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部义军的攻克襄阳，是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这个胜利是通过奇袭方式取得的，当时义军的实力仍然比较有限。因此，尽管在襄阳得手，但张献忠和罗汝才对西据郧阳、兴安一带的左良玉部官军还有所顾忌。他们抢在左部回援之前就渡过汉水向东转移了。崇祯十四年二月，起义军占领河南光州（今潢川县），四月间一度折入湖北，攻克了随州。不久又北上河南，攻南阳不下，转破信阳、泌阳。明廷急调左良玉部官军入豫追剿，张献忠则乘虚突至郧阳地区，七月间攻克郧西县。这时，罗汝才部留在河南，改同李自成军联合作战。张献忠部失去了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力量顿形单薄。这年八月在河南信阳同左良玉部官军作战中，张献忠大败，部将沙黑战死，兵员、马匹损失甚多。

信阳失利之后，张献忠就谋求同其他义军汇合。开初，他打算北上同李自成、罗汝才部一道合攻开封。后来却改变主意，由豫东转入安徽，同革、左五营靠拢了。有的史籍记载说，崇祯十四年九月张献忠败于信阳以后，“所从不过数十骑，自成欲以部曲遇之。不肯曲。自成将杀之，汝才力止曰：‘留之扰汉东，以分官军之势，可乎？’资以五百骑，挥曰：‘亟引而东，合革左，此非若所当留也。’献忠乃东奔。……”。从现在查考所得，可以判定这一记载是虚假的。崇祯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明太和知县王玮在题为《为飞报紧急贼情事》的报告中说，“据拨兵报称，本月初八日突有西来流贼伪号八大王围困沈丘县，口称要攻汴城，需索粮料攻城之物。离县（指太和县）不满九十里，哨马已入县界，等情。”这个原始材料证明，当时张献忠部下的兵力还很不少，足以围困沈丘县城。所谓只剩下数十骑去投靠李自成的说法，显然是一种讹传。封建史籍中往往夸大李自成同张献忠之间的矛盾，一会儿说李自成兵败去投靠张献忠，几乎被张献忠杀掉；一会儿又说张献忠受挫去依傍李自成，又有性命之忧。其实都是靠不住的。这类传说的由来，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就希冀农民军内部出现火并的侥幸心理。崇祯十五年以前，明王朝虽然已呈现日薄西山的迹象，但手中还有若干实力，外面架子也还没有倒。各部起义军“是时忧在亡秦”，内部的矛盾尚未激化，客观形势需要他们互相配合作战。大约从崇祯十六年起，随着明王朝的急剧没落，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才出现两雄不并立的局面，关系日呈恶化。

在崇祯十五年里，张献忠部义军一直活动于安徽，有时配合在这一地区的革、左五营作战，但没有实行稳固的联营。这年四月，张献忠进攻舒城，守将孔廷训投降，遂克舒城。献忠改舒城为得胜州，采取了一些保护生产和正常生活的措施，比如招农民回乡割麦子，得到当地居民的拥护。“三河寨民刳羊豕迎贼。献忠犒以牛八头、银五十两。”张献忠还任命明乡绅、原任太仆寺卿濮中玉为礼部尚书，“余户、兵、工三部各有伪官，惟吏、刑则献忠自领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贼也。”这是张献忠设立官职的开始。当时他所领导的起义军仍然处于流动作战的阶段，在地方上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暂，设立官职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五月初七日，张献忠部义军攻克庐州，杀明兵备道蔡如蘅。次日，革里眼贺一龙部也攻克了无为州。六月，献忠克庐江县，义军夺得双樯大船三百艘，又添造了大批舟舰，募集水手，在巢湖中训练水师。献忠又汇合革、左五营于皖口，有众老哨三十二营、小哨二十四营，“声言渡江出芜湖，犯南都。”七月，义军同黄得功、刘良佐部官军作战于六安夹山，官军被击败，“江南大震”。明廷下令把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革职逮问，以马士英、黄配玄分别接任。献忠得到官军正在整顿兵马准备卷土重来的消息，革、左五营为了同李自成、罗汝才联营又已向河南移动。张献忠不愿步革、左的后尘，打算另创局面。然而，五营开拔之后，他独臂难支，对付不了聚集在东南的官军。经过周密考虑之后，他决定率部西入湖北，事先派军师潘独鳌潜入武昌“为内应”。九月二十七日，张献忠部已经进至同湖北接界的安徽太湖、宿松地区，“联营二十余里”。十月初，派出部分军队进攻湖北黄梅，为全师入鄂作准备。明政府察觉了张献忠的意图，匆忙集结军队，在黄梅地区堵击义军西进。由于作战失利，献忠被迫退返潜山县天堂寨山区，依险待战。潜伏在武昌的潘独鳌也因为沈会霖告密，被明政府擒杀。张献忠进军湖北的计划暂时受阻。十月间，明将黄得功、刘良佐等带领士卒偃旗息鼓疾趋潜山，半夜纵火焚烧树林，偷袭义军营盘。义军因变起仓猝，山区地形阻格，一时部伍大乱，被官军击败。这以后张献忠部还曾一度围攻桐城，由于黄得功部官军火急来援，没有攻克。正当张献忠进退维谷之际，湖广方面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于是他带着队伍向西驰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