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条约》（the Treaty of Paris，1783）上的墨迹才干，华盛顿就预言说，关于美国不可能的胜利的真相将永远不会写进历史书里：

如果历史编纂者能够有魄力在史书中记录下在这场战斗过程中以不对等的军力（就美国一方而言）获取的优胜，并试图把它们与其过程中所面临的令人沮丧的环境联系起来，后人多半会将他们的工作戏谑地称作虚构；因为人们不会相信，大英帝国动用了这样一支军队，在这个国家征战八年，他们居然会失败……而且将他们打败的军队在人数上少得多，它的士兵总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报酬又缺乏经验，时不时还要经历人性所能承受的各种悲痛。

华盛顿在呼吁人们对大陆军的坚韧不拔精神的关注——漫长的8年中他们一直是“这项事业”的代表——他们是使美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因素。正如亨利·克林顿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而豪氏兄弟却没有）的那样，这场叛乱的战略中心不是一个地方——不是纽约，不是费城，也不是哈德逊走廊——而是大陆军本身。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1776年纽约的行动显得十分关键，因为这是最为危机万分的时刻，此时的大陆军差点就要不复存在。的确，怀着“存活就是成功的关键”这种观点所写下的战争史会特别重视1776年8月那场横渡伊斯特河的近乎奇迹的逃离，以及1777年冬天大陆军在福吉谷面对的持久考验，它们甚至比萨拉托加和约克镇戏剧性的胜利更像是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事件。

华盛顿自己对于这场对抗的认识体现出了一种天定论的特点，而这正是基于对1776年夏天的回忆。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加能够意识到，守卫纽约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仅仅是靠着纯粹的运气以及豪氏兄弟令人费解的克制才没有沦为一场大灾难。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将美国的胜利描述为“标准的奇迹”，这个奇迹是因为“一系列因素的连锁反应才会出现，而这样的反应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再次出现了”。尽管华盛顿并非笃信宗教的人，但是这场战争的头几个月让他深深地相信了天意，这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上天掌控着事态的发展。

他在这场战争剩下的日子里都十分相信的是，纽约是一个上天选定的地方，他将回来补救之前所犯过的错误，并且发起一场决定性的进攻，以结束英国在北美的一切跋扈行径。他十分沉迷于将纽约视为将会有重大战役发生的地方这一想法。因为纽约是曾经让“这项事业”几近毁灭的地方，所以有理由相信，此地也应该成为它最终胜利的地方。让他完全大吃一惊的是，所谓命运，以及法国舰队，选择的地点却是泰德沃特半岛上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他对大陆军的描述——“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报酬”——是意在赞扬这支历经艰辛挺过整个战争的队伍。但这也是对于在1776年夏天最初成形、在随后的战争岁月里其前途却一再变得严峻和渺茫的政治模式的刻薄评论：那就是，大陆军勉强能够生存，并且从来没能得到过华盛顿所要求的财力和人力的支援，即使打造一支更大的、装备更精良的军队的资源已经具备。

正如我们所见，各州从一开始想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民兵需求，而不是提供大陆会议为补充大陆军而提议的配额。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和各州内部的联盟关系远甚于任何集体的或国家的情感。战争就这样一直拖下去，而这种离心力只会日益加剧，每一次对于财力和人力支持的要求都只会让各州议会更加憎恶。这也并非仅仅事关对本州的忠诚与对国家的忠诚。建立一支强大的大陆军，这种想法被普遍认为是建立一支美国版的英军，它像一头家养的庞然大物一样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外表，它威胁着这场战争声称要为之而战的共和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华盛顿对于美国胜利的理解中，他所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多少有些尴尬的组织所具备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随着《巴黎条约》签署后养老金问题开始出现，对于将大陆军从爱国主义的愿景中抹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战争期间，主要出于对征兵这一目的的考虑，政府做出过包括为军官提供终身半薪养老金在内的相关承诺。变得日益明显的是，这一承诺将不会得到履行，因为各州拒绝征收专门用于此事的税款。此时一个叫作“补偿方案”的替代选项又被提了出来，根据这一方案，退休军官将得到连续5年的全薪养老金。

