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国同盟 美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时间到了20世纪40年代。尽管日本在中国肆无忌惮、横行霸道,尽管德国、苏联、意大利三国在欧洲掀起阵阵血雨腥风,但在地球的另一面,作为经济最强国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国家,举国上下处处歌舞升平,民众也过着和平而宁静的生活。战争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非常遥远。
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丰富暂且不提,东西两面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不但成为保卫国家的天然屏障,也为美国通过两洋开展全球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谁要想在美国登陆去攻打华盛顿,不是说不可能,但是肯定是要花很大力气的。在美洲大陆,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太孱弱,美国不欺负它们就算了,它们肯定不敢对美国有什么不敬的地方。至于中美洲和南美洲,除了20世纪80年代偶露峥嵘的马岛争端之外,笔者实在想不起来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不提也罢。
至此,太平洋战争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终于要闪亮登场了。不是因为之前老酒不说,而是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上上下下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正可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渡危机”。这些经济上的事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估计大家也不会很感兴趣,关键问题是老酒也不太懂。
尽管马休·佩里的“黑船来航”在1853年就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可是太平洋太宽广了,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使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日关系还处在一个相安无事的良好发展阶段。
1894年,日本战胜大清,侵占了台湾。4年之后,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菲律宾,星条旗从此飘扬在西太平洋上,美国在远东投射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大。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台湾和菲律宾可以说是隔海相望,互闻鸡犬之鸣。两强之间已经能够彼此望见对方不断健壮的身影,双方也开始死死盯住对方并频频摩拳擦掌。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后,美国经济总量悄然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大英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但是,在西方老牌帝国英法的眼中,有钱的美国人不过是像山西煤老板那样的暴发户而已,大字都不识几个。他们在经济上是巨人,在政治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侏儒。确实自建国以来,美国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怎么参与过国际事务。
在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奥多·罗斯福是历史上第一位认识到美国将是未来世界重要一极,积极倡导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美国总统,他积极出面为战争的双方斡旋。但是,由他调解所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却招致日本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之声,前文已有详叙。日俄战争之后,美日双方都开始把对方当作假想敌,都开始为有朝一日的互相摊牌做准备。
随后就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作为协约国的美国和日本在战争中还算盟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国也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反而赚得盆满钵满。力量的不断增强,使得双方在西太平洋争夺霸权成为早晚的事情。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日本采取抑制行动。1921年,英国拒绝延长英日同盟,并宣布在新加坡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联合英法两国,不但迫使日本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还成功限制了日本的海军规模。日本人认定这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象征。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日本来说,这口气迟早是要出的,仇恨的种子在那时就已经深深地埋下。
针对之后日本大量移民到美国的西部地区,1924年,美国又修改了《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这更让日本人怒不可遏。基于这一连串的事件,美国会变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假想敌,实在是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在此时,“假想”二字已经基本上可以去掉了。
作为西方列强中的后起之秀,美国强大起来的时候,世界上已经几乎无地儿可占。美国就转换方式,开始在全球推行其“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日两国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彻底破坏了维持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从此开始了用它的独占政策来取代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武力征服过程。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被国内的危机弄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远东。面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胡佛对主张向日本持强硬态度的国务卿史汀生所提出的经济制裁等建议一概加以拒绝,只同意发表一个表明美国立场的声明。这就是美国政府在1932年1月7日依照中日两国政府照会的形式发表的声明:不承认有损于美国在华条约权利,也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这一声明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美国,对战争可以说是毫无准备。此时的美国陆军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甚至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的和平时期士兵28万人的最低标准,只有陆军士兵12.2万人,在世界上仅仅排第十七位。海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1929年至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3.7亿美元浮动,到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是降到了不足3亿美元。这些数据在前文已经提过。
