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所跨越的时代面貌是一片炮火密集的战场，在我之前的历史学家们在那里斗得血肉横飞。我试图提供一种能够将这个故事的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全新解释，并得到了几位著名历史学家的帮助，他们都曾探索过这片领域并在上面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有五位历史学家阅读过整本书的手稿或其中大部分内容，帮我纠正了许多错误，但是他们完全不用为书中那些错漏负责：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早期美国历史学界公认的泰斗，近50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和朋友；戈登·伍德（Gordon Wood），研究美国革命和早期北美共和国的顶尖学术专家；保利娜·梅尔（Pauline Maier），研究《独立宣言》的优秀学者，这份宣言的页边评论（例如，“乔，你不能那么说！”）不应该被忽视；爱德华·伦格尔（Edward Lengel），《华盛顿书信集》（Washington Papers）的主编，研究华盛顿总司令身份的一流专家；以及罗伯特·达尔泽尔（Robert Dalzell），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的智者，他以轻松而广博的方式带我们走过了美国过去的各个重要时期。

《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的编辑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一直以来都在内容与风格的关键结合点上为我把关，饶有天赋的他能够注意到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个短语、句子或是段落未能完全表达它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这本书的编辑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丹·弗兰克（Dan Frank）来自国外，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智慧和优雅让这本书通过了政府部门的层层关卡。他那位称职的助手吉尔·韦里洛（Jill Verrillo），从未怠慢过我的电话。

保罗·斯塔伊蒂（Paul Staiti）是我在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的同事，一位研究美国革命时期艺术与建筑的一流历史学家，他帮助我选好了插图。Jeffrey Ward发挥精湛的技艺绘制了既能描绘战况又合乎文本的地图。

我的代理艾克·威廉斯（Ike Williams）为我斟酌了所有的合同细节，以确保克诺夫（Knopf）出版社能够予以注意，并且总是用和凯尔特人队、爱国者队以及红袜队有关的八卦消息将我从18世纪带回。

我的助手琳达·切斯基·费尔南德斯（Linda Chesky Fernandes）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任何部分，但是她包揽了其他一切事情，包括辨识我的潦草笔迹、弥补我在科技方面的不足、平衡我的情绪起伏以及亲吻我的脸。

我的妻子埃伦·威尔金斯·埃利斯（Ellen Wilkins Ellis）并没有编辑我写下的文字，但是她帮助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强烈地感到这很有效果。

大部分的文字是在我阿默斯特的书房里手写完成的，陪伴我写作的是一只精力充沛的杰克拉塞尔犬、一只拉布拉多犬以及一只非常胆大的小猫。

这本书要献给阿什贝尔·格林（Ashbel Green），他是我在克诺夫出版社20年里所出版的6本书的编辑。阿什刚好在我完成手稿的时候匆匆离世。我们争论的焦点总是副词、分号以及副标题，我们的交谈总会不可避免地谈到他最喜欢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Cleveland Indians）的可悲境地。阿什在克诺夫出版社里是他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出版业良心的典范，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老会信徒，有着贵族式的荣誉感。我们再也不会遇到他那样的人了。

约瑟夫·J.埃利斯

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