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华盛顿会议规定了“海军五强”主力舰的比例，但并没有解决辅助舰的比例问题，这给各国加剧军备竞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会后，各国立即剑走偏锋，竞相投入到建造辅助舰的军备竞赛当中。到1927年，各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包括英国289艘合计610000吨、美国350艘513000吨、日本179艘347000吨、法国113艘225000吨、意大利75艘131000吨。不让养老虎，那养一群狼也行，关键时候也管用。辅助舰的无序扩张增加了各国海军军费在预算中的比例，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

正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1927年2月1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邀请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日内瓦再次召开海军会议，商讨限制辅助舰的军控问题。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拒绝参加，只派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使得原来的“五魁首”变成了实际上的“三国演义”。

此时的日本首相是若礼次郎，若内阁任命海军大将斋藤实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上，日本仍然坚持的70％原则当然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联合反对。可笑的是，日本的问题还没解决，美国、英国俩亲兄弟先打起来了。英国在全球拥有众多的殖民地，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只需要大量的轻巡洋舰就能满足实际需要。而美国海外基地很少，需要能够做长距离跨洋航行的重巡洋舰，美、英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由于双方都拒绝妥协，最终不欢而散，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日本来说，在日内瓦至少勉强坚持了加藤友三郎的思想。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企业大批破产导致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主要国家的生产退回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的水平，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强调了军备缩减的必要性。同年6月，英国也由以亲美政策与实现军备缩减为选举纲领的麦克唐纳组阁。在日内瓦互不相让吵得一塌糊涂的英、美，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两国很快就达成了双方均等的协定。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0月7日由外交大臣亨德森向日、美、法、意四国发出关于在伦敦召开限制海军军备裁军会议的邀请函。接到邀请函之后，各国相继表示愿意参加伦敦海军会议。

1929年11月，日本参加伦敦会议的代表团正式宣告成立，带队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前首相若礼次郎。这个代表团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如山本五十六、丰田贞次郎、山口多闻、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宣等人。尽管此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匪兵甲，但都会在正场的太平洋战争中成为主角。

早在1929年6月28日，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就得到了内阁关于伦敦谈判的“三原则”：一是水面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0％；二是在10000吨级、主炮口径203毫米的重巡洋舰上也必须达到美国的70％；三是潜艇保持现有的78000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日本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和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分别与美英双方就上述“三原则”进行磋商。前线传来的都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两位大使说，如果坚持上述原则不动摇的话，会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彻底决裂。

加藤宽治现在已经去掉“小”字，升级为加藤，这时候已经荣升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职位的升迁使得加藤比以前更为强硬。1929年11月28日，他找到了当时的首相浜口雄幸，提出即使70％的比例也是不够的，这是事关海军和国家生死的底线，是“经历过无以言表的刻苦训练的海军士气之维系”，加藤强调日本即使退出条约，也比放弃70％好。之前的11月26日，加藤告诉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畑俊六少将，“甘冒放弃军令部部长的位置，也要坚持70％的比例要求”。加藤还抬出了一尊“神”，他告诉浜口首相和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已经83岁的东乡元帅是支持70％的。由于受到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等“舰队派”关键人物的影响，东乡已经逐渐由“条约派”转化为“舰队派”。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形势下，日本经济也同样举步维艰。此时的日本首相是作风雷厉风行、外号“雄狮首相”的浜口雄幸。浜口首相的首要任务就是财政紧缩和加强与英、美的合作，以图尽快改善经济状况。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缔结一项海军协议。浜口选择了曾两次担任大藏大臣、一次担任首相的若礼次郎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作为强有力的文官领袖，若之前就是华盛顿条约的忠实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伦敦会议上，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坚持70％的比例是不明智的”。除了若为全权代表外，海军大臣财部彪、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也都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最高海军顾问是“舰队派”的安保清种，排名第二的就是山本五十六，此时的山本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舰队派”。

日本庞大的代表团怀揣着政府与海军共同制定的原则，于1929年11月30日从横滨启程，应美国之邀先行赴美。12月16日，若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胡佛举行了会谈，重申了日本对美国70％的要求。由于正式会议还没开，美国方面对此并没有进行答复。随后代表团一行于1929年12月27日到达英国伦敦。

1930年1月初，美国、法国、意大利各国代表团也相继来到。美国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首席代表、国务卿史汀生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辈子见过的美国派出参加国际会议的最大代表团。”之前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海军军官的争吵，会议毫无结果，胡佛总统一气之下，没有让海军军官参加代表团，只是让他们辅助提供咨询，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诚意。

用史汀生的话来形容这两个同样庞大的代表团的最大区别是，“日本代表团内部充满了矛盾和争议，而美国代表团是一个和谐一致的集体，每个人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在英国上院画廊正式召开，当天伦敦的大雾仿佛也预示着前途的不可预测。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各国不以私利为重，永久消除文化发展中的障碍。随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美国全权代表史汀生、日本全权代表若礼次郎以及法国、意大利的代表都发表了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的参会感言，冠冕堂皇的语言中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所有人的讲话中都没带任何数字，不过是纯粹的外交辞令而已。

日本按计划抛出的提案立即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执行。于是又出现了10年前在华盛顿会议上的6∶10与7∶10之争。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走进了死胡同的会议几次濒于破裂。

美国代表史汀生警告若，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60％的标准，美国将继续扩充海军。不仅如此，美、英还暗示，如果日本不遵守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比例，美、英两国将组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迫使日本就范。

