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是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的一年。这年初，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张献忠起义军奇袭襄阳，标志着起义军同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从此义军所向无敌，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李自成部义军的攻克洛阳和在河南的大发展，并非侥幸或偶然而得。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内，李自成部义军往来活动于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崇祯十三年夏，明王朝调集的官军逐渐向这一地区集中，对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义军的压力不断增大。李自成就在这年的六、七月间，由湖北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的淅川、内乡一带。

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战争大发展的背景。根据许多地方志中保存的材料，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灾荒的形成，除了这年气候恶劣，连续几个月干旱、蝗虫为害以外，明廷的加派剿饷、练饷迫使农民逃亡，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萎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举例来说，崇祯十四年武安（当时属河南彰德府，今属河北省）知县窦维辂在疏中报告：“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计本县正派条银、新、旧、练三饷共银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两，漕米二千三百四石，辽米豆共一万二千五十三石，临清仓米六百八十八石，禄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压欠，应征不下十余万。”以残存的二千户、一千八百余丁，承担这样巨额的赋税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农民除了死掉的以外，“居他乡者，只惧粮差重累，不敢承种田亩。即来岁丰稔，有土无民，依然荒芜。”关于灾荒的严重性，由于材料太多了，这里只着重谈谈河南省的情况。

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地区，也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之一。明王朝在这一个省里分封了七个藩王，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如牛负重。在明末多事之秋，频繁的军队调动、官差的往来，更使河南这块四通八达之地首当其冲。连年的大旱、蝗灾，把河南变成了赤地千里。明政府在这样大荒之年，仍然毫不放松追逼钱粮。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之外没有任何出路。

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过岁春事益奇，人死已归土，丘垅欲乾，取厌朝饥；未成人孺子转盼不见，则已在釜中矣。孀妇单丁，诱杀充食者无宁日。辉之四围，村落并无，居人十存一二者皆住郊关。每中夜徬徨，或闻呼号啼救之声，皆奸人用计噬人，人每不敢救。食肉多爨人骨，间亦有以人头颅灰作面同人汁噉者，余骨弃野外。首骨如东陵瓜垒垒无算，特少蔓耳。胁臂小骨，狼藉于道，每郊行，足履于上，搰搰有声，如在麻秸上。伤心酸鼻，尝不忍过。”

一个当时在乡的反动官僚描写那时河南的情况说：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比较集中地叙述了贫苦无告的农民怎样转化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

类似的记载在地方志和当时人士的文集里屡见不鲜，说明崇祯十二、三年时河南各地已经布满了乾柴，自发斗争之火业已点燃。李自成部义军之进入河南，很快就把这些星垦之火联成一片，化作熊熊之焰。

李自成部义军初进河南时，兵力相当有限，大约不到一千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准备，李自成在十月间率兵北上，同当地的起义农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联合，有众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于二十一日攻克宜阳，“不杀平民，唯杀官。”接着，乘胜进攻永宁（今洛宁县）。破城后，义军把抓获的明万安王朱采钅轻和地主豪绅一百多人，带到县西关“过堂”，审讯后处决，为当地人民解了心头之恨。此后，义军又连克偃师、灵宝、新安、宝丰，为攻取洛阳作了准备。

随着起义军力量的兴起，少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农民起义中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牛金星和宋献策。牛金星是宝丰县人，天启七年中了举人，为人慷慨不羁，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倾轧，被革去功名遣戍充军。参加起义军后，成为李自成的主要谋士。史载“金星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从后来的情况看，牛金星主要是在制定规章制度、招揽人材和建立政权方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大约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江湖上以算命占卦为业的宋献策也投入了李自成起义军。他的籍贯有河南永城等说法。见面的时候，宋献策向李自成献上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利用白莲教在民间散布的李氏当兴的舆论，说李自成上膺天命。李自成很高兴，尊他为军师。在史料当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宋献策在军机进止方面提出过什么超见卓识，只有一些他用占卜预测胜负的记载。然而李自成对他一直十分信用，常常带在身边征询意见。宋献策的进身和受到重用，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农民落后性的一面。他们即便是觉悟到起来同封建统治者相对抗时，也还不可能摆脱“天命”、“神授”之类的迷信思想。他们不能正确地估计自身的力量和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就只有借助于高于君权的神权，作为自己推翻旧王朝的思想武器。就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而言，无论他们个人的品质和识度多么杰出，也不可能把起义取得的成就，如实地看作千百万群众奋斗的结果，而常常误认为这些胜利证明了上天对自己的眷顾。从根本上来说，天命思想既是地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理论依据，又是地主阶级一旦需要换马时，实行改朝换代的方便舆论。封建时代的农民既然不可能得到先进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指导，他们在利用现成的天命思想向统治阶级发起猛攻时，却不自觉地成了这种思想的俘虏。起义农民在军事上可能取得胜利，甚至决定性胜利；在思想上却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注定要一败涂地。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每一次农民革命都避免不了悲剧性的结局，不是被淹没在地主阶级反革命围剿的血泊当中，就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史籍中关于李岩的记载很多，好些书都说这时（崇祯十三年底）有一位出身贵宦的杞县公子李岩参加到李自成起义军中来，对起义军后期的发展关系甚巨。清初河南归德府人士郑廉和《杞县志》的编纂者都指出过李岩是“乌有先生”。笔者经过查考认为，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确实不存在李岩这个人物，有关的记载或是出于讹传，更多的是出自小说家的编造，被清初某些文人误采入史籍，根本不能相信。由于已经另行撰文探讨，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