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老人家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常常会说：马虎子来了。小孩听大人说得如此严肃，也会安静上一阵子。这吓人的“马虎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其实，马虎子真正的读法应该是麻胡子，大名叫麻叔谋。而说起麻叔谋的可怕之处，又涉及隋炀帝时期一个最著名的工程——开凿大运河了。

隋炀帝修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有名的程度和秦始皇修长城属于同一个重量级别。基本上，人们只要想到秦始皇，就会想到修长城；想到隋炀帝，也一定会想到开凿大运河。如果隋炀帝的一生，只允许探讨一件事，那么，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要探讨的一定就是大运河。既然大运河如此重要，那么就要了解一下，隋炀帝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大运河究竟是怎么修成的？还有，大运河对隋炀帝、对中国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就在大业元年（605）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刚刚下令营建东都洛阳之后四天，他又下了一道新的命令，征集百万男丁，开挖一条水道，把黄河和淮河连接在一起，这条水道就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叫通济渠。

营建东都本来就是一项重大工程，既然一项重大工程刚刚开展，应该是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比较紧缺的时候，为什么隋炀帝非要在这个时候再上马一项新的大工程？关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原因，有两个流传最久的解释，一个是游江都，另一个则是压王气。

这两个解释，其实都出自一本唐朝的笔记小说《炀帝开河记》。根据《炀帝开河记》的记载，隋炀帝有一次看到一幅《广陵图》，立马就呆住了，眼睛盯着画一动不动，好久都不愿意离开。萧皇后很奇怪，就问他：这画怎么那么好，陛下都看呆了？隋炀帝说：“朕不爱此画，只为思旧游之处。”我不是爱这幅画，只是怀念以前游览过的地方。

于是左手搭在萧皇后肩膀上，右手指着图上的山水、村落、寺宇，一一讲给萧皇后听。萧皇后明白，隋炀帝这是思念扬州了，就提议：“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既然想念扬州，何不前往游幸呢？

隋炀帝一听，很是动心，第二天就召见大臣，说要坐大船，走水路，下扬州。

这条水路怎么走？隋炀帝说，可以先进入黄河的支流汴河，从汴河到黄河，再进入东海，然后再从海路到淮河，再到扬州。可是，他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就有大臣表示反对，说这样走必然经过孟津，那个地方水流湍急，不安全。

怎么办呢？萧皇后的弟弟萧怀静提议道：最近有术士说睢阳（今属河南商丘）有王气，这个说法不能小觑。如今既然陛下想走水路，天然水路又不安全，还不如人工挖一条水路，从汴河一直挖到淮河，这条水路肯定经过睢阳，这样一来，不光是交通安全问题解决了，顺便也把睢阳的王气给挖断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隋炀帝觉得很有道理，马上下令执行，这才有了大运河。

按照这种说法，开凿运河就是隋炀帝怀旧和迷信的产物。这样的解释可信不可信？当然不可信。它有两大问题。

第一，《炀帝开河记》作为笔记小说，硬伤太多了。比如，它说隋炀帝在当皇帝之前是陈王，这当然不对，众所周知，他的封爵是晋王。还有，说萧皇后的弟弟叫萧怀静也不对，遍查史书，萧皇后的兄弟都是单名，而且排斜玉旁，比如萧琮、萧瑀等，兄弟们的表字都带一个“文”字，如萧琮字温文，萧瑀字时文，绝对没有一个叫萧怀静的兄弟。连这么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这本小说的整体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第二，这部笔记小说把隋炀帝说得过于迷信了。听说睢阳有王气，就兴师动众地挖一条大运河去厌胜，这完全不符合隋炀帝的性格。此前提到过，隋炀帝改元大业，有人说大业的“业”字（繁体字作“業”），可以拆成一个“苦”字和一个“末”字。所以，“大业（業）”就是“大苦末”，不吉利，隋炀帝不为所动，照样用大业做年号，可见隋炀帝是个相当理性的人，并不迷信。既然如此，他怎么会因为一个荒唐的王气之说，就启动这么一项大工程？这实在太贬低隋炀帝了。

读者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就算如此，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下扬州总没有错吧？这个说法其实半对半错。

先说半对。可以肯定，开凿大运河确实和隋炀帝游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业元年（605）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下令开挖通济渠。而在三天之前的三月十八日，隋炀帝已经下诏，宣布要游历淮海。而且，当年八月通济渠和邗沟开通，隋炀帝马上就沿着运河下扬州了。这说明隋炀帝挖运河与下扬州确实息息相关。说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下扬州，并没有错。

那为什么又说半错呢？因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好，下扬州也好，都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情感或者喜好问题，而是有着复杂和深刻的背景，其中有两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南方的政治稳定。

第二，南方的经济发展。

先看南方的政治稳定。隋朝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和南边的陈朝三部分构成的。隋文帝虽然用军事手段把三部分整合在一起，但是，作为被征服地区，东边和南边一直不太稳定。开皇十年（590），南方不是曾经全境皆反吗？南方一旦发生叛乱，就需要隋朝做出反应。可是，隋朝的都城大兴城远在西北，山遥路远，信息不畅。另外，即使信息通了，如何从北方调集兵力、财力到南方，也是一件麻烦事。

要知道，在人类发明铁路之前，人员也好，物资也好，只要是大宗的运输，就数走水路最方便，因为水力比人力、畜力都强大多了。可是，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除了西北的额尔齐斯河和西南的澜沧江，鲜有南北走向的水道。这样一来，如果想把北方的士兵运到南边，就会相当不便。

杨广是当年平陈战争的统帅，又亲自参与南方平叛，此后坐镇扬州十年，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怎么解决呢？他一上台，先营建东都洛阳，要在东部地区建立政治中心，目的就是及时对东边和南边的事态做出反应。

与此同时，他还要开凿大运河，利用人工水道把北边和南边联系起来，这样也好解决战争状态下运兵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当时，开凿大运河首先是江南维稳的需要，也是维护统一的需要，是一个政治举措。只有考虑到这个因素，才能解释为什么隋炀帝刚刚下令营建东都，随即就下令开凿大运河，然后马上巡游扬州。因为在隋炀帝看来，这三件事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再来看第二个背景，南方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凿大运河，可不是单向的政治考虑。它除了能把北方的军队运到南方之外，还能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江南开发。

在更早的秦汉时期，江南地区还一片荒芜，人烟稀少，非常落后，在整个国家中的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关西，经济中心在关东，都属于黄河流域，所以，跟一江春水向东流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很多北方人都到了南方，南方逐渐被开发，成了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

到隋朝的时候，南方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而且发展后劲十足，俨然是成长最快的经济区，这就不能忽略不计了。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而政治中心还在北方，两个中心无法沟通，这样一来，原来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成了问题。隋炀帝镇守江都十年，对这种形势的改变认识得非常清楚，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也有必要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

这样看来，大运河的开凿有着非常严肃的政治、经济目的，是隋炀帝判断形势、高瞻远瞩的结果，绝不是帝王享乐或者是迷信这样肤浅的理由所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