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建隋，从前到后一共用了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创业史里算是比较容易的。清代学者赵翼甚至说：

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古来得天下，没有比隋文帝更容易的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这样的。杨坚能当皇帝，确实具有一定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就是周宣帝暴崩、北局主幼国疑，方便了杨坚夺权。此即所谓得国于孤儿寡母之手。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所谓的偶然性背后，往往有些必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杨坚建隋也一样。虽然事出偶然，但是，就在此一偶然性事件之前，已有足够多的历史铺垫了。

什么样的历史铺垫呢？我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

先看天时。所谓天时，即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分裂，已经到该结束的时候。

自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中国北方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北魏时期，魏孝文帝施行汉化改革，但是，因损及六镇鲜卑的利益，引发“六镇起义”，汉化进程又被打断。后来，由北魏分裂而成的西魏和东魏都重新出现胡化的倾向。

当年，宇文泰建立府兵制，统兵的汉人将领均赐给胡姓，杨坚的爸爸杨忠即被赐姓为普六茹。杨忠有生之年一直叫普六茹忠，而杨坚在三十多岁前，也一直叫普六茹坚。事实上，不仅他改姓普六茹，他所统的士兵也都跟着他改姓普六茹。这是想要让汉人，特别是有军事权力的汉人将领认同于胡人，让所有士兵都成为胡人的部落兵。

但是，西魏毕竟是以少数鲜卑将士统治关中地区，这就陷入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要想站稳脚跟，不可能完全忽视汉人的力量。所以，虽然一方面在主观上推行着胡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客观上的汉化也在悄悄地渗透。西魏时期，宇文泰就模拟《周礼》建立六官制度，试图通过继承汉族古制，打造文化基础，赢得关中汉人的认同。

到北周以后，汉化倾向更为明显。北周武帝实行兵制改革，允许汉人参军，从此，汉人士兵逐渐成为北周军队主力；而周宣帝虽然是个不肖子，但是在推行汉文化方面倒是完全继承其父衣钵，甚至更激进。事实上，周宣帝是着汉人衣冠登基，在他统治下，百官官服都改成汉服。

更重要的是，周宣帝为加强皇权，打击元老重臣，重用一些没有根基的汉人小臣，使得官僚队伍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

在杨坚建隋的过程中，支持他的文官刘昉、郑译、李德林、高颎，无一例外都是汉人。甚至连平定三方的武将韦孝宽、王谊和梁睿也都是汉人。这说明，汉人出身的官僚已占据北周官僚的主体。

中原地区居民原本就以汉人为主，现在，兵是汉人，官也是汉人，那么，让汉人当皇帝也就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汉人能当皇帝呢？当时各少数民族毕竟已在中原大地活动了两百多年，他们不仅仍有很强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且，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也已经在中原地区打上深深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纯粹的汉人也无法承担统治重任。新时代的统治者既需要是汉人，又不能是纯粹的汉人，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最合适呢？杨坚这样的人最合适了。

从身分上讲，他是汉人，可以得到广大汉族官兵的拥护；但是，他又是在鲜卑政权体制下长大，而且还和鲜卑族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他的夫人不就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吗？他的女儿嫁给鲜卑皇帝，这使得他同样可以得到胡人认可。

换言之，杨坚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这也是他能够当上皇帝的深层因素。能产生这样一个既体现着民族融合的精神，又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导人委实不易，如果从三一一年“永嘉之乱”算起的话，中国已经摸索了整整两百七十年。以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为杨坚登基做铺垫，这个天下得来并不容易。

当年，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登上月球后，曾经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其实，这句话放在杨坚身上也同样成立，改朝换代，是杨坚的一小步，但是，重新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多民族因素的国家，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