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谨将以下观点作为我的个人意见：一场全面而迅速的撤退是绝对必要的，美国的荣誉和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

——纳瑟内尔·格林1776年9月5日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信

根据豪氏兄弟预定的策略，在长岛对大陆军的羞辱所激起的风波足以撼动北美叛乱的基础。但是在斯塔滕岛上与美国代表团的会晤似乎暴露出了这个策略的缺陷，因为美国代表团拒绝将长岛的溃败视为什么大事，他们认为那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暂时受挫。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甚至还坚信，大陆军的全军覆没或是投降都不会有什么影响，除了也许会让不可阻挡的美国的胜利延后一些。豪氏兄弟试图用他们处于优势的海陆军队作为不那么友好的劝降工具，但是那些已经献身于美国独立事业的大陆会议领导是不可劝降的，在他们现在的处境中，与强大的英国之间任何的和谈希望都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大陆军正好在经历着豪氏兄弟意欲施加的那种冲击。有利的风向扭转了水势，随后是一场天降大雾，这一切使华盛顿的军队得以渡过伊斯特河，实现了一次几近奇迹的逃离，但是他们的士气却土崩瓦解了。“我们的处境的确令人痛苦，”华盛顿向汉考克报告道，“这些民兵，并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是显得十分沮丧，不听命令，非常不耐烦地想要回［家］。他们很多人都中途逃跑了，有时候甚至是整个连队。”这些士兵到达曼哈顿的时候，一位目击者描述说，他们“满脸病态，形容憔悴，垂头丧气……总而言之，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

确切的人数是不可能知道了，因为华盛顿自己也无法追踪这些逃兵。但是最完整的估计是，在9月的前两周里，大约有1万名民兵逃掉了。华盛顿下令在曼哈顿北端的国王桥拦住逃兵，但是很快便撤销了这道命令，因为他觉得这些民兵不只是无用，而且有害，他们的存在只会造成恐惧和失败主义的传播。他们的离去意味着，华盛顿所领导的18000名士兵中，大约只有13000人是“适合服役”的，这也就是说，他现在面临的敌人人数是自己的两倍以上。

甚至这些被归为“适合服役”的士兵也神情恍惚、士气不振，正如华盛顿描述的那样，他们“常常四处乱走，远离各自的岗位和营地，已无法抵抗任何突然出现的敌人”。对于他们以及美国的事业而言，幸运的是豪在长岛的胜利之后没有再继续对曼哈顿发起进攻。这种拖延对有些英国军官来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很明显整个大陆军已经不堪一击了，而英军正准备着进行能够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在随后的许多天里，我们勇敢老练的士兵……站在伊斯特河的岸边，”乔治·科利尔上尉回忆道，“他们就像站在皮斯扎克山（Mount Piszak）上的摩西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恩许之地就在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

豪明显缺乏主动性，实际上从整体来看这与他的战略优先项保持一致。他正等待着他哥哥与叛乱者在斯塔滕岛的商谈结果。如果很快就能以外交手段结束这场冲突，发起另一场军事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再说，叛乱者的军队（如果它的确仍然可以被称作一支军队的话）已经从长岛的包围中逃进了曼哈顿的另一场包围里。没有必要匆忙，因为华盛顿那支斗志涣散的军队已经无处可去了。

英国间谍报告说，美国士兵正忙于劫掠城中的每一户人家，并公然为自己的强盗行为辩解，说不这样的话这些战利品就要落入英军手中了，因为只要英军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占领这座城市。正如豪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在长岛几乎濒临死亡的经历迫使他们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纽约的守卫一直以来都是在错误的指导下进行的。

的确，从英军的角度来看，北美的叛乱已经被镇压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清理行动。在伦敦这边，长岛胜利的消息使杰曼勋爵开始起草让威廉·豪晋升为骑士的相关文件，以对他在北美保护大英帝国权利的行为进行嘉奖。“这场叛乱的领导者的行动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杰曼写信告诉海军上将豪，意思是他们在纽约有所反应，“我相信受到蛊惑的人们很快就会向阁下您祈求宽恕和保护，而让他们的首领去接受他们应得的惩罚。”这也许意味着，华盛顿、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将和其他人一起，走向绞刑架。

华盛顿在9月初的日子里都待在自己的总部，慢慢地从疲惫中恢复过来。而更深层次的真相是，他已经渐渐明白了，决定守卫纽约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而现在他正深陷在这个错误造成的后果之中，不知道该做什么。