1933年3月4日,一个大人物的出现,逐渐改变美国在世界上略显孱弱的政治地位。这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继胡佛之后出任了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他的名字叫罗斯福。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在他出任总统一个月之前的1月30日,一个叫希特勒的人出任了德国总理。他们注定将成为那场世界上最大规模战争中的仇敌。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领袖,这位身残志坚的美国总统,有必要花点工夫介绍一下。他的全名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纽约,其父詹姆斯·罗斯福当时已经54岁,相比于山本五十六的父亲生下山本时的56岁,仅仅小了2岁。侧面说明年龄大的男人生出来的孩子不一定弱智——“六〇后”或者“七〇后”据此可以放心考虑生二胎了,不说总统或者大将,就是生个省长或中将也行。詹姆斯曾经是美国外交界和商业界的风云人物。其母萨拉·德拉诺是出身上层社会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比丈夫小了整整26岁。在母亲实施启蒙教育之后,罗斯福开始随家庭教师学习拉丁语、法语、德语、书法、算术和欧洲历史。5岁时,他跟随父亲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给了这个小孩儿一个奇怪的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去当美国总统。”大人物的话总是充满玄机,后来罗斯福不但当了总统,还一连干了4届,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
1896年,罗斯福被送入号称“政治家摇篮”的格罗顿学校。青年时代的罗斯福酷爱运动,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帆船都是高手。他的中学成绩也堪称优良。罗斯福喜欢演讲和辩论,可以说在那时已经具备了作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罗斯福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在15岁生日那天,他就接到了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堂叔老罗斯福寄来的生日礼物——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中学毕业后,他就曾想进入当时世界三大海军名校之一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渴望毕业后能够成为一名海军军官。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最终选择了屈服,他于1900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学。
也就在这一年,他72岁的父亲去世,给罗斯福留下了12万美元的存款。其母也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笔高达130万美元的遗产。这笔钱现在看来可能并不算很多,但在当时不啻一笔巨款。丰厚的遗产可以保证罗斯福衣食无忧,放心地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从大学时代起,罗斯福就热衷于社会活动,此举也让他大学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后来无数的事例表明,那些学习成绩好的人往往会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或老板。
1904年,罗斯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翌年3月,他与埃莉诺喜结连理。埃莉诺是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侄女,所以说,罗斯福和表妹联姻也属于近亲结婚。老罗斯福总统亲自参加了侄女的结婚典礼,使得婚礼更加热闹和受人关注。富兰克林发现,大多数参加婚礼的宾客并非冲着新婚夫妇而来,他们更多是为了见到总统。从那时起,小罗斯福就下定了从政的决心。1907年,罗斯福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当了10年的律师。
1910年,身为律师的罗斯福开始以民主党人的身份涉足政界。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堂叔时,遭到了老罗斯福的怒声叱骂,但小罗斯福并没有改变前进方向。他最终幸运地当选了纽约市参议员。
1913年,罗斯福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海军部部长助理,其间参加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长达7年的任期内,罗斯福的表现堪称出色,提出了“建立强大而有作战能力海军”的主张。1920年,罗斯福作为考克斯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看来,他就只有当总统的命,但失败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政治新星的璀璨光芒。再说了,美国副总统的任务除了等总统出事之外,平时也没什么可干的。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诚哉斯言,就在一切看起来还顺风顺水的时候,无情的灾难正在悄悄降临。1921年8月,罗斯福全家在坎波贝洛岛休假,在扑灭了一场林火之后,大汗淋漓的罗斯福跳进冰冷的海水中沐浴,因此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病。高烧、疼痛、麻木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使罗斯福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锻炼,企图恢复行走和站立能力。在康复期间,罗斯福大量阅读书籍,其中不少是传记和历史著作,几乎没有经济学或哲学作品。
1928年,罗斯福重返政界,参加州长竞选险胜,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于1930年成功连任。州长的任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实际从政经验。
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193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罗斯福在1932年11月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提出了实行“新政”和振兴经济的纲领。政敌常利用他的残疾来攻击他,这是罗斯福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情,但是他总能以出色的政绩、卓越的口才和充沛的精力将其变成优势。他告诉大家:“你们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家,而不一定是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他的工作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在第一个任期内,罗斯福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举世闻名的“罗斯福新政”不是咱们讨论的主题,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结果,那就是罗斯福新政获得了成功。第一个任期终了的1936年,面对国民收入50%的增幅,罗斯福娓娓动听地描述:“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有了这样的成绩,罗斯福在1936年再次当选总统,可谓是水到渠成。
