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境内的明军主力基本上被扫荡干净以后，李自成、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领袖们决定移师南下湖广。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寻求歼灭官军有生力量，扩大战果，为彻底推翻明王朝创造条件。当时明政府可以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兵力，主要是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军队和屯驻于湖北襄阳一带的左良玉部。如果义军西入潼关攻打孙传庭部，敌左良玉部必然乘机北上河南，对农民军的后方造成严重威胁。而南攻湖广，先打左良玉部，则孙传庭所统陕西官军刚从河南郏县败回，元气大丧，需要一段休整时间补充兵员、马匹、器械、粮饷，在短期内不可能出兵河南追蹑义军。第二个原因是河南连年灾荒，在粮食等物力上无法供应李自成、罗汝才和革、左五营庞大队伍的需要。湖广是盛产粮食的地方，当时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夺取湖广为基地，显然比陕西有利。何况就地理环境来说，湖广同河南一样，都是四通八达之地。先取湖广，对于尔后农民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等部义军主力四十万人由河南南阳入湖北，向襄阳进军。据守襄阳的左良玉部由于招降纳叛，部众多达二十万，号称三十万，而朝廷按名籍给饷的只有二万五千。超过饷额的兵卒全靠向当地居民任意搜括来维持供应，这就给襄阳地区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起义军南下湖北时，左良玉毫无斗志，正在襄阳大造战舰。准备一旦形势紧张就顺汉水向东逃窜。襄阳的老百姓对左军恨入骨髓，暗中放火把左良玉打造的船舰烧毁一空。左良玉闻讯大怒，抢掠了一批商船装载军用物资和掳来的妇女钱财先行运走，自己则领着军队据守襄阳、樊城，妄图阻滞起义军前进。然而，襄阳地区的人民听说农民军快要到来，纷纷“焚香顶礼，牲酒远迎。”有的人更主动充当向导，带领义军绕过左良玉设防的地方，从白马洞口渡过汉水。“又复抵死为贼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滩。”呈现出一派人民群众为解救自己的家乡而奋勇支援义军的动人景象。连左良玉本人也不得不在揭帖中吐露，“此时民情响应，势若沸羹。”十二月初三日，左良玉拔营东遁，所过之处“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次日，义军进入襄阳。消息传到荆州，明惠王朱常润、偏沅巡抚陈睿谟以及“文武诸司，于初八日夜相率潜逃，城门无一卒。”十四日，农民军占领荆门州，向荆州挺进。荆州士民杀猪宰羊，举着旗帜欢迎义军。十六日，义军进入荆州，杀明湘阴王朱俨钅伊全家。李自成随即分兵连下枣阳、宜城、谷城、光化等县。

义军占领襄阳、荆州之后，继续向承天进军。承天，今湖北钟祥县，明代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杭封在这里。明武宗死后没有儿子，朱厚熜入继大统。钟祥被看作“龙潜之地”，又是献陵所在地，因此升格为承天府，设立承天、显陵二卫防守。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朝廷又移本省总兵驻防，另调他省援剿总兵协防，令本省巡抚和巡按坐镇承天保护陵寝。尽管这里有重兵镇守，却拧不过人心所向。当义军先头部队乘船抵承天时，本地居民有的在大门上书写“恭迎王师”。有的打开西关城门准备迎接义军进城。

崇祯十六年正月初一日，义军攻克承天，明湖广巡抚宋一鹤自杀，巡按御史李振声被俘，总兵钱中选被击毙，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降。李自成下令改承天府为扬武州。这意味着朱明王朝承天继统的地方，已经化为起义农民耀武扬威之所。同时派人拆毁兴献陵享殿并发掘献陵。

占领承天以后，义军继续东进。正月十五日攻克汉川县。这里距省会武昌只有一百二十里，又依濒汉水顺流可达。左良玉带着部众由襄阳逃到武昌，脚跟还没站稳只好顺江逃往九江。“十六日掳两岸船几尽。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辄挈室托于粮艘，凡数千家，以粮艘可恃也。至是概掠之。一卒登舟，百人请命，刀声人语，鱼乱水飞，可怜哉！十八日，全师东下，樯帆蔽江，酸泣之音，十里相接焉。两郡（指汉阳、武昌两府）方幸得稍苏息。”左良玉部逃跑后，李自成起义军取道刘家隔，于正月十八日攻克了汉阳府，缴获船只四、五千号。十九日，渡江进攻武昌。由于江水湍急，部队又不熟悉水性，许多船只被风浪打沉。李自成决定暂时停止渡江，于二十一日起营经云梦县返回襄阳。

在此期间，李自成起义军向黄州挺进时发布的《剿兵安民檄》，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民革命文献。檄文说：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令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这篇檄文笔墨不多，却旗帜鲜明。它直截了当地斥责明朝当今皇上朱由检，是不仁的“昏主”，并且历数他的罪状，指出绝对不能指靠他救民于水火。这对于朱由检多次下诏所说“爱民如子”之类的空话，是个有力的揭露。接着，李自成声称自己“十世务农良善”，同广大贫苦群众具有共同的悲惨遭遇，为了“拯民涂炭”，才“急兴仁义之师”。表达了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将士，为了贫苦农民的利益，决心同朱明王朝奋战到底的坚定信念。

其次，檄文针对明廷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说成是“剿贼安民”、“不得已而用兵”的反革命宣传，李自成等义军领导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明政府官军，“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是真正的盗贼；响亮地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提出，立即就得到了备受官军蹂躏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明末著名官僚堵胤锡，在崇祯十六年给朝廷上的《救时二十议疏》中，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这种心理：“自‘贼梳兵篦’之谣兴，而民怨兵入骨。于是猾贼创为‘剿兵安民’之说以愚黔首，所到之处翕然从之。”堵胤锡在疏中还说了一句老实话：“臣知驱天下之民而从贼者，尽兵之为也。”当然，他的意思是要求朝廷认真整饬军纪，同起义军争夺民心，最后达到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的目的。但我们却可从中看到，李自成发布的《剿兵安民檄》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为动员群众起来斩断朱明王朝的爪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檄文也反映了李自成在各部起义军中，业已享有领袖的地位。他自称“本营”，下文却宣布“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表明到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同罗汝才、革、左五营之间的关系，已从联营作战向建立一支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军过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