的。”这封电报实际上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保留态度。丘吉尔对此断然反对，其实他此时最担心的是因为日本突然在远东发难，美国放弃“先欧后亚”的既定政策，而将注意力转向西太平洋地区。他迅疾回电说：“如果我们还要等一个月，再去采取共同行动应付太平洋上不利的新形势，那将是一场灾难。我希望明天晚上就能动身。”48个小时之后，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他去访问。罗斯福主要顾忌的是，目前美国和德国、意大利之间尚未宣战，不过这一问题很快就不存在了。

在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正在隐蔽的地下室里昏昏欲睡，作战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报告了美国人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斯大林兴奋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好极了，这群黄皮猴子干得真不错！”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大巨头终于站在了一起。丘吉尔和罗斯福希望斯大林能像他们一样立即对日本宣战。很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就到了莫斯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击退希特勒，他不得不从远东把兵力调回欧洲，现在至少需要4个月才能重新在远东集中兵力，目前无法马上向日本宣战。斯大林和艾登都为日本在珍珠港的表现感到惊讶。艾登为没有派10个航空中队支援苏联表示歉意，因为那些飞机不得不派到新加坡去。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并为他不能在远东立即给予帮助表示抱歉。艾登还是想从斯大林嘴中得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承诺，斯大林说：“大不列颠对日本并不是孤军作战，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是英国公开的盟友。”言外之意，我没有力量两线作战，苏联这个盟友目前只能是潜在的。

在英国伦敦，还有一个人和丘吉尔一样心潮澎湃。在卡尔登花园的家中，得到珍珠港遭到日本人袭击这一重大消息后，法国流亡政府领袖夏尔·戴高乐将军尽管表面上异常平静，还是对身边的帕西上校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做好解放法国的所有准备。”

在那座满目疮痍的美丽山城，近来心绪不宁的蒋介石正忙着批阅文件，室内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蒋介石心不在焉地拿起电话，电话那头是中央宣传部的董显光，他向蒋介石报告了发生在太平洋上的那个惊人消息。蒋介石突然从座椅上弹了起来，再也没心去看那些文件了。随后，一贯表情严肃的蒋介石用留声机播放了《万福马利亚》，在室内手舞足蹈地转了好几圈。他知道，中国抗战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已经苦苦支撑了四年多的蒋介石仿佛从珍珠港的火海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当天中午，蒋介石破例多吃了一碗饭。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抗战政策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

尽管战争的道路还很漫长，结果已毋庸置疑。蒋介石知道日本的彻底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民政府已无须再顾忌宣战者的责任。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已经忍受日本侵略带来的屈辱长达10年，这口恶气早该吐出来了。12月9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礼堂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所有与会者都建议立即对德、意、日宣战。腰杆已经硬起来的蒋介石提出，宣战是必要的，但是需要和英、美、苏协调立场。一是反侵略者各国建立同盟，由美国领导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是中、英、苏、美一起宣战。三是在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谁都不能与侵略者单独媾和。

黄昏时分，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郭泰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代表已经战斗了10年之久的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兹向德、意、日宣战，自即日起中国与上述三国进入战争状态。

随后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12月9日，希特勒从苏德战场前线回到了柏林。苏联军队已经于12月5日在莫斯科前线发起了反攻，现在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瞬间让苏联解除了东线的压力，斯大林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把在亚洲的力量全部调过来对付德国了。看来几个月来催促日本人从远东夹击苏联的梦想已经彻底成为泡影。

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日本大使大岛浩已经来好几次了，强烈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国宣战。他提醒，根据《三国同盟》，只有在日本直接遭到进攻时，德国才有义务援助日本。但是希特勒不这样想，他总有出人意料之举，他认为德国应该答应大岛浩的请求。“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这个条约在政治上就死亡了。”希特勒说，“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美国已经在朝我们的舰只开火，其实我们之间早就处在战争状态了。”

闻听此言，里宾特洛甫大惊失色。之前希特勒一直要求对美国忍让，对于大西洋上美国海军对德国潜艇的挑衅，元首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克制精神，他曾给海军下了死令不得主动攻击美国的任何船只。不知道元首为何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对是否对美宣战发生了分歧。由于他们对苏联的攻势像当年拿破仑那样已经陷在莫斯科城前的冰天雪地里，因而强烈反对同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们认为德国没有义务宣战，何况日本除了在远东向苏联发起进攻外，在军事上对德国并无多少帮助。这样的意见，希特勒照样听不进去，他认为关键是美国已经介入了战争，德美宣战是迟早的事。在内心里，他认为高贵的日耳曼人根本不需要亚洲人的帮助就能打败斯拉夫人。