20世纪30年代,欧亚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罗斯福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在远东,日本军方领导人掌控了政权,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在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成为政府的首脑,另一个法西斯分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夺取了西班牙的政权。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的力量日益强大。罗斯福比其他西方领导人更早地明白,这些新的领导人代表着什么样的威胁。在写给驻法国大使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没有人明白,在你我有生之年,欧洲局势之黑暗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美国就一直拒绝承认莫斯科政府。然而罗斯福认为,一旦欧亚局势日益紧张,最后引发战争,苏联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基于此,罗斯福上台不久,美国就正式承认了苏联。之后由于缺乏互相信任而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争执,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糟,以至于美国驻苏联大使多次敦促罗斯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罗斯福没有那么做。罗斯福认为,继续保持两国关系,能够在紧急时刻起到好的作用。而这紧急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多少年就发生了,事实证明罗斯福是对的。
罗斯福的外交思想源于他最钦佩的两位总统: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教给他如何捍卫民族利益,达到权力制衡;伍德罗·威尔逊教给他“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共同维护和平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时期,罗斯福政府开始在南北美洲大力推行“睦邻政策”,此举使西半球基本变成了美国的后花园,也为美国之后毫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欧洲和远东战云密布,罗斯福眉头逐渐锁紧的同时,美国国内此时盛行的却是倡导与世无争的孤立主义。这种主流民意认为,美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不要主动去干预美洲大陆以外的事务,更不要去参与欧洲纠纷,千万千万不能卷入未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种孤立主义思潮遍及美国。根源除了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之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对加入那场战争的态度是“不值得、没必要”,认为仅仅出于公愤而加入战争是不明智的。跑大老远地去替别人打仗,连个好都没落上。美国人还在前线拼命的时候,那边英法两国已经在背后谋划如何分赃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特别是在之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英法两国合起来欺负这个他们眼中的乡巴佬和暴发户。国际联盟是美国倡导建立的,最后真正说了算的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美国在会上赞成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提议,但是英法却顺从了日本的意思。在提议遭到拒绝后,美国代表集体抗议退场。也就是说,美国人民不是到现在才生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会时就已经生过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对于自己总统倡议并成立的国际联盟,你回来后我就是不批准,最后美国硬生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这也是国际联盟缺乏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是直接或者间接遭受欺骗之后加入了那次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该死的战争。1934年,美国军火调查委员会出具了一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调查报告,开头就说,“上次参战我们的目标半点也没有达到”。他们甚至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定为“美国和平动员日”。
1936年1月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宣布退出了海军裁军条约,意大利正用飞机大炮去攻击埃塞俄比亚的大刀长矛,希特勒在不断地扩军,磨刀霍霍。罗斯福认为:“许多夙愿死灰复燃,昔日的激烈情绪又爆发出来,扩充军备和扩大势力的新的骚动正在不止一个地方抬头。”一个月后,他要求国会拨给海军有史以来最高的巨额款项,来进行“审慎的”自卫。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掀起强烈反对的浪潮。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组织征集了100万人签名,5万多名退伍军人在白宫前举行了“要求和平的游行”,连学校的少年和儿童都组织了罢课,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学校,不要战列舰”。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阅兵欢庆胜利,在希特勒号召再武装50万德国人,在日本向驻守北平的关东军派遣增援部队和西班牙爆发内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居然还大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他的话概括了席卷全美国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
孤立主义支配着国会。光吆喝还不过瘾,他们认为为了避免以前的“悲剧”再次上演,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限制那些好战分子的行为,最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中立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1935年8月31日和1936年2月29日,美国先后颁布了《中立法》,法律的颁布标志着国内孤立主义的大获全胜。法案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美国输出武器装备和信贷,而有效期为两年的“现购自运”条款则授权总统要求在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的交战国付现金并用本国船只装运。比较拗口,说白了就是“只收现金不送货”。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孤立主义和《中立法》无异是对侵略者的默许和纵容,对当时欧洲的绥靖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引导美国及其公众做好反法西斯战争的准备,加强美国的防务力量,罗斯福开始与孤立主义者展开了坚决而富有艺术性的漫长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罗斯福刚刚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公然挑衅。