大众对于这个补偿方案的反应主要散见于新英格兰新闻界的通信和评论。它们几乎清一色地对此持否定态度，其行文言辞激烈，几近污言秽语。身经百战的军官们被描绘成懒惰的无用之人，他们带着自视甚高的态度，在公众那里骗吃骗喝，就像“贪婪的鸟身女妖（harpy）一样，长着磨得锃亮的喙，瞪着凶神恶煞的眼”。如果他们真如自己所称是有道德的人，那么用道德作为对他们的唯一报酬就可以了。一位康涅狄格的退休军官抱怨说，那些关于他的养老金的报道让他成了邻里眼中的卑贱之人：“对于大众而言，我已经变得卑鄙不堪……当我得了什么重病的时候，他们曾希望我可以死掉。一个聒噪的人曾对我说，他希望我可以死掉，这样他就可以剥下我的皮做鼓皮，用做成的鼓将其他军官赶出这个地方。”

这种反老兵的情绪后来集中促成了一个叫作“辛辛那提协会”（the 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的退休军官互助组织的成立，它似乎代表了所有普通美国人所憎恶的价值观念。亨利·诺克斯曾是保护这个“兄弟连”的主要倡导者，因为里面的人们曾历经磨难、牺牲自我、共同努力赢来了美国的独立。但是一旦人们了解到，协会里的成员是根据家庭中男方的血缘关系世代相传，此时它就被贬斥为一个威胁着共和价值观的贵族组织。对于辛辛那提协会的广泛敌意令华盛顿深感震惊。他认为，这个组织的成立，是对于为实现美国独立而牺牲的无数个体的永久纪念。但是正如事实所证明，大陆军的重要角色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最不希望去纪念的东西。

对此的第一手回忆记录曾一度几近蒸发，直到约瑟夫·普拉姆·马丁在1830年终于得以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马丁在自己缅因州的农场上以70高龄写出了这本回忆录。在书中他回忆了在长岛和曼哈顿所经历的最早的战斗，当时他还是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15岁小伙子，没有任何战斗经验，是这支业余部队里的童子军。这本书的主题呼应了华盛顿所强调的十足的坚忍不拔精神，那就是他和大陆军在面对后人无法理解也想要忘却的那种艰难困苦时的生存能力。

马丁所记叙的事情毫无荣耀可言，他关注的是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存挑战，这种挑战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找东西吃。他无意去评判长岛和曼哈顿的战斗所蕴含的更为宏大的意义，因为他的观察位置就像基普湾的浅陋战壕一样，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全景视角。但是马丁以自己这样的谦逊方式，提供了一种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托尔斯泰式的战争观的东西，它意味着对普通士兵真实情感经历的还原。在书的结尾，他给出的信息简单而深刻：他和大陆军都成了幸存者，这就是战争如何被赢得，或者说未被输掉的方式。

到他真正下笔写作的时候，人为造成的对于大陆军重要角色的遗忘早已作为明智之举被广泛认可，而马丁所说的“民兵的神话”也已经在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以用来解释看似不可能的美国的胜利。这场胜利据称是由“临时民兵”而非像马丁这样的正规军所赢得。作为大陆军为数不多的健在老兵之一，他觉得有特别的义务去挑战这种错误的历史观：

有人曾经说过……这支革命军是毫无必要的；他们说民兵足以应对这场危机所提出的所有挑战。……但是我仍然坚信，他们的回答不及正规军战士的有分量，当我们庆幸自己不用面临战争的磨难时，这些战士仍然活着，并且有义务活着，他们还不能离开。

美国人需要相信，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单纯的想法，即他们不依靠正式士兵组成的常备军就建立了独立的北美共和国。马丁的回忆录是与他一样的正式士兵的痛心疾呼，他们因为与共和国所宣扬的“市民/士兵”的典型不相符而被从爱国主义者的文字中清除了出去。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警告说，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也许有着虚构的外表，但是他无法知道的是，这个虚构的版本将民兵描绘成了这个故事里的明星。

与解释胜利的原因相比，解释战败的原因总是一项更为困难的事情。但是《巴黎条约》的出台给英国造成了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因为其中的条款表明的是，英国永久性地失去了在北美的领土。所有的流血牺牲和财力消耗——4万人的伤亡和5000万英镑的军费——都打了水漂。随着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彻底的失败被人了解，一种集体的沉默像乌云一样笼罩着这个话题，就好像它是晚餐聚会上一位不受欢迎的来客，如果不去管他，他最终会离开。约翰·亚当斯在1785年曾不幸担任了美国第一位拜访圣詹姆士宫（the Court of St James's）的公使。他报告说，无论他什么时候走进房间里，英庭的官员们都转过头不想看他，因为他总是让他们痛苦地想到他们不愿承认的沮丧的现实。阿比盖尔声称，由于受到流亡亲英派的妄想故事的影响，伦敦新闻界大范围报道说大部分美国人开始重新考虑独立问题。他们还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从巴黎回去的时候差点被费城的工匠们用石头打死，因为他们很气愤他将大家带入了歧途。