还有一个原因也左右了希特勒的判断，那就是12月10日，他接到了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托姆森的报告，报告警告“美国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德国宣战，或者至少宣布断绝外交关系”。这让希特勒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促使他终于做出了率先对美国开战的决定。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了国会。“我们总是先动手！”他大声喊叫，“我们总是先下手！罗斯福是和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的‘战争狂人’。他始终在煽动战争，继而颠倒是非黑白，再用基督徒的伪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肯定地把人类引向战争，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旁人是多么正当，他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我认为大家一定会感到欣慰，现在总算有一个叫日本的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践踏而首先提出了抗议。德国在亚洲的盟友正给予行为不当的美国重重一击。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的谈判以后，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深深感到满意。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照会发给美国，以及……”他的话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了。

“为此，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在罗斯福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德国自即日起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希特勒的这一举动帮罗斯福解决又一个问题，这样一来，他就用不着率先宣布对德国宣战，以致遭到国内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了。

清晨，还没起床的时候，意大利党魁墨索里尼就听到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大惊失色地叫来了外交部部长，也就是他的女婿齐亚诺：“这下子可完蛋了。”但经过一天的反复权衡，他也和希特勒一样觉得也许坏事会变成好事。如果美英派出大量兵力在亚太地区和日本人干起来，意大利在欧洲和北非的压力就会小多了。对他恢复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也是大大有利。再说了，墨索里尼现在一切都听希特勒的。于是，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意大利立即奋力跟进。

就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的同一天，德、意、日三国联合提出，以不完成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同战争、誓不罢休的坚定决心，签订以下《德意日协定》：一、三国应以一切可能采取的有力手段，将美利坚合众国及英国所强加的战争进行到底，直到胜利，在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二、三国未取得相互的完全谅解，不与美利坚合众国及英国的任何一方实行停战或媾和；三、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仍将在1940年9月27日缔结的三国条约基础上为迎接公正的新秩序的到来而密切合作。

在此期间，德国提出用日本阻止美国经由海参崴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但是日本以与苏联签订有《中立条约》予以婉拒，其实是不愿与苏联为敌导致两线作战——这一点与斯大林的想法一致。日苏正式宣战已经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8月8日。

在12月14日给日本大岛大使颁发德国“雄鹰大十字勋章”的仪式上，希特勒再次宣称：“你们用这种办法对美国宣战做得太对了。尽可能长久地谈判下去是不恰当的，如果一方发现对方只是为了拖延，为了羞辱你，而不是想达成协议，那么就必须进行打击，越重越好，不必为此而浪费时间。”希特勒的口气与日本如出一辙，“对罗斯福这个无赖”，日本曾表现了“天使般的忍耐”，接着他引用了德国的一句俗话，“恶邻一心要打架，再没气性的人也不得安居”。

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各个战场势如破竹，之前大多数时间是听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炫耀的大岛大使也大有扬眉吐气之感。他打开地图，向希特勒通报了太平洋的战局。“拿下新加坡以后，日本必须指向印度，”大岛建议德国与日本采取同一步调作战，“在日本从东面进攻印度的时候，德军如能从西面威胁印度，对于我们共同的事业那将是无比有利。”希特勒对此并未做出承诺，但是答应要从高加索一路推进到伊拉克和伊朗，他想要的是那里的石油。

随着英美的对日宣战，中国、自由法国、荷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海地、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古巴、捷克斯洛伐克等20多个国家先后对日本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那个将日本引向战争，如今赋闲在家的近卫文麿，听到日美终于开战的消息之后，惊讶地说了一句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真的感到一场惨败不远了，对日本有利的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月。”看来这近卫也不是真傻呀！

在得到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的捷报之后，舰队派主要成员、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末次信正海军大将感慨地说：“自从在华盛顿接受了60%的比例之后，我们忍受了20年的屈辱，艰苦的磨炼今天终于换来了辉煌成果，也可以说是压抑的愤怒今天得到了宣泄。”末次第一个想到的是加藤宽治，这个把日本海军带向战争的人已经在1939年病死。末次认为，“小加藤”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对日军不宣而战的卑鄙行为大唱赞歌的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霍兰德、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沃尔西等一帮人此前都已光荣作古，老酒真想听听，这些所谓的专家在得到珍珠港、马来亚遭到日军突然袭击的消息时，又能给日本人写出什么样妙语连珠的精彩评论！

如果说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察里津）保卫战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阿拉曼战役是北非战场的转折点的话，那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理由就在刚才那些大人物的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