这时,美国国内的“罗斯福新政”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得罗斯福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关注已经乱成一团糟的世界。颇具戏剧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同盟国领导人罗斯福和轴心国领导人希特勒,对古老的中国都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不管从国家利益或者个人情感上来说,罗斯福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至于美国和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罗斯福认为两国之间终有一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海军部部长助理时,罗斯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观点。在1933年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就提到了美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所以松冈洋右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也不算很冤枉。
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由于国内孤立派势力的束缚,罗斯福也难以采取什么主动行动去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在对欧政策方面,他只能用“我憎恨战争”的表态来满足孤立派的愿望并赢得一般民众的喝彩,又用“警惕地注视”这种模糊不清的宣言来抚慰自由派。在远东方面,除了之前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外,罗斯福没有拿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赫尔在1948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个任期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罗斯福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会有所得。”
斯大林在苏联只要说句话就能办成的事,罗斯福在美国用几年时间都不一定能办到。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选择在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罗斯福说:“世界上90%的人的和平、自由与安全,受到了其余10%的人的危害。他们正在威胁着要打碎国际秩序和法律。愿意生活在法律之下以及根据若干世纪以来用普遍所接受的道德标准来生活的那90%的人们,一定能而且必须找到使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的途径。”
然后他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保护居民的健康,防止病疫蔓延。”罗斯福警告说,如果某些国家的侵略得逞,“谁也不要想象美国会幸免,会受到怜悯,我们这个西半球会不受到攻击。”罗斯福的这一番话,表明了美国赞成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的态度,暗示着美国有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他这样做,主要是想看看国际以及国内民众的反应,用围棋语言来说,就叫“试探应手”。
含糊的几句话,老酒看了都觉得糊里糊涂,却立即在国际和国内同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墨索里尼作为对罗斯福声明的回应,立即表明坚决支持日本的对华扩张。日本外务省也以发表谈话的形式,回击了美国总统的演说。日本内阁政府随后宣布拒绝参加讨论中日两国关系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这还不算大事,你不来开会,谁稀罕你了。关键在美国国内,罗斯福立即遭到了孤立主义者和诸多出口商的口诛笔伐。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与罗斯福一样不喜欢新出现的法西斯浪潮,但美国人的另一种情绪更为强烈,那就是他们希望自己能置身战争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不到20年,许多美国人对那次大战还记忆犹新。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错误,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卷入血腥冲突的政策。
《华尔街日报》直截了当地警告罗斯福:“总统先生,请立即停止煽动战争!”没说“闭嘴”已经算不错了。《商业周刊》的文章指出,罗斯福是在“煽起日本人进行更大的军事报复,防疫本身就意味着战争”。劳工联合会也做出决议:“美国工人拒绝卷入欧洲战争或亚洲战争中去。”马文、霍华德这些有影响的新闻界人物撰文提醒罗斯福,美国对中国的一年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孤立派众议员费什和廷克汉姆甚至威胁要对罗斯福进行弹劾。和平主义者发起了一个征集2500万人签名的“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运动,甚至还有人和松冈洋右一样大骂罗斯福是“战争贩子”。罗斯福对他受到攻击的猛烈程度和广泛性感到无比惊讶,他立即意识到元宝生虫坏财。后来,他对自己的“闺密”罗森曼法官谈起当时的心情,心有余悸地说:“你一心一意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只有你孤零零的一个人。那情景真是太恐怖了。”
当时的一项民间调查表明,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愿意改变国家的中立政策,赋予总统更多采取行动的权力。一切都证明,罗斯福“试探应手”的那颗子被吃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挫折就灰心丧气地停下来,那罗斯福就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比肩华盛顿、林肯的伟大总统了,他必须对这颗残子,尽可能进行利用。罗斯福是一个善于迂回前进的掌舵人,在察觉到风向不利时暂时收了帆,但仍然在原来的航线上缓缓前进。
早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罗斯福就曾经考虑对日本实行禁运,这是他手中唯一可以打的牌。可是这张牌当时也不能轻易打出来。美国民众对“防疫演说”的敏感反应使得罗斯福清楚,民众根本不可能接受禁运的方案。当然,包括国务卿科德·赫尔和海军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罗斯福只有眼睁睁看着日本一路穷追猛打,将蒋委员长赶到了西南一隅的一个山窝窝里,那里有个城市叫重庆。
你退一步的话,敌人就会前进两步。武汉会战之后,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这就是告诉大家,中国这儿以后你们就别来了,别的地儿玩儿去吧。此举强烈刺激了英美等国。美国立即对此做出了反应,三天后,11月6日,美国就向日本提出照会,要求日本按照《九国公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日本外务省在11月18日对美国的照会进行了驳斥,认为美国的行为“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美国对此也是干着急。
不过从那儿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就开始走向具体化。1938年12月15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贷款,英国也拿出了1000万英镑。1939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所谓的“东亚新秩序”。一周后,1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的决议。