这些人倾向于否认事实，而不是坦率地评判这次惨败，因为那样将会让英国政府面对某些让人极度不快的事实。这些事实一起埋葬了承托起整个大英帝国基业的核心理念。因为令人沮丧的真相是，有几位英国大臣从1763年开始就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北美对于英国议会在殖民地的权力扩张的抵制。这几位大臣满不在乎地认为，1774年英国的大军压境将会迫使殖民地屈服。他们一直都错误地理解了北美人民抵抗的程度。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英国军队的优势地位将为1776年的叛乱迅速画下句号。

从各方面看来，历史都已经证明了他们的错误。北美殖民地人民给了他们许多次改变路线的机会，有好几次提议甚至让人隐约看到一个重组后建立在主权共享与相互承认的原则之上的大英帝国。英国拒绝了所有这样的提议，他们这么做的宪法基础是，主权不容分割且必须归于一处（也就是英国议会），但其中也有根植于对掌控殖民地臣民的需要的深层心理因素。这种傲慢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是不容谈判的原则，正是因为它帝国才得以确立。它超越了政治和体制的具体意义，而直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种感觉让他们将美国的表亲看作低等生物。但是随后导致的战争相当确切地展示了，英国无法控制结果，他们的优越感只是一种幻想。有一个疑似虚假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说法是，战败后走出约克镇的英军上演的是“世界颠倒过来”这一幕。

另一种版本的故事甚至在人们感受到战败的全部含义之前就开始在抚平战败的伤痛了。在1779年春天——从5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这段时间里，英国下议院启动了全体会议模式，以讨论被称为“北美战争行动”的这次事件。这一极为不正常的要求是由威廉·豪提出的。他最近才被从美国召回，现在即将被封为威廉爵士，这个骑士封号是为了奖励他作为英国国王军队的指挥在北美战场的表现。但是，尽管有这个荣耀的封号，豪一回来就遭遇了伦敦新闻界对于他在战争中表现的广泛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指责的是，他做出的军事决策基本上都是在拖延而不是结束叛乱。豪利用自己议会成员的身份要求下议院召开特别会议——而不是通过审判或军事法庭——来回应他的批评者并澄清他的名声。

为了回应那些指责他在纽约战役中过分谨慎的批评者，豪提供了一份概括性的解释：“我要履行的最重要职责是，我不希望让国王陛下的军队在达成目标的条件尚未充分的情况下行动。我十分清楚的是，军队所承受的任何重大损失都无法迅速轻易地得到复原。”豪并不承认他和他哥哥有过充当外交官的想法，也不承认他们希望通过和谈结束冲突。相反的，他找到的理由是他作为英军军官所做出的判断。实际上，他成功实现了自己所宣称要实现的目标，那就是让英军以最小的伤亡占领纽约市及纽约港。

他最为激烈的批评者将他们的抨击集中在他未能在长岛乘胜追击、进攻逃散的美国士兵这一事件上，因为果断出击的话也许本可以让整个大陆军投降。豪承认说，当时他的士兵们已经热情高涨，如果得到允许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攻占布鲁克林的堡垒。但他坚持认为，这样一场胜利要靠英军付出极大伤亡才能换来，他认为那毫无必要。他没有料到的是，华盛顿会想方设法从伊斯特河撤走他战败的队伍，那是一场违背了所有现代战争传统战术的、奇迹般的抽离行动。他暗示说，他的批评者们只是在对一个战争决策进行事后评判，而这个决策是在紧急时刻出于正确的战略考虑而做出的——也就是说，决策者并不拥有他们那种事后之见的英明。

到那时为止，豪的防守依靠的是对那些针对他的指责的狭隘定义。他辩称说，他在长岛和曼哈顿的几次行动中的战略谨慎是严格地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大众和政治家都缺乏对此进行批评的能力。但是这场争论的事态急剧扩大，几名英国军官被传去代表豪出庭作证。他们认同了豪的说法，认为他推迟对布鲁克林高地的正面进攻的决策在战术上是正确的，这样的进攻的确可能会成为“轻率之举”。但是他们随后继续对豪所面临的更大的战略困境进行了描述：

