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云和草鹿忙得脚不沾甲板，东京那边也没有闲着。这段时间里，稍微轻松一点的反而变成了位于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12月1日，东京外务省致电野村：形势日益恶化，为了不使美国产生过多疑虑，美日谈判表面上要继续进行。12月2日，东京又致电野村，指令他“除特别指定保存的东西外，销毁密码机、密码本和密码略语”。

东京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最后的准备。在12月4日召开的内阁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茂德提出，应在开始进攻之前向美国提出最后备忘录，通知停止外交谈判。对于东乡茂德的提议，与会的杉山元和永野修身均略有难色，因为对珍珠港和马来亚的进攻行动都要在隐秘的前提下突然发起。东乡认为，违反国际惯例的不宣而战，将给日本带来最大的耻辱，也与日本的大国地位不符。会议最后决定，在进攻开始之前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由野村通知美国停止谈判，使对方根本来不及做出及时反应，而照会则交由东乡茂德草拟。备忘录的发出和面交时间由东乡茂德会同陆海军统帅部共同协商决定。会议还确定了准备向美国递交最后照会的主要内容。

随后，伊藤根据具体的作战计划提出，应在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中午12时30分向美国递交照会。东条和东乡担心，如果时间卡得太紧，照会可能会在进攻发起之后才递交出去，那样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在永野和伊藤拍胸脯双双做出保证后，时间问题也算是通过了。

在海军内部，尽管一些军官强烈反对在战争爆发前给对方警告，但山本坚持在开战之前向美国递交文件。他在不久前进京拜见裕仁之际，特意向永野、伊藤建议，务必在攻击珍珠港之前向美方递交停止谈判的最后通告。

12月5日，正当外务省官员字斟句酌地起草递交美国的照会时，伊藤突然不请而至。陆军由于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不在东京，陪同伊藤前来的是作战部长田中新一。

伊藤告诉东乡茂德，递交照会的时间必须再推迟半小时，改为13时整。华盛顿时间13时，恰好是夏威夷时间的早晨7时30分，也就是山本袭击珍珠港预定开始时间前的30分钟。

东乡：“为什么要推迟时间？”

伊藤：“永野总长之前的计算有误。”

东乡：“照会提交的时间和具体进攻时间相差多少？”

伊藤：“此乃作战机密，恕暂不能奉告。”

看着脸被气成猪肝一样的东乡茂德，伊藤也觉着实在有点不够意思，似乎有点太残忍了。但他向东乡茂德保证，留出来的时间足够将照会递交对方——谁也没想到，最后恰恰是时间不够，惹出了大笑话。临走时，伊藤再三告诫东乡茂德，切勿过早通知对方，这事关日本的生死命运。伊藤没有活到战后，他在最后的濒死出击中成了“大和”号的陪葬品。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他曾经说，“很抱歉，我们的时间抠得太紧了”。

东乡把发给赫尔照会的定稿连同给驻美使馆的指示，一并交给了外务省电信课课长龟山一二，同时指示：在华盛顿时间12月6日上午8时先把指示内容发到日本驻美使馆，在指示抵达一小时后再发去照会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为了保密，照会的最后一部分即宣布终止会谈的第十四部分，要在12月6日16时或17时才发送。

龟山课长认为，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通信联络一直运行良好。但为了防止出现可能从未发生过的故障，他还是决定留出一些宽裕时间。6日上午8时30分，他先把给使馆的指示发了出去，一小时后发出了正式通知的前十三部分。到了下午，他发出了关键的第十四部分，并在半小时后发出了给来栖和野村的最后指示：命令他们把全部十四部分内容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准确递交给美国政府。最后这句话就是著名的“13时通知电”。