从此以后,美国的援蒋反日政策越发清晰。1937年至1939年,美国累计向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贷款,其中的5000万美元用于稳定货币,其余用于购买除武器弹药以外的其他物资。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直言不讳:“我们是在购买,而不是在借贷,我们是在购买自己的安全。”这正是美国援华的根本点所在。
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罗斯福还打出了一系列隐秘的组合拳。1938年5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他的要求,通过了10年建造军舰115万吨的庞大海军扩建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文森法案”。1938年6月30日,英、美、法三国海军又订立了相互使用港口协调行动的协定。真正让日本恼火的是,美国在1939年7月26日突然单方面宣布,1911年签订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后不再续约。其原因就是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请求美国政府禁止对日本输出军用材料、军用品,特别是禁止向日本提供钢铁和石油。蒋介石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大大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同时让日本感觉到美国在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罗斯福接受了请求,并在接到蒋介石电报之后的第六天就对外发布了废约的消息。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这预示着重要战争物资如钢铁、石油等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随时面临被部分或全部禁运的危险。
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因为不再续订商约不等于中断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生意该做的还是要做。但它向日本表达了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信号,美国对日本的行动不会无动于衷,美国随时可以给日本“断奶”。《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废止后,美国一方面拒订新约,一方面仍继续进行两国之间规模缩小了的贸易。
美国企业界肯定不是很支持罗斯福的这一政策。美国《幸福》杂志在1940年7月就日美两国贸易问题,向全国企业界高层人士做了一次征询意见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5000名企业界人士中,包括750家最大公司的董事、总裁和经理。调查询问他们美国对日本应该采取三种办法中的哪一种:一是彻底绥靖,放任不管,与日本再订立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承认他们宣称的“势力范围”是合理合法的;二是强硬,对日本禁运或者施加武力威胁;三是顺其自然,走着说着,背着手,撒尿随它流。
征询意见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主张第一条办法“绥靖”的占40.1%,主张第三种“随它流”的占35%,主张实施强硬措施的只占了19.1%,其中主张以武力相威胁的又仅占19.1%中的19.4%,也就是赞成武力解决问题的连4%都不到。看来,大部分美国商人还是希望同日本继续做生意发大财。
1939年9月,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德国和盟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整个欧洲只剩下大英帝国在负隅顽抗。但是,英国没有屈服。在绥靖首相张伯伦黯然下台之后,英国人选择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他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
对于欧洲的战争,罗斯福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反对卷入欧战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但泽送死”的口号,反对卷入太平洋战火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欧洲人的殖民事业火中取栗”。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口号,对有反战情绪的美国普通百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下,美国对欧战宣布了中立。1939年9月3日晚,罗斯福在一次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民广播了一项特别通告,简略地论述了美国在一个战乱的世界中的立场。他说,“美国将保守中立”,但是也指出“我们的美洲再也不是一个海外争端的利弊不会波及的遥远的大陆了”。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美国从法律意义上说是一个中立国,而且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参加另一场世界大战。但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德国纳粹的领导人希特勒,也不太喜欢墨索里尼,他们希望不靠他们,英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同盟国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对此,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发表的广播讲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美国人民全力寻求和平,不仅寻求国内的和平,也包括可能影响我们国内和平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和平。我们美国人有着坚定的信念,确保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为此,我们不仅要为我们今天的安全采取行动,还要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采取行动。这个安全是与西半球和大洋之外的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通过寻求我们美国免于战争的办法来寻求我们的朋友也能够免于战争。”——老外的发言看起来真费劲!
美国必须适时做出重大改变来适应欧洲的战争形势。尽管也有人呼吁对英国进行援助,但更多的美国人仍希望继续保持中立。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形势,罗斯福要求国会修改那可恶的《中立法》,以便向盟国出售武器来对抗德国。经过冗长的斗争和辩论,美国参议院终于在1939年10月27日以63票对30票获得通过修改法律,11月2日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43票对181票。这样,在11月4日,美国国会修订了《中立法》,允许交战国购买美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一政策在大西洋和欧洲对盟国是有利的,因为英国掌握着制海权。在亚洲反而对日本有利,因为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立法》修改后第三天,11月7日,一个由英国人阿瑟·珀维斯领导的英国采购委员会就在美国宣布成立。12月6日,罗斯福任命一个联络委员会负责武器和物资的调配,帮助执行盟国的采购计划。真是够迅速的!
