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和农业耕作状况

春秋时各国都普遍实行井田制。据《左传》，楚人“井衍沃”，郑“都鄙有章”，“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所谓井田，是指田地被分划成整齐的小块，田间的土埂和沟洫成为田与田之间的一种界限。《国语》说齐桓公时，管仲以为“井田畴均则民不憾”。这是为了消除农民之间的不满情绪。所以强调把田地一定要划分成等量的面积。另方面则出于对农民征收赋役的需要。与此同时，农民也被组织起来。如《国语·齐语》说齐国是“制都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把许多分散的农户，纳入这类村社组织之中，再派官吏去管理，可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后来郡县制下的乡里制就由此演化而来。

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农民仅有使用权而已。井田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小块的私田由每户农民去耕种，收获归己。公田则由大家通力合作，收成归国家或贵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种公田的积极性日益衰退，从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于是各国对税收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齐在桓公时就已实行按地亩征租税，鲁则在宣公十五年（前594）也宣布“初税亩”，长期以来的力役租被履亩而税的实物税所取代。

除田税外，农民还要在有战争时向国家交纳军赋。军赋按井征收粮食、草料和牲畜。由于战争频繁，国家不断加赋，如郑作丘赋，鲁季孙“用田赋”，都是违反旧制而加重农民负担的一种新措施。

除划分为井田的用地之外，还有不划井的零散土地。如《周礼》说在国都附近有官田、士田、贾田、赏田等。官田、贾田是分给供职于官府的小吏、工商的禄田，士田是授予士家属的份田，《孟子》所说的“士有圭田”，即指这类形状不规则的田。这些田的最高所有权也属于国家。当时卿大夫之间土地虽可以转移，但在小贵族和平民中缺乏土地所有权，特别是买卖土地的现象还未曾出现。《礼记》说：“田里不鬻”，与当时实际状况相符。

耕作状况

春秋时农业工具仍以木、石制品为主，耕作工具多为木制的耒耜。青铜农具甚少，仅在春秋末，今长江下游一带才有过较多的铜农具。由于工具、技术都和西周相差不远，故耕作时仍需共同合作，耦耕到春秋末年还未绝迹。

由于农业受工具、施肥等条件的限制，土地仍需轮休。《周礼》说：“不易之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即田地休闲的时间不等，长的两年，短的一年，也有不需休闲者，不过数量较少。《左传》中所说的“爰田”，和《周礼》中的“一易”“再易”之田相似，说明休闲田的普遍存在。

手工业和商业

手工业分民间的和官府的两种。民间如纺织不过是家庭的一种副业。官府工业则具有较大规模，《周礼·考工记》提到的工种有攻木、攻金、攻皮和刮磨、抟埴等项，冶铁业大约出现于春秋末，但很快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商业和手工业相似之处，除民间的相互交易外，就是有官府经营或控制的工商业，《国语》中的“工商食官”，正反映出手工业、商业都以官营为主的这一特点。在各国中，可能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郑国的商业较为发达。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关郑国商人的情况颇多，其足迹遍于周、晋、楚等国。商人在出卖贵重物品时，必须取得官府的许可，说明商人尚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

鸟形铜盉
山西太原金胜村附近晋国正卿赵氏墓出土。是一种酒器，为先秦时期青铜器的精品。

在大的都邑中，都有专为交易所设的市，如《左传》提到郑、鲁、齐、晋诸国的市。当时民间交易仍以物易物为主，但布、帛之类已作为一般等价物，起到货币的作用。而使用金属铸币则较晚，《国语》记周景王铸大钱是在公元前524年，现在所见到的铜铸空首布，其中有一部分当为春秋末年所做。

庶人、工商和奴隶

庶人，或称众，是靠农耕而自食其力的人数众多的平民阶层，也称小人，以区别于贵族身份的君子。《国语》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庶人多居于野中，故又称为野人，或称为甿。庶人不同于贵族之处是，只有小家庭而无家族组织，故无氏，时人称庶人为匹夫匹妇。

庶人劳动所得，其中一部分要上交，成为国家或贵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租税外，庶人负责沉重的徭役，他们要为国家或贵族筑路、修城和建造宫室。庶人一般都被束缚于土地上面，缺乏迁徙的自由。尽管庶人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也能拥有一点财产，其中包括少量的牲畜。

庶人以农穑为其职业，有时也可在官府充当秩位卑微的府史，有军功者有进仕之权利。在天下无道时，庶人可以议政。《左传》说：“国将兴，听于民”，即认为君主能听于民，才能使国家走向兴盛和发达。由于民在一国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故各国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都对庶民十分重视，提出了利民之类的政治主张。

工、商与庶人的社会身份比较接近。当时所谓的工商主要是指为官府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与后来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工商业者是有所不同的。工商本人有官府之廪给，其家属则仍需耕种官府颁发的“贾田”方能生活。

工商都居于国中，身份世袭，不能随意改变职业。但与庶人一样，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当官府苛求不已时，工商往往起而反抗，其中以卫国最为突出。春秋晚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渐从官府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因走向独立经营而致富。如春秋末，晋国绛地之富商可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越的范蠡最后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之间，成为孔门弟子中最富裕者。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为以后战国进入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阶段奠定了基础。

奴隶名称不一，一般称为臣妾，也有称为仆、竖或牧、圉者。卿大夫家中都拥有较多的奴隶，奴隶往往来自于赏赐，如晋景公曾赏给克狄有功的魏桓子“狄臣千室”。除私家外，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尤以罪犯奴隶为多。所谓的奚、罪隶、胥靡就是指这一类的奴隶。《国语》说：“皂隶食职”，即罪隶因有职事而受到官府的供养。

臣妾或仆、竖一般多从事家内服役，而牧、圉则是专管牧放牛马的奴隶。官府还有一批具有手艺的奴隶，如《左传》有鲁的孟孙曾贿赂给楚人“执斫、执针、执纴皆百人”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是木工、缝衣工和织工。《国语》说当时有所谓隶农者，即使获得肥沃的土地，但收成多少都和自己无关，当是从事于农耕的官奴隶。由于农业劳动中以庶人劳力为主，故奴隶劳动在生产中起不到支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