最清醒的建议来自纳瑟内尔·格林，他刚刚经历了濒死体验，才从医院出来：“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一场从此岛的整体迅速撤离是否有必要。在我看来，要想成功击退敌人，保证我们不再受辱，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计划。我认为在国王桥的这一端我们已经没有目标了。……我会烧掉这座城市以及它的郊区地带。”在格林的计划中，大陆军的生存不仅仅是保卫任何一寸土地的问题。“我谨将以下观点作为我的个人意见，”他重申道，“一场全面而迅速的撤退是绝对必要的，美国的荣誉和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

格林是在请求华盛顿接受两个令人不快的、麻烦的现实：第一，保卫纽约的决定成了一个错误，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阻止美国继续遭受损失；第二，华盛顿需要让他那种受荣誉驱使的“坚守作战”的本能服从于更大的政治需要，这种需要在此时就是指大陆军的存活。很明显，格林不像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他相信大陆军的覆灭会将美国独立事业置于危险之中。

格林对华盛顿性情的揣摩和他对大陆军面临的战略选择的估量同样敏锐。他意识到，华盛顿有着根深蒂固的个人荣誉意识，由于这种意识，大陆军的失败会给他自己的名声蒙上一层阴影。他容易将撤离和战败等同起来，并且会将战败看作自己名声的永久污点。根据这种逻辑，战略撤退时不光彩的行为，就像拒绝决斗的邀请一样。格林的理解是，华盛顿的最优先选项必须是他们为之而战的、有自身纪律的事业，而让大陆军覆灭的行为则毫无纪律或是荣誉可言。

虽然如此，华盛顿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格林的建议。他在此时与汉考克的通信就很反常的混乱无序、散漫无章，也许这是疲劳的后遗症，也许是长岛的战败留下的心理创伤又复发了（他将汉考克而非亚当斯视为大陆会议的主席，作为他的行政上级，尽管亚当斯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的最高领导在军事方面更为在行）。尽管大陆军面临绝境，他对于从纽约不战而退的决议仍然感到很不满意，他告诉汉考克，“这有涣散军心、损害这项事业的嫌疑”。它也会在所有殖民地都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在这些地方，共同的事业也许会因为它给许多人的精神打击而受到影响……尤其是我们在长岛遭受了损失之后。”不管决定性的考量是他个人的荣誉感，抑或是恢复大陆军信心的需要，抑或是害怕放弃纽约会让各地那些不热情的爱国者在心中产生疑惑，他都觉得有必要在曼哈顿对英军发起一场“漂亮的进攻”，即使那意味着会有失去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的风险。

为了这场“漂亮的进攻”而在暗地里进行的努力涉及一种单人潜艇的部署。正如我们所见，富兰克林在数周之前就与华盛顿探讨过这种水下工具的前景，它也许能够通过在英军战舰下方游弋并在其舰身上安装延时炸弹来炸毁它们。9月6日，华盛顿批准进行水下战争开创性的尝试。尽管面临水流的阻碍，这艘名为“海龟号”（Turtle）的实验性潜艇仍成功地潜到了海军上将豪的旗舰“雄鹰号”下方。它携带了150磅的炸弹，但是未能成功地将它安装在覆铜的龙骨上。要是成功了的话，“海龟号”也许能够大大减少英国海军在曼哈顿附近河面上所拥有的战略优势。但是在它的处女航之后不久，“海龟号”就在被运往哈德逊河上游再次进行试航的途中沉没了。潜艇战还要等一个多世纪才能在技术上达到要求。

9月7日，华盛顿召集了一个战时会议，这个会议投票通过了他提议的抵抗——也许是最后的抵抗——而地点就在曼哈顿。这是一场令人困惑的讨论，因为华盛顿已经接到大陆会议让他不要烧掉纽约城的命令，有些军官将这道命令理解成是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守卫这座城市。华盛顿似乎认可了这种解释，他提醒与他共事的军官们，政府控制军队这一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即使大陆会议很明显地未能充分理解这支军队所面临的那种真正绝望的处境。

一旦做出了守卫曼哈顿这个重大决定，战时会议就通过投票对军队进行了分配，它安排了5000名士兵在此岛南端保卫市区；9000人守在北端，英军的进攻很有可能在这里发起；4000名新兵则驻守中部，在这里最不可能发生战斗。因为英军掌握着主动权，无论在何处发起进攻，他们在数量上都拥有很大的优势。

华盛顿想让汉考克明白，曼哈顿差不多已经失守了。“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和期待，”他解释道，“得尽可能地拖延此事。”正如约瑟夫·里德向他妻子解释的那样，这次的目标是在投降之前给英军造成惨重损失，“如果我们的牺牲能够拯救美国的事业，那么我们就还有时间在春天到来前召集到另一支军队，这个国家也将得以留存”。这种宿命论的逻辑差不多确切地反映出了华盛顿在这个紧急多事的时刻的想法——或者说是那种被称作想法的东西。华盛顿正准备以身殉国。

