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

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

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

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

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

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

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

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

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

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

李绛当即拜贺：“若能如此，诚乃社稷之福。”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绛的计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发了内讧，并很快就归顺了朝廷。

这诚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这并非李绛之福。

因为，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也就到头了。