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赋予夏天以更为宽泛的定义，那么1776年的夏天可以说正是美国历史即将展开的时刻。在那一年5月到10月这段时间里，人们达成了对于北美独立的一致意见并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他们首次提出关于美利坚共和国的蓝图设想，直面并巧妙应对了足以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那些难题。而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上舰队也不远千里跨越大西洋来到这个地方，打算将北美的叛乱扼杀在摇篮中，它们后来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

这个故事有着两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它们通常因为各自不同的进展而被当作独立的记录讲述。第一条线索是政治方面的，它讲述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是如何联合到了一起，并达成了脱离大英帝国的一致决定。这个故事的中心场景是大陆会议（the Continental Congress），而主要演员（至少在我的故事版本里）有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第二条叙事线索是军事方面的，它讲述的是长岛和曼哈顿的战事。在这两个地方，英国海陆两军给由业余人员组成的北美军队带来一系列毁灭性的重创，然而却错失了所有给这一切画上句号的机会。这个故事的焦点所在是大陆军（the Continental Army），而主要演员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纳瑟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以及一对来自英国的兄弟，理查德·豪与威廉·豪（Richard and William Howe）。

我接下来要提出的论点是，政治和军事这两条线索是这个故事的两面，只有放在一起讲述，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时间，一条线索中的事件会影响另一条的走向，大部分现代学者单独地看待这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但事件的当事者却经历着它的全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推动6月到7月之间在政治上达成关于北美独立的一致意见的，是对英国即将在纽约展开的入侵行动的广泛憎恶。英国军队与北美军队双方的指挥者在多个场合都做出了开战决定，而他们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是意识到了它们将对舆论产生的政治影响。发生在长岛和曼哈顿的那些战斗，更多的是争夺民心的政治竞赛，而并非只是争夺领土的军事行动。

由于已经知道了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结果，我们也因此忽视了这个紧张时刻的复杂特点。在这个时候，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历史正在以一种不断加快的速度向前推进，英国与北美双方——尤其是北美一方——都徘徊在巨大灾难的边缘。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和大陆军的军官们，在难以预料后果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了一连串十分紧急的决策。正如亚当斯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状况不断变化的时刻，他们活在“革命之中”。从定义来看，这差不多意味着，他们在前进的途中正在酝酿着这样一场革命。

有两种信念此时也产生了冲突。第一种信念是，英国的陆军和海军是不可战胜的。而结果证明，这是真的。第二种信念认为，北美独立之事业［通常被当作某种半神圣魔咒一样的“这项事业”（The Cause）］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证明，这一点更是真理。要作为历史学家还原这个紧张时刻的面貌，那么就必然以当时北美与英国双方的那些决策被当事者所提出时的情境来审视它们。而如何评价这些决策，则是由我们身处21世纪的优势地位所自然而然具备的功能。

例如，大陆会议曾做出了一项特别的决策以避免任何对奴隶制问题的考虑，即使大部分代表都充分意识到奴隶制违背了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些原则。在这一点上，亚当斯表露得最明显，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表示，要暂缓美国革命的全面承诺，以确保在独立问题上坚定的一致意见。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一项令人钦佩的、伯克意义上的务实的决议，还是在“推迟正义就是否定正义”这一模式中的道德失败？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下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在东南亚和中东的经历，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远在异国他乡的占领军所面临的困境，他们面对的是当地有着革命计划的敌人。豪氏兄弟运气不佳，他们在现代历史中首次遭遇这样的境地，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会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去相信其他的可能性。从传统的军事观点来看，至少在战术上，他们在纽约战役中的表现堪称海陆联合作战的教科书式的典范。但是我们认为，是一种多少有点受到抑制的帝国主义的力量，改变了核心问题。问题不是“英国怎么可能会输？”而是“他们在事实上是否曾有过能赢得战争的机会？”

如果这样的机会的确存在过，它就应该是在1776年的夏天，当时豪氏兄弟屡次错失在长岛和曼哈顿一举歼灭大陆军的大好时机。机会、运气，甚至天气的风云变幻，都与豪氏兄弟的战略和战术决策一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兄弟俩的这些决策在战后饱受批评，在事后看来，他们所制定的略显谨慎而局限的目标源自对所面临挑战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如果大陆军不复存在，这次反叛的命运会怎样？关于这一点，当时北美方面内部有过不一致的意见。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因为尽管当时大陆军确实陷入过九死一生的险境，但全军覆没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后来的历史的确也让我们知道，一旦豪氏兄弟在战争初期错失了摧毁大陆军的良机，它便永远不会再来。

所以这里要讲述的是美国革命诞生的故事，是那些伴随着整个革命进程的苦难忧患，是政治和军事领域里的那些影响了最终结果的大大小小的决策。它被当作一个故事讲述，这意味着叙事将被设定为最重要的分析方法，而还原这个故事在当事者眼中的本来面目，则必须优先于任何由我们当下的智慧所赋予的观念。

在我们开始打开探索过去的地图之前，有两个看起来很奇特的特征值得一提，因为它们与我们心中所抱有的期待并不相符，因此需要提前在这张地图上被标注出来。

第一个特征是一种独特的荣誉感，那是一种中世纪世界的残余，它仍然存活着，并且无所不在，特别是在18世纪的军事文化中。这种半骑士风格的准则的核心概念就是名声（character）；它认为，一系列被明确界定的原则会一直支配着绅士的行为，特别是在具有高度压力或者危及生命的情境中。被这种贵族的荣誉感所驱使的人将会以某些在我们看来很奇怪的方式行动，比如在枪林弹雨中傲然挺立，而不是卧倒或寻找掩护。将军们在战场上讨论战略战术选择时，也会遵循类似的独特逻辑，因为他们认为撤退是可耻的，会让他们的名声受损。在我们的故事里，华盛顿就是最明显的受荣誉感驱使的角色，如果不用这种18世纪的观点来看待，他在纽约战役（the Battle of New York）中的指挥表现就会显得难以理解。

我们需要在这张地图上标注出的第二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片空白之地。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革命最终创立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后来又成为世界强国，因此人们不可抗拒地要将后来的发展放入这个故事里解读。但实际上，在1776年还不存在共同的美利坚民族意识，即使大陆会议和大陆军可以被视为这种民族意识的萌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各个州之间的所有联盟关系，都被认为是权宜的、临时的安排，广泛分散的北美人口所怀有的忠诚，就其着眼的范围而言，仍然只是地方性的，或者至多只是区域性的。对此外其他情形的设想，就意味着将某种程度的政治统一性强加于更为散乱的现实之上，这也低估了议会和军队的领导者所真正面临的困境。他们正精心计划着以北美人民（他们还没有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名义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挑战做出一次集体的回应。就这一点而言，“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这一术语是具有误导性的。

随着这些警示性标志的出现，让我们回到1776年的暮春时节。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正准备跨越大西洋并送上致命一击，以求将北美的叛乱扼杀在摇篮之中。而与此同时，大陆会议还没有宣布北美的独立，因为温和派的代表们认为与大英帝国开战是自杀行为，而且人们也看不到殖民地人民对北美的忠诚。一支众所周知的箭已然离弦，很明显它将会降落在纽约，那里是英国入侵的明显目标。人们越来越不清楚是否能够达成关于北美独立的一致意见，尽管约翰·亚当斯宣称他知道历史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