情况也有可能是，他相信除了牺牲自己和大陆军已经别无他法了，因为他们以寡敌众、孤军奋战，已经看不到任何逃出曼哈顿的现实可能了。豪将军如果没有在国王桥封锁住他们的逃离路线的话，那他一定是个十足的白痴；而在该处驻守的美军指挥官威廉·希思向华盛顿报告说，他缺乏兵力，无法阻止豪在该处设下陷阱。一位名叫鲁弗斯·帕特南（Rufus Putnam）的负责工程的军官对当地地形进行了一番侦测，证实了希思的看法，没有任何方法阻止豪将大陆军放入“可怕的盒子里”。

纽约临时政府的代表们从菲什基尔（Fishkill）相对的安全写起，证实了这一战略判断：“我们对于敌人登陆纽约的计划，以及将由此造成的惨败，是如此确信不疑……我们有理由担心它带来的后果。”所有人一致认为，英国海军在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上处于优势地位，加上它在曼哈顿北端的地面优势，这意味着华盛顿的孤立无援。既然投降不能作为一个选项，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战斗。

在9月的第二周里，三个方面事态的发展让华盛顿改变了主意。第一，大陆会议明确了它早些时候下达的不准烧毁纽约市的命令，并将是否决定守卫纽约的问题交给华盛顿去思考。他的判断，而不是他们的判断，更加充分地忠实于实际情况，并且能够得到验证。第二，豪将军仍然在等待他哥哥那里有关和谈事宜的消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在国王桥周围集结部队的意思。他更倾向于准备攻占纽约市以及纽约港。第三，格林说服了周围的军官召开另一次战时会议，以重新考虑守卫曼哈顿的事情。他认为，它的守备是不堪一击的，而大陆军的生存意味着美国独立的生存。“当前的情形意义是如此重大，其后果将波及整个美国，”格林坚持认为，“重新考虑之前的决定势在必行。”

斯塔滕岛和谈破裂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各位将级军官以10：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他们上一周的决议。他们现在准备放弃纽约市的所有防御，并加强他们在国王桥的力量，以抵抗计划中英国将在该处发起的进攻，而不是把大陆军分散在整个曼哈顿岛。他们暂时只会在华盛顿堡（Fort Washington）留下2000名士兵与哈德逊河上的英国海军精锐较量。他们的新目标是，在曼哈顿北端挡住豪可能发起的进攻，然后让整个大陆军撤离此岛。新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失去纽约）让大陆军保存下来。

华盛顿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新的策略。它违背了他所有的原始本能，他为荣誉所驱使的性格，以及他过去四个月中所持的“让纽约成为更为致命的邦克山”这一军事设想。他想让汉考克知道，他原本是坚持守卫纽约的，因为他意识到了它的战略重要性。“但是我十分确信的是，这件事是不能做的，”他辩称道，“如果尝试这么做的话，其后果很可能在本质上将会是最致命、最令人担忧的。”

使用“致命”这个词，他差不多的确是指大陆军的覆灭了。他是否与格林一样都认为大陆军的终结意味着美国独立的终结，这一点尚不清楚。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视美国的事业坚不可摧，以至于很难让他从心理上放弃它。但是如果大陆军的覆灭确实会让美国独立陷入危险之中，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值得的冒险。在此基础上，他已做好了牺牲自己生命的充分准备，而且他希望这一事实能够使他所有的军官明白。但是比他自身的荣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正处于千钧一发的状态，他必须让他的本性服从于这个更大的目标。

自亚当斯从斯塔滕岛归来以后，战地的报告开始在他费城的办公桌上堆积。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让他了解到了令人警醒的士兵逃跑率、残余部队士气不振的状态，以及被亨利·诺克斯形容为“恐慌感”的情绪，它在长岛磨难的后期攫住了整个大陆军。“我看不起这种情绪，以及受它影响的那些人。”他如此告诉诺克斯，并且半带正经地敦促说，“十一抽杀律（Decimation）这种优良的古罗马传统方法应该被引入”。这种方法就是，在一支士气低落的队伍里，十分之一的人应该被处以军法，以作为对其他人的警示。同时，他的工作还要防止这种情绪传播到大陆会议，因为与大陆军相比，大陆会议才是需要稳定的中心。

北卡罗来纳的威廉·胡珀报告了与之前的温和派在独立问题上的谈话，现在这些人在走廊里偷偷地传播着“我早告诉你了”一类的说法。但是在关于豪勋爵的和谈行动的正式讨论中，变得很清楚的是，豪在纽约的胜利所引发的任何温和化的重新考虑都是不被允许的；美国独立仍然是不容谈判的。大陆会议的领导层有效地促成了在“他们输掉了战争”这一棘手事实上的沉默。