派军队去北美绝不是意味着这片土地的臣服——而是因为那里人民的敌意和怨恨，他们几乎清一色地憎恶着英国政府；这也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此处是最难也最不适合开展军事行动的地方……这使得军队不可能隔着距离在离开舰船的任何地方发动进攻。

这番证言迅速引起了这场战争的两位杰出批评者的注意，他们是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两位善良的辉格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乔治三世和他手下那帮大臣们的压迫政策，这种政策达到顶点的标志是1776年夏天杰曼决定出兵进攻纽约。福克斯特别直言不讳地维护着豪，他宣称豪是被人当成了替罪羔羊，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英国政府里真正的罪人的谴责：“我们损失了25000人。我们为这场遭天谴的北美战争消耗了3000万［英镑］。谁才是这次错误决策的罪魁祸首？问题难道不是在这里吗？谁将我们引入了战争之中？”因为谴责国王几乎是叛国之罪，也违背了议会讨论中大家默认的行为准则，福克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更为安全的谴责目标之上：应该接受审判的不是豪而是杰曼。伯克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向豪这名令人尊敬的军官表示了真诚的谢意，认为他在一场既不必要也无法获胜的战争中很不走运地被任命为了总司令。

包括豪在内，没有人曾预料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甚至连那些对于豪对国王陛下的军队的掌管抱有严重质疑的议会议员们现在也呼吁结束这种讨论，因为它已经变成不计后果地对政府的批评。但是豪坚持认为应该继续进行讨论，他声称没有什么比他的名誉更为重要，而他觉得自己还未被完全洗清罪名。能够有机会贬损杰曼名声的福克斯由衷同意的是，这场讨论无论如何也应该继续下去，因为威廉爵士已经成为在议会多年的粉饰和否认之后促使真相浮出水面的人物。

杰曼在这一点上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现在感觉到有必要回应那些对于他在战争中的行为的批评。他十分痛苦地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对于豪的尊敬，并且他十分不赞同豪的名声被“造谣者、传舌者和咖啡馆政客们”四处传播的方式。但是他也坚定地相信，他让豪氏兄弟拥有了压倒性的军事优越地位。在这一点上，他没有丝毫疑惑或是犹豫：“从这个国家派遣出去的军队都是完全有能力通过彻底扑灭叛乱以及收复殖民地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杰曼并没有明说，但是他的话清楚地暗示，不管有什么理由，豪氏兄弟都未能完成他们的任务。

尤其令他深感沮丧的是，他听说豪和其他的英国军官都将大众对北美叛乱的支持错误地描述为“几乎是全体支持”。他自己的消息来源主要是流亡的北美亲英派，他们向他保证说，只有1/4到1/3的殖民地人民是坚定的叛乱者；其余的人要么是亲英派，要么持中立态度。为了澄清自己，杰曼拿出了证据，那就是“参加我们军队的北美人比叛乱领导者麾下的北美人要多得多”。他还援引了困扰着大陆军的征兵问题，那就是“他们想要6万人，但是从未能召集齐2万人的部队”。

豪要求提供对杰曼的数据进行反驳的机会，但是被驳回了，因为当时下议院在6月29日投票决定结束这次讨论。回过头来看很清楚的是，杰曼对于亲英派情绪的估计是严重夸大的。我们现在知道，大约有20%的北美人口是亲英派，但是豪的支持者宣称几乎所有的北美人都很支持这次叛乱，同样是一种夸大。

从豪的角度来看，这场质询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的批评者得到了回应，没有人提议说他应该被剥夺爵士身份或是受到官方的批判。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在更大的关于战争的理智与可行性之间的争论中成为一种政治奖赏。在他身后的支持者们所坚守的理由是，他被赋予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无论怎样施展军事力量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对于议会中一贯反战的人来说，他是受害者。对于大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扩张行动的支持者而言，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回答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输掉了这场战争？

也许可以被我们称为“豪对战败之解释”的事件从未获得过官方认可。关于这一点，英国政府从未认为对这次重大溃败的原因进行官方质询是合适的。与此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给整个事件挡上一层沉默的幕布，他们将它视为一道随着时间流逝可以自行愈合的伤口。

