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大变局时代 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在清末,中国涌现出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痛定思痛,最先看到别人先进的地方,检讨自己的不足,提出改革的方案。但是,在那个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舞台上,即便是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人,始终都能把握得住方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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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在福州的郎官巷,一位69岁的老人离世了。
这个老人,生前曾享有盛名。康有为说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说他是“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评价他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但在晚年,他的一个行为却又让不少人不解,乃至非议。
严复
他叫严复,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翻译了《天演论》。
但其实,他值得我们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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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本应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的。
严复出生于1854年1月8日,福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在严复13岁那年,父亲因为在抢救一名霍乱病人时被传染,结果不治身亡。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严复家顿时就陷入了困顿。
就在这一年,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对外招生。按严复家里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意愿,他应该走上一条参加科举考取功名的道路,但和母亲商量了之后,严复毅然选择了这个当时传统家庭都不愿意报考的新式学堂。
有什么理由吗?最大的理由其实就是沈葆桢贴出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给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
福州船政学堂当年的建筑
每月四两银子,已足以养活全家,诱惑实在太大了。
严复是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他的同学都有谁呢?报出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没错,严复的同学们,后来撑起了大半支北洋舰队。
在船政学堂的五年里,严复系统学习了英文、数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天文学和航海术等课程。1872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航行理论科毕业,然后上舰实习。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严复,字几道。
当然,福建船政学堂的这五年对严复的改变,绝不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严复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从一个一心想学好八股文考科举的学子,转成了一个迫切想了解近代西方科学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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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23岁的严复出国了。
他是作为中国海军选拔出的12名最出类拔萃的人员,公费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航海术的。
到了英国后,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直接上舰实习,剩下的9名学生参加了皇家海军学院的考试,其中严复、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此人后来做到清朝海军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6人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了这所皇家海军学院创建以来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严复在英国前后待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严复提升的绝不仅仅是在航海术方面的知识,而是对整个西方社会的认识。
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的提携下,严复和同学们一起去法国巴黎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大受震动。严复还利用休息日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开庭,看到原告和被告坐在一间房间里,有专门的律师为双方辩护,这种闻所未闻的景象,让严复“归邸数日,若有所失”。
严复开始渐渐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比我们强,真的只是靠“船坚炮利”?
带着这个问题,他和年长他35岁的驻法公使郭嵩焘成了“忘年交”,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中国如果只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海军、陆军,只是买船、造炮、练兵,那只是学了皮毛,是不可能富强起来的。
1878年,一年前考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6名中国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学业,在郭嵩焘的提议下,严复被点名再留下学习一年。
在多出来的这一年里,严复读了大量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书,这些书的作者,是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
郭嵩焘也是一位奇人。早年是曾国藩幕僚,之后担任驻英公使和驻法公使,也是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他主张中国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军舰和大炮,可惜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
1879年7月,严复再次以“头等”的成绩从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应该再到英国的军舰“纽卡斯尔”号上去实习一年。但是,国内来电,召他尽快回国。
原来,福州船政学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当老师,传授自己的所学。
于是,严复收拾行囊,启程回国。
这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变——
从一个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青年,到一个已经对西方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
4
严复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北洋水师学堂是一所新式海军学校,严复在校任教期间,培养了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后来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不过,一场颠覆整个中国命运的战争,打破了严复安心教书育人,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幻想。
这场战争,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对严复而言,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刺激和伤害:在北洋舰队里有无数他的同学、学生、朋友。尤其是他当年的那批同学,在舰队里都已经担任高级指挥官,但在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殉国(邓世昌、刘步蟾),自杀的自杀(林泰曾),被处斩的处斩(方伯谦),几乎全军覆没。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不久,还曾随清朝自主设计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扬威”号访问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当时日本还在建设海军,在港口,无数日本民众闻讯赶来,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视清朝的军舰——才20年,乾坤已经逆转。
当时,严复称自己经常“夜起而大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道:“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但又能怎么办?这场战争让无数的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里?