野村和来栖最早收到的是龟山课长发来的作为指示的第九百零一号电报：

一、日本政府对美国方面11月26日提出的建议（即《赫尔备忘录》），决定以另电第九百零二号对美备忘录的形式答复美国。

二、由于第九百零二号电文很长，将分十四部分拍发。先拍发十三部分，最后一部分单发。

三、关于向美国递交备忘录的时间，将另电通知。

随后，他们就收到了提交给赫尔照会的前十三部分内容。这一重要的文件开头指出，“确保东亚安定，促进世界和平，从而使一切国家能在这个世界上各得其所，是日本政府永远不变的政策”。然后就是对美、英、中等国一系列指责和谩骂，主要内容包括：

一、自从“中国事件”发生以来，“由于中国方面未能领会日本的真正意图”，日本政府一直在为恢复和平而努力并设法不让战争扩大，而美国和英国“不择手段地支持重庆政府”，助纣为虐，干涉日本“在安定亚洲方面所做出的建设性努力”。

二、美英对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蓄意进行曲解，并同日本断绝经济关系。在采取这种敌视态度的同时，还加强了备战工作，完成了对日本的战略包围，造成了威胁日本生存安全的不利局面。在整个日美谈判过程中，日本一直抱着“公正而节制的态度”，并且“不管有多大困难，均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然而，美国政府从未表现出一点点的和解精神。

三、美国的《赫尔备忘录》简直是“空想”，想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阻止日本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对此日本政府断然不能同意。

四、美国政府标榜反对以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它正在采用经济手段逼迫日本，这一手段“有时比军事压力更为残忍”。历史事实证明，在过去几百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东亚一些国家一直被迫遵循英美帝国主义剥削政策控制下的现状，一直在为这两个国家的繁荣而牺牲自己。

五、美国忽视了日本在“中国事件”4年间做出的牺牲，美国的建议威胁着日本本身的生存，败坏了它的荣誉与威望，纯粹是迎合了重庆政权的愿望。

傍晚，密码员下班后，都去参加为使馆一名调往南美的官员举行的告别宴会。他们只译出了电文的前八部分。由于电报是极其机密的，不宜由打字员来打，奥村决定亲自动手打印。打完这份电文，他来到地下室的娱乐厅休息，在那里和正打乒乓球的记者加藤万寿男就“龙田丸”能否抵达美国下了1美元的赌注。

美国“魔术”系统很快破译了东京外务省给野村的指示，也就是第九百零一号电文，并马不停蹄地于14时呈送给陆军部。15时，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就到了赫尔国务卿手中。赫尔立即意识到，日本人马上要摊牌了。

12月6日20时30分，“魔术”系统再次发威，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收到并破译了提交给美国照会的第一部分至第十三部分电文。

经常看到一些资料说日军对情报工作不够重视，这样的说法不完全准确，只是相对美军而言重视程度不够而已。战前美国仅海军情报局就有230人，个个都是从海军军官中选拔出来的精英。而日本海军军令部情报部只有79人，这些人员在海军中备受歧视，连他们都自嘲说，他们部门是“三流军官的垃圾堆”。谁被调进情报部谁哭丧脸，因为这往往预示前途无望。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日本海军军官成长的摇篮“海兵”和“海大”，都没有设立类似的情报训练课程，情报人员大部分是从外语专家、信号兵和医务人员中招募来的。除了从外调任的部长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没有炮术、雷击、航海或航空的经验。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是，1930年之后，日本情报部门的头头无一例外，全是亲德反美分子，这些人包括野村直邦、阿部胜雄、冈敬纯、前田稔等。个人憎恶肯定影响他们对获得的信息做出的判断。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在情报战中占尽上风。不过这次例外，美国那230个科班出身的职业选手，还真败给了日本那79个半路出家的。

蓄着浓密络腮胡的鲁弗斯·布拉顿上校就非常精明能干，他是陆军部情报局远东处处长。1941年担任处长以来，他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日本的事务，对于所有与日本有关的东西，他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的这种兴趣在于，作为一名学者和士兵，他曾在日本度过三个很长的学期。他潜心钻研过日本历史和习俗，日语的听、写、说都非常出色。