1940年1月5日,罗斯福很快就把1939年至1940年的财政预算送交国会,其中预算里就包括了11.26亿美元的军备开支计划。一个星期之后,通过罗斯福的极力争取,计划的预算再次追加额外的2.1亿美元并获得通过。1月12日,罗斯福得寸进尺地以防空安全为由,再次要求国会追加5.25亿美元用于美国未来三年空军的扩充,此外还包括陆军装备的增加和改建完善海军基地的费用,同时加强美国本土和夏威夷以及巴拿马运河的海岸防务。罗斯福告诉国会,这是保证美国安全所需的最低费用。
4月3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附加支出的《国防法》。根据《国防法》规定以及涉及各项措施所需的资金需要,4月26日,在军事拨款法项下拨付了58789824美元;5月25日,在海军拨款法项下拨付了773049151美元;7月1日,在军事拨款法项下又追加了22398047美元。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国防费用,在这届美国国会闭会时达到了惊人的16.14亿美元,而随后的一些国防计划还需要6.4亿美元。
在德国装甲部队势如破竹向着巴黎挺近之时,罗斯福听到了法国总理雷诺濒于死亡时那声嘶力竭的求救声。雷诺告诉罗斯福,法国或许还可以挽救,如果罗斯福能立即对德宣战的话。他同时请求美国把大西洋舰队和美国当时能出动的所有飞机都调到欧洲去。罗斯福礼貌地拒绝了雷诺的请求。他告诉雷诺,即使他内心愿意这样做,也做不到。他没有宣战的权力,只有国会才有权做出那样的决定。美国舰队主力部署在太平洋以控制日本,至于实力孱弱的大西洋舰队又需要用来保卫美洲的东线,美国“没有大批的飞机”可以派往欧洲。英国政府也来电帮助法国求情。丘吉尔和雷诺两人都指出美国本身处境的危险,如果法国和英国被敌人战败的话。可惜罗斯福依然是无能为力,只能再次眼睁睁地看着法兰西悲壮地轰然倒下。
此时的罗斯福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决定他个人前途命运的第三次大选。就在罗斯福与温德尔·威尔基用言辞展开总统竞选活动时,他接到了丘吉尔发来的紧急救助信。这位英国首相说,英国的单独抵抗持续不了太久,他们必须立即得到帮助。
本来罗斯福在竞选结果出来前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但形势的紧迫使得他必须有所动作。英国正双手抱头、背靠圈绳,迎接着德国暴风骤雨般的组合拳打击,除了扔“白毛巾”之外,必须对它有实质性的帮助。幸运的是,他的竞选对手威尔基是一位非常强硬而友好的人,一位出色的商人和演说家。当罗斯福准备答应给捉襟见肘的英国海军提供50艘驱逐舰用于护航维持战争生命线时,威尔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同意对此不予以批评。其实这正是威尔基利用国内的反战情绪攻击罗斯福的最佳武器。1940年9月2日,罗斯福与英国签署协定,在舰队绝不会投降或者凿沉的前提下,将50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英国则将部分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此项协定意味着美国正式中立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国有限参战的开始。
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孤立主义分子。“这是战争行动”,《圣路易邮报》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谴责它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不动产交易”,更多人指责罗斯福正准备使美国在大西洋上和德国作战。民意测验表明,罗斯福的支持率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的领导地位。
口是心非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为政治家中的佼佼者,罗斯福更是深谙此道。1940年10月30日,他在波士顿的演说中向听众表达:“我以前这样说过,我还要反复说,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战争的!”听众中有很多爱尔兰籍的孤立主义者。尽管罗斯福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哄骗选民的竞选语言而已。这时候他如果强硬地表示要介入欧洲和远东的战争,就很可能失去总统的宝座。
相比威尔基来说,罗斯福还有一个竞选优势。由于当时世界战争频繁,为保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美国人包括那些孤立主义者并不赞成总统中途易人,他们认为罗斯福是在危机时期领导美国的最佳人选,所以在投票时,有55%的选民选择了罗斯福。最终,罗斯福以2700万对2200万的公众选票战胜威尔基,打破了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总统确立的传统,于11月5日第三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为此美国特别规定,今后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总统。现在奥巴马干了8年,闷不吭声就准备收拾铺盖离开白宫回家休息的原因,正在于此。
这边大选尘埃落定。刚刚坐下来的罗斯福连大气都没顾上喘一口,那边丘吉尔的告急信就又到了。这位焦头烂额的首相迫切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飞机以帮助英国对抗德国。罗斯福前往国会为他向英国提供更多的援助辩护,他说,“美国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因为英国正在与我们民主的共同敌人进行作战”。罗斯福还说,“如果英国能够足够强大,足以对付德国,那么美国就能够避免战争”。其实他心里清楚后一句话是哄人的。没有美国的参战,大英帝国不可能独自去打败德、意、日轴心国。
国会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同意了总统的要求,授权罗斯福增加对英国的援助。苏联想向中国提供援助,只需要斯大林的一句话,而美国为了能够向英国提供援助,却花费了长达数年的时间。
