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官军左良玉击败，负了伤，就把队伍拉到湖北麻城、蕲州一带同闯塌天刘国能部汇合。十二月，明总理熊文灿派遣一度卷入农民军的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尚犹豫未定，带着人马经安陆来到承天（令湖北钟祥）、襄阳地区。十二月二十八日和次年正月初八日，明太监刘元斌两次向朝廷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抚。正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部进占湖北谷城，把闯塌天部下的士卒赶走，贴出告示说：“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指闯塌天刘国能部，不是闯将李自成）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云云。同时，拘集当地乡绅耆老为他具结作保，要求明朝廷同意招安。张献忠知道熊文灿贪财好货，派孙可望拿了两块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径寸珍珠献给熊文灿。文灿大悦，向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监其军。“滇将许名臣捧宪檄招抚，其述贼乞抚之词，不曰‘解散归农’，而曰‘愿带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万众以剿贼自赎’。”熊文灿自以为得计，“檄调其兵四千”，张献忠却以刚刚受抚“安集未定”作借口，拒绝奉调出兵。兵部尚书杨嗣昌耽心张献忠不是真心投降，弄不好会养虎贻患，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闯将李自成和老回回马守应，才许招安，否则趁此机会“厉兵剿杀”。朱由检听了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意见，唯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当面批驳杨嗣昌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这样，在朱由检亲自主持下决定了招抚张献忠部。

三月二十五日，明郧阳抚治戴东旻造报了三本招抚张献忠部的花名册，“内归农解散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精兵一万一千名。”献忠安营于谷城外十五里的白沙洲，“造房数百间，买地种麦，与民间两平贸易”；并在谷城每一城门各派士卒数十名，表面上说是“备他盗出入”，实际上是监视明政府地方当局的行动。

这时，明廷内部在招抚张献忠的问题上议论纷纷。杨嗣昌主张朝廷颁诏“赦罪”以后，调张献忠部赴熊文灿军前“杀贼立功，酌与加衔给箚”。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也上言：“抚贼一事，亦难深信。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散遣才是。”朱由检却说道：“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散遣往那里去？”他的着意维持抚局，真是情见于词了。

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明廷的招抚，固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能否认，他当时在思想上有动摇的一面。在接受招抚的半年多以前，张献忠在湖北上津县元真观避暑时，修葺了关庙，重塑了关羽的神象，还撰写了一通记文勒石为碑，其中说：“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这通碑文，表明张献忠在思想上仍然受着封建理法的束缚，他把自己参加农民起义说成是天意所迫，并非他的本心。这种思想状况同他接受明政府招降很难说没有关系。

从当时整个农民起义的动向来看，张献忠的受抚对其他一些起义首领也起了不良影响。尽管他的受抚同刘国能、李万庆等叛徒在本质上不一样，既没有改编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部义军当中，毕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率部受抚客观上助长了农民军中投降受抚的逆流。

在张献忠受抚以前，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投降了明政府。刘国能原是庠生出身，参加起义后曾为农民革命事业作过一些贡献，成了起义前期的著名首领之一。但是，浓厚的封建忠孝节义思想却象无形的绳索一样羁绊着他，使他在阶级冲突激化时，终于倒向了统治者一边。据说他的投降是奉其母之命，投降时顿首曰：“愚民陷不义，蒙明府湔拭更生，愿悉其众上幕府军簿，身入麾下，尽死力”，表示甘心充当明政府镇压农民的马前卒。他的部下十四哨共五、六万人，“多散归老回回、革里眼”，跟着他投降的只有五千人，说明他的此举很不得人心。在张献忠受抚以后，顺义王于七月十五日在河南信阳投降，明政府发给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同月，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在河南永宁（今洛宁）向总理熊文灿投禀乞抚，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于八月初一日至永宁县西关面见罗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初二日，又有过天星、紫微星，射塌天（即李万庆）、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卢氏县派人联络投降。这年十月，满洲贵族军队破边墙而入，进犯畿辅地区。明廷火急命令洪承畴、孙传庭统率陕西官兵入卫京师。在永宁、卢氏地区的罗汝才等九营起义军首领，以为官军东出潼关是为了合剿自己，急忙拉起队伍跑到湖北均县，向太和山提督太监李继政求抚。李继政移咨熊文灿，同意接受招抚。于是，罗汝才同白贵（小秦王）、黑云祥（整十万）三营屯扎于房县，其他五营分驻于竹溪、保康一带。

这样，当时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安徽、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五支义军（即革左五营），由于势单力孤也趋消沉。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农民军中投降受抚之风一时甚嚣尘上，整个明末农民战争暂时转入低潮。在那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形势似乎急转直下了。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着最猛烈的暴风雨。既然导致这场农民大起义的各种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既然代表整个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明王朝，不仅没有得到革命的改造，而且还在拼死地反扑，那么，农民战争高潮的再次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投降受抚的逆流中，一些原来是起义军首领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里愈陷愈深，以至于堕落为反革命鹰犬。然而千百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却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求继续进行斗争。在接受了招抚的义军首领当中，情况也很不一样。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在受抚期间，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而且由于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较多的接触，更洞悉了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寄人篱下的那种抑郁生活和反动官僚的阴谋陷害，更激起了他们胸中的怒火，使他们迷途知返，为重举义旗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