事关重大，来不得半点犹豫和拖延。为了向陆军情报局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准将报告情况，布拉顿马上打通了迈尔斯家里的电话。迈尔斯此时正在海军情报局局长迪奥多尔·威尔金森上校家里参加晚宴——迈尔斯和威尔金森都是“十二使徒”成员之一，有权看到“魔术”系统破译的外交电报。迈尔斯家里接电话的人回答说，不知道将军到哪里去了。于是布拉顿便要求接电话的人一定要记住转告将军，不论他多晚回到家里，一定要给布拉顿家里挂一个电话，切记切记。——看来，没有手机也真是耽误事呀！

布拉顿接着又给作战计划局局长杰罗准将挂电话说明了情况，杰罗也是“十二使徒”成员之一。布拉顿认为，虽然杰罗和威尔金森同样无权下达命令，但是马歇尔参谋长很可能会找他们一起商量对策。

“我已经很累了，下面的工作你来接替一下吧，你不要离开办公室，要是收到第十四部分电文，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布拉顿向远东处副处长杜增伯里中校做了上述交代，便离开了办公室。

回家途中，布拉顿上校还到国务院去了一趟，亲手把上了锁的一只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交给了值班人员，公文包里装有被破译的第一部分到第十三部分电文。上校嘱咐说，这“对国务卿说来是极为重要的电报”，要他明天一早就交给赫尔国务卿。

23时过后，参加完晚宴回到家里的迈尔斯准将还真打来了电话。已经休息了的布拉顿被叫起。迈尔斯在电话中说，那份电报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他在威尔金森家里已经看过了，电报内容“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因此并不值得特别忧虑，也“没有理由发布戒备令或布置夜班”。最后局长说，可以暂时搁在一边，等第十四部分的电文发来后再说。

“是否要把电报送给马歇尔将军？”布拉顿问。

迈尔斯犹豫了片刻，之后回答说：“电文还没有全部到齐和破译，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没有必要再惊动或叫醒马歇尔将军了。”就这样，两人分别休息，迈尔斯甚至没打算第二天去办公室。

其实马歇尔这时还没有休息，而是在距白宫仅一箭之遥的大学俱乐部里参加晚宴。这是一个“一战”后备军官训练团老战士的聚会，作为主客的马歇尔无疑是主角儿，他正在接受众人的祝酒，大家都为同伴中出了这么有出息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差不多同一时间，陆军副参谋长兼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少将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亚汉密尔顿机场的途中，他此行是去督促检查那12架B-17轰炸机的转场飞行。飞机将在夜里起飞，第一站是夏威夷，下一站是威克岛，终点是菲律宾。马尼拉的麦克阿瑟正在翘首以盼，等待它们的到来。阿诺德在午夜时分到达那里，他警告这些“飞行堡垒”的机组人员说，他们很可能“在沿线某个地方遇到麻烦”。但此刻他脑子里想到的不是珍珠港，而是这些飞机在飞经特鲁克群岛附近时可能遭遇日军袭击。阿诺德告诉大家，美国和日本很可能马上就要开战，他也没想到那仅仅就在十几个小时之后。

12月6日上午，海军情报局人员也在准备周末休息。新来的译电员埃杰尔斯夫人正在清理“魔术”截收到的那些标着“缓办”的电报。由于到情报局工作刚刚几周，她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新鲜，只有她会对那些大家置若罔闻的旧电文感兴趣。她发现了一封电报，是12月2日从东京发给驻檀香山领事馆总领事喜多长雄的电报，询问珍珠港内美国舰只的动态、防鱼雷网以及阻塞气球等情况。她还发现，另外一封12月3日喜多发给东京外务省的电报中，提到有关珍珠港内美国舰队活动的消息。尽管是个新手，埃杰尔斯夫人凭借第六感起了疑心。她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上司布赖恩特。