2月20日，若发电报给政府，说明会议如果按这种情况继续开下去的话，必然导致决裂。政府回复主张绝不能使会议决裂，务必努力促使其成功。为了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日本代表松平恒雄和美国代表里德开始在会下进行协调，以期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两个人最后提出了非官方的“里德—松平协议”，答应给予日本总吨位69.75％的比例。在重巡洋舰方面允许美国18艘，日本12艘，也就是60.2％。为了使日本满意，美国接受了一个复杂的安排，18艘重巡洋舰中的最后3艘，分别在1933年、1934年、1935年开工建造，也就是在1936年、1937年、1938年完工。因此，日本将在1935年达到72.2％、1936年达到67.8％、1937年达到63.8％、1938年达到62％的比例。不过日本已经拥有8艘重巡洋舰，还有4艘接近完工，也就是说，日本在之后不能再建造新的重巡洋舰，而美国还可以建造14艘。关于潜艇，双方都可以建造52700吨，这意味着日本不能建造新的潜艇来进行更新。到1936年，日本潜艇吨位将从78000吨减少到52700吨。里德强调，这是美国的底线。

若对两人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他认为已经基本满足了日本70％的比例要求。至于潜艇，他认为美国同意和日本在数量上持平已经是“美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若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政府的指令和意图，“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签署条约”，他发给国内的电报里说。

在日本内部，以“条约派”为主的海军省山梨胜之进、堀悌吉、野村吉三郎、左近司政三等人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但以“舰队派”为主的军令部却坚决反对，以加藤宽治、伏见宫博恭王、末次信正为主的“舰队派”要求坚决抵制美国。理由是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重巡洋舰和潜艇极力加以限制，将来一旦对美作战，日本的潜艇最少也要达到78000吨。来往于国内和谈判现场的电报开始穿梭进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条约派”和“舰队派”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同为海军的他们分别使用不同的密码系统，禁止自己的意图被对方知晓，防自己超过了防美国人。

在3月25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浜口雄幸首相声明政府已经决定不冒打破会议和重开军备竞赛的风险，从军事、外交和财政的角度出发接受美、英提出的意见。浜口雄幸指出，他主张接受该条约最大的理由，是财政方面的考虑。一旦会谈破裂，美国重启造舰计划引发的军备竞赛将使日本的财政趋于崩溃。他还强调，如果不和英、美合作，日本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日本就会在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处于无法形容的尴尬境地。最后浜口说：“即便是我失去首相一职，即便是我会失去生命，这一决定也绝不可动摇。”不料想，浜口一语成谶。

面对来自“舰队派”的巨大压力，3月27日，浜口觐见了裕仁天皇。天皇“尽力达成协议以为世界和平之利益”的指示，让浜口激动不已。对海军而言，这是天皇第一次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促成一件事情。此外，支持浜口的还有属于温和派的三大巨头——元老西园寺公望、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甚至说，“如果没有侍从长的身份，我愿意亲自出马去说服加藤”。在后来的“二二六事件”中，海军中被叛军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斋藤实全是支持伦敦条约的温和派领袖。

政府准备签约的消息对于强硬派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得到消息的加藤宽治声称要自杀，沮丧的加藤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直日夜不安，很多时候想到了自杀，但是我必须鼓起勇气。日本就像被美国绑住了手脚然后扔进了监狱。”温和派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对此一针见血地讽刺道：“那些四处吆喝要自杀的人，没有几个最后能真正做到的。”

4月1日，来自东京的指示到了伦敦。前线的所有海军军官都几乎痛哭流涕。当大藏省代表贺屋兴宣强调财政需要限制军备时，山本五十六大叫：“贺屋，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马上给你两个耳光。”有人回忆，当有人提到若礼次郎时，山本的表情好似恨不能马上就去杀了他。4月2日，山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海军大臣财部彪发出了挑战，他说，“会议失败之后的海军大臣能够保持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以辞职相抗议，向日本国民证明海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4月22日，《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国际条约》（《伦敦海军条约》）在圣詹姆斯宫签订。在重巡洋舰上，日本获得了60.2％的比例，允许日本在1936年之前拥有70％的比例，条约期限是1936年12月31日。相对于日本的愤愤不平，美国海军咨询委员会认为，在伦敦会议上，日本已经得到了“西太平洋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和“东亚事务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下一次的海军会议。

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即使合约已经签订，他们依然提出了强烈抗议。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认为，不待征求军令部部长的意见就上奏天皇，然后便发出签字的指示是干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日本著名海军记者伊藤正德称这次有关统帅权的争论是“日本海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当6月19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时，迎接他们的是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震耳欲聋的“万岁”声。山本五十六被这样的场景深深触动，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国家的前途问题，不久，他的态度就逐渐向支持军备限制方向转变。

回国之后的海军大臣财部彪很快辞职。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杀财部未遂，为唤起国内右翼团体的注意剖腹自杀。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也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并提交《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随后也被免职。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11月14日，批准签订条约的浜口雄幸首相在东京车站被刺。凶手是一个叫佐乡屋留雄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他对伦敦条约的签订极为不满，暗杀首相的理由是浜口雄幸带来了“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1931年8月26日，浜口去世。后来曾经有人说，浜口遇刺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浜口死后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缔结伦敦条约和随后的“干涉权”之争导致日本海军完全分裂。在海军省，那些属于“条约派”的军官嘲笑军令部是一群疯子。在军令部，那些“舰队派”的好战分子痛骂海军省的人全是叛徒。

在日本，海军在参与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力本来就只有陆军的1/3左右，现在由于内部分裂，开始减弱到1/4或者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