而严复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里的那支笔。
他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从一个安于育人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开始不断用文字去唤醒世人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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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刚过,严复就开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报》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个:呼吁改革。
和李鸿章提出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严复也指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国人当初蔑视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种没开化的蛮夷了(“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在这些文章里,严复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后来维新派的很多理论基础,其实多来自严复的理论和文章。而严复本人,也是“维新变法派”的忠实拥趸。
1897年,43岁的严复在与人合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开始连载他翻译的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部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天演论》封面。这本书扉页上的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只是赫胥黎用来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却被严复有意无意影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所以这句话震撼了大江南北无数沉浸在痛苦中的中国人。就连胡适改名为“适”,字“适之”,也是来源于此。(胡适曾说,他的同学里,有取名叫“杨天择”的,还有取名叫“孙竞存”的,可见这本书对当时人的影响之大。)
《天演论》手稿
严复用英文写给伍光建的信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了教育事业。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京大学顺利开学授课。
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提升后,严复的人生走到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年近60的严复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严复配得上那样的赞誉。
然而,没多久之后,严复的人生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拐弯。
后民国当局曾一度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四处奔走,并亲笔上书《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自己又跑到比利时银行借贷20万元,才使得北京大学得以继续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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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14日,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叫作“筹安会”。
这个筹安会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帮袁世凯称帝宣传造势。
“筹安会”的理事长,是袁世凯的亲信杨度,这并不出人意料。副理事长孙毓筠,理事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四个人当初全都是革命党成员,被杨度笼络过来,一起支持袁世凯称帝,倒是有些意外。
但最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由六人发起的“筹安会”名单上,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严复。
严复名列所谓的“筹安六君子”,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这似乎也成为严复人生的一个“污点”。
首倡“物竞天择”,点醒国人的严复,为什么会开历史的倒车,去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原因,可能有三点。
第一点,严复和袁世凯是旧识,且关系非同一般。
其实袁世凯在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就试图拉拢严复,但严复那个时候是看不上袁世凯的,袁世凯屡次拉拢,严复屡次拒绝。但后来随着袁世凯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严复重新审视了袁世凯,认为以袁的能力,当时中国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所以,当溥仪登基,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满朝文武没人敢为袁世凯说话的时候,严复却是倒过来同情袁世凯且为袁世凯说话的。所以当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东山再起的时候,自然非常器重严复,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总统府顾问,这个时候,严复也就没再推辞。
第二点,严复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局势,是有点失望的。
其实失望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王国维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严复不反对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他觉得,西方的共和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是建立在民众的民主和平等思想已经完备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时机远未到。
第三点,在英国的留学背景,对严复影响很大。
那么如果不走共和之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严复看来,中国暂时还不能给老百姓太多的民主,依旧要有君主,但需要像英国那样,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选谁?有“强人情结”的严复认为,只有袁世凯是最好的人选。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但在当时的中国,严复选不出别人了。
所以即便袁世凯后来称帝失败当回总统,各省纷纷要求袁世凯退位的时候,严复依然站出来力挺袁世凯:“项城此时去,天下必乱。”
按严复的孙女严停云后来的说法,严复是受到了杨度的蛊惑和袁世凯的胁迫,最终被迫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列名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严复并不热情参与筹安会的活动,这是真的,只列名不做事,也是真的。但至少筹安会要做的“君主立宪”这件事,和严复的观点是不矛盾的。
所以,虽然严复没有为“筹安会”做什么事,但他名列“筹安六君子”之列后,自己并没有提出退出。
至于袁世凯称帝,是不是严复想要的“君主立宪”,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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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劝过严复。
请严复一起创立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当时就曾劝严复,大意是,杨度、孙毓筠这些人都还年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年纪那么大了,干吗还要这样?
严复的老乡,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也曾劝他,无论今后袁世凯称帝成功还是失败,对严复而言都不是好事情。
但严复都没有听。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林纾劝他离京避祸,但严复的回答是:“是祸躲不过,我老了,已不惜什么了,是非终将大白。”
严复当时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所以,虽然严复最终在家人劝说下避居天津,最终又回福州老家终老,但他哪怕到离世前,时而摇摆。
对当年名列“筹安会”拥护袁世凯,他曾对人说:“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可见,他是有悔意的。
不过,他最后留给自己的遗嘱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馒头说
今天之所以写严复,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符合“馒头说”一直想和大家分享的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小人,都是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比如严复。严复以“睁眼看世界”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闻名,他提倡革除旧弊,自己却吸食鸦片,始终无法戒除;他呼吁自由平等,但自己却有妻有妾,自己还要调和妻妾矛盾;他传播科学文明,自己却精通周易占卜,且深信此道,对自己墓地的风水严格把关;他呼吁变法革新,最终自己的墓碑却用的是自己生前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而当时大清早已亡了……
所以,他矛盾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既想革新破除专制,又希望不要太暴力,打破传统。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跳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用一个“上帝视角”来评价。
严复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当时无数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想法,不断摸索让中国重新富强的方法,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严复到蔡元培,时代滚滚向前,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是穿越回去的,所以谁又能拍胸脯担保,自己已看清一百年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包括那位杨度,虽然他拥护君主立宪,但后来张勋复辟请他出山,他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杨度最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最危在旦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他绝不是投机,而是真心想找一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
所以,严复加入“筹安会”的行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他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当时的中国。后人可以认为他的眼光有问题,但他确实没有私心,他也是希望中国好。
1905年,严复曾在伦敦与孙中山见过一次面,两人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因为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搞好教育,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孙中山是伟人,但我觉得,严复也是伟人。他对当时西方与中国的理解,以及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独到且难能可贵的。
正如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参观严复故居时曾这样评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而更可贵的是,“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