布赖恩特告诉她，已经周末了，这些事情到下周一再说吧。但是，责任心很强的埃杰尔斯夫人并未放手，她中午加班，到下午5时把电报译完。就在此时，翻译处处长阿尔文·克雷默少校来检查值班情况，他把埃杰尔斯夫人翻译的资料放在一边，催促她赶紧下班：“星期一再处理这份电报吧。”日本人的运气真好，这封电报又一次被放在了“保留”的文件筐里。

克雷默少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正在为破译那份长长的外交电报而忙得不可开交，另外还要负责文件的递送。此时忙得脚不沾地的他正在考虑如何在当天晚上把破译的前十三部分电文分送出去，这些地点和人物包括白宫和海军部，除了总统，还有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特纳、海军情报局局长威尔金森等。到了晚上，克雷默并找到斯塔克和特纳。斯塔克正在国家歌剧院里看戏，特纳养了许多牧羊狗，此刻正牵着其中一条在外面散步。克雷默在电话里找到了正在家里举办晚宴的威尔金森，为了防止电话被窃听，他用“黑话把前十三部分的主要内容简要地告诉了他”。威尔金森指示他将电报先送往白宫，然后送给诺克斯一份，最后送一份到他家里。

克雷默不时焦急地去望窗外。晚上21时，他的妻子会驾车前来接他。

还不到约定的21时，克雷默就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在海军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当他的手表显示21时20分时，他的妻子才驾驶一辆旧式雪佛兰轿车匆匆赶来。

“你怎么这样晚才到？赶快开车去白宫。”克雷默边埋怨边对妻子下令，他考虑到最先看到这份电报的应该是罗斯福总统。

汽车在白宫前面停了下来，克雷默拎着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急速跳下了车，妻子则在外边等他。当克雷默在白宫大门口按响电铃时，已经是12月6日21时30分。由于总统海军副官比亚多尔上校也去参加威尔金森家里的晚宴了，克雷默只好在白宫附近办公楼的收发室里将一个加封的公文包交给了正在值班的罗伯特·休尔兹中尉，中尉是总统的海军副官助理。那个公文包里装着的，正是刚刚破译的十三部分电文。

休尔兹来到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正在同他的“闺密”霍普金斯进行着亲切而友好的交谈。霍普金斯和罗斯福一样身体状况不佳，前段时间作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奔波于欧美之间，今天在伦敦会见丘吉尔先生，明天就要去莫斯科拜会斯大林。长途奔袭多日的霍普金斯，回到美国就病倒了，这时刚出院没几天。总统告诉霍普金斯，他很希望退休之后能够去佛罗里达州，在那里以钓鱼、读书安享自己的晚年。

休尔兹走进办公室，用比亚多尔交给他的钥匙打开了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取出里面的文件放在总统面前的桌子上，之后静静地站在了一边。

罗斯福一口气看完了日本对美备忘录的前十三部分，之后便把文件递给了正在来回慢慢踱步的霍普金斯，“这就是说战争很快要爆发了”。

霍普金斯坐下来，看完文件，之后告诉总统：“同意您的看法。日本想在一切对自己最合适的时候发动攻击，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先开第一枪。”

罗斯福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美国绝对不能开第一枪。我们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罗斯福似乎提高了一点嗓门，“我们有着光荣的历史。”

罗斯福本来想把斯塔克上将叫过来一起谈谈。白宫电话接线员说，斯塔克将军正在国家歌剧院观看《学生王子》，只要挂个电话到那里就可以把将军叫来白宫。罗斯福意识到，东京最后公报的前十三个部分毕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如果侍者到剧场里寻找斯塔克将军，而将军突然起身离开座位，就会因其特殊身份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同时，罗斯福也觉得，在周末休闲时间打扰斯塔克也不尽合理，就打消了这个并不很强烈的念头。

放下电话后，罗斯福告诉霍普金斯：“待会儿再打电话给贝蒂。我不想把他从戏院里叫出来从而惊动公众，可以等一段时间再找他。”

后来在国会关于珍珠港事件真相调查的听证会上，休尔兹中尉说，罗斯福总统称呼斯塔克上将时用的是“贝蒂”，之后他也没再跟赫尔、诺克斯、史汀生、马歇尔之中任何一个人通电话。

