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跟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当西方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清王朝却仍旧在封建统治的困惑中打转，嘉庆就是处于这种困惑中最典型的皇帝，他不明白吏治何以这么难整饬。他绞尽脑汁，始终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制度出了问题，他从不怀疑圣王之道。

然而，无情的现实即将告诉清王朝一个真理：圣王之道已经行不通，何况圣王是中国帝王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极少数帝王才能做到内圣外王。可是，当资本主义大潮蔓延整个世界时，即便成为一个圣王，似乎也很难拯救一个国家的命运。

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在圣王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制度。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清兵入关，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都比不上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李自成造反只不过是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中的一个例子，清兵入关也不过是暴力集团发展壮大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并无任何特别之处。而资产阶级革命却宣告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新的思潮、新的制度正悄然崛起。

当乾隆陶醉在十全武功中时，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工业革命。当乾嘉还在纠结于吏治腐败时，北美殖民地爆发了独立革命；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

对这一切，嘉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中国充当西方文化使者的最开始都是一些传教士，顺治对西方传教士采取宽容政策，康熙前期继承了顺治的政策，后来因为罗马教皇的强硬态度，康熙下令在中国取缔天主教。从康熙开始，清廷就一直禁止天主教。嘉庆继承了先辈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当然，像宗教这种东西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对此，嘉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嘉庆年间，还是有三次查禁西洋教的高潮。对嘉庆来说，这不仅是秉承祖制，也是维护国体。嘉庆多少意识到，西洋教传播的这些东西对于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尤其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很有杀伤力。

在对外贸易方面，嘉庆采取了相当保守的姿态，闭关锁国似乎不是嘉庆的错，不过是继承“祖训”而已。嘉庆绝对有权力改变政策，但他没有这么做，最主要是没有意识到“对外开放”的好处。但即使明知好处多多，如果对帝国有风险的话，相信以嘉庆的性格也不会“开放”的。

国家嘉庆一个人说了算，不开放也没办法，但嘉庆还给出了不开放的理由：“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富有四海，难道需要跟那些弹丸小国贸易赚钱？”嘉庆的意思是，我们很富有，没必要跟洋人做生意。嘉庆还给出了一个理由：“外国佬卖的东西全靠在我们内地销售，而这些钟表呢绒等东西，又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我们卖给他们的茶叶和土丝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停止贸易，他们立刻就完蛋。”所以，嘉庆的意思是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上，对这些洋人可以随意鄙视。

嘉庆这些话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更不是他的独创，他不过是重复老爸乾隆的观点。乾隆曾经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国书，意思是：“我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本来是不需要跟你们通商，用你们货物的。但是因为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是你们必需之物，如果我们断了通商的话，会使你们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所以格外加恩体恤，在澳门等地开设洋行，准许你们来贸易，沐浴天朝浩荡的皇恩。”

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乾隆的话中感觉到那份不可一世妄自尊大的狂妄，英王肯定也受不了这种口气，但为了跟中国通商，也只能忍着。一旦他们的国力强大了，难免就不愿再忍了，到时候直接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这就是后来的鸦片战争。

嘉庆限制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防止白银外流。他曾经为此叮嘱广东总督吉庆：“西洋商船来中国，一船的货物往往能赚取大量的银钱，长期下去会导致中国白银越来越少。就说钟表吧，他们不过是用少量的铜铁制成，结果把我们白花花的银子赚走；还有玻璃，在他们那儿不过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原材料淬取，然后做成窗玻璃和屏风，在中国能卖到一个好价钱。他们用无用的东西购买我们有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长期下去会损伤我国的元气。”

就嘉庆当时的认识来说，他能从经济角度考虑国家的元气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嘉庆的担心是正确的，黄金白银是世界的硬通货，如果大量外流，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稳定。但是如果因此而终止和其他国家贸易，也是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实行纸币，不过这在当时太不现实，当时国与国的贸易只能用硬通货。于是，嘉庆便采取了以货易货的方式。

道光年间曾发生白银大量外流的事件，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全民的经济生活。这说明嘉庆多少还是有一些先见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