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元和中兴 中兴:一朵刹那凋零的昙花
实际上,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之后,宪宗李纯就开始变了。“淮西既平,上(宪宗)浸骄侈。”(《资治通鉴》卷二四○)
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一改从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由于当时淄青、成德等镇都尚未平定,禁军大将张奉国、李文悦私下认为,此时朝廷仍是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他们又不敢抗命,只好请宰相裴度代为劝谏。
裴度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就在一次奏事的间隙,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宪宗一听,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了宰相,顿时火冒三丈,几天后就把张奉国和李文悦双双贬谪了。等禁军修完麟德殿,宪宗像是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命禁军疏浚了龙首池,另外又建了一座全新的承晖殿。
裴度知道自己怎么劝也是白搭,只好把嘴闭上。
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地上马了。于是,国库的钱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往外流。
为了平衡收支,也为了获得更多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就跟晚年的德宗如出一辙。当时,朝中的两个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出了发生在天子身上的微妙变化,赶紧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在财政收入的大蛋糕上划出了一块专供皇帝的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羡余”,每个月都准时送进天子的小金库。
这两个人,一个叫皇甫镈,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另一个叫程异,时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
可想而知,这两个聪明人很快就博得了天子的宠幸。
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有跟裴度等宰执大臣商议,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皇甫镈和程异为宰相。
诏书一下,朝野哗然。
虽然本朝历史上多有财政大臣入阁拜相的成例,但其人选通常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而现在的问题是,皇甫镈和程异的资历、品行、德望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比如皇甫镈,据说就是靠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上位的,这种人要是当了宰相,整个朝廷岂不成了权钱交易的乐园?
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满朝文武骇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
宪宗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了裴度的极大不满。裴度当即和另一个宰相崔群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可宪宗却置若罔闻。
裴度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只回了两个字:不准。
裴度忍无可忍,再度上疏,说:“皇甫镈和程异都只是‘钱谷吏’‘佞巧小人’,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那臣只好告老还乡。臣要是不辞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要是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陛下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
宪宗看见这道奏疏时,气得脸都绿了。
裴度居然把他最宠信的两个大臣说成“佞巧小人”,这不明摆着骂他有眼无珠吗?
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仅仅是上面那些,而是裴度在奏疏最后说的这一句:“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资治通鉴》卷二四○)
这句话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犯得着如此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
在宪宗看来,裴度对这件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问题并不是出在皇甫镈和程异身上,而恰恰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表面看来,裴度坚决反对这项任命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可事实上,此举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什么动机?
四个字:把持朝政。
身为首席宰相,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此时的裴度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此情况下,他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到相位上分享他的权力,所以才会死活不让皇甫镈和程异入相。
说白了,裴度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压异己,其目的就是要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宪宗更加确信自己提拔皇甫镈和程异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们一年能进贡多少“羡余”,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的角度来说,这项任命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
所以,看完裴度的奏疏后,宪宗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最后,皇甫镈和程异还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进入了宰相班子。
从“宰相风波”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裴度留在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淄青尚未平定,朝廷在军事上还不得不倚重于他。
可尽管如此,宪宗还是没有忘记敲打裴度。
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等人的面,说:“身为人臣,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至极,希望诸卿好自为之!”
听到这种话,皇甫镈表面诺诺,心里却不住窃笑。
因为谁都听得出来,这话是说给裴度听的。
面对天子不点名的批评,裴度坦然自若地回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则向来以利益相交,因此才被称为‘朋党’。”
宪宗冷笑:“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裴度不卑不亢地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其实,类似的君臣对话在宪宗一朝已经多次重演,一点也不新鲜。比如几年前的宰相李绛,就曾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说到底,所谓“朋党”云云,往往只是个幌子而已。李绛和裴度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他们没有私欲、一心为公,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
这就叫功高震主。
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就消失殆尽了。短短两个月后,宪宗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将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裴度,却只能黯然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
没有人为他送行。
只有灞桥边上绿意盎然的两行垂柳,无言地目送他远去。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高贵的动物,但没有人能否认,人同时也是最多欲、最贪婪的动物。穷困潦倒的时候,人人渴望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渴望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又想要流芳百世,真的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事功之后,人又会想要什么呢?