这种强制遗忘政策的一个例外情况是亨利·克林顿，他1782年从美国一回来就伺机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了。克林顿在1778年从豪手中接掌英军，所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己在战争后期的决策辩护。他声称，一旦法国介入这场冲突，他就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康沃利斯的军队在约克镇的投降并非他的过错。但是在他的回忆录的前面部分里，克林顿回顾了纽约的行动。在向作为总司令的豪致敬过后，他接着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暗示豪在战争一开始就错过了一个获胜的绝好机会。

克林顿讲述了豪三次拒绝了他的提议的经历。他宣称，激励他的“并非任何其他原则，而正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以迅速扑灭这场叛乱”的意愿。从一开始他就提议对曼哈顿北端发起进攻，因为这样可以将纽约群岛上的大陆军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逃生的希望。他也曾争取过在布鲁克林乘胜追击大陆军的机会，他们在戈温那斯高地战败后正处于逃跑状态。他还建议过在国王桥而不是基普湾发起进攻，因为那样可以将大陆军困于曼哈顿。每一次，豪都拒绝了他的提议。尽管克林顿还特意表明了对豪作为总司令的权威的捍卫，然而他却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印象，那就是在纽约的行动中本来是有数次机会可以歼灭大陆军的，如果事情真的那样发生，这场战争也许早就结束了。

克林顿的回忆录可能反映了英军的军官团体内部某些人对于豪的决策的批评性评价，但是他们对于那场关于“谁为英国战败负责”的持续的（如果私底下进行也算数）讨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克林顿在完成回忆录之前就离世了，这些回忆性文字一直未能出版，直到20世纪中期。然而，似乎比较清楚的是，直到克林顿去世为止他都相信，要是在纽约的时候是由他而非豪来指挥的话，北美独立战争也许结局会完全不一样。

克林顿的记录很明显是为了自己，但是1794年出版的一部从英方视角全面记述这场战争的两卷本著作支持了他的记录。这部著作的作者是查尔斯·斯特德曼（Charles Stedman），一名战争期间的英军参谋。尽管英军失败了，但是他还是想要写出一些积极的东西。“尽管这场战争的运气很不好，”斯特德曼解释说，“我的同胞们并不想展示武力，或者爱国热情。”斯特德曼的主要观点是，英军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作战十分勇敢，他们不应该为战争的最终结果而受到批评或是责备。

唯一的例外是威廉·豪。斯特德曼对纽约行动的叙述遵循着与克林顿的批评相同的思路，他将豪在长岛和曼哈顿的决策描述成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斯特德曼在理查德·豪的部队中任职，他肯定意识到了豪氏兄弟的军事决策都极大地受到了他们的和谈愿望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提及这一事实，而是更倾向于将豪的决策形容为“战术错误”。他重点批评的是，豪在1776年11月未能在华盛顿溃败的队伍穿越新泽西撤离的时候乘胜追击，他认为那是最后也是最合适的歼灭大陆军的时机。

根据斯特德曼的讲述，最关键的时刻一旦过去，英军取胜的可能性就已经消失，原因有三。第一，华盛顿采取的是偏防守的战略，被称为“据点战”（a war of posts），这使得决定性的交战变得相当不可能。第二，大陆军有了更多的战斗经验，尤其是打造了一批更具职业水准的军官队伍。第三，1778年的《法美条约》（the Franco-American Treaty of 1778）为美国提供了财力和人力支援。总的来看，这些情况的变化使得对于英国而言很难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尽管他们的海陆军队有着英勇的表现。

斯特德曼这个版本所记载的历史提供了一条受到英国政府和英国军队认可的故事主线，因为它反驳了伯克、福克斯和皮特（Pitt）这些反对派领袖的言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误的行动。但是必须要以一次致命攻击迅速赢得战争，这正是杰曼在1776年夏天所提议并策划达成的目标。当这种努力失败的时候，英军也还是英勇战斗着，苦苦支撑着这场注定要输掉的行动。

这种解释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回避了“英国政府那些导致战争的政策是否明智”这个问题（很明显它们是不明智的），而且它认为英国失败的根源在于1776年夏这个微妙的时刻以及威廉·豪这位错失歼灭大陆军大好时机的英国军官。这样就不必再引起人们对大英帝国基业背后的核心理念的根本性质疑了。人们会想，要是豪氏兄弟的行动能够更为主动一些的话，大陆军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的想法差不多可以肯定是正确的，而且大陆军的覆灭也会让这场战争早早结束。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如果那样结局会如何，过去40年的历史学界所发挥的平衡作用已经让它成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