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就这样度过了最后一个安静的夜晚。《学生王子》似乎不怎么精彩，并未在他脑海里留下多少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听证会上，怎么都回忆不起那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在斯塔克的判断里，一切迹象都表明日本人很可能从马来亚和新加坡下手，也可能是菲律宾、关岛或者威克岛，甚至有可能是巴拿马运河，最安全的地方除了美国本土，当属夏威夷。斯塔克认为，保护珍珠港防备突然空袭的海陆两军的联防计划是翔实而周密的，他之前还要求把金梅尔和肖特提交的这份计划当作典范发给其余各军区的司令官，供其学习参考。

将文件交给休尔兹中尉后，克雷默匆匆地离开白宫，由妻子驾车来到了沃德曼派克旅馆。海军部部长开始研读送来的十三部分电文，克雷默则与诺克斯夫人及部长夫妇的客人奥凯斯夫妇交谈。诺克斯为电报内容及尚未看到的第十四部分的不祥含义深感焦虑，他马上打电话给史汀生和赫尔，提议并与他们约定第二天上午10时召开联合紧急会议。

其时，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正在自己的私人别墅。他本来决定周末到长岛度假的，后来终止了这一行动。在日记里，史汀生写道：“整个气氛表明，很可能要出什么事。”

周末是休闲娱乐的美好时光。1941年12月7日，当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徐徐升起，华盛顿还处在安详静谧的沉睡之中。只有陆军情报局负责破译日本外交电报的通信谍报处同往常一样在繁忙地工作。

到早晨7时15分，他们已经把班布里奇岛海军无线电所截获并传送到华盛顿的日本政府最后通牒的末尾部分——第十四部分全部破译完毕，这段重要的电文在发表了冗长的议论之后说：“显然，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共谋，阻挠日本通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来确立和平的努力，特别是想利用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来维护英美两国的利益。这种意图在当前的谈判过程中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日本政府想通过同美国政府合作来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这一真诚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日本政府不得不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之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谈判亦无法达成最终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日本的照会并没有说谈判破裂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况，但这个照会字里行间充满着敌意和挑衅。毫无疑问，日本此时已决定使用武力。

海军情报局通信谍报处紧接着破译了于清晨4时36分截获到的“13时通知电”，电文指示野村和来栖，“请把我国政府的答复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正式递交美国政府，若有可能请交国务卿赫尔”，电文最后强调，“之后销毁使馆剩下的密码机”。

还在家里的克雷默少校很快就接到远东处处长布拉顿上校打来的电话：“注意听着，克雷默，情况是这样的，在最后的第十四部分电文里，提出将与我们终止谈判，最后还这样写道：日本政府已训令野村和来栖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把日本政府的答复递交美国政府。”

谈到这里，两人在电话中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搞情报的人往往第六感非常敏锐，他们都意识到这句话似乎有点意味深长。

克雷默很快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提醒：“华盛顿时间13时，这就是说珍珠港那里是早晨7时30分，12月7日恰好是星期天。”

布拉顿：“对，珍珠港是星期天早晨7时30分，你对这个问题有何想法？”

克雷默曾经在珍珠港工作过两年，知道这正是水兵星期天吃早餐的时间，的确是防范最松懈的时候。“星期天早上7时30分，我意识到敌人有可能袭击珍珠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布拉顿之后说，“我们赶紧分头行动吧！”

挂断电话，克雷默立即驱车到单位。布拉顿则直接往位于迈尔斯堡的马歇尔参谋长的寓所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参谋长的勤务兵阿加伊亚上士：“这里是参谋长的寓所，很遗憾，参谋长阁下不在家，他目前正在他经常去的地方。”