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政治日程应该迅速朝前推进，不要受来自纽约的负面新闻的影响。例如，在9月9日这天，代表们终于齐聚一堂，共同修改所有的官方通信的文体手册，因此这份手册用“合众国”（United States）一词代替了“殖民地联盟”（United Colonies）。9月17日，他们采纳了亚当斯《条约计划》的最终稿，这一文件意在打造与法国之间的外交联盟，随后他们选派杰斐逊与身处巴黎的赛拉斯·迪恩（Silas Deane）一起就条约事宜进行谈判（杰斐逊因为个人原因谢绝了，主要是因为他妻子脆弱的健康）。9月20日，他们同意了亚当斯的另一份文件——《战时条款》（the Articles of War），这份文件使得大陆军在内部的晋升、办事程序以及惩罚方面的管理得以规范化，亚当斯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份文件“是从英国的《战时条款》复制过来的，如果要直截了当地说的话”。

［这一切的］潜在预设就是，不论纽约战场上发生过什么，美国革命都将继续前进。如果亚当斯需要什么东西来增强自己的革命信心的话——他并不需要——他会在他不屈不挠的阿比盖尔身上找到。如果华盛顿军队中的所有人都战死或者被俘，她宣称，那么豪氏兄弟也必须得和“一群美国的亚马孙战士”一决雌雄。

英国人已经让自己确信，战争总算是结束了，而大陆会议的领导们却想要明确声明，它才刚刚开始。几个月来，一直有人警告华盛顿，靠临时补充的民兵组成的美军无法与英国常规军相匹敌。现在长岛的惨败，以及曼哈顿的军队士气不振、日益萎靡的状态，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说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我们部队瓦解的前夜，”他如此警告汉考克，他指的是逃跑现象的增加以及许多士兵服役期即将结束的情况，“除非大陆会议采取一些迅速有效的措施，否则我们将输掉我们的事业”。

格林很赞同这种对民兵虚幻的战斗力的责难，因为现在这些人一群群地逃跑。“大陆会议的政策是你所能想象的最荒谬、最可笑的，”他写信告诉他的兄弟，“补充进来的民兵每个月来了又走。在这些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不战自败。”华盛顿支持这种观点，并且评论说，如果长岛的战斗能让人们认识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将希望寄托在民兵身上毫无疑问就像走路时依靠断掉的拐杖”。

华盛顿和格林所不知道的是，大陆会议已经投票决定，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东西，甚至更多。9月16日，代表们下令建立88个新的陆军营，这又是6000人的兵力。“发放20美元津贴”鼓励了参军服役的行为，“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更是得到了“在战争结束后拥有西部100英亩土地”的承诺。

为了补充这条命令，各州还根据各自的人口得到了相应的征兵指标（有趣的是，尽管代表们在“新政府的代议制度究竟应该按州还是根据人口比例来算”这一点上无法达成一致，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就一致同意，像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样的大州应该在军事方面承担更多）。汉考克写信给各州的统治者，敦促他们“集中所有精力征集到符合要求的美军配额”。

这一新的举动反映的是，人们意识到了，纽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所有尽快结束战争的希望都破灭了。正如华盛顿所说，赢得独立“不可能就凭一天的工夫”。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目前所面对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对于爱国热情的依赖，就像对于民兵的依赖一样，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了。“当人们被激怒，热情被激发，他们会迅速而欢快地奔向武器。”华盛顿以他最现实的方式说道。但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战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此时纪律和忍耐力代替爱国心成了获胜的核心因素。“身处组成大陆军主体的这群人中，要去期待他们受到的是利益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的影响，”华盛顿警告说，“那就等于是说，你所期待的是从未发生过、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大陆会议的决定代表了一份集体承诺，答应为华盛顿提供一支他认为对获胜来说必不可少的常规军。它也代表了一份象征性的政治决议声明，即无论华盛顿的军队在曼哈顿发生过什么，美国的事业所具备的兵力来源都的的确确是永不枯竭的，这一信息足以给英国政府造成震动。

但是这个决定从另一方面看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它的实施依赖于各州议会的通力合作，而这些州倾向于支持的都是自己领土范围内的民兵部队，而不是大陆军的征募。因为一份强制性的草案违背了他们声称为之奋斗的共和原则，这道命令实际上是一种请求，各州的通力合作也遵循自愿原则，这意味着绝对不可能征集到一支6000人的新军。华盛顿也许会反驳说，如果美国输掉了战争，共和原则也就毫无意义，而大陆会议的领导们对此也明显表示过赞同，但是政治现实却是，费城的代表们做出了一个他们无法遵守的承诺。