四个字:长生不老。
宪宗李纯虽然是真龙天子,不用像普通人那样白手起家,可他对金钱、权力、成功的渴望,却丝毫不亚于普通人。他当上皇帝的时候,国库里的钱不多,小金库的钱更少,而天下的藩镇又天天跟他叫板,所以他需要用钱来发动战争,然后通过战争摆平藩镇,最后成就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
如今,李纯什么都有了——既不缺钱,也巩固了权力,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自然要考虑长命百岁的问题了。
早在元和十三年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开始频频征召天下方士。皇甫镈赶紧投其所好,向天子举荐了一个叫柳泌的方士。此人自称能炼出长生不死的丹药。宪宗大喜,立刻召柳泌入京,让他住进兴唐观,专门为自己炼药。
柳泌在兴唐观里埋头鼓捣了一段时间,没搞出什么名堂,怕自己脑袋不保,就忽悠宪宗说:“天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灵草。如果派臣去当那里的地方官,保证能炼出长生之药。”
很显然,这个大忽悠是想找一条退路,离皇帝远一点,一旦事情败露,他就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可宪宗却对柳泌毫不怀疑,二话不说就任命他为代理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赐三品金紫衣,命他即刻走马上任。
谏官们得知此事,大感荒谬,纷纷上疏反对:“历代人君喜欢方士的很多,可还从来没有让他们当地方官的。”
李纯不以为然:“如果竭尽一个州的力量,就能换来人君的长生不老,做臣子的又何必吝惜?”
群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柳泌在台州逍遥了一年多,天天驱使官吏和百姓上山采药,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柳泌不敢再忽悠了,慌忙带着老婆孩子逃进了山里。他的顶头上司、浙东观察使得知柳泌弃官而逃,赶紧派人去追,最后总算把他抓住,派人押回了京师。
按理说,这个大忽悠这回是必死无疑了。
然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因为当朝宰相皇甫镈罩着他。
一看柳泌露馅,皇甫镈唯恐承担连带责任,便千方百计替他求情。当时宪宗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估计脑子也糊涂了,便又既往不咎地任命柳泌为翰林待诏,让他继续炼丹。
面对如此“钟情”于自己的天子,柳泌在心里哭笑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把忽悠进行到底。
随后的日子,兴唐观便日夜弥漫着浓酽而神秘的药香。没人知道柳泌每天都往青铜大釜里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都有许多丹药出炉,旋即被送进了宫里。
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如获至宝,每天准时服用。
很快,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发现,天子的气色越来越难看,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
起居舍人裴潾忍不住上疏,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士越来越多,臣不免心生疑惑。纵使天下真有神仙,也必然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怕被人知道,哪有拼命跻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技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岂可轻信他们的话,乱吃他们的药?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所能承受的。陛下若不信,臣请陛下让献药者先吃一年,则真伪自辨。”
宪宗吃药正吃得上瘾,一见此疏,勃然大怒,当即把裴潾贬为江陵县令。
很显然,此时的李纯已经听不进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而所有阿谀谄媚之辞,他则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底,以皇甫镈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议着要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的基础上,再加上“孝德”二字。
这显然是很无聊的文字游戏,不过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场就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最讨巧。既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轻轻松松就能讨领导欢心,大伙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李唐朝廷也不全是摇尾派。
比如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在里面了,没必要再加。”
皇甫镈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里,说:“崔群居然对陛下吝啬‘孝德’二字,无人臣理!”
宪宗大怒,当即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湖南观察使。
种种迹象表明,自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死了。眼下的宪宗李纯,只是一个脸色青黑、目光散乱、行为乖张、性情暴戾的中年男,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专心致志地追求财货、贪慕虚荣、幻想长生的昏庸帝王。
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就了他的奋发有为,可终于到来的巨大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而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变成一朵昙花——一朵刹那盛开又转瞬凋零的昙花。
其实,早在元和十四年夏天,也就是裴度被贬谪出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正直而清醒的朝臣,不无悲凉地向宪宗进了一番忠言。
进言者叫李翱,是个史官。他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一句话是——“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当然,忠言都是逆耳的。李翱的奏疏旋即被宪宗抛诸脑后。
而后来的历史果然被李翱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