由于迈尔斯局长怕打扰领导的美梦，马歇尔上将对头一天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他连前十三部分电文都没看到。这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于早晨6时30分起床，随后与夫人共进早餐，这是他一星期来第一次与夫人团聚。饭后，他骑上自己心爱的马，牵着一只白毛黑斑狗来到阿林顿公园的草地上愉快地散步。通过公园的树丛，可以听到附近教堂里传来的赞美歌和悠扬的风琴声。

心急如焚的布拉顿紧握着话筒喊道：“喂！上士，你给我听着！情况万分紧急，请你立即去把参谋长找回来，叫他挂个电话给我。”

同一时间里，斯塔克也在自己寓所的院子里悠然地散步。相比马歇尔而言，斯塔克的情况稍好一点，他在昨天晚上已经获知日本最后通牒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但他依然没有取消早上的散步计划。一直到上午10时，斯塔克才姗姗来到了海军部的办公室。

此刻，传递“魔术”情报的克雷默少校和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麦卡勒姆中校走进了部长办公室，将破译出来的日本政府对美备忘录第十四部分和“13时通知电”一起交给了斯塔克。斯塔克看这些电报的时间里，作战部副部长英格索尔、情报局局长威尔金森、通信部部长诺伊斯等人相继来到了部长办公室。

早就认为日本主攻方向将是南方地区的麦卡勒姆说道：“从刚才克雷默少校送来的电报来看，似乎感到日本将很快在中国南海方面发起攻击。”

威尔金森强调：“日本政府还训令野村大使，要他在事先指定的时间内把这份电报递交美国政府。”

斯塔克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显得有点焦灼不安。他冷冷地说：“威尔金森先生，我已经知道了，是13时，对吧？”

威尔金森一边点头，一边说：“对，是13时。我们对照了这一时点的所有地方，在珍珠港是星期天早晨7时30分，我感到这似乎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

斯塔克环视四周，几个人看似都赞同威尔金森这一观点，他们都神情严肃地凝视着部长。看斯塔克半天没吭声，威尔金森鼓足了勇气，继续建议道：“现在，是否立即用电话同金梅尔将军联系一下？”

办公室里一片肃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斯塔克的手慢慢地伸向了电话机。他虽然一度拿起话筒，但犹豫片刻，又放了下来。此时是华盛顿时间上午10时15分，夏威夷时间清晨4时45分，离日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斯塔克放下电话的原因有四：

第一，在黎明前打断金梅尔将军的美梦是一种罪过，这是不符合西方人礼仪的。

第二，华盛顿最高当局不应对现场指挥官在一些战术细节问题上命令和督促他们“这样干”或“不那样干”，这是对下属的极端不信任。

第三，11月27日发给金梅尔的“战争警报”已足以使太平洋舰队保持警惕了。

第四，日本人的重点在南方地区，珍珠港那地方，日本人不可能去，也绝不敢去。

后来在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听证会上，有人问斯塔克为什么在12月7日上午不给金梅尔打电话。斯塔克说：“打电话对我来说纯粹是事后诸葛亮，至于我的不妥之处，就是没有做更大的努力让他们提高警惕，这种后悔是在寻找我本可以做而没做的良心。”

放下电话后，斯塔克重新拿起了克雷默送来的电报，边摇头边说：“电话还是不挂了吧。在这之前，我先要同总统先生商量一下，请各位暂时先回去。”大家站起身，带着多少有些不满的神情走出了部长办公室。

罗斯福不想打扰斯塔克看戏的雅兴，斯塔克也不想惊扰金梅尔清晨的回笼觉，他们都是有知识、讲礼貌的绅士。但却“绅”得太不是时候，这一“绅”就“绅”掉了珍珠港的几千条生命，“绅”掉了一支强大的舰队。

斯塔克立即同白宫电话总机进行了联系。那边回答说，总统使用的那条线路“正在通话中”。结果是，华盛顿的海军首脑机关并没有就这天清晨来自“魔术”方面的警告，直接要求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等人采取任何措施。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愤怒的美国民众要求彻查责任者，除了金梅尔和肖特被免职，民众还需要有大人物来担纲，这个倒霉蛋就是斯塔克。1942年3月，斯塔克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部长之职，其职务由欧内斯特·金上将接替。一贯亲英的斯塔克随后调任美国驻欧洲水域海军司令和罗斯福总统驻伦敦的个人军事代表，官不小却没啥大事可干，说白了就是一个闲职，也算替罗斯福和诺克斯背了黑锅。