准确地说，所有州的政府在美国独立这一问题上都仍然十分坚定（豪氏兄弟曾期待在长岛战役后能够出现变节现象）。但是当涉及为大陆军出钱出力的时候，各州政府都将保护自己的公民作为最优先选项。它们不再愿意将主权交给大陆会议，其抗拒程度不亚于他们不愿意承认英国议会的统治权。只有在各州被允许追求各自所认为合适的目标的前提下，他们在独立问题上才联合一致。

要概括性地谈论美国大众是十分困难的。毫无疑问，这些人代表着最重要的民心所在，因此也是豪的策略所要争取的最终对象。在他的策略中，对大陆军的羞辱是为了展示英国的军事优势。在5月和6月出现了类似于关于独立的全民公投，并产生了决定性的结果。如果在9月再次出现全民公投，这些结果将会同样地起到决定作用，还是会危险地产生分化效果？

当然没有出现这样的全民公投，但是即使出现了，也不大可能有大的变化，因为大多数人仍然完全不知道大陆军遭受过什么失败。造成这种广泛无知的一个简单原因就是，美国的报纸根本不报道此事。阿比盖尔·亚当斯的报纸阅读量不输任何人，而她也抱怨缺乏相关报道：“我们似乎对于［纽］约的事情一无所知……谁倒下了，谁受伤了，谁成了俘虏或是成了敌方的人，这些消息都像在战斗结束后那天一样被埋藏了。如果我们的军队真的是处于这样紧要的关头，我希望能够知道，并且是知道最坏的那一面。”

实际上，阿比盖尔所阅读的一份波士顿报纸——《新英格兰报》（The New England Chronicle），报道了美军在长岛取得的光荣胜利：

英国政府军在长岛三处不同的地点以他们的最大力度向我军阵线发起了进攻；但是美军士兵的勇敢，加上成为自由民族的那份热情，击退了他们；他们应该庆幸的是仓皇中还能够撤离，尽管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关于他们损失的具体细节我们还未能知晓。

《新英格兰报》还报道了（惹人注意却毫不可靠地）詹姆斯·格兰特将军的死讯。这位英军军官之前曾预言说，他能在几周时间里用5000名英国常规军平息北美的叛乱。其他几家报纸也选取了这个故事，鉴于格兰特对美军作战能力的鄙夷，它有着巨大的爱国主义感染力。

《康涅狄格报》（Connecticut Courant）准确地记述了英军和黑森佣兵入侵队伍的规模，以及美军在戈温那斯高地所遭受的围困。但是它随后报道说，被围困的美军“勇敢地从敌人的包围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消灭了不少敌军士兵，又俘虏了一大批”。《宾夕法尼亚邮报》（Pennsylvania Packet）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再次报道了这个版本的战况，但是随后补充了一份完全虚构的第一手叙述，说的是“斯特林将军的光荣牺牲，由一位在将军倒下时离他很近的目击者所讲述”。

《纽波特使者报》（Newport Mercury）刊登了一位罗得岛的士兵的记叙，它准确地描述了美军的惨重损失、斯特林的英勇以及他的被俘，但是它重点报道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美军所展现的持久的勇气和最终获得的胜利。《弗吉尼亚公报》（Virginia Gazette）重点报道了大陆军在战斗前夜的“高昂士气”，但是并没有提供关于战斗本身的报道。稍后刊登的一则故事则错误地报道说，“豪将军的一条腿被流弹击中，情况很不妙”，传染病又在黑森佣兵中爆发，有传言说他们已经处于叛乱的边缘。

实际上，所有报纸都详尽而准确地报道了大陆会议在斯塔滕岛上与豪勋爵的会谈以及随后对他的和谈提议的拒绝，报道这一决策的编辑手法得到了各界嘉奖，人们认为那是对美国反抗的适当表述。只有一部分报纸提到了那次仓皇又绝望地趁夜横渡伊斯特河逃往曼哈顿的经历，这主要是因为它与先前报道的美军在长岛获胜的消息不符。

简而言之，新闻界并没有客观公正地报道长岛的战斗或是大陆军内部的突出问题。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对于“这项事业”的忠诚是如此彻底地战胜了一切对真相的传统定义，以至于新闻诚实几乎变成了叛国罪行。这样一来，在纽约以外的其他各州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在美国独立信念上的动摇，在纽约的亲英派则成群结队地志愿加入英军。偏激的美国新闻界完全掩盖了大陆军士气低落的状态。几乎没有美国人知道他们正在输掉战争。

