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朝，外商想要来中国贸易，必须停靠在广州港口。

雍正三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有十艘，其中英国船只有六艘，法国船只一艘，其余是南洋一些小国的船只。这些洋船带来的商品并不多，主要是一些黑铅、哔叽、胡椒、檀香、苏木等物品。当时的署理广东巡抚常贲说：“没多少货物，大半都是一些外国的银钱。”

来到广州的外国船，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律停靠在黄埔港口。之后是严格的管理，船上的炮位由中国官员卸下来，暂且保存，离开时再发还。水手等人都要在船上等候，不得上岸，然后由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中国与外贸无关的官员，一律不得进入外商船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外商船只就必须离开。

与外商谈生意的官员又叫洋商或者官商，当时外号是“十三行”。雍正三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门让其中的六家商行处理外贸事务，这是清政府垄断外贸的一个措施，官商勾结，不让民间商人介入。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有渊源的。

当政府介入并垄断外贸时，要想没有腐败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些负责外商的官员贪污情况非常严重。当有人说杨文乾贪污时，雍正根本不信，他认为杨文乾是个一心为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员。所以当其他人揭发杨文乾时，雍正不仅不相信，还保护他。

真相出来的时候，雍正感到很意外，杨文乾的贪污情况让人发指。广东海关每年额定税收是四万两银子，杨文乾却以溢耗之名将多得的十一万两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对于外商带来的银两，杨文乾每两要抽三分九厘，中饱私囊两万两银子；根据清政府的规定，红颜色和黄颜色的绸缎不准出口，杨文乾却私下里允许，每匹绸缎抽银七钱，这一项得银一万两；外商船只回去之前，杨文乾不管他们买了多少货，根据他们携带的银两，每两加抽一分，获银四万三千两；此外，杨文乾还以孝敬皇上为名（其实是留着自己用），从外商船上挑选精巧的物品，这笔钱由洋行的中国商人支付，计约万两。

总的算下来，杨文乾贪污二十万两。

杨文乾这个人是雍正手下一个能干的大臣，在其他方面非常清廉，偏偏涉及外商时就贪污无障碍。雍正洞察出了他的心理：“以为外商之事无关国计民生，贪污多少，都不会有损中国百姓，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又能自我感觉清廉。”事实上，很多官员跟杨文乾的想法很类似，在其他地方当官很清廉，到了洋行就本性大暴露。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跟他们的愚昧是有关系的，对外商盘剥，无疑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回国之后肯定要说你坏话，这是损伤国体；其次，你这么做，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做生意，长此以往，没人愿意跟你交流，中国的经济必然落后。

当然，雍正也没有过分为难杨文乾，仅仅是让他吐出赃银，调换工作岗位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其实早在雍正时，就对鸦片非常警惕。那时卖到中国的鸦片还很少，但雍正已经下令严禁贩卖鸦片烟。七年，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在陈远家中查获三十三斤的鸦片，陈远被判处充军之罪。陈远觉得自己冤枉，说他的鸦片是药用的，不是鸦片烟。巡抚刘世明交给药店鉴别后，发现确实是药用鸦片，还没有制成烟，便将陈远无罪释放，但是鸦片要没收。

刘世明本想参李治国审案不明，又怕世人误会，以为解除烟禁，所以给雍正一道密折。雍正的看法是：“李治国在此案上虽然有欠明察，但也是因为实心办事过于仓促，情有可原，不参他是对的。至于没收陈远鸦片就不对了，如果这个人确实犯法了，就应该绳之以法。如果没有犯法，那干吗还要把他的东西储存在府库里。小民们生活不容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血本，本来就错怪了他，就更不应该夺了他们的生计。即使是想留着日后作证据，也没有必要全留着，留一些样本就行了。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身为封疆大臣，千万别因为事情小就无所谓。”

在对广州外商进行严格管理之外，雍正的眼光也没有放过澳门的外商。在康熙末年，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贸易，结果澳门的外国人揽过这笔生意。他们不断地增加船只，扩大交易，在雍正初年已经有二十五只洋船了，澳门领土上居住着三千五百多西洋男女。

元年，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请在澳门增设官兵，随时准备弹压。第二年，孔子的六十六世孙孔毓珣提出建议：“澳门现在有洋船二十五只，我们给他们限定，不能超过这个数目，船只坏了可以修，但不能再添，防止他们贸易扩大后，会有更多的西洋人过来居住。葡萄牙派来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更换，但是其他的人随船来随船去，不可以在澳门逗留。”

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议，限制了洋人的贸易活动，那些在澳门的洋人必须遵守清朝法律，还得缴纳赋税，如同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