和斯塔克所犯错误差不多的马歇尔就幸运得多。不但屁事没有，还稳如磐石地作为陆军参谋长一直干到战争结束，并因为战后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谓是名利双收。连金上将都在战后说：“我从未能弄明白，罗斯福怎么，抑或为什么能解雇斯塔克上将，而不解雇马歇尔将军。在我看来，他俩同样可疑。”这一点也可以与麦克阿瑟和金梅尔进行一下有趣的比较：同样身居要职，同样兵败如山倒，一个坠入地狱，另一个升上天堂。

陆军做的比海军要稍好那么一点点。布拉顿上校曾“严令”勤务兵阿加伊亚上士赶紧去找参谋长，并要马歇尔立即给他回电话。可是阿加伊亚找了半天，始终没有在那条熟悉的线路上找到参谋长。

偏偏这天马歇尔兴致很高，比平时多骑了20分钟的马，又是在洛克·克里克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兜来兜去，阿加伊亚凭借双腿按照平时走出的距离肯定是找不到了。参谋长还兴致勃勃地骑着马跑到政府的实验农场，这个地方刚刚开工建设一座建筑。一年多以后，马歇尔就会带着他的弟兄们搬到这里办公。这座建筑在今天已经闻名遐迩，那就是五角大楼。等到马歇尔玩尽兴回到寓所，阿加伊亚才把布拉顿的话转告给他，这时已经是10时28分了。

马歇尔给布拉顿挂了一个电话。由于连前十三部分电文都不知道，布拉顿只好在电话中把“魔术”破译的全部十四部分电文以及“13时通知电”向参谋长简单介绍了一下。考虑到参谋长可能是在半路上某个地方挂来的电话——看来当时还没有来电显示，布拉顿接着说：“现在是不是让我驱车到将军挂电话的地方去，把电报带去给您亲自看一看？”

马歇尔回答说：“不，用不着那样担心，等我到办公室再给我看好了。”

布拉顿估计，10分钟或者15分钟后马歇尔就会来到办公室，于是这段时间里他就拿着那些情报在机关大楼的走廊里等候参谋长，可是左等右等，参谋长都没来。大人物马歇尔可没那么心急，今天兴致高，多走了一段，有点累出汗了。他先在寓所里洗了一个澡，又慢吞吞地换了一套衣服，之后派人把停在河对岸军需大楼的轿车开来，这才驱车前往办公室。等得实在不耐烦的布拉顿已经跑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参谋长，布拉顿抬腕看看手表，时间已经过了上午11时。

对昨晚以来的形势发展，马歇尔是不了解的，他对分为十四个部分的日本最后通牒还要从头看起。已经急疯的布拉顿劝参谋长先看今天收到的那两份，也就是第十四部分和“13时通知电”。但马歇尔没有听从布拉顿的劝告，还是从第一部分依次看起——毛蛋孩子你知道个茄子！

和海军那边几乎一样，作战计划局局长杰罗、情报局局长迈尔斯等首脑人物也先后走进参谋长办公室。马歇尔开始一个一个向他们征求意见。

“你们看了这份‘13时通知电’后的感觉如何？根据这份电报，对形势应该做何判断？”

大家一致认为，这一电文显示日本似乎有这样一种企图：在13时或13时过后不久，将对南方地区或者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发起攻击。

马歇尔似乎下定了决心：“各位，我确信，日本军队将在今天13时，或13时过后不久便对我们发动攻击，因此我决定向全军发出紧急戒备的命令。”听到马歇尔的这番话，布拉顿顿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闭上眼睛，长出了一口气。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参谋长办公室墙上的时钟：华盛顿时间上午11时25分。