9月12日这天，豪将军了解到他哥哥的和谈努力失败了。而就在同一天，战时委员会决定放弃守卫纽约。在豪看来，这意味着必须占领纽约市和纽约港。脾气暴躁的克林顿对这一决议提出了质疑，并提议转而向下曼哈顿进发，凭借对国王桥进攻的余威，一举“将这个瓶子的瓶口塞住”，把整支大陆军围困在岛上。“要是那时当机立断做成了这件事的话，”克林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中声称，“叛军将被打散成许多分散的队伍……它的每一群士兵［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我们手中。”

历史并不要求后人承认克林顿的提议所蕴含的战略智慧。华盛顿的所有军官都意识到了豪有能力将他们围困在曼哈顿，里德将这座岛形容为“这块我们万万不该出现于其间的狭长地带”。的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投票决定将整支军队移往曼哈顿北端，他们将在那里杀出重围，离开这座岛。

唯一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人正好是双方的总司令。华盛顿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即一旦英军攻占布鲁克林高地，纽约市和纽约港就守不住了，但是他仍然在寻找能够在逃往大陆之前将英军拖在曼哈顿的方法。长岛的耻辱需要得到洗雪，大陆军的官兵需要重塑他们的信心，“这项事业”需要某种形式的胜利（不管它是多么象征性的）。

豪氏兄弟都很厌恶克林顿，并且都拒绝了他的战略提议，哪怕它是带着诸神的认可。但是现在已经相当清楚，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想围困并歼灭曼哈顿的大陆军。尽管豪勋爵在斯塔滕岛的会谈结果不尽人意，他们依旧相信，人们对叛乱的支持是肤浅的，他们将自己和谈使者的身份看得比军事领导者的身份重要得多。他们想要控制住双方的杀戮，直到北美人民清醒过来。有趣的是，华盛顿和豪氏兄弟都让军事策略服从于更广泛的民心争夺战。

在对曼哈顿东边的几个备选进攻地点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豪氏兄弟最后选择了基普湾（Kip's Bay），这一地点位于现在的第32大街和第38大街之间。9月15日早晨，4000名英军和黑森佣兵被运送过了伊斯特河，当晚在他们之前已经有5艘战舰停泊在湾内，准备在进攻之前布下一张火力掩护网。十分讽刺的是，美军从曼哈顿的撤离已经在进行之中了，所以如果英军再等一天的话，他们的登陆行动将不会遭遇任何抵抗。

相反，基普湾的海岸线由800名康涅狄格民兵和大陆军的新兵守卫着，其中包括约瑟夫·普拉姆·马丁。这些都是华盛顿麾下战斗经验最为匮乏的士兵。他们的防御阵地由一道浅浅的战壕和上面堆满的泥堆组成。许多人只有长矛当武器。除了被告知要坚守阵地以外，上级没有发布任何命令告诉他们如何应对进攻。马丁记起白天向外望去的时候看见了英军战舰以及瞄准着他的战壕的80门大炮，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海军的火力网一旦展开，这个问题的答案立刻就变得十分清楚了。所有五艘战舰火力全开，所展现的火力被几位英军军官形容为比他们有生以来目睹过的所有火力都要密集。在几分钟之内，美军的防御战线灰飞烟灭，而马丁（正如他自己所说）“开始想着自己身体的哪一部分会先行离开”。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其间一艘英军战舰“俄耳甫斯号”（the Orpheus）消耗了5000多磅的弹药。到那时，马丁和他的战友们——这相当容易理解——早已决定尽快逃离“杀戮地带”了。英军和黑森佣兵的登陆行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一点伤亡也没有。为数不多的美军士兵仍然留在了战壕里，他们在试图投降时被仓促地杀害了。长岛的战况又重现了。

克林顿率领着进攻的军队，他接到的命令是抢占滩头，然后等待由豪率领的第二批9000名英军的到来。由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克林顿本可以横跨曼哈顿，然后顺势阻挡住由帕特南率领的从南面而来的5000名美军。但是克林顿遵守了命令，违背了自己更好的判断，这使得“老帕特”在现今里弗赛德大道（Riverside Drive）的地方得以绕过英军和黑森佣兵。他年少聪慧的副官阿龙·伯尔（Aaron Burr）已经确定好了逃离路线。

接下来发生的事算是这场战争中美军最糟糕的时刻之一了。被恐慌所笼罩的士兵们逃向了基普湾，这似乎是面对英国海军压倒性的炮击所做出的合理反应。但是在他们向北逃离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恐惧是具有传染性的，它造成的惊吓传播开来，使得康涅狄格民兵和正规军在面对英军象征性的攻击时，整团整团地扔掉自己的步枪和行囊。“恐惧和混乱这两个魔鬼在那天似乎控制了所有人、所有一切。”马丁回忆道。撤离变成了一场溃败。