欧洲那边的葫芦还没有按下去,远东这边的瓢又浮上来了,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美日两国关系,因为近卫文麿的上台刹那间变得剑拔弩张。近卫文麿和那个曾经在美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松冈洋右对外公开叫嚣,日本决定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次真够彻底,日本干脆把英、荷、法三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甚至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分明是不把老大当人看哪!别说是内心本来就想战斗的罗斯福,连那些反战的美国人都有点坐不住了。
罗斯福立即采取了一个令人注目的“威慑行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0年春集结在夏威夷,舰队司令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本来的计划是在5月9日率领舰队回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这时候罗斯福的新命令来了:舰队先别回来,继续在珍珠港待着吧,因为那里离日本人更近。
1940年10月,理查德森上将向罗斯福提出,将主力舰队停驻在珍珠港是不明智的,此举在实质上无法制止日本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理查德森讥笑用军舰示威来为外交服务是“幼稚的”行动,因为他的舰队缺乏训练,待在夏威夷很容易受到日本舰队的袭击,他坚决要求把舰队调回位于美国西海岸的相对安全的基地。他认为他的6艘战列舰和3艘航空母舰在西海岸基地可以更有效、更安全地显示它们的存在。但罗斯福总统坚决认为,把军舰留在珍珠港对日本人是一个有效的威慑手段,可以有效地制止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行为。再说,此时把军舰撤回国内,肯定会使国内外都认为是美国害怕日本了,在这关键时刻是绝对不能示弱的。
面对理查德森接二连三的警告,罗斯福选择的办法是将他撤职,理查德森为他讥笑领导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把美国海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太平洋,虽然对日本是一个警告,但也可能成为敌人“打了就跑”的袭击的诱人目标。接替理查德森司令官职务的就是倒霉的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他也因此荣幸地登上了老酒的“十大‘玫瑰’排行榜”。
作为民主党人的罗斯福,还采取了另一项强硬措施,吸收两个著名的共和党人:吸收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新闻记者、美西战争时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弗兰克·诺克斯为海军部部长,吸收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为陆军部部长。72岁的老资格的史汀生在美日两国事务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识,他曾经担任过陆军部部长、菲律宾总督,在九一八事变时担任胡佛总统的国务卿,提出过著名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他从那些经历中获取了丰富的对日工作经验。史汀生和诺克斯都认为,盟国的胜利对美洲的安全极其重要,美国在支持盟国方面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他们都主张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鼓吹对日本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比如全面禁运,要有更积极的军事准备,如加速海军扩建,要更大力度支援中国,以显示美国绝不退出日本想要独占的那一部分太平洋。他们因此被孤立主义者讥讽为“战争吹鼓手”。罗斯福这一人事任命加强了内阁中的“强硬派”力量,并对以后美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面对欧洲和远东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罗斯福决心扩大海军规模以应对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对海军有着特殊情感的罗斯福认为,如果战争打起来,美国必须具有能在两个大洋同时进行作战的强大海军力量,尽管在大西洋强大的英国海军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压力。
1940年7月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向国会提交了海军扩大计划的草案,即《两洋海军法案》,这个计划旨在使美国舰队具有充分的实力,可以单独应付潜在的敌对国家在各处海洋上可能结成的任何联盟。议案要求国会提供40亿美元,计划在5年至6年内建立一支两洋舰队,使海军的总规模扩大到70%以上。此项建议加上先前的一些海军造船议案,使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给美国海军规定的力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美国人似乎有点清醒过来了。他们逐渐明白,如果不进一步增加防务,国家很可能遭受战争的侵害。7月18日,斯塔克的提议在众议院竟然以316∶0的结果全票通过。
这一法案预计新增257艘大小船舰,总吨位合计约132.5万吨。具体包括18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2艘依阿华级战列舰、5艘蒙大拿级战列舰、33艘巡洋舰、115艘驱逐舰、43艘潜艇、15000架飞机以及总吨位约10万吨的各类辅助舰艇,总费用达到惊人的85.5亿美元。如果该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到1946年,美国将拥有任何强国从未有过的庞大海军。它将由750艘战斗舰艇组成,总共约有376万吨。可惜由于战争提前爆发,这一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后来的事实证明,航空母舰在海战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战列舰逐渐成为鸡肋,所以后来战列舰的建造数量有所减少,各型航空母舰的建造数量大大增加。