马歇尔拿过一张便条纸，用铅笔在上面潦草地写下了一封电文：“分别致美国陆军部队在菲律宾、巴拿马运河区、夏威夷和旧金山等地的陆军指挥官，我们尚不知道确定最后期限的意义，但必须因此从即刻起进入全面警戒状态。”

办公室里笼罩着一种紧张而压抑的不安气氛。写完电文后，马歇尔犹豫了一下，就拿起电话给斯塔克挂了个电话。马歇尔把自己草拟的电文做了一番说明后，提出能否与斯塔克联名向陆海军一起发出类似的警告。

接到马歇尔电话的斯塔克有点犹豫不决，他不理解马歇尔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重新发出警告，那样会导致指挥上的混乱。但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目前属于特殊时期，所以即使再次发出警告，也不会对当地指挥官有什么害处。于是，斯塔克告诉马歇尔：“乔治，我也觉得‘13时’具有某种特殊重要性，若能紧急通知下去的话，那就请在命令陆军部队指挥官的同时，也顺便转告海军方面。”他提出用海军的发报设备发出提醒，因为在紧急情况时它既快捷又可靠。

“谢谢你，贝蒂，不用了，我想我也会尽快发出去的。”

放下电话，马歇尔立即在原先铅笔写好的电文末尾加上了“也请转告海军部队”几个字。他一边将电文交给布拉顿，一边吩咐说：“把这份电报送到发报处，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拍发给前线各指挥官。”

布拉顿一路小跑来到了通信科长爱德华·弗伦奇中校的房间，要求中校务必“十万火急地发报”。弗伦奇虽然能大致看懂便条纸上的那些铅笔字，但他对参谋长那些潦草的字还是感到没把握。为了不出差错，他在布拉顿的帮助下将这份电文用打字机打了出来。

这份发给几个重要地区的电报是在华盛顿时间中午12时12分（夏威夷时间早晨6时42分，离日军开始攻击时间还差1小时13分）拍出去的。对于电报是否发出，马歇尔很关心，他几次三番命令一位军官去询问电报要多久才能送达。“正在发，送达大概要三四十分钟。”弗伦奇中校令人放心地回答道。

旧金山、巴拿马运河和菲律宾等地区的陆军司令官很快接到了电报，但夏威夷方面的线路怎么都接不通。当然，还可以用海军无线电通信联络直接向夏威夷呼叫，但弗伦奇中校不想使用海军的设备。这是我们陆军的事，干吗要用你们海军的设备？好像显得我们陆军很无能似的。后来才知道，陆军通往瓦胡岛的通信线路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故障。

历史竟是如此捉弄人，为什么暂时没事的地方电报都发出去了，偏偏是马上要出事的珍珠港线路出了故障？半年之后，在中途岛，南云派出去的7架侦察机，6架都没有问题，第七架侦察机偏偏因为故障晚飞一个小时。巧合的是，由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率领的3艘航母恰恰就躲在这一搜索区域之内！

弗伦奇选择使用与檀香山没有直接线路的西部联合公司的设施。电报甚至没有标明“急件”，而且不是直接拍往檀香山，是先从华盛顿用有线电报拍到旧金山，同那里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取得联系，然后再用无线电电报拍发给檀香山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电报拍到檀香山后，还得从位于市中心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办事处送到8公里以外的谢夫特堡陆军通信处，从这里再同司令部的副官室取得联系，最后才能送到肖特中将手里。

因此，当马歇尔的电报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肖特手中，已经是日本开始攻击后的7小时3分钟，黄花菜不但凉了，而且都快馊了。

当时还有许多快捷的通信方法，比如马歇尔办公桌上的电话，马歇尔隔壁房间里的那架秘密电话，海军的短波无线电和专供与夏威夷联络用的FBI短波无线电，等等。可是马歇尔为什么不选用那些更加快捷的方式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珍珠港事件前后，上帝完全站在了日本人一边。

但是，他老人家并没有完全忘记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