华盛顿遭遇了全速逃离的狂乱的士兵，当时他正从总部骑马奔向南面枪声响起的地方。他徒劳地想要通过指挥军官们在石墙之后稳住阵脚来重建秩序，但是人们只是从他身边跑过。一位目击者报告说：“他［用他的马鞭］打了几位正在逃跑的军官，三次将帽子摔在地上，最后长叹道：‘我的天呐，难道我率领的就是这样的士兵吗？’”不断逼近的英军步兵团已经到了50码开外，但是一群手下都不能劝动他们的司令离开战场。最终约瑟夫·里德抓住他的坐骑的缰绳，一路咒骂地将华盛顿带到了安全区域。格林回忆起第二天的场面时宣称，华盛顿是“如此急躁不安，以至于他宁愿一死也不要偷生”。

这个有着不可思议掌控能力的人在那个可怕的时刻输掉了一切，不过也幸运地逃脱了战死或被俘的命运。对于华盛顿而言，这是一个低谷，它集中体现出的是，他对大陆军作战能力所抱有的所有希望都不过是痴心妄想。由于他将军队看作是他自己的投射，那天发生的事情玷污了他的名声。对此他难以忍受，在他受荣誉驱使的世界里这比死亡还要糟糕。当溃败的消息在两天以后传到亚当斯耳中的时候，他也深感震惊，尽管他个人并不用承担这份耻辱。“我为新英格兰士兵可耻的懦夫行为感到强烈的愤怒，”他评论道，“以至于我为我的祖国感到丢脸。”

但是这种懦夫行为也产生了有利作用，因为士兵们匆忙的逃离意味着他们大多数人都安全到达了哈勒姆高地的美军阵地。死伤和被俘的人数只是长岛损失人数的一小部分，即使战败这根刺更多的是让华盛顿痛苦不堪。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理解豪氏兄弟沉浸在他们隐约可见的胜利之光中的行为。凭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伤亡，他们就攻占了他们的首要目标，即纽约市和纽约港，其间还对虚有其表的大陆军发起了又一次致命的打击。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

豪勋爵意识到，第二次进攻可能已经粉碎了叛乱者的意志，海军的炮击也轰掉了那些在简陋战壕里的无助守军的士气。9月19日，他发布了一份告“北美人民”的宣言，就此绕过了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无药可救，已经不能理智地认识自己的缺陷了——直接向更加广泛的大众发起呼吁。

他敦促他们“自己做出判断，为目前所进行的这项非正义的、摇摇欲坠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否符合他们的荣誉和幸福”（在基普湾之后，这项事业也许已经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只要他们愿意放弃虚假的独立并“回归他们之前的联盟关系”，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就可以停止，他们也能够享受“和平的恩赐……并充分享用他们的自由和财产”。在基普湾的惨败之后，这条信息是否可信，对此人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只有纽约和新泽西的亲英派媒体才会认为这条消息适合刊载。华盛顿拒绝了豪勋爵的提议，认为那只是旧瓶装旧酒的方案，实际上是要求彻底的投降，“而在那之后，英国国王将会考虑是否有谁应该被处以绞刑”。

哈勒姆高地是一片岩石密布的高原，它横跨整个曼哈顿岛，正好位于现在的第125大街的位置。它的南部边界被一段高约60英尺的悬崖峭壁保护，它所形成的山岭充当了天然的屏障。如果要说这座岛上有哪里和邦克山差不多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地方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被选作美军撤离的集结点，大陆军需要将所有士兵和装备都转移到曼哈顿的北端。到9月15日的晚上，心有余悸的基普湾的幸存者已经到达了哈勒姆高地的安全地点，而“老帕特”手下那帮精疲力竭的士兵也同时到达。他总算躲过了英军的追击，得以沿曼哈顿西面一路奔走北上。

对美国的事业来说，这并不是顺利的一天。大约有60名士兵阵亡或负伤，另外有300名士兵被俘。和在长岛时一样，大陆军所展现的唯一显著才能就是在逃跑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

华盛顿从他的新总部［现在是在朱梅尔庄园（the Jumel Mansion），它濒临库根崖（Coogan's Bluff），也就是今天的第161大街的位置］放眼望去，能够看见整个岛屿的全景。他关注的是南边，他认为豪将在那里对哈勒姆高地发起进攻。实际上，豪正在纽约市建立他的新总部，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很欢迎英军，将他们视为解放者。的确，豪从来没有想到过对哈勒姆高地坚固的防御发动正面进攻，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拒绝进攻布鲁克林高地。他不愿意拿士兵的伤亡去冒险。