但远东的局势并未因为美国的这些举措而得到片刻缓解,步步紧逼的日本很快使出了“夺命三板斧”。第一斧是7月逼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第二斧就是9月23日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最厉害的第三斧就是在9月27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几个侵略者抱起团来威慑美国,要求它在西半球凉快,不得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1940年10月4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郑重地谈到了《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面临的局势,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以应对轴心国的威胁。据史汀生当天的日记记载,“美国要做点实际的事,让日本明白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一点也不怕它”。内阁中的强硬派提出了对日全面禁运的主张。史汀生回忆说,“1919年秋,威尔逊总统发怒,禁止对日本出口棉花,也抵制它的生丝,结果日本在两个月内就屈服了,从西伯利亚撤出了它的全部军队,就像挨了鞭子的小狗似的”。史汀生拿1919年的日本来与1940年的日本相类比,虽然不尽合适,但也代表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观点。他们简单地认为,对于日本来说,通过经济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屈服。
另外两个军方大腕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是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陆军上将,一个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他们认为尽管与日本的战争很有可能,但是美国还没有在太平洋方面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最好是先采取守势,尽可能长地拖延时间。当德军在1940年5月入侵比利时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曾告诉罗斯福:比利时能动员18个师,而美国只能动员5个师。罗斯福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必须重视军事首脑的建议。1941年美国的军事准备情况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陆军中甚至有新入伍的士兵“用扫帚把当步枪,用锯木架代替反坦克炮进行训练”。
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位于大西洋沿岸,相对于太平洋而言,大西洋对美国更重要。也就是说,不是日本很可爱,而是希特勒更加让人讨厌。他们提出就目前而言,对希特勒的战争和支持英国比对付日本更重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先欧后亚”战略。开这会的时候,总统的选举还没出结果,在这关键时候,罗斯福只能选择支持马歇尔和斯塔克,尽管他心里可能更倾向于史汀生和诺克斯。罗斯福与赫尔及一帮重臣经过多次商量后,决定了美国下一步应该遵循的几条原则。
一、避免在太平洋发生公开斗争,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国和加强自身。
二、对日本继续施加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把日本逼到要求战争的地步。
三、让日本了解美国在太平洋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加强总的力量。
四、不承诺不使用武力,但是和谈的大门随时敞开。
根据以上原则,美国对德、意、日轴心国的威胁做出以下的对策:第一,宣布增加陆军兵员;第二,增加军用飞机生产;第三,成立军用物质生产专门组织机构;第四,为了避免国会阻挠,决定更充分使用非常时期的总统权力。
除了对日禁运废钢铁和对华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之外,1940年11月30日,美国再次宣布增加对华援助款项1亿美元,同时增派一批军舰和飞机到菲律宾,以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相比夏威夷的珍珠港而言,菲律宾才是真正的前线。用罗斯福的话来说,易攻难守的菲律宾就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1940年年底,罗斯福同意组织空军志愿队到华作战。美国开始逐渐向蒋介石政府派遣飞行员志愿者,到中国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参加战斗。这些志愿者由美国空军退役陆军上尉、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指挥,这支飞行队就是著名的“飞虎队”。美国同时派出军事代表团到华研究军事援助问题。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战,美国也开始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在南洋地区,美国还开始与英国和荷兰政府官员共同探讨针对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联合防卫计划。
其实别说临阵磨枪的美国,就连蓄谋已久的日本此时也没有完全做好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准备,双方都要为可能爆发的大战争取时间。既然如此,那就先象征性地进行一下外交斡旋吧。
啰唆冗长,足以让人郁闷得吐血数斗的美日会谈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