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的狂暴屠杀和劫掠，漫无限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祸。在战乱中生产极其困难，有时人民需要背着盾、带着弓箭到地里劳动，为了生活与生产，大量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投身坞壁主或在部落贵族的武装庇护下成为荫附户口。各族政权为了便于奴役，常常通过军事征服把各族人民迁到自己国都周围；一个政权消灭，另一个政权建立，随着统治中心的转移，又进行另一次的迁移。这种频繁的迁来迁去，使人民的生活与生产更加不能安定。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国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经过流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成汉政权地处西南，李雄统治的三十年内（304～334）“事少役稀，百姓富实”，益州成为全国最安定的地区。在北方，前凉统治的河西走廊和前燕统治下的辽河流域，都比较安定。西晋末年乱时，中原人民纷纷避难，大致黄河以南的人民南下江南，关中秦、雍地区人民小部分南流巴蜀、荆州，大部分西迁河西走廊，河北人民北入辽东、辽西。前凉、前燕地处边远，地广人稀，大量人民的流入提供了开发荒地的劳动力。前燕慕容皝统治时（333～348）开放供贵族游猎的官地，仿照曹魏分成办法，使流人佃种，显然有利于荒地的开发。前凉的农业、畜牧业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六十年（317～376）较稳定的政局，保证了自古以来著称的丝绸之路畅通，凉州州城姑臧成为国际、国内东西使节、商旅往来的枢纽。

黄河南北与关中地区是遭受战祸最剧、社会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但在战事间歇期间，有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不得不推行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使被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后赵石勒经过一番杀掠，在占领河北后颁布的租调征收额相比西晋轻减，还曾派使者出去劝课农桑；石虎统治之初（335年左右），征集的大量租谷，下令每年输送一百万斛到京都，其余储藏在水道旁的粮仓。大量租谷当然为剥削农民所得，但也表明后赵境内农业有所恢复。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治比较清明，苻坚信任汉人王猛，抑制氐族权贵，奖励关心农业生产的清廉官吏，史籍称赞当时“豪右屏气，路不拾遗”，平定前燕后，据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从国都长安到境内各地商贩在驿道上往来不绝。这些话虽不能尽信，也反映了继前、后赵破坏之后，关中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这时获得恢复和发展。继前秦的后秦姚兴统治时（394～416）虽然兵戈不息，但也还注意政治，曾下令解放百姓由于饥荒而自卖的奴婢，并注重刑罚，惩治贪污，这些措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前秦末年大乱后关中经济的恢复。其他如西凉李暠（400～417年在位）在玉门、阳关扩大耕地，注意农业，史籍记载“年谷频登，百姓乐业”；北燕冯跋（409～430年在位）曾减轻赋役；南凉秃发乌孤（397～399年在位）也注意农桑。他们统治的一隅之地也曾为生产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