华盛顿的情绪十分沮丧，他几乎快要认命。在写给他在弗农山庄（Mount Vernon）的表亲及经理人伦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那种“已经快走到尽头”的感觉：

简单地说，这就是我的处境，如果我可以在坟墓的这一边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诅咒的话，我将会诅咒他带着我的心情来替代我的位置。……至于信心什么的，我告诉你，我自出生以来从未陷入过如此不愉快、如此对立的状态之中。……如果我倒下了，请让人知道我这样的处境，发表声明维护我的名声，那样做不会有错的。如果人们能够站在我这边（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抱这样的希望），那么我决心在有生之年绝不让人赶出这里。

在被华盛顿视为最后一搏的行动的过程中，他下令大部分士兵开始挖掘壕沟、搭建阵地。但是为了能发现南面英军的动向，他也下令由新近组建的康涅狄格巡骑精英团进行侦查，该团由托马斯·诺尔顿（Thomas Knowlton）上尉率领。

36岁的诺尔顿是经历过法印战争的老兵，他在邦克山的英勇行为已经成为传奇［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认为在他对战斗的描绘中应该将诺尔顿当作主要人物才是合适的，他的这幅画现在还挂在波士顿美术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 in Boston）里］。在对基普湾溃败的事后清理中，人们一致认为，军官尸体中没有找到领导，这是造成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诺尔顿代表了大陆军中最高战斗领导的标准。人们曾听到阿龙·布尔如是评论：“要这么快地把这样一个人提拔起来是不可能的。”

大约在哈勒姆高地往南半英里的地方（靠近现在的第107大街和里弗赛德大道交汇处），诺尔顿带领的120名士兵遭遇了400名英军常规步兵团。双方随后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美军躲在一堵石墙后开火，效果甚好。但是后来一个苏格兰高地兵团［也就是著名的黑衣守护者（Black Watch）］赫然出现，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诺尔顿向哈勒姆高地撤退了。英军已经如此习惯于看着美军逃离，以至于一名号手吹起了猎狐行动中狐狸被困、追逐将尽时的号角声。

这让华盛顿和他的手下勃然大怒。他们也意识到，大约1000名英格兰和苏格兰士兵，在兴高采烈中已经让自己过于分散，他们正走进一个由10倍于自身的美军所形成的包围圈中。华盛顿派约瑟夫·里德带着给诺尔顿的命令去往现场，让他在安德鲁·利奇（Andrew Leitch）少校率领的弗吉尼亚大陆军的增援下绕到英军后方，同时美军数个兵团从哈勒姆高地俯冲而下，从正面牵制英军。这个包围战术失败了，弗吉尼亚的士兵在绕到英军后面之前就开了枪。在随后的交火中，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包括利奇和诺尔顿，他们都在敦促手下离开暴露的山岩时被流弹击中下腰。他们的遗言在几周时间内登上了几乎所有美国的报纸，据说那都是殉难的豪言壮语：“只要我们能够在这一天胜出，我不会吝惜我的生命。”

双方都投入了更多兵力参加战斗，让一场小的冲突发展成了哈勒姆高地战役。英军在一片麦田（位于今天的格兰特墓南面）里稳住了阵脚，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激烈交战后被迫撤退，他们因为美军而遭受了270人阵亡、60人受伤的损失；而美军也不得不克制住，不去追击逃离的英军。这是英军在纽约战役中第一次遭受失败。尽管这不是一场大的战斗——在它最激烈的时刻，双方大约都有2000人参与战斗——哈勒姆高地一役对于大陆军的士气有着重要的心理影响，他们一直到当时为止都强烈地质疑着自己对抗英国职业军队的能力。

在第二天的总动员令中，华盛顿认为着重强调以下这点是很合适的：“昨天的行动与之前某些士兵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它肯定也展示了，只要官兵齐心合力，我们能够做成什么。”正如他所说，他一直在寻求着以某种方式来“大干一场”，这样一场行动不仅可以增强他手下士兵的信心，更能够向全体美国人民传递信息，告诉他们“这项事业”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后一个目标得到了大部分美国报纸的报道声援，这些报纸将基普湾的惨败略去不提，却将哈勒姆高地之战作为美国光荣的胜利，将托马斯·诺尔顿作为新出现的美国烈士，大书特书。尽管大陆军所面临的战略缺陷并未得到真正改变，不过至少在当时，战败的情绪终于得以平息。然而，接下来还是得看这支军队是否能够离开这座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