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时，人们习惯于以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发生在澄城县的农民起义作为起点。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这只是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标志，实际上很难说陕西的农民起义是在天启七年才开始的。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过：

“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一个奏疏里说得更加明确：

“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偶（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杨鹤父子叙述的情况是可靠的，在其他一些史籍里面可以得到印证。如戴笠、吴殳在叙述陕西农民起义的开始时就明确指出：

“陕西兵于万历己未四路出师，败后西归，河南巡抚张我续截之孟津，斩三十馀级。馀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边兵为贼由此而始。天启辛酉（元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愿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在地方志里，也有早期起义农民流动于各地的零星记载。如《汉阴县志》说，“（万历）四十三年，流贼劫掠乡村，出没无常，为地方患。”《霍州志》载，“天启三年，流寇突至霍州南关，杀数人。”《洋县志》载，“天启四年七月，流贼突至斜堰河坝，杀死周之弘，邑为骚动。”《西乡县志》说，“（万历）十八年，流贼俞士乾率众犯境。天启七年，流贼王魁禄率众犯平地等处。”《国榷》也记载了四川巡抚尹同皋上言：“陕西流盗由保宁入川，蹂躏广元、神宣之间。天启六年八月，神宣指挥吴三桂御之，斩三级，一系贼魁。十二月，又从眉林沟入犯，守备王虎等御之，斩纪守恩等十二人，追至宁羌界。秦蜀两道，事权宜兼制，乞敕陕西各道府多方缉抽。从之。”

这些事实说明，从万历末年起，陕西军民就已经开始了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早期的起义群众虽然人数不很多，活动的范围却相当广，在同陕西相邻的山西，四川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只是由于当时的声势还不够大，首领人物也不为人们所知。关于这些早期的起义队伍，除了一些点滴的记录以外，无从弄清他们的确切情况。

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爆发的农民起义，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澄城在当时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县份，境内大部分是山谷。史籍记载，这里“土瘠赋重”，本地农民由于负担不了政府的沉重赋税，逃亡的很多，丢下大片土地没有人耕种。隆庆、万历年间，还有来自朝邑、郃阳、蒲坂等邻近县份的农民开荒佃种。天启以后，由于政府的压榨越来越重，又加上天灾，户口凋敝更甚。“四远之民，望澄以为苦海。”尽管生产的破坏、人民的灾难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明政府不但不设法救济，反而一味追逼钱粮。髓干血尽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感到与其束手毙命于杖下，不如揭竿而求生。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二月十五日黄昏时，知县张斗耀正坐堂比粮，怒火填膺的农民们各持利器，从西门拥进公堂。张斗耀见势头不好，吓得躲进私宅，被郑彦夫等人追上乱刀砍死。澄城农民抗粮杀官的消息迅速传布开来，各地的农民、饥军纷纷响应，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燎原大火就这样点燃了。

关于澄城农民起义，有的史籍描绘得非常形象。《鹿樵纪闻》说：

“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烈皇小识》写得更是有声有色：

“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这里的问题是，澄城的农民起义是否就是白水县民王二领导的起义？据顺治《白水县志》载，“崇祯二年，白河北王二、种光道倡乱。官兵以不谙地势陷败。后结连延、庆诸贼，至流毒天下。”上引澄城起义的原始记载，只提到郑彦夫其人，并没有说王二是这次起义的领导者。而《白水县志》在记载王二起义时，又没有涉及澄城杀官事。可能这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发生的两个事件，被某些史籍的作者揉合为一了。在这些情节上的差异没有考定的时候，用澄城农民抗粮杀官的提法，比白水农民王二领导澄城起义要妥当一些。

澄城农民起义爆发之后，陕西许多地方的饥民和饥军也闻风而动。

府谷县有王嘉胤率领“杨六、不沾泥等群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为盗。”白水县王二等人起义后，攻破宜君县城，放出狱囚，随即北上同王嘉胤会合，人数达到五六千名，聚集在延安、庆阳的黄龙山。不久，被明陕西督粮道洪承畴击败，转入山谷。安塞人高迎祥在崇祯元年率众起义，带领一支队伍同王嘉胤会合。

清涧县人王左挂（原名王子顺）也招集“骑贼万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咀。”他的部下头目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人。崇祯三年二月，王左挂向明总兵杜文焕乞抚，不久复谋再起，被洪承畴和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定计杀害。王左挂受抚时，部下苗美等人不从，带着队伍向西转移，被官军击溃，苗美也被清涧庠生李攀龙杀害于贺家湾。

汉南人王大梁起义后，有部众四百人，自称大梁王。崇祯元年十月，他纠集成县、两当二地的农民三千多人，攻克陕西略阳，逼近汉中府（府治在南郑县）。二年二月，陕西商雒兵备道刘应遇，会合四川官军吴国辅部围剿汉中，起义军大败，王大梁被俘杀。除了三百多人突围逃入四川以外，参加起义的群众都遭到屠杀。

点灯子，名赵胜，又名赵四儿，原是清涧县书生，借住在本县石油寺里日夜攻书。有人讹传他夜间点灯于孤寺，是象平话中描绘的黄巢那样造兵书谋反，又喧传官府将要逮捕他。赵胜无以自明，耽心被诬陷入狱，终于逼上了梁山，在解家沟花牙寺聚众起义。

崇祯元年十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奏固原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卒劫取了固原州库的财物，接着转攻泾阳、富平、三原，官军游击李英也被俘虏。

崇祯二年四月，阶州士兵周大旺也率众起义，不久被明副总兵贺虎臣部镇压下去。

崇祯三年十一月，陕北延西一带由于缺饷四年，本地极目黄沙，一物不产，粮食贵得好比珍珠，饥军们实在被逼得无路可走，在神一元领导下举行起义，参加的有三千多人。起义后，连续攻克新安边、宁塞营、柳树涧三堡，杀参将陈三槐，随即占领保安县。四年正月，明副总兵张应昌、苑攀龙部同神一元领导的起义军作战于保安，神一元阵亡，他的弟弟神一魁被推举为首领。

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天扩大，北方官僚们束手无策。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言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李应期接着向皇帝请求，“伏（俯）念奏（秦）灾重大，关系匪轻，敕下户部覆议，将天启七年负欠并今岁加派地亩辽饷亟赐免征，复将见年者酌减一半，其馀军饷宗禄一并宽缓。不然，即日取此饿莩毙之杖下无益也。更祈皇上敕部俯查万历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陕大荒事例，慨发帑金遣官赈济，于以救灾民而安地方。异日公家之赋，尤（犹）可望之将来。如曰内帑以（已）匮，诸饷不继，蠲赈两端，概靳不施，万一祸乱大作，天下动摇，勿谓臣今日缄口不言。”

李应期奏疏中请求蠲税和赈济，是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着眼，希望朝廷拿出点残羹剩饭施舍给农民和边军，使他们能够苟活下去。这在起义刚刚爆发时，不失为缓和阶级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可是，明廷连这样一点微小的让步和施舍也不肯答应，饥寒交迫的军、民只有自寻出路，越来越多地涌进起义的行列。崇祯二年正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向朝廷报告：“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贼恣掠。”